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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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书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书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书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回头路走不通了，只好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一心要走出漆黑的无底洞。结果可想而知，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回天无力。道理很清楚，所谓的专利纯属欺骗，生产出来的保安器根本不“保安”。后来虽然经过东北大学教授研究设计，但此路不通！

两年的时间，我当了两个厂子的厂长，过瘾了！我从鞋厂出来的时候是有交待的，叫做扭亏为盈，不然谁肯接我的破乱摊子？保安器厂因为先天不足，神仙也难以妙手回春，责任在于谁，不言自明。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实现了自己预期的初衷，对得起领导，也对得起社会和自己的良心。在鞋厂的墙上，至今还有我的座右铭——“送客不送礼，让座不让烟”。我没有给任何领导和任何人送过包括鞋在内的任何礼物，但我的“实惠”也不少，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

　4　本土的上司　（两面人生）（5）

4本土的上司（两面人生）（5）

首先是我吃的实惠，且心安理得。

任何企业都少不了与外界相关人员的联系交往、沟通洽谈，人家总不能背着饭锅来吧，你就得招待，客人嘛。不过，在我任厂长期间我没和客人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到小吃部就餐也不超过5次。乡政府所在地能没有几家上好的酒店吗？但我去不起，也不想去，企业拮据，百废待兴，能省就省。况且我当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和“吃吃喝喝”的风气作对来的，我没有忘记，更是做不出来。大庆的客商千里迢迢来批发鞋，是来送钱的财神爷，本该热情招待，去高级酒店，但我依然按既定的原则在鞋厂自己的食堂就餐。客人是不能慢待的，就让炊事员到街上买最好的鱼、最好的当地“小烧”。这比饭店实惠多了，还有特色，花的钱仅仅是饭店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剩下的饭菜也不白扔，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好多有头有脸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有个大事小情眼睛就盯上你了，请柬一把一把地往你手里塞，去还是不去？

去了，老东给你个人丰厚的礼品回馈，花公家钱个人落实惠，皆大欢喜。不去吧，得罪了他，都说你不会办事，太死性，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死脑筋一个！面对形形色色的约请，我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去也讲实惠，不去也是实惠。

乡企业公司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上级，那的头头自己家开办的酒店开张了，请我，我没去。我觉得，花我个人的钱我不情愿，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情意，我个人从来就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劳驾过任何人，我行我素。花公家的钱太违我心，假公济私有违纪律更违心，不能去。

不久，新的银行办公楼落成典礼约我去参加，我去了。那是因为我欠人家的“人情”。在我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贷款了，我得知恩图报。这次赴宴不是我一个人，副厂长、会计、出纳，一共四个人“倾巢而出”。

“我够意思吧？”我问银行的主任，他笑了：

“谁也算计不过你！”

我说咱们是邻居，你家有事俺家都来了，这不是很讲义气嘛。其实，我们全家出动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吃他们的饭是小菜一碟，每个人拿回一份厚礼那才是真的啊。我一个人去也得花600元，四个人还是那些钱，这笔帐不实惠吗？也就是说，鞋厂对职工的“公益事业”，我没有自己独吞独享的任何项目。

我所以下海的目的上面说得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实惠”也是公开的，那就是我的工资。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念大学的，一个念重点高中的，凭我那点工资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维持。所以，我一个人要顶两个人来挣钱，就去当厂长了。别忘了，我一个人曾经当两个厂子的厂长，加上原机关岗位的工资，我一个人挣三份的工资，够实惠的了。这都是当时的政策给予我的实惠，给予我的机会，我抓住了，我也无愧那份实惠。

三四年间以来，那么多的职工，几百双手围着我转，我没有拖欠过他们一分钱工资，没有一家酒店记过我一笔吃喝账。对于周乡长，主管我的上司，我没送过一次礼，没得过我一点好处，哪怕是一双鞋。

我很留恋珍惜那段真诚的上下级关系与情感，因为那是历史长河中的珍品，甚至是绝品。他是搞工业的“内行”，尽管有些许失误，但对于我来说，他至少是个先行者，给予我很多的教益、支持、指导，都是真挚的，难得的。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图的都是一个“名”字，其“名”字又各有不同的含义。他得到的“名”字，就是个“清”字，清廉为官。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字。当官的，一个“清”字了得！为人的，一个“正”字人皆所慕。正因为我人“正”，则邪不压正，所以税务、工商、派出所……从来没找过我任何麻烦，给予的都是支持，他们没有一个人到我这里“大家拿”。在企业的大潮中闯荡一回，在我的领地里亲自遏制“大家拿”，足矣。

在厂长的位置上，我也认识了社会的另一面，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从前全然不知的领域。比如说吧，有的人办企业不是为了盈利，听后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吧！人家为的是以此做幌子骗贷款，信贷员得到回扣也不动声色，故装糊涂，银行的呆账就有其中这个因素……诸如这许许多多非常矛盾又难以理解的问题和现象，我都得到了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感慨社会真是个大课堂啊。

说到这，我不禁要问自己：乡政府这么大的两次失误，主要领导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他们有尽心尽力的能力与努力吗？这两个合资企业的失败，不是在发展中走了形，可以谅解；而是从一开始，或者更确切一点说，还没等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发人深省啊！

发人深省的是，说个搞乡镇企业，就像大跃进似的“狂热”，人们完全忘记了那个年代留下的教训，不值得发人深省吗？90年代中期，离开大跃进已经有近40年的时光了，相当于多半个“三国时期”，相对漫长。可是，有些土生土长的上司，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悲哀啊。

贾清仁任党委书记，王广福任乡长期间，党委副书记姓洪，洪毅文，本地人士。洪书记与两位领导没合作几天，就调到市水利局去了，空缺的位置由周春林接任，周春林的位置由赵国权（时任纪检委员）补充。有了这一层变化，周乡长也把主管工业的摊子交与赵乡长。

洪书记是我初中的同学，他总是给人以老实厚道的感觉，工作作风就少了一点“魄力”。在他任党委副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期间，乡机关的同志几乎没有谁入党。为什么？不清楚，一言难尽。至于有人说他怕别人入党后，会“老鸹夺了凤凰窝”，我没有考证过，也不能随便说话。

周乡长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支部书记后，党的大门就像被洪水冲开大堤的决口，清流浊流一起涌进，入党的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一时间，周书记“口碑”载道。他像一块磁石那样，吸引了一大批乡政府机关的“新生”力量。这就是能为，眼力，这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没花一分钱，买来一大堆人心。当周副书记攒足了家底的时候，乡长的位置有空缺了。天时、地利、人和，周书记顺利地通过了市委对他的“考察”，成了一乡之长。

“官升脾气涨”。如今的周乡长可不是过去的周乡长啦，已经没有了那个“副”字。在人多势众的场合，说恭维话的多了，见他满脸堆笑的多了，找他办事的也多了，抬轿子的更多了起来。他不难么爱搭理人了，更不肯和你先打招呼了，绷着脸的时候多了，用鼻子说话的机会多了。总之，以前大家公认的那些毛病，到了现在没有一点伪装隐蔽的必要了。他把挖苦人当作批评，把贬损人看作是帮助你，把不理睬人当作什么呢？不是人。

新的一任乡长上台伊始，乡政府机关的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风云突变。这次突变，官方叫做人员调整，是以亲疏为原则，以经济实惠为目的的。他把他的亲侄调到财政所当税收专管员，把原来的专管员调到办公室做主任。税收专管员是个肥差，每年比其他同志多得奖金6000元，等于每年多开12个月的工资。为了平衡一下关系，才让那个专管员升了一级，当主任，也就是定了我的位置，我去了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任股长。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公道佬一辈子屈不着自己”是也。由此说来，周乡长够公道的了。

在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周乡长刚刚“扶正”，只不过我们上下配合的时间不长而已。从大局和事业的角度出发，我曾建议过他，改西配房为食堂。原来的食堂在办公楼的后院，年久失修既破乱不堪也脏乱不堪。周乡长也下过决心整饬一下就餐环境，只是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方案，而犹豫不决。我的建议，一可节省三分之一的预算，二可招待好外来客人，每年至少节省两三万元的招待费用。

这个建议提出后，周乡长没有表示可否，鼻子连“哼”一声都没有。

不久，新的食堂按我的构想竣工了，周乡长得到一片赞扬声，被称之为“伟大的构思”！我这才明白一个很大的道理：领导采纳你的意见是不会说出来的，你也不必说是你的建议，领导永远比你高明，这是真理！还好，我懂得给领导提建议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以后也要守口如瓶。不是吗？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所有的功绩都是领导的，贪婪成性也是硬道理。

是的，人之贪婪何止钱物？《左转•；；昭公28年》中说：“贪婪之餍，忿类无期”。现代作家梁斌的《红旗谱》也有类似的话：“他贪得无厌的性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残忍了”。餍，同厌，满足的意思。如果说，人皆贪婪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无厌”则实不可取。贪婪无言者之所贪，除钱物之外，所有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还有口惠都纳入必贪之列。某某人提起某某时，常常愤愤不已：“心太黑了，胃口太大了！”

所谓黑，说的是，从你身上刮走他他之所求所得，而后则视你为敝屣而鄙之矣。所谓胃口大，则指百元的子女升学礼、乔迁之喜礼、贵恙之慰问礼而不屑一顾之。

他很讨厌“八千岁”了，那时他没有太大的实权。后来，他不再骂他了，证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有条件的“谅解”。再后来，“八千岁”打道回府了，可怜兮兮的，他没有半点同情知心怜悯之意，因为有条件的“谅解”已经用尽了。

人常说“吃亏是福”，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贪婪无厌者，则说成是“吃贡是福”。贡，是贡献，孝敬皇上的贡献。虽然说几千年的皇上早就被打倒了，但很多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做皇上梦的，痴迷于歌舞升平外，“吃贡”是皇上梦最好的体验与享受。可以说大官大吃，小官小吃，没有人不吃。而对于“吃贡”者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去管管？管也罢，不管也罢，老百姓的心态最终还是趋于平和，平衡，没有办法只好这样了。他们只好用一道古训了平衡自己，那就是：花脏钱，喝凉酒，早晚是病！或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一个也漏不掉！

　五　　我的朋友　　1　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五我的朋友1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弹指一挥间，花甲已过。在60多个春秋中，我“从政”28年。比起读书12年，耕耘田垄6年，教学6年来说，“从政”是我人生路途走的时间最长，价值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但值得我珍惜的还是年幼和“寒窗”那段光阴，因为那时有理想的光环萦绕着我，给予我心灿烂，尽管后来前功尽弃，落个心灰意冷，但比起“从政”舞台的险恶，那还是一篇温馨的童话，因为那里有我随意的选择。

我无法选择老师和上司，而可以选择朋友，所以那是我最愉快的年华，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道路自己走。

从开始上学，到高中毕业的12年间，我先后在4所小学和初中高中读书。匡算一下，和我同班的同学就不下300人。这300个同学都是我的同窗学友，尽管我们之间有过吵闹与“争斗”，甚至到后来由于观念和志向的不同而产生一些不快，缘分是至关重要的，缘分不能再生，就显得非常珍惜，其他都无所谓了。

解放初，我们都是刚刚入学的孩子，天真无邪的顽童。那时，只要玩得来就是合得来，就是朋友了。50多年过去了，好多记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也就怀念那时的“童友”，那时的“童话”——儿童们欢心的佳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重演了，郭祥玉、孟祥弟、王小孚……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只有曲良忠健在，思想起来不觉戚然。

50年代初，我的家境很差，上顿饽饽下顿粥，土豆白菜都很少见到，就别说鱼虾了。至于粘豆包、荞麦卷子，我只是在别人家见过，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当然也没有吃过了。

记得那天早上，我会曲良忠一起去上学。见他正在吃早饭，我没有进屋，就在门外等着他。奶奶时常告诫我，人家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进屋的。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我记住了，很听话。

那时学校离家有3华里多，得经过一片没有人烟的的辽河滩。小孩子们胆小，上学就三五成群地一起走，家长是不送的。

刚刚走出村子，曲良忠偷偷给我一个粘豆包，说是他妈妈给他的午饭，我们午间都不回家。我头一回见过这东西，粘豆包的皮是紫红色的，是一种黏高粱面做的皮。馅也是紫红色的，是红小豆烀熟了做的馅。看上去就流口水，吃一口黏黏的也甜甜的，没等到中午，曲良忠的午饭就没有了。

刚解放时，我们家也是有田地的，但父亲是老师，没有人耕种，就租给人家了。到秋天，按四六分成，租地人给的都是高粱，根本没有小豆绿豆黄豆等杂粮，所以就难吃上豆包什么的。没上学的时候，别人家吃饭我根本不进屋，上学了，在路上得到小朋友们很多的恩惠，而我从来没有答谢之物飨人。我那时虽说人小，可心里总觉得有一种负人的感觉，总想报答人家。

总算有了表达自己心愿的机会了，那时农历腊月三十夜晚。

过年了，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些花生，分给我和妹妹一些做零嘴。一些是多少？装满两裤兜。两裤兜又有多少？是母亲那双手捧给我们一捧，就把小孩的小裤兜装满了，露出了难得的满意笑容。那时候我数数好了，最多也不过60颗花生角。

我一粒都没舍得吃，转身就消失在除夕的夜幕中，去会郭祥玉、曲良忠玩。

那时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焚香上供，鸣鞭放炮。孩子们没有躲在家里的，农村没有电，更不知道什么叫电视，就出来玩，欣赏一年一度的“光怪陆离”。

我们三个人终于到齐了，还没等我拿出花生来，他们俩就争先恐后地把新年的礼物塞到我的手中。什么柿饼子、橘子，都是我没见过的玩意。对于他们给予我无私的“周济”，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只是我无能为力去报答他们。至今能感到慰藉的是，我没有忘记他们，也很怀念那个天真质朴的情感。

玩了好长时间，我们就去踢小庙了，前文说过的。

按理说，父亲是教师，应该有些钱在过年的时候打点打点他的孩子。但那时的工资很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需要打点的事太多了，就顾不上打点我和妹妹了，彼此心里都很苦，苦不堪言。

1955年冬，我们随父亲工作的调动，家搬到较远的地方，离开了“抹泥之交”。那时候，王小孚已经死了，我常常梦见他。

王小孚的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王，乳名叫小孚子，比我小一岁，死的时候不到10岁。他的家在团山子，在我们孟家窝棚东3华里。他的伯父是我家的西邻，他来他的伯父家就和我一起玩，那时我们都没有上学。

小时候我就很“野性”，认识了王小孚，我就偷偷地去团山子找他玩，不想惹出了麻烦来。

刚解放，有些屯子的孩子专门“欺生”。第一次去团山子的那天，几个孩子就上前阻拦我，挑逗我，手里都拿着石头木棍什么的，赶我走。我见王小孚过来了，胆子就大了，就和他们比划起来。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王小孚怕我吃亏，就帮我打他们。他们比我们大，王小孚的脸都被打青了。那帮孩子见王小孚玩命了，纷纷作鸟兽散。其实，这帮家伙后来都是我的同学了，有的比我大四五岁，解放前念不起书，解放后年龄就大了。

第二年我上学了，9岁。王小孚8岁，没到那时的入学年龄，悲剧发生了。

放暑假了，我不再去团山子小学了，也没有见过王小孚，就想去看看他。谁会想到，还没等我迈出家门，西邻王小孚的伯父伯母就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问过才知道，王小孚淹死了。他和一帮孩子到辽河滩一个水泡子洗澡淹死的，已经有两个时辰了。听后，我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要去看看他，听人说他就躺在那个水泡子的岸上。我没有去成，早就被母亲看死了，因为我也去过那个水泡子洗澡。我们就这样生死永别，阴阳两世。

他的伯父伯母一生没有孩子，指望他日后养老送终。他走了，他们怎么会不哭得死去活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伯父伯母也带着悲伤离开了这个人世间。王小孚的哥哥后来我也认识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我想王小孚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和他回忆起王小孚，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慨叹了，是无情的时间磨去了悲泣，留下一抹深刻的记忆。

　1　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1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深刻的记忆，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王小孚那一幕，就像大树的年轮，只要你活着，记忆就不会空转，一圈一圈地随着你的年龄生长着。

7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人们还没有扛着锄头下地，噩耗就沸沸扬扬了——刚过40岁的孟祥弟死了。我“啊！”的一声，不知所措。

孟祥弟父亲的舅舅，是我的姥爷，也就是说，他父亲和我母亲是亲姑表兄妹。孟祥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我叫他的父亲大舅，大舅叫孟繁文，别看他识字不多，但编歌谣可有一套，一套一套的，流传下来很多，可惜我手头上没有。大舅的手很巧，给丧家扎个纸人纸马什么的非常逼真，靠这一手也能挣个零花钱补充家用。

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孟祥弟也是会计。他没念过初中，但和我大舅一样的聪明，在众多会计堆里也算得上佼佼者。那时的大舅很称心，觉得孩子的对象不会发愁，会计在农村也是个文化人嘛。

到了“文革”的“文功武卫”的乱世之秋，心情平静的大舅突然间坐卧不安了，因为孟祥弟的心骚动了。他不甘心做他的会计了，凭他“里面三新”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偷偷地背起了枪，参加了“文功武卫”大队。

队员们整天荷枪实弹，镇守着公社大院，还真的与沈阳方面窜来的造反派交了几次火，幸好双方没有大的伤亡。但是，罗家房地区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战场了，人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大舅才知道孟祥弟原来是“文功武卫”的队员，日日夜夜为他忧心忡忡。他可是大舅的独根苗啊，说啥也得把他整回来才能安心。于是，大舅谎称病危，托人捎去口信。

孟祥弟请了假，一进屋就被大舅骂得狗血喷头，这才绝了他危在旦夕的险境。回家后，孟祥弟还留恋那里的生活和“前途”。他说，在“文功武卫”队里，猪肉粉条子、大米白面堆着吃，万一能闯出一条路来不比当会计强吗？

大舅听说他还没死心，也没动声色，使出了一条“美人计”。

第二年初春，大舅开始为他操办婚事了，企图栓住他的心。

爷俩原来住两间小草房，准备给他结婚就又接了一间，不然住不下。大舅求我来帮工，我和孟祥弟用手推车运土运石头，那时年轻，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告诉大舅，千万别做好的吃，这就是我答应帮工的条件。我们是实在亲戚，大舅也很实惠，没有买肉，我也不会喝酒，每顿饭都是秫米（高粱米）干饭，副食全是玉瓜英子炖豆腐。我想，只要能给大舅省俩钱比什么都好，办喜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吃喝算什么。来之前，妈妈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些年来，妈妈没少帮大舅做针线活，大舅也帮我们干很多妈妈不能干的庄稼活。

早年间，大舅家很穷，是姥爷出钱给大舅娶的媳妇，不想，大舅妈早早就死了，我还没有出生。姥爷为他的外甥操劳一辈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世了。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这些往事，我心甘情愿地帮大舅的帮，也是在帮姥爷的忙吧。

孟祥弟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大舅对我很好，喜欢我老实，说我憨厚。大舅会种香瓜西瓜，瓜熟了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随便地吃。每每想起那年那月，心里依然甜滋滋的。

过年的时候，苞米花是孩子们最好的小食品了，妈妈舍不得花一角钱的手工费，我就去雪地里捡崩飞的苞米花（现在也叫爆米花）。大舅看了过意不去，就帮我捡，他还对崩苞米花的人说：“你就不兴往雪地里崩一锅吗？让小孩子过个年！”

五一前，孟祥弟结婚了，也结束了20多年由男人操持家务的历史。嫂子很贤惠，对大舅就像对自己的爹那样。大舅整天就是一个乐和，他有了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孟祥弟的负担也一天天的加重了，忙得脸都没有功夫去洗，累得比原来的个子又矮了许多。他就是在劳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心有不甘，孩子仍是“嗷嗷待哺”阶段。嫂子不得已改嫁了，为了孩子。

多舛的人生，奈何又遇上了多舛的社会？“文革”的动荡，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人的生命就显得脆弱。同孟祥弟一样，郭祥玉在他死后的第五个年头，也瞑目于黄泉路了。

在孟家窝铺时，我家住在后街，郭祥玉、孟祥弟住在我家的前街，他们是邻居，郭祥玉居东。两家住的都是马架子，窄小黑暗，开门就是炕，冬不暖夏不凉。1954年，兴修辽河大堤时，孟家窝铺等七八个村子都搬迁到大堤南，他们两家也分开了，但住的很近。1960年，我家从外地搬回了德盛堡，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才有机会见面。

德盛堡，是个新村屯，是原来大堤外各村屯居民杂居的新村，有月牙河、孟家窝铺、董家窝铺、桑树子、王家街……几个堡子的人都到这里定居。

孟祥弟比郭祥玉有心计，日子还过得那么寒酸。郭祥玉是个“死做”的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少点理财算计的门道，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年不如一年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读书、住房、婚姻……哪笔开销能省得下？那笔开销不是天文数字？他忧虑成疾，先是双目失明，后来百病缠身。45岁的时候，他的生命之光彻底地失明了。他的死，虽然用不上“英年早逝”，但也是“年轻少亡”了。

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玩，他从来对我们都是“逆来顺受”，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忠厚老实人，有口皆碑的宽容风范。可是，上苍上天对他太不宽容了，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一生没有平安，天理难容啊。

比起这些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在我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我够幸运的了。我往往以自己“苟且偷生”来慰藉自己的幸运，痛苦和失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

　1　同窗学友（诤友诤言）（3）

1957年秋，我再一次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新安堡小学转学到郭家沤麻坑小学读书。这里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很远，好像在西天边上，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到有些闭塞与原始。虽然我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和我的“家乡”大不一样的，处处感到既陌生又很新鲜。

学校没有新安堡规模大，学生老师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是五年级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所以我是1958年第一届毕业生。

来到生疏的环境，我没有生疏感，新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很快就有两个好朋友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思去结交的朋友，是按大人们的朋友概念相处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叫郭志彪，另一个是孙方举。

郭志彪，和我家在那家窝棚的房东都姓郭，但读音却不一样，郭志彪的“郭”读“国”，是第二声。

那家窝棚的房东是老哥俩在一起过日子，守着一棵独苗郭洪奇；郭家沤麻坑的郭家，也是老哥俩守着郭志彪一个男孩，真是巧合了。郭洪奇和郭志彪一样的“悲伤”，小时候母亲就没了，而他们俩的个性却有天壤之别。郭洪奇，从小就娇生惯养，对同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在新安堡念书时，郭洪奇住西屋，我家住东屋，许多事我都由着他，我们之间没有友情可言，倒有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感受。当我们都为人之父了，才都各有所悟，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像是久别的同胞亲近不够。可那时不是，同屋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努力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