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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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歹说，大事完毕了。本该轻松一下过平常人的平常日子了，意想不到不久六大娘又旧病复发，得了“单腹胀”一病不起。单腹胀就是现在的肝硬化，在农村那时就是绝症。一年以后，六大娘在大年初四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52岁。可怜啊，她休息了，长眠了，不再和谁争风斗气了，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

初三那天晚上，六大娘回光返照，显得精神了许多。她向家人草草地说了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就双目紧闭了，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少顷，她又睁开了眼睛，四处望了望，又嗫嚅了一下嘴唇……我赶忙走近她，她示意我揉揉她涨得很大的肚子。我轻轻地搓揉着，她又一次睁开了眼睛，似乎认定是我在她的身边。她积蓄了一会力量，我终于能听清她要说的话：

“你二哥办事不行啊，以后你多帮他啊……”

这时，六大娘推了我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再揉肚子了。然后她就安静地平躺着，双眼就再也没有睁开过。

凌晨5点多，她不吭声了，脖子上的动脉一鼓一鼓地跳动，频率很低。我不住地注视着微弱的脉搏，好半天也不动了，突然有力的跳动了一下，便戛然而止。随之，眼角又流出了一股浑浊的眼泪，那是伤心泪。

她死了，死得明白。她留恋这个家庭和这个她充满希望的世界，还有他曾经怀抱的孙子。听说，人要死的时候都会留下这样伤心泪的。

　2　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2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14年后的1989年1月1日，六大爷也去世了。

二嫂董淑英不像她的婆婆那样“到得去”，但却有一颗“到得去”的心。二嫂遇事总喜欢横比，比别人家如何如何盖新房了，娶新媳妇了，而不考虑自家的实际条件是否成熟。急着给儿子娶媳妇这一点倒随她的婆婆了，也那么处心积虑。

为了很体面地把儿子媳妇娶进家门，非要把本来可以住下去的三间砖瓦房扒掉重盖个北京平。二哥默不作声，心里不是那么情愿，但也只好听之任之，他和我六大爷一样凡事都听女人的。我不忘六大娘对我的嘱托，就很委婉地同她理论利弊。二嫂表面上答应了，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可背地里却在热火朝天地编制盖新房的程序。

儿子结婚、翻盖新房，都是大宗的消费，对于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了。他们手里那点积蓄想办成两件大事，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我服气了，觉得二嫂和她的婆婆一脉相承，集成了她居家过日子的所有衣钵，只是没有我六大娘能说会道而已。手里没有钱，他就到处张罗，求亲靠友，拆东墙补西墙，这不是当年六大娘办事的翻版吗？大有“秦制萧随”的味道。

我不再对她家的事“参政”了。先是翻建新房，欠下一笔巨债，到了迎亲的时候早已两手空空了。我不忍心看他们债台高筑，还是那个宗旨，得对得起死去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姑娘家不挑剔，婚礼的规模越小越好。我说：“你们家小门小户的随往少，过于铺张就是浪费，再说了，礼尚往来，收了人家的钱，早晚是要还过去的，何苦拿钱买那张脸呢……”

二哥说的不算数，二嫂心中自有其数，一意孤行。

孩子结婚那天，她依然我行我素，几乎满天的贴告示，请了那么多不该请的客人来“捧场”。结果，酒席预备了不少，到场的人却不多，当场就赔本了。

为了给儿子弥补孙子办喜事落下的亏空，六大爷又去了沈阳一家养鸡场打更了。六七十岁的人了，还要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无奈之举。在家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会做饭，现在只好将就了。就这样，他身心都很累，很难把自己照顾周到，大祸就临头了。

1月2日我公休。刚刚吃过早饭，二嫂就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报丧。我很吃惊，一面安慰她不要着急，一面让她通知应该通知的人。

十几分钟过后，我和二哥的几个妹妹都到了二哥家里，屋里屋外乱作一团。

二哥二嫂和他家的妹妹们都被这突然的噩耗击昏了，个个不知所措，二嫂恳请我出头露面和鸡场方面交涉。我当即对她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到现场不要“七三八四”地乱讲话。我的思路很清晰：首先要确定死因和责任，而是求得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可以多得到一些补偿，尽快了结后事，少劳动活人……

这一次二嫂还很听话，她不言不语，甚至我不让她哭，她都不哭一声。

经公安部门鉴定，六大爷死于1月1日半夜11点至12点前，系煤气中毒所致。按当时的责任事故的界定原则，场方的责任不大。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养鸡场给于六大爷的“补偿”比同类案件要多许多了，算是仁至义尽吧。在交涉中，我们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但没有一点无理取闹的成分，这是对方没有想到的。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和做法十分敬佩而感动了他们，处处都做了最大的让步，多给了六大爷1000多元的“丧葬费”，那时他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职工的工资也是这个数额。这就叫“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吧，悲情中我们掌控了主动，“悲中有喜”，何再必搭进去不尽的烦恼烦躁。

六大爷火化后和六大娘合葬了。二嫂原想把六大爷的骨灰安放在家门口祭奠一下，背我说服了。古语说得好：穷儿不可富葬。

四大爷得知他二弟的死讯，更是一番感伤，他是在沈阳见到他弟弟的骨灰的。对如何安排后事，我和他探讨。他深知侄子李巨元的经济条件，就对我说“穷儿不可富葬”的道理。回家后我又对二嫂说了，说这是四大爷的主张，她只好点头。你想，你还要“铺张”吗？你还有能力铺张吗？

唉，六大爷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死去的，怎么会客死他乡。但他却知道儿子高筑的债台是难以拆除的，所以才活出命来也要尽一臂之力的。

六大爷在世的时候，从小到老就是个爱唱，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我有许多会唱的歌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比如：美丽的鞍山，是宝石山，宝石山的宝贝采也采不完，炉火熊熊铁水滚呀……那时刚解放时候的歌，他心里和铁水一样的火热亮堂，燃烧着年轻的激情，奔放着对未来美好的热情。现在一切都化为灰烬，一切都成为一块铁板——可以盖棺定论了。

年少时，他和家父还有五大爷李若柏，一起离家到新城子读“国高”，叫做“国民高中”吧。家里对他们管教很严格，从来不许他们下饭馆，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六大爷忍不住“美味”的诱惑，又不敢花大钱吃喝，就去煎饼铺赊账。到了年终岁尾，煎饼铺掌柜的就来家里讨账，这才露馅。由此，六大爷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还挨了他大爷爷一顿臭骂。大爷爷就是我曾祖的大哥，那时候他是当家的，老哥几个生活在一起。

比起四大爷还有二大爷李若春这些李家的“败家子”，六大爷勉强够得上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吧。

说起来这话就长了……

　2　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2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六大爷在1957年之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故被精简务农了。他不像我对“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认命了，尽管不那么心甘情愿，只能面对现实了。他死后，我在他的住处那里，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他保存了50来年的学历证明——“国民高等中学毕业证书”。纸黄字犹在，写着他曾经有过的追求与奋斗，理性与夙愿。所以把它踹在怀里，是他看它为生命，像黄金一样的价值吧。

作为李氏后人，繁衍至今至少也有二百多人了，六大爷的脉系是唯一自始自终固守家园的一支人。其他五大支系（五位曾祖）或在解放前就迁移到外地了，或像我们这一支系也在十年前远走他乡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六大爷的支系是守着祖坟过日子的孝子贤孙。

50年代末（或许是1960年初春），辽河日益南浸，辽河边上的祖坟眼见被辽河吞淹了。其他李氏人家不在也不知祖坟的险境，六大爷一人把祖坟迁到沈北大堤之南。二三十座旧坟“举家”搬迁，确实是个大工程。旧的棺椁腐烂了，还要换上新的木匣，我们叫“精匣”，类似棺木，耗时费工不说，还得花许多的银两。六大爷为李氏家族做了一件功高至伟的大事，实在令我们后生感激他。

1960年冬，我家从外地搬回来了。除夕的时候，我们才有幸拜谒先祖的陵寝，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小时候不谙世事。

陵寝在堡子以东一华里，背靠沈北大堤。沈北大堤高十四五米，站在七星山上鸟瞰大堤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横卧在曲曲弯弯的辽河之阴。陵寝的东西南三面均为平坦的耕地。其南面比东西两面要低很多，俗称郎家沟，原是一道水系，后开辟为田亩。这块洼地合作化之前属于我们家的，因为低洼就种些小麦等早熟作物。小时候家父还有孟二舅就在这里拔过麦子，是在水里“捞”麦子。那时我来玩，记忆很深刻。

六大爷把祖坟迁到这里，是因为这块地曾经是李家的，先祖到这来就有“灵归旧地，落叶归根”的意思吧。同时，这也是六大爷请了风水先生选定的，北高南低，高的是山，低的是水，倒是一处风水宝地了。

陵寝占地不是很大，南北各40米上下，呈正方形。最北面的坟头最高最大，埋葬着始祖李岳的遗骨，往南依次是太祖李焕绪、高祖李发。再往南，正对着高祖的是我的大曾祖，这是有说到的，就是“排山葬”的葬法。大曾祖西面是二曾祖，即我的曾祖，东面是三曾祖，曾祖们的次序自西至东为“2…1…3”。那时我的四曾祖还健在，但有他的位置，应该在二曾祖的西面。五曾祖在外离世，他的子孙没有把他的遗骨迁回，我们早就失去了联系。曾祖们的南面，有我的大爷（大曾祖的儿子）、二爷（李巨元的爷爷）、三爷（我的亲爷爷），三个坟茔落座。还有许多爷爷辈的遗骨没有迁进来，一是在外死亡没有机会迁回，二是“少亡”者按祖制不得迁回，我的过继祖父李春园就属于这一类的先人。那时那里还没有父辈们的坟茔，他们大都健在，有去世的又不能回得来。

六大爷还在陵寝周围栽植了许多树木，都是些杨榆树，忌讳柳树，所以没有一株柳树。长到那时，树都一人多高了，显然栽的是大树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年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和春节，我都要去扫墓祭奠。

“文化大革命”来了，“破四旧、立四新”风起云涌，所有的古墓荒冢都实行了深葬。至此，先人的骨骸长眠地下了，再也不受风吹雨打了，真真正正的一梦千秋了。

四大爷和六大爷的亲弟弟叫李若成，于1957年深冬突然去世，太年轻了，可惜了。他死得很惨烈，追因为烈士，但同样不能进入祖坟。一是不是正常死亡，二是死在本溪安葬在公墓了。

李若成是我的九叔，自幼就聪明机灵。我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他就空手逮住一只火红的狐狸。后来他是怎么处置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大家都夸他“太有能耐了”。

解放后不久，九叔就去了本溪工作，后来就当上了科长。1957年社会上兴起一股干部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的风“运动”，第一批就有九叔一个。这批干部和部分欢送他们的家属，一共有80多人，乘坐一辆大客车，从本溪市内向郊区牛心台开来。

车过太子河时，这一边欢送的队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那一边的农民队伍名放鞭炮扭起了大秧歌。突然间，“咔嚓”一声，太子河冰破车沉，全车83人无一幸免，都淹死在车内河中。刹那间，喜剧变成了悲剧，欢呼声变成了一片绝望的哭嚎。

是冤家路窄吗？数九隆冬，冰冻三尺，这里竟然是薄冰。区区太子河夏日常常可以涉水而渡，偏偏冬日的此处水深流急！早不停车，晚不停车，正赶上车行驶在冰面上，一个女孩哭着要停车上厕所。他们和那个大人捡了两条命，一泡尿还没洒完，一车人却命丧黄泉了。

83个冤魂生时一处，死也一地，后来被本溪市政府安置在牛心台的一个山坡上，俗称83烈士陵园。

九婶自九叔走后领着三个儿子，靠政府定期补贴维持生活。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养大成人了，头几年九婶也过世了。听到他离开了人世，她已经走好几年了，我真不明白，这些年来，九婶是怎么熬过来的。

　2　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2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1970年冬，我去本溪买自行车首先看望的就是九婶。

那时候自行车很不好买，别说是永久牌凤凰牌的，就是沈阳产的东方红牌（前身是白山牌的）的在城乡几乎脱销，听说本溪有我就去买了。

那时候的九婶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对老家来的人更是亲热，就提起我小时候如何如何的虎头虎脑，她很开心。

我到她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是按照六大爷给我的地址找到她家的。九婶怕我饿着，连忙到厨房去烙饼。第二天通过九婶我找到了我的小叔李若凤，也看到了我的小姑李淑云和我的继奶奶冯氏。

本溪的确有很多的商店卖自行车，我买了一台轻便东方红牌的，花了132元。我们生产队的地离家很远，最远的地块有八九里路，为了上下班方便，很多人都有了自行车。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卖了一部分口粮，就买一台相对廉价的代步。

从本溪回来的时候，九婶的大儿子李鹏元非要跟我回老家看看不可，九婶答应了。为了省几元车票钱，九婶通过一个铁路的熟人把自行车放在机车里，我们坐车在沈阳站下车了。随后，我领着李鹏元去大东区看了我们的姑奶奶。

那时李鹏元初中刚毕业，整天没有什么事可做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似乎着迷了。九婶没有闲钱给他玩，遇上了我他很开心。在沈阳我们走了好多家商店，买下不少电子元器件，够他玩一阵子的了。他不好意思对我说：“哥，这可不是小数目的钱啊，我一定想法还你的。”听后我只是笑，什么也没有说。

李鹏元要回老家看看他的亲大爷大娘的目的在沈阳已经达到了，我又给他拿出路费让他早点回家，省得九婶惦记他。

他回本溪了，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90多里地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冷，北风也很大，我没有穿棉衣，来时就打算骑车回家，图的就是剩下钱给孩子们买一些糖果什么的，他们一年到头什么也吃不到。

车子骑起来很沉，汗水结成了冰，所以冻得发抖，恨不得一步迈到家。

孩子们见到糖果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小竹凳是给大孩子坐在饭桌前吃饭用的，他很喜欢。我长吁了一口气，总算走到家了，路上没有吃一点东西，孩子没百盼望一会就好。

人到家了，心似乎还在本溪，还在回忆远方家族的人。

我的继祖母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她的长子李若桐在本溪钢铁公司工作，后来去了湖北，叫做支援三线。次子李若凤在本溪钢铁公司的焦化厂上班，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她的女儿是我的八姑，长相和我的二妹妹一模一样，见证了血缘基因的遗传性。我到本溪后，小叔八姑对我都很热情，尽管继奶奶和我祖母曲氏曾经不那么和谐。

小叔领着我几乎走遍了本溪各各买自行车的商店，终于买到价格相对便宜的“东方红”。随后，小叔又领我去了他的家，见到了我的继奶奶，那时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继奶奶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有些哮喘。

小叔住在山腰处的平方，是自己的产权。八姑住的是楼房，有好几个孩子，她和姑父留我吃饭，我答应了。

在我的印象中，八姑有些老了，她很坎坷，离婚了又嫁。小叔还是那个样子，虽然比我大两岁，体貌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土改的时候，他家是地主，小时候他的脖子上生有鼠疮，所以30来岁了还没有对象。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还娶了一个漂亮小婶，我们不认识。那一次见面后，至今未曾再面。这几年来我多次与他们联系，但始终没有他们一点信息，我还在努力。

我们李氏家族从曾祖那辈算起，一共五大支系。我曾祖这个支系是人丁最为兴旺的了。大曾祖李瑞田有两个儿子，是我的大爷和四爷。大爷的名字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四爷叫李春和，小时候我常到他们家玩。

民国年间，无论是按长幼之序，还是持家的能为，大曾祖当家理所当然。大曾祖人送雅好李水珍，都称他为“李大爷儿”。他仗义疏财又有胆识，口碑很好。其他兄弟四人无论什么事都听他们大哥的，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哥五个还在一起生活着，实在是难得的大家庭。至于李家为什么发财，又拥有那么多的田亩，其中自有蹊跷。

据很多知情的人说，大曾祖是发了俄国人的财，他是用柴禾换“枪帖”发家的。那么什么是枪帖呢？知情人说，枪帖相当于现在的支票。我想，大概是帝俄政府为了战争费用而发放的债券吧。日俄战争中，俄军溃败，以为这枪帖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就要烧掉。大战争见到了，就用柴禾把枪帖换下来成了暴发户。

这种说法李家的老辈人承认，外姓人也有板有眼地讲述，我没听说过李家其他的发财之道，只好相信了。

大曾祖当家理财很有一套，也很公允。可他的堂孙们乃至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说他有些偏心眼儿。

他的嫡系孙子李若柏（四爷儿子）、李若堂（大爷儿子），是我的五大爷和三大爷，同我的家父和六大爷年龄相当。五大爷和三大爷读书的时候花钱如流水，要什么就有什么，甚至是西装革履，大有大家公子相公的气魄。李大爷和家父与他们比起来迥然有异，只能去煎饼铺捞点油水，还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

对外，大曾祖为人豪爽和善有求必应。十里八村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一到场就好使，问题就解决。至今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一提起“李大爷儿”还是不住地啧啧称道。他应约去人家说和事，肩上总跨个钱搭子，总能派上用场。一般说来，邻里纠纷、兄弟阋墙、夫妻反目……大都起因于经济问题。李大爷儿钱串子一向下，一切矛盾自然化解。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多人家没有了隔夜粮，大曾祖要是知道了，肯定差人送去。即使有人登门来借，他也一定让人家满意而归。

听我祖母说，家里专门有一个粮仓是答对玍子的。玍子借粮除了维持生计，就是上门找茬儿，看你李大爷儿怎样对待我。

这个粮仓装的粮食从来不多，遇到这样的人来借粮，大曾祖干脆就把仓子里的粮食都送给他。那人就觉得李大爷儿真够意思，他还能说什么呢，一肚子的气没了。仓子空了，大曾祖再令人把别的仓子里的粮食再装到这里一些，预备下一个求借的人。

李家那么大的家业和田地，从春到秋没有一次失火。这和大曾祖为人处世的周详，还有他城府的心计不无关系。大曾祖常说“穷的可交，富的可为”，都给别人一点东西，总比给你点一把火要好吧。

秋收一到，大曾祖也常去地里看看庄稼有没有什么损失。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偷地里的高粱，他没有喊抓贼。那人背得太多了，一时站不起身来。大曾祖不动声色奇……書∧網，悄悄走到他的身后，向上扶他一把。他嘴里还说：“多来一趟，背多了摔倒了怎么办，满地的高粱茬子像刀似的……”

那人怎么会想到帮他忙的是李大爷儿啊，以为是熟人，背起高粱就走了。第二天，大曾祖差伙计给他家送去了秫米，并说新高粱是不能磨米的……

那人很惭愧，他对来人说“昨晚上我还背了人家的高粱”。

李家几十口人，还有二三十个伙计，平时所需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自然不会少的，足够一个专人去采买了。大曾祖为方便和节省计，便开了一个小铺。这个小铺子相当于现在农村的小卖店，生活用品宗宗样样倒也齐全。大曾祖遇上孩子们来买米面肉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来了多少客人，从来不多卖人家东西。逢年过节卖年货更是替人家着想，生怕别人浪费分文。对一些家境困难的则是买一送一。这个小铺子不挣钱，大曾祖图的就是自家和邻人的方便。直到解放后，有人问我们家里的孩子是谁家的，我们都会说是“李家铺”的。李家铺成了我们李家的代名词，响当当的。

　2　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2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李家与人为善名传遐迩，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也是强盗不抢土匪不夺。八路军来了也从不为难我们，我们不是土豪劣绅。相反，八路军区大队的官兵常以我们家作为根据地进进出出。“区大队”在关内叫武工队，队长姓萧叫萧烈。萧烈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解放后任山西省人民银行行长，新民县志对他有很详尽的记述，我曾整理过他的材料。他把大曾祖当成自己的同盟，有些是还同他商量，对大曾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大曾祖也从不以此自居自傲干预区大队的正事或借机来报复人。

大曾祖同当地的绅士宋亲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亲侯是个饱学之士，为当时新民县很有威望的参议员，“李水珍”的雅号就是他给贺的号。

用当今的话说，大曾祖算得上黑白两道的人物了。所以，在朝秦暮楚的年月里，李家则是家泰人安秋毫无损。

大曾祖确实是个人才，有目共睹，人所共识。但是，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是谁帮组大曾祖呢？

大曾祖兄弟五人，他最信得过的就是他的二弟，我的曾祖，人称“二当家的”。曾祖忠厚，事事让人，从来不会计较什么，更不患得患失。大曾祖不在家，家里的事就由曾祖说了算。遇上什么大事，大曾祖都要和曾祖商量，意见一致了才操作。家里来了客人，大曾祖就把曾祖拉上陪客。在外人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双胞胎，有些人根本看不出他们谁是老大老二，言谈举止内心外貌处处都像。

大曾祖终于老了，他是李氏家族中兴的奠基人，他的精神也是永励后人的财富。他一生为后人留下的，除了几千亩田地，还有有口皆碑的人格。

大曾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除了两支鼓乐队昼夜轮番地吹打，还请来了两方喇嘛咏经诵灵，丧事历经三七二十一天，筵席酒宴不绝，笙罄之乐不断。期间，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沈城南北的大小商号也携重礼为他送行。

曾祖早已有了吩咐，除商贾之礼却之不恭以外，其他人等的丧礼一概不纳——这种办理丧事的做法叫做“大善席”，行善之席。丧事期间，全屯各家各户均不开火，老少人等一日三餐俱在李家候用。

从丧事的规模和“大善席”上看，曾祖无疑是大曾祖的“智囊”和贴心了。

大曾祖临终前，按兄弟五人把家产分为五股，兄弟五人就分家了。树大分枝，理所当然。四个弟弟念大哥劳苦功高，也为他的百年之后做了安排，分爨前从共有的土地中，拨出一方上好的地块作为他的“养老送终”的积蓄。一方地是多少？那是旧社会土地的一个单位，一共240亩。

按传统惯例，其余的土地哥五个“五一添作二”，每人一份。曾祖的人口最多，哥哥弟弟想多给他一点，被曾祖拒绝了，他不想开这个先例。曾祖的土地再往下分，轮到祖父和家父那，自然就更少了。李家的子孙的土地此处就拉开了距离。所以土地改革时，家父的成分才是上中农，即富裕中农，这时我记事了。所以，其他李家各户则是清一色的地主成分。

大曾祖的大儿子我不曾谋面，没有关于他一点的记忆和了解。他的二儿子是我的四爷李春和。小时候我们住在孟家窝铺时，我经常到他家和他的孙女李丽娟、孙子李福元在一起玩。四爷和四奶都是很精明的人，更为和善，对待我就想对待他的亲孙子一样。只要有东西吃，哪怕是饽饽头他们也给我留着。他们是地主成分，解放后自食其力，四爷开了一个磨坊。这个磨坊专门磨小麦卖白面，一家人倒也吃穿不愁。所以，四爷给我的印象就是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身的“白粉”，脸色总是灰滔滔的白，眼睫毛像挂了霜似的。

四爷四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若柏我叫他五大爷。他念的书比家父多一些，解放前在吉林集安“当差”，听人说是个税务官。解放后五大爷回家务农了，继而去了学校当了教师。1953年辽河发了大水，河堤决口，几乎涝倒了堡子里所有的房屋。

那一天上午10点钟吧，五大爷回倒塌的房子那给他的孩子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弄些吃的，想不到灭顶之灾已经走近了他。

五大爷用自家的面粉烙了许多饼，转身就往回走。在家与河堤中间是一条很宽很深，流得很急水流。五大爷不会游泳，就和姓刘的共四个人扶着簸箩过这道“河”。走到“河”的中间，那三个人的手松开了，簸箩自然就向五大爷这边扣过来了。他被簸箩扣在水里，没有了身影。也许是他挣扎了吧，过了一会五大爷冒出水面，踉踉跄跄地爬上了河堤对面的岸上，还理了理头发。这时人们高声喊他“往前走！别回头！”

可是，五大爷被水呛懵了，后退一步又跌湍急的水中，再也没有路出水面来。

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娘和他的孩子也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四大娘疯了似的喊“救命，救人！”可是有谁敢冒死下水啊，没有船，没有木棍和竹竿，奇书网下水就等于白白地送命。五大爷就这样溺水身亡了……

洪水过后，五大爷的尸体才露出来。

他溺水后，死死地抓住一个树根，在那里一动未动。那个树根离他落水的地方不到15米，太遗憾了，只要会一点水，也不至于死得这么凄惨，那时他才30岁。

少怕丧妻，老怕丧子。四爷没有了儿子悲痛欲绝，四大娘更是肝肠油煎丧魂落魄。四大娘姓杨，是新城子区马门子的娘家。四大娘通晓一些诗文，在妯娌中是最有文化的女性了。他曾写诗怀念她的丈夫，我年幼记不得了，好像有一句是“空留丽人在阳间”，我是听大人们感慨时说的。

四爷四奶年事已高，又怕触景生悲，不久就投奔远在黑龙江的二儿子李若栋那里。但是，他没有逃出悲惨的命运……

　2　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2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李若栋排行第十，是我的十叔。他的个头比他的哥哥李若柏高大魁梧，长相和说话的语音特像他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很爱逗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把你逗哭不拉倒。我有些讨厌他逗我，但有愿意和他接近，因为他的兜里往往有糖。

50年代初，十叔在沈阳就有工作了，大小还是个头。他回家时，他的未婚妻就过来看他，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