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草根家事-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粲嗟亍Ｔ谥诙喔缑侵校液退啻Φ氖奔渥畛ぃ�1960年一直到1998年。
3 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3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1959年至1961年，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无不是以草根树皮果腹。为了一个吃字，相互间六亲不认，父子争斗，夫妻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我那时正在年初中，1960年学校提前放了长假，以缓解粮食的不足。回到家里和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炕热屋子暖了一些罢了。
那年我16岁了，算是个小伙子了，总想替祖母和母亲解脱一下生活上的窘境。于是，我就和二哥一起去马虎山水库里拿鱼。
我从大姨夫家借来一把冰镩，扛起“搅罗子”，一干就是一个冬天。每天里我们俩同去同归，中午中午只揣一个菜饼子充饥，晚上到家的时候早已上灯了。还好，每天拿到的鱼多少也能填补粮食的不足了。有一次，日落黄昏是我们才开始往家走，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突然我似乎听到身后有点动静，啊！原来是一条狼跟着我俩。我和二哥都没有害怕，放下渔具和鱼筐，拿起搅罗子看它如何。狼见我们俩毫无惧色反倒跑了，等它跑远了我们才往家走。
水库虽然就在我们的家边上，但有雨的地方离我们家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不往远走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别看我们是小伙子了，可那年头吃不饱粮食没有劲儿，很难打开一个新冰眼。我们俩只好打旧的，一夜的工夫顶多冻两三寸厚的冰。旧冰眼只能搅些小鱼小虾，全凭时间和耐性，不然什么也拿不到。有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一处没打过冰眼的地方，有经验的人认为这里会有很多的鱼。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跟着打新冰眼，累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新冰眼得打开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冰厚少说也得有二尺以上。新冰眼打成了，拿鱼的力气也没有一点了。假如这里没有鱼，那就前功尽弃，落得“两手攥空拳”，这一天就泡汤了。要是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卖冰眼”。所谓卖冰眼，就是把新冰眼让给会使用“钩片”的大人们。钩片是用两丈左右的竹片做成的，上面有十几个带“倒须”的铁钩子，钩住鱼才不容易脱落。我们把钩片钩上来的鱼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成。用钩片钩上来的都是大鱼，每条至少半斤重，最大的有五六斤重。那天我和二哥去了我小学读书的郭家沤麻坑附近拿鱼，光靠“卖冰眼”就得到10多条大鱼，好不欣喜。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知识青年，二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干活，我们朝夕相见。我在老家时很少到别人家串门聊天，只是偶尔在班后去二哥家坐坐。六大娘很好客，只要我去她都要陪我说话。六大娘去世后，我依然时而去二哥家。前文说了，我对他们的家事是知无不言的，但关键的问题二嫂很少听我的，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在兄弟之间，我不大提倡礼尚往来，甚至是反对。我觉得既然是兄弟，何必计较礼往的交换啊。虽然我有孩子念书，但总体上看我还是比二哥的条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盖房子娶媳妇落下的饥荒太多了。所以，我花在老家老人丧事和孩子结婚的喜事上的钱，从来不找机会回收。临去北京前我去二哥家道别，我说了很多事，而李昊就要结婚的事只字未提，免得二嫂难心。
这些年来，只要我回老家，再忙也要看看二哥二嫂。前年二哥说了，他以前落下的饥荒总算没有了。
李巨元、李福元和我都是1944年生人，也就是民国33年出生的，李开元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李福元，李开元我们都住在孟家窝铺，所以常在一起玩和上学，而李巨元住在小孟家窝铺，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1960年我们从那家窝铺搬回老家才和二哥亲近起来。
李福元是五大爷的长子，小时候很老实，不爱说话，记得他常戴一顶黄呢子帽。他这个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是他的爷爷管束得太严厉。现在想起来，四爷所以严加管束还是有现实根源的。他家是地主成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给他惹是生非。所以，他的儿子我的五大爷也不像我六大爷那样爱说，我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福元很听话，除了和我们李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之外，基本上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福元的命很苦，七八岁的时候五大爷就溺水身亡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除了姐姐丽娟爱说外，他们都是“缄口不言”。
五大爷死后，五大娘迫于生活只好领着他们姐弟四人改嫁他门。十多年的光景过去了，我们老家这边一直没有他的的信息。
1966年冬，福元突然出现了。他回到老家为他们的生产队购买“秫杆”（高粱杆）做架条，我们才得以久别重逢。他也20多岁了，摸样没有什么变化，口音还是那样，个子略矮于我。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比我还爱说，简直是滔滔不绝了。他爱谈政治，爱谈“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很多“内幕”我们一无所知。
他和五大娘从老家走后，来到了沈阳柳条湖，就是九一八事变那个柳条湖。这个地方在沈阳北塔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农村，还是靠土地生活，农民以种植蔬菜为主。他和远郊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媳妇小他6岁，看重的就是近郊和福元的人品。
我们终于重逢了，之间的往来也相对多了起来，多是我到沈阳顺便去看看他们。福元结婚后便和五大娘分居了另过了，他们住得不远。五大娘身体不是很好，但精神还是可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留下的印象。再后来，五大娘就不行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很难认清我是谁。经过提醒，她也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其实并不清楚我到底是谁，我的心里很酸楚。
五大娘一生给我的印象就是抑郁寡欢，有些文才不得施展，嫁到李家又背上地主成分的包袱。虽说儿女双全，但年轻情的丈夫又惨然离她而去。改嫁后没有过上几年，“续夫”有摊上了牢狱之灾，刑满后一年多就溘然长逝了。无奈之下，五大娘接着又两次改嫁他人。她与姓吴的“续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吴岩（不一定是这个“岩”字），我问她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春秋时上有个无盐吗？五大娘点点头，大概是她想做无盐式的人物吧，就把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吧。不过，凄惨的是，20几岁时的吴岩因犯有重罪被判极刑，让五大娘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我认识吴岩，是个很腼腆的孩子，他和福元相处的很好，想不到竟有此横祸。1995年，五大娘终结了她悲欢离合举步维艰坎坷多舛的人生。
李福元的居址原是柳条湖生产队，那里的菜地一片连着一片。城市大规模的扩建，使得这里已是楼厦林立争耸，街道鳞次栉比了，沈阳北站、长途客运站置身其间。他们一家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弃农从工”或该行经商了，户口也改为市区的户籍了。李福元在那一带小有名气，想找到他随便打听一个人就会指点你。90年代初，他们搬进了楼房，地址就在北塔以南二三十米的地方。到了2000年初，他们又搬家了，搬到了“长客”北2公里的新居民小区，我去看过他。那时他退休了，患上了轻微的脑血栓，还能骑自行车，但他的精神和记忆好像有些问题，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流利，有些迟钝。
2008年3月，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消息……
3 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3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福元说，他的妹妹丽珠和弟弟文元将在2008年4月27日由黑龙江来沈。太好了，我们有60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终于有了盼望和期待。
他们原本还有一个姐姐李丽娟，我叫她大姐，于10年前突发心肌梗塞死去了，那时才50多岁。五大娘改嫁时他们都随母亲去了，后来文元和丽珠去了黑龙江我十叔李若栋那里，一晃就是60年音讯皆无。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我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今天是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李福元和李开元是一个曾祖的曾孙，在孟家窝铺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即是哥们也是小朋友。1955年修筑沈北大堤时，大堤以外的村屯都移民了，李开元家就搬到孟家台，严格说是大水把他们赶走的。
沈北大堤之外还有二道堤、三道堤、四道堤。先祖安营扎寨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大堤的，伪满时期靠辽河只有四道堤，很矮小的，只有一人那么高。后来为了沈山线铁路的安全，大堤不断地南移加高，现在的沈北大堤有10多米高，堤底宽50米，上宽7米多，俨然一个土长城。洪水不再危害铁路了，但河滩地基本上年年遭受水灾，河床年年升高，已经比大堤南高出2米多。
二道堤在沈北大堤北。1951年和1953年涨大水时，水基本上和二道堤一般“高”了，上年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自从修筑了沈北大堤，河滩地就成了“水乡泽国”，至今依然如故，再也没有“十年九涝，不离河套；一年不涝，鸡鹅乱叫（鸡鸭成群丰收景象）”的光景了。
1951年和1953年的两次大水冲毁了沈山铁路，损失惨重，国家从大局着想才修筑了沈北大堤。现今的沿河五个行政村的居民，有90％都是从辽河滩那搬迁过来的。至此，大堤以北的董家窝铺、大小孟家窝铺、郭家窝铺、王家街（读音gai）、邹家街（读音gai）、傅家街（读音gai）、郑河套、黑鱼沟、桑树子、刘家塘……等20几个自然村屯先后消失了（仅罗家房乡沿河地区）。现在的沈北大堤之外的耕地水毁沙盖，几近荒漠。2万多亩耕地没有一棵树木，狼、狐狸、野鸡野兔早已销声匿迹了，就连蛇也很少见到了，还有生机吗？
大堤南的“石佛寺水源地”昼夜不停地抽水，活着的树木都枯死了。1986年起到1998年的13年间，辽河洪水共造成5次绝收，3年欠收过半。1997年，80％的河滩地无人再敢耕种而荒芜，或只种不管理——不施一斤化肥。天灾使家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改善很缓慢，甚至是倒退。但是，改革又给家乡人开阔了许多致富之路，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德盛堡村不到2000口人，到北京沈阳打工的超过了400人。
“人怕逼，马怕骑”，逐年变坏的生态环境逼迫人走适合自己的路，何必“坐以待毙”啊。我是出来了，但我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永远会留恋这块热土，故乡故人。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值得留恋的感觉，只有怜悯她的不幸而难以割舍的情愫。
孟家台不靠近辽河，也没有河滩地耕种，李开元那里的日子就比家乡要殷实一些。生产队大帮哄时，人为的灾害却“猛于虎”。上级不顾当时的条件是否具备，硬下刚性指标——变旱田为水田。由于不懂技术，缺少必要的投入，水稻亩产仅仅三四百斤。水田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反倒让那里大受其害了。秋收后，李开元那里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拿到集市上换粗粮，不然就难以维持一年的吃用。二大爷就死在那个“反美不美”的年月，大米梦成了他永久的噩梦。
土地承包后，李开元哥三个的日子得过了。李开元还入了党，成为孟家台村的主任。那年二大娘还健在，正月初一我就和我的大孩子给她拜年去。那时候他们哥三个算是富裕户了，老三还养起了拖拉机。我们两地相距20多里路，家家有了摩托来往就更便捷更频繁了。不过，只从我去了北京，又有10年没有去过孟家台堂弟那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同宗同族的哥们间更是多了一层亲近。1996年吧，李开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正处在分配的关头，一家人都为找个“婆家”而犯愁。农村的孩子读大学有谁还想回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离开世代为农的境地。换一下生活方式，是所有乡下人的心态，农村的确太艰苦太闭塞了。李开元找我给他出主意，我责无旁贷，身体力行。很快，他的女儿就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一家人皆大欢喜。
他和二大爷是一个性格，不吝惜钱财，只是苦恼“有猪头送不出庙门”。几乎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为工作“倾囊相助”的。一个土老冒认识谁啊？于是就有了“升学考儿子，就业靠老子”的公理。靠老子什么？地位、金钱，仅此两样。于是，好多家长没等孩子毕业就四处打探寻求门路。那些有远见的父母，干脆让孩子报考有门路好分配的学校与专业。那时我的三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说我是学生就业与分配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来咨询我。其实，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演变，谁也谁也说不上永远不会失策。但有一点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钱！没有钱，再好的理想与夙愿都会荒废，就像辽河滩。
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也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被抓了壮丁。奶奶为了赎回他，便单独一人步行70里路去了兴隆店。那是哪有什么可走的公路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得两只脚全是血泡。奶奶没少和我说起这件事，忧伤得很，表情中露出不尽的而恐惧。
按说父亲是不该被抓的，在奶奶的名下他是独子。但是，村公所为了卡油，就强行让父亲去当炮灰。他们也看准了奶奶是个妇道人家好欺负，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独子”当回事儿。暴政当头、贪官当道，一个弱女子上哪去理论是非？只好咬牙破费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父亲有摊上了“国兵”的人祸，一去就是二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苏军羁押在佳木斯的一个山沟里。很快，苏军和八路军双方达成了协议，给每个人发放钱粮和通行证，将其全员遣返回乡。
父亲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阴历十月了。奶奶见他安然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但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是一番落泪。父亲回家前，奶奶天天求仙请神为他祷告，“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1951和1953年辽河爆发洪水，害惨了奶奶。父亲只管在新安堡护校，把家里全都扔下了，奶奶和母亲没有一点主心骨，几近惊慌。奶奶一定要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赶快逃避，洪水眼看就要漫堤了，堡子里早已十室九空。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守候着，守候着房屋、猪鸡、粮食、土豆……大堤决口后，洪水把房子冲到了，守候的东西荡然无存，庆幸的是奶奶死里生还。洪水过后，奶奶没有惋惜和哀叹，好歹一家人都在，五大爷不是死在洪水里了吗。
奶奶什么也舍不得，知道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对家里的东西宁可舍命也不舍“财”。
曾祖的三个儿子刚分家的时候，奶奶的手里还是很宽裕的，供姑姑念护士学校，在那时实不多见的。奶奶娘家门上有个好耍钱的侄子叫曲则州，输光了就来找奶奶“借钱”。奶奶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一边又不得不给他钱。奶奶去世时他来吊唁，说起当年的事很是内疚。他看到奶奶简单棺椁伤心不已，说奶奶给他的钱够买多少比这好的棺木啊。他还说，“老太太一辈子不吃不喝，什么也没有攒下，只攒下一个好名声……”
是的，奶奶为人谦和，从不与谁计较什么，更不会和人争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让人无祸事”，现在的话就是“吃亏是福”。可以说，我是在奶奶“吃亏”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我也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在她每天晚上讲故事中长大的。她讲给我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晰，主题都是忍让、公正、诚实，都围绕本分、操守、善良的中心。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才被平反昭雪重新上学校领导的岗位。那年的清明节，父亲亲自把奶奶的坟墓迁到高处，一个来往方便又无妨碍的地方，让她一生不安的灵魂再不受人世间的纷扰。
几十年过去了，安息的奶奶不会重生，但她的往事会经常在我的脑际中再现。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年开春，我得病了。奶奶为了让我吃下一点东西，就领着我去我们家“来伙”时（大家庭的时候叫来伙）的菜园子挖韭菜。那时的韭菜刚刚露出一个小红尖儿，想要给我做汤喝那得挖多少的韭菜啊。奶奶很耐心，一棵一棵地挖，春风吹出了她的眼泪……
虽然我没有见过奶奶因为伤心而流泪，但我知道她有许多的眼泪都流进了肚子里，苦的、酸的，充满了她的一生。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父亲在外面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一回到家里就变得少言寡语。更让我至今不能想开的是，他从来就没有抱过我，亲热过我。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他很是敬畏，更没有那一个和他撒娇的时候。他和祖母在一起算是同病相怜，都是不完整家庭中的一员而走进一个新组合的家庭中来。
父亲主持家政也是勤俭当头，所以家里没有意见值钱的东西。他爱喝酒，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打上一斤八两就算奢侈了。过年的时候从不买什么鞭炮之类的东西，也不贴对联接神，更不供奉灶王、黄仙狐仙（也叫胡仙）之类的神灵。唯有一年例外，父亲从集市上买回3个二踢脚，还有一条3斤重的大鱼。可惜的是，那条大鱼还没等上除夕的餐桌，就被野猫啃去了一半，也让奶奶心疼了好几年，时不时就叨咕几句。
说实话，父亲从小对我们没有什么理想教育，对我也不报什么期望，任由我们自然成长。他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那么处心积虑，和处处留心。我受到的教育完全来自于祖母，在潜移默化的故事中接受思想启迪。
眼看我高中毕业了，才接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交流思想的家书。其主要内容是：考一下大学，否则参军，要不就参加农业生产……
看得出，他对我升学深造没有一点强烈的愿望。参军谈何容易？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成分。读过父亲的信，我心里感到很冷。前文说过了，我在学校、社会、家长冰冷的氛围中，只能走通往农业农村农民这一条唯一的路了。那时的父亲41岁，现在看来他太年轻了，把握不住自己孩子的命运。
1977年，父亲的老病复发了，而且比以往都重。那时候我已经到公社上班了，特地请假去为父亲看病。
我和学校的一名老师参扶着他去了新民县传染病医院，上下汽车都很吃力，没有一点力气。那个老师叫吴成义，协助我护理。
到了医院，也办理了很繁杂的住院手续，可刚刚住了一夜父亲就非要出院不可，怎么劝也不听，只好由他了。拒绝继续住院理由是，周围全是病人在这里也是吃药打针，不如回家治疗方便踏实。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不算什么疑难杂症，他的想法是对的，很现实。从此，他就一直在家里治疗，那病也好好犯犯没有根除。每到秋末冬初时节，病情就会加剧。一到晚上我就不敢熟睡，总是侧耳听他屋子里的动静。
我们住在前后院，来往也很方便，相距仅仅20米远。夜间只要听到后院门响，我就会一骨碌起来，赶紧去看看又发生了什么事。1986年冬，他的病情加重了，半夜里由乡政府的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准备再次住院。可是，这次又和上一次一样，仅仅呆了一宿就讨厌那里的环境了，只好打车回家。他说：“呆在这里，不等我病死，就得窝囊死，还不如回家。”他也可怜我，从挂号排队到诊断，楼上楼下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他不断地往返，他已经走不动路了。
1988年12月24日中午，父亲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与世长辞了，享年65岁。
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有福无寿”。相继，他的大孙子考上了吉林大学、二孙子也念了省重点高中，小孙女年初三也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987年我翻建了新房，父母他们也扒了后院的小土房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这让他很是欣慰，他总算住上了砖瓦房，尽管不到两年就离世了。
最后的几年他很知足了，死后留下一首长诗，表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邓小平复出后给他带来的新生。这首诗大概是他唯一值得他珍视的遗产吧，所以至今我还保留着。
父亲死后给母亲留下了500元钱，放在我大妹妹的家里，我并不知道，后来妹妹说的。他还有一个水晶眼镜，算是值钱的东西了，有人要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留给了母亲做纪念。那眼镜有好多年了，父亲年轻的时候眼睛不是很好，有人说水晶石养眼睛，就花钱置办了。那时候水晶石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价位，但也不是一般人家就能买得起的。这副眼镜和他形影不离，在佳木斯当兵的时候也随身携带，即使干农活也揣在他的兜子里，可见父亲对它的喜爱了。
他留给我的东西有两件，一是分家的时候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一是一个刮脸刀架。挂钟是1965年秋父亲从郭家沤麻坑商店买回来的，大约花去了那时他一个月50元的工资，可见当时物资该有多么的匮乏和昂贵了。这架钟一直伴随着我43年的生活，2008年再也不能走动了，只好忍痛割爱处理了。而那个刀架我仍然使用着，它比挂钟的年龄还大，是1955年鹰牌的产品。53年了，用了两代人，铁件依旧光亮没有一点锈斑，堪称神奇。
2 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
一切家庭都是从婚姻开始的。1966年我们结婚了，第二年长子李靖出生了。那时候，祖母、父母、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再加上我们3口，一家11口人挤在两间草房里，算得上济济一堂了。大孩子刚刚会走，我们就搬出了老家分爨另起炉灶了。我们3口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相应的积蓄去置办必备的生活用品。分家后的第一站，住在贺文祥老两口的北炕。从此，30多年的艰难岁月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打这起的30年后我才摆脱窘境。
分家的时候，父母给我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了，还有用了近20年吃饭用的炕桌。一葫芦头小米是给孩子吃的，一手推车柴禾以解燃眉之急。半面袋玉米面，可以维持大人几天的吃食，再有就是我们三口人平时穿的几件衣物了。除了我们拿走的，老家几乎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了。幸好贺大叔不要我们一分房租，不然我们就得露宿了。
贺文祥大叔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个于家。我和贺大叔住东屋的南北炕，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住在这三间房的西屋。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越怕有事，事就接踵而来，那时又要有一张嘴哭着喊着等着吃喝了。把孩子生在贺家总觉得不那么方便，这可如何是好啊？真叫“一愁未了，一愁又来”，愁眉不展的过日子。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在老家的后园子里盖个小房暂且安身吧。
计算一下，手里只有不到80元钱，再小的房子也难以盖成啊。
这80元钱，是我们结婚后给岳父门上的长辈拜年人家赏给我们的“礼金”，和生孩子时别人给的“下奶钱”，也包括五曾母给的那5元钱。平日里连个糖块都舍不得给孩子买，就留着急用，但这么点钱想盖房子实在是杯水车薪。然而，没有房子住促使你必须盖房子，一分钱就得掰成两半花。要不然，你到哪里借钱去，牛年马月能换得上？
人困难到了极点，往往会有权宜之计来帮助你吧，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或者，“将就”就是权宜之计，我就得靠“将就”来盖房子了。
木工是本生产队的人，按当时的规定，木工为本队的社员盖房子有生产队给他记工分，生产队再从我的工分中扣除。垛墙、打石头底做房基，全由自己动手，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完成。没有木料我就去赊，是人家的旧房子木料，没有几个钱。草房要苫草，就用生产队分下来的秫杆顶替……
秋收前盖房子动工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不几天清晨就有轻霜了。我们俩脚踩着冰碴和泥、打坯，孩子妈妈和我一起挺个大肚子磊窝。我们不能求他人帮工，尽管我帮别人太多的工，给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我们年轻又都是力气，能省下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搭炕、砌锅台这样的细活我没干过，什么“落灰堂”、“迎风坯”……好多技术活我一概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千难万难，没有钱最难。就因为我没有钱，其他的难就不那么难了。自己动手怎么也比没有钱去借好得多，于是就自己动手了，一切也就成功了。
孩子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冬天了，她就顾不得休息一会，生怕房子没盖好孩子就生下来了。初冬时节，房子总算在劳累中盖成了，也创造了农村房舍之最——
面积最小。住人的西屋也叫里屋，去掉一铺火炕，堂屋地只能走开一个人。外屋也是东屋，搭个锅台放两口水缸泔水缸所剩无几了。两间土草房总面积仅仅9平米吧，比瓜窝棚大不了多少。
屋子最黑。里外两个屋只有几块巴掌大的半透明的“乌玻璃”，是捡来的。窗户和门都是糊的纸，阴暗潮湿，见不得几缕阳光，就像老鼠洞似的。
房墙最窄。一般土房的房墙都是一尺八宽厚，结实保暖，我们的只有一尺厚。墙薄一点是为了赶进度，容易干，不是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嘛，等不得。
房顶最透。为了节省木料，我们的房子没有椽子，叫做“蹬箔”。那是旧社会穷人盖房子的方式，解放后早就不用“蹬箔”了，这个“工艺”在我这复活了。“蹬箔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