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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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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校长说，人家还有一些更要命的言辞他记不清了，陶校长只顾为我变白，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子，记住了，以后可别再写这种东西了！”陶校长告诫我，语气沉重，关爱有加。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过去了，我暗自庆幸。假如陶校长不在，我会是什么结果呢？浑身长嘴，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1976年8月，我到公社不久，陶校长退休了，十几年后，他不幸去世。面对他的西装革履的遗像，我深深地三鞠躬，油然而生一丝凄凉。他的葬礼很简单，根本不像他的绘画那么浓墨重彩，也不像他的书法淋漓尽致的抒情。
我慨叹，那时的陶校长年岁越来越大，官却越做越小，虽然都是校长的职位。
那年月，别看买什么东西凭证凭票，苦苦哈哈地过日子，可有人变着法地开国际玩笑，准让你笑得瞠目结舌。
原来的二道房学校，是由二道房大队、西房号大队、德胜堡大队三家“份养活”的“戴帽”学校，陶校长是唯一的校长。这就像解放前农民一家养活不起猪，两家合养一头那猪一样养一个学校。一夜之间，一条爆炸似的新闻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另两个大队各自独立门户，纷纷办起了“戴帽学校”，各自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初中班。这个变数，既有上边的文件精神，又有各自的盘算。
盘算什么，盘算着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奈何为他人作嫁衣裳？上级的精神是，教育要翻身，就得先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一时间，全公社大大小小“戴帽”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陶校长也由皇帝变成了诸侯，可惜这个大才了。我想，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会感慨！
我是德胜堡的人，自然回那去任教。陶校长成了一个大队的校长了，他的亲家也仅仅是一个大队学校的“老贫农”。此消彼长，德胜堡学校就多出个校长来，也多出个“老贫农”来。
学校在新来的“老贫农”的精心策划下，按着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劳动课增加了，介入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了，政治氛围的浓度增加了；对应的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文化课的课时减少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减少了……
教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改革有了定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教学环境，我没有什么动力再在数学、物理、化学上深入下去，改教体育课了。教体育基本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什么作业，课余的时间可以相对地我行我素啦，万岁。
我行我素，是我实现对自己下一代愿景的改弦更张，或叫双管齐下。几年的教学，对自己的充电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自我“镀金”。“镀金”绝不可与充电同日而语。
1974年初夏，我要在“农业学大寨”、“走出去，请进来”上面做文章。大家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只是我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做得“科学”、“务实”，有信心得到实际的成果与认可。
那是一个阴雨天，我总算从“老贫农”那里得到一道圣旨——拨“巨款”买一只篮球。我怕他收回成命，趁不能上体育课的机会，顶着雨去买球。结果，本公社几个商店都没有。那年代物资奇缺，比球小得多的鸡蛋都难买到，不用花钱买的就是那个地球了。几块钱的篮球，对于学校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能买好多的鸡蛋。
雨仍然在下，我没有回学校，继续前行，衣服湿透了，但没浇湿我的心，心里有一团火没有熄灭。
中午我没有吃饭，也没有钱和吃饭的地方。我去了新城子区，离家45华里的尹家商店。还好，我不仅如愿以偿买到了球，还有意外的收获。这收获，对于别人来说是浪费，或者叫败家。对于我，也许这就是我一家人一生转折的契机。
我的收获就是一本100多万字的书——《气象知识》，标价五角，至今它依然在我的书架上。
我花五角钱买到一个“机会”，现在买“机会”一万元好使吗？好的“机会”得花个几万甚至几十万？那时候的人傻，却办了一个“尖事”儿；现在的人“很尖”，往往尽办傻事儿。
《气象知识》才真正帮我走进了广阔的天地，走进了大气物理、天气演变、雨雪成因、旱涝更替……靠这本书，我在后来的沈阳市气象员考试中，名列全市第二。
那天，凭我的灵感，我在尹家商店买篮球时发现了那本书，受益匪浅。
有道是，灵感来源于平时丰厚的积累与勤奋的思考。在平时，我积累了一些气象知识，也思考着人世间万物的轮回。我思考，在自然与社会的轮回中，如何寻找和把握机会，如何要有先见之明。
机会就是我的建议。我向“老贫农”建议，学校应该组织学生成立一个气象观测哨，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因为有响当当的理论根据，很快就被批准了，又不需要花一分钱。
那时候花钱就办不成事儿。建立气象哨，学校没有钱，有钱也会说没有钱，想办法把你搪塞过去，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得把不需要钱的话，说在钱的前面，然后你再说你有办法置办气象仪器……。
是的，百叶箱、温度表、量雨筒，都是土法上马，观测记录本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学生中的小气象员，却感到知识就是空气、雨水、阳光，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在简陋的气象园地里吮吸着科学的乳汁，我也在这里风调雨顺地潜行着。是得潜行，没有成果就得低调行事。
不久，我按时收听辽宁电台的天气趋势演变直播，一笔笔地记录着“42123”等许多符号，那是高压、低压、锋线位置，然后再画天气图，做出当地的天气预报。预报的准确率很高，以后就被公社的广播站天天采用了，学校气象哨也随之闻名遐迩。
在新民气象站丁林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帮助下，观测仪器和观测数据有了质的飞跃。
1976年5月间，中央气象局的有关领导，在市县气象部门的陪同下，浩浩荡荡地前来考察，并给予气象哨充分的肯定。于是乎，学校气象哨震动了各级党政领导（那时党也是政，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纷纷前来“指导”。我在介绍“经验”的时候，总忘不了一段话，那就是：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在各级领导大力的支持下，在进校“老贫农”的热心……我做得很不够……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保持着低调，为别人唱高调。
他们满意地走了，在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中层层有功，功不可没。我也有不小的收获，他们记住了我，没有我就没有他们惬意的心情。我为他们的脸上贴金了，其实是我在给自己贴金。
我要贴什么金？洗去我的污垢就有光彩，就是金光闪闪。
就我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我想入党比登天还难。那就先混进革命的队伍吧，我想我有机会。
革命队伍，就是我后来去了公社，当上了临时的，挣工分的“公社干部”。
“镀金”需要本钱，我没有，就采取洗刷“污垢”的办法。这一点我和家父不谋而合。他的女儿我的妹妹们，都嫁给了贫下中农的儿子，娶进来的媳妇也都是贫下中农。免得以后下一代再尝社会关系复杂的苦果。这就是给自己“镀金”。
为了保险起见，再给我自己“镀金”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976年7月31日，德胜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找我去大队谈话，没有谁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第二天，我去了公社上班。
到了公社我才清楚，全县一刀切下来，27个公社都成立了气象哨，我做了气象员兼农技员。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日，和我6年前扛着锄头去生产队劳动是一个日子。我做气象员没有经过气象站的培训，直接上岗。是社会的大学校造就了我，社会就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孜孜追求愿景得到的回报。
第二年，全国高考恢复了，要不是年龄的限制，我有信心和把握迈进大学的门槛，只好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和没完没了的噩梦。
但我又很欣欣然，和“潮流”打赌我赢了！分数再次说了算，我的预言又一次叫响！
虽然我没有升学深造的机会了，但许多人，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有了机会。
到公社的一年间，我一共辅导了11名公社干部的子女，只有一个人没有考上大中专院校。他就是党委书记的小儿子，姓郭。
党委书记倒是很想得开，每次辅导他儿子的时候，他总是说：“没关系，考不上你就去当兵。”他为孩子铺好了后路，孩子还能走这条吃苦费力的升学之路吗？他心猿意马，心有旁骛，我回天无力，非无能也。
前年，我有机会和王明祥的二儿子在酒桌上见面，他十分感慨。又一次提起当年我在地头上给他讲解“综合除法”的情景。
一个大学教授，念念不忘他的“老师”，实在难得。其实我也就是他的“一字之师”而已，我并没有天天地给他上课。
他没有忘记老师，我更不会忘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良莠不齐，很难用一句话来说出我的感受。
第二章 我的老师 1 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第二章我的老师1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月1日到1976年8月1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年的民办教师。40来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口人，供三个孩子念书……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书，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
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奇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书本什么的。另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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