草根家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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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么书，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书。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奇书网。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带几把玉米粒。谁知道头一回就让队长给发现了，别人会装，母亲不会。（此节未完，请待续作者注）

　2　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　　（2）

2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2）

这可是违犯粮食政策的严重“罪行”啊！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一个星期的食堂伙食供应。惨了，一家人靠吃什么活着？只有野菜充饥啦。

事发的时候，父亲早就调到很远的学校了。听说之后，他当即决定搬离那家窝棚，到离那里以北6华里的二道房定居，免得再出什么不愉快的麻烦来，因为“告发”母亲的正是我们的房东。

在姓郭的房东那住，我们是“二进宫”了。1957年晚秋时节，我家搬出了那家窝棚，搬到离那20多里路的郭家沤麻坑，父亲调到那里教书半年多了。1960年春又搬了回来，还是住在老房东那。

我们去的二道房，严格说叫“大桥”，北面紧靠沈北大堤，东为沈法公路，西临现在的二道房村，与其接壤。我们要去的地方属于德盛堡村。

可惜“德盛堡”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了，如今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名就是这三个字。我第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都是“德胜堡”！很多人干脆称“德盛堡”为“得胜堡”，这么叫，也这么写，遗憾了！要晓得，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下文再说吧。

搬家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次搬家竟是搬进了马老师的家！

马老师同父亲是老同志了，早年就十分熟悉。马老师在父亲从新安堡学校调出来后，转到二道房学校教书，家也从那家窝铺搬到了大桥。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可骑，老师们自好人走家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

搬家那天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马老师没有在家里，是父亲和马老师的夫人商量好的。等马老师回来，父亲又上班走了。

马老师莫名其妙地撞上了我们一家7口，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整个脸都是埋怨与怒气。他冲着马师娘喊：“你怎么乱当家，两家人住一个屋，怎么过日子？”

是的，那是两间很狭窄的土草房，房主姓刘，受不了饥饿跑到黑龙江找饭吃去了，马老师就在那暂时蜗居，用不着花房租。

马老师吵吵嚷嚷，气得他浑身直哆嗦，看来一时半会不会停止下来。他这样对待我么一家人，就是“逼寡妇出门”。母亲和我插不上话，也没有话可说。奶奶一个劲地赔不是：“马老师，你别着急，我们搬家也很急，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宿的，会搬走的。”

马老师没有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呼呼地喘气……

果然，我们一家只在那住了两宿，也让马老师委屈了两宿，就搬走了，搬到后街的李老奶奶那。

李奶奶的年龄比奶奶稍大些，可看上去要比奶奶老多了。老人家满脸的皱纹，尖下颚，两腮也凹了下去，使得脸更加消瘦。她是个很热心的人，说话也是快言快语的，我们去了，像是欢迎久别的家人。所以，那屋子虽然很窄小的，倒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感到宽敞得很。

这两间土草房和马老师住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却住了三家人。我们没去时李奶奶自己住里屋的南炕，北炕住着老孙家四口，一个大婶领着一儿两女。孙大叔不在家，跑“盲流”去了，说是在黑龙江。

现在，一铺不是很大的南炕，怎么能住得下李奶奶和我们两家人啊。没有办法，我的妹妹们就去孙婶那挤。算起来，这个不足14平米的里屋，一共住了12口人，整天都像笼屉里的饺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翻个身都很难。

李奶奶一个人生活，在那年月比人口多的人家好维持。在兄弟妹妹的心里，李奶奶吃的饭菜就是过年，令他们垂涎。李奶奶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掉在人家的饭碗里了。所以，每到李奶奶吃饭的时候，妈妈或是奶奶就令他们到外面走走，尽管那时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了。

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3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书，就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通知书”的，他说全校近350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书，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书，体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情感压抑）　（1）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情感压抑）（1）

父亲从解放前工作伊始到他离休，先后共调转了9次。于是，我也成了“走马灯”似的学生，小学6年间，我到过四个小学校读书。

1957年深秋，我来到最后一所小学——郭家沤麻坑小学，后称“郭家小学”。那时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这个学校成立得晚，第一次有6年级的大学生。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

有一天，父亲对我郑重地说：“你可得考上初中啊……”

他往下欲言又止，仅仅是这么半句话，那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和我最重要的惟一一次谈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给我打点酒去。”他高兴了就要喝酒，我就拿起酒壶而不是酒瓶子，按钱数到商店买二两散酒，回来一分不剩，他也一喝而光。那时候喝酒的人太少了，谁有钱买酒喝？逢年过节一般人家都不会买酒，喝酒是叫人家笑话的，说你不会过日子。父亲喝酒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会说，“还是人家‘李校长’，比不了啊”。话语中，充满了艳羡。

从那次谈话中可见，父亲对第一届毕业生给予很大的希望，对我更是，这也是他想证明自己领导能力、水平最关键的时刻。我懂得，他更不想让别人说“‘校长’的孩子都没考上，只会喝酒……”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像被酒精刺激了的人，不想说的话脱口而出，不想做的事一夜之间就成了事实。于是乎，教育也大跃进了，新民六中的招生，也从前两年的每年只招收两个班级，变为招收四个班级，翻了一番。在以往，每个学校只能考上几名中学生，有的学校干脆一个都考不上。现在希望大大的有了，各个小学也要来个大跃进，跃进这个龙门。

到了郭家沤麻坑小学，那年冬天老师没有放假，都到县里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去了。快过年的时候了，父亲他们才回来，我才得知教我们的张老师被定为右派份子。张老师开学就掏厕所，接受改造，后来干脆解职回家到农业合作社（就是后来的生产队）劳动改造。

新学期开始，唐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他的口碑很好，很快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也来个教学成果的大跃进。

唐老师叫唐国仁，是师范学校新毕业的老师，家在义县。唐老师个头不高，白脸膛，很敦实，说话有时候略显语塞，但“磕巴”得不是那么严重。他爱笑，笑的时候很少出声，最多“嘿嘿”两下就结束了。别看他有那么一点点口吃，但吹拉弹唱不碍一点事，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那一手。和马国忠老师比，唐老师不仅多才多艺，教学上更是胜他一筹。他是科班出身，就是比穞生的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这么评论他，他不负众望。

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写作文的，马老师第一次布置给我们的。他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要我们照猫画虎去完成。大家画来画去，画得非猫非虎，反类其犬了。我不爱上语文课，讨厌老师讲课文那一贯的模式，什么时代背景，什么中心思想……八股得很，更不愿意死记硬背，但有的课文我还是记得很清晰。

这是1958年春天的故事。唐老师给我们讲“田寡妇看瓜”，那过程、那方法我记忆犹新。

开篇时他没有讲课文，而是讲了农村一些大家都很熟识的故事，好像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在这之后，唐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叫做“深夜的故事”。

1958年初春，在春寒料峭中，大跃进的热潮滚滚而来，新民县动员了十来万民工挥锹动镐兴修马虎山水库。那时新民县的总人口大概不到40万。这么多人参与大跃进，可谓“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回走”，全民动员了。所以，别看郭家沤麻坑村子很大，但每个家里都住满了民工，连屋地都睡着横七竖八的人。

马虎山水库座落在辽河与现在的101国道交汇处，那里就是沈阳通往彰武、阜新的马虎山辽河大桥。桥的西面是乌尔汗山，东面是马虎山。这两座山，比羊草沟那座山还矮大半截，但却有山的名字，所以就依山修建拦河坝，石头和土混合的大坝，没有钢筋水泥。大坝合拢，再把水憋到水库里。

马虎山水库就在这桥的东面，当时没有桥。整个库区有40平方公里，设计蓄水深度平均也就3米吧。如此“浅薄”的水库，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贻笑大方。

不久，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气宇轩昂地加入了马虎山水库的劳动中来。方圆二十几里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修水库，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住宿在郭家沤麻坑这个村子里。一时间，水库工地的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在这口热锅上急急忙忙地爬来爬去。

“白天大干，晚上夜战”，我写了一首诗，还被工地的指挥部播放了，其中有一句是“天上星星闪，地上灯万盏”，说的就是夜战的景象。

到了吃午夜饭的时候，唐老师每天都派几个人轮流看守工地上的工具，我们就成了“看瓜的田寡妇”。

没有多长时间，“学生民工”撤离了水库，因为有人嫌我们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人。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挑起一根扁担和两只土筐就不错了，还能挑土吗？我们只好两个人抬一个土筐，摇摇晃晃，等抬到堤上所剩无几。

回到学校，唐老师继续讲课，我们就开始写那篇作文。经过一周的一一批改，唐老师拿出了一篇范文，那就是“田寡妇看瓜”。

那时候我们都“很傻”，没有预习课文的习惯，所以对“田寡妇看瓜”事先并不了解。然而，这一课虽然前前后后讲了近一个星期，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大，懂得了写作知识和技巧，对作文不那么望而生畏了。升学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记一次劳动”，全班同学都写得很好，因为这题目似曾相识。

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书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这就是教育的大跃进，超常时代的跃进，少了这道风景就谈不上大跃进了。虽然我们到校后才知道还没有学生的宿舍呢，但还是抑制不住对新生活的欢天喜地，一个个兴致得很。我们晚上住在哪？到晚上再说吧，没有谁为此而感到忧虑，就像家长相信老师，我们对老师更是深信不疑。

放下行李，第一堂课就是劳动课，拔那没膝深的杂草，操场上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没有清理的碎砖烂瓦，都等待我们新生给他们安置，否则，连校长都不会心安理得。

陌生的同学，在劳动中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母校，试探着对方的性格，交谈着沟通着，像一群邂逅的羊，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对方的皮毛，希望接受彼此的气味。加上老师的和蔼可亲，路人对我们驻足羡慕的端详，没有人去考虑“烦恼”，都很自豪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们1年2班的班主任也姓李，他自己介绍的。李老师还戴着他毕业前的校徽——大连速成师专学校，觉得他相当有学问，也许他就想证明这一点。

李老师，李玉秀20上下岁，新民县大喇嘛村人，中等身材，白胖白胖的，像个瓷娃娃，像他的名字，很秀气，堪称“快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人很是敦厚，似乎没有什么脾气。他教我们植物学课程，开始讲课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们，只顾低头看备课笔记，偶尔抬头看看天棚。后来胆子渐渐地大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然而，毛主席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一次班会上，李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班干部都“整风”了，只留下张柏芝一个人。新的班干部，都是膀大腰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管起我们来比老师还老师，开学时的笑声戛然而止。

平房的教室没有彻底完工，是个烂尾工程，几个班级只好在一起上大课，和月牙河小学的复式班相差无几。尽管“教室”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老师还是能够上课，但晚上睡觉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睡在露天的课桌上，木凳上，翻个身就会掉下来。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摆好桌椅，不然那课就没法上了。这些我们都能克服，也没那它当成困难，相信慢慢会好的。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课真的不能上了。

1958年下半年，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名词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大炼钢铁”、“滚珠轴承化”、“自己动手生产土化肥”……凡是公社党委号召的，学校都要坚决地执行，各个班级都要力争上游。

对此，我们1年2班哪个项目也玩不转，处处被学校排在下游。领导把李老师抠个底朝上，他能不火吗？脾气能好吗？于是，在他很难统治班级的境况下，就改组了班干部，提拔一批得力的“二老师”，实行高压政策，打压那些不听话的“调皮鬼”。

新的班干部的确雷厉风行，干了一番“大事业”。无奈的是，别的班级之“管理”也如法炮制，我们班又不情愿地“下游”了，雷也不响了，风也不行了。

李老师见大势已去，却又不甘心败在别的班主任老师手里，又有“新政”出台了。

他找来班干部一边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边又猛烈地为他们打气，一边研究部署“新政”的实施方案。

别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都是红人，李老师年纪轻轻的哪能不想红过他们啊？只是眼下始终处于下游状态，急得他眼睛红，嘴唇发紫罢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只要是一研究，就会研究出个“新政”，创造出一个新形势来。这“新政”就是轮番召开对“调皮鬼”的“辩论会”。

“辩论会”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路线分析会”是一个祖宗的几代子孙，只是辈份不同，性格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

“辩论会”，其实就是组织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群起而攻之，让你风声鹤唳，毛骨悚然，乖乖地跟着感觉走吧。

辩论谁呢？梁显杰、吴义纯，还有我。

梁显杰的毛病我知道，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个子都很小，但饭量却很大，长身体的时候都这副德性。

开学不久，我们就到生产队参加秋收去了。我们和成年人干活的方式一样，劳动时不分体力大小，都是“老太太吃黄瓜——一替一根”地干活。成天的劳作本来就难以挺得住，再加上住在生产队的凉炕上，休息不好，身体一直处在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