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草根家事-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为领导“近君子，远小人”更是难得，有谁不愿意给自己戴高帽啊，虽然是小人之举，但舒服。自古以来，怕是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别人为他抬轿子戴高帽的，何况那些小人对抬轿子戴高帽之能事练达得很。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少不了这样的人，对此可以随时随地淋漓尽致地大显身手，且不遗余力。前面说的那个打了饭碗子的，同乡政府大院拜拜的那位，其小人之能为可谓登峰造极了。自他到乡政府以来的几年间，所有的领导，只要是他认定有用者，无一逃出他的手腕，而被抬得晕晕忽忽，捧得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任他颐指气使。在外人看来，他就是领导的上司，就是领导的爹。他对领导说话可以不讲什么分寸，也可以大大咧咧地“顶撞”或戏谑，也可以拍拍他们的肩膀。而对于没有实权，没有用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你跟他打招呼，他用嗤之以鼻来回应就算很够意思了。他的为人哲学可以用四个字来浓缩：现用现交。
他基本上是和我一个时间来到乡政府的，比我年少。开始时，干了几年临时工，是个通讯员。后来，“抬、戴”之术屡见奇效，平步青云，捞了个民政助理的肥差，有了“抬、戴”良性循环的资本。
罗家房算得上地灵之所，到这里任职的主们，个个都会被灵气陶冶成“人杰”。可惜的是，好多历届领导等明君，个个被这个“八千岁”玩得俯首帖耳，俯首称臣地替他效劳尽力，但也有例外者。
新的党委书记驾到，机关中人人皆拭目以待，看看他在这个“重头戏”面前又是如何粉墨登场，又是如何地收场的。
第一幕叫“亮相”。领导去哪了，靠灵敏的嗅觉他都能找到，争取第一个得到接见。很多人还是头一次见到刘书记的时候，人家刘书记就叫他“王哥”了。那种亲近之情、密切之容，构成了一道别人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没有你插足的机会。亮相，就亮出个“狐假虎威”的效果，亲密无间的形象。
第二幕叫“入戏”。对此，时尚有说法，称之为进入角色。刘书记手头有一条烟，挺“冲”，他说他不敢吸，那“冲度”相当于60度老白干烈性酒。八千岁听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随即接过话茬儿：“给我吧！”
刘书记自己不用，还有人喜欢它，他不会吝啬的，也不能当面不给他面子，这条烟就成了八千岁的了。这也是他入戏演出“一箭双雕”和“一石二鸟”的剧目。其一，众目睽睽，都看到了吧，我们的关系如何？非同小可。我虎口拔牙如同探囊取物，不可小觑。其二，礼尚往来之渠道被烟疏通也，这就叫“欲取之，先与之”日后我好投桃报李，顺理成章。
其三叫“谢幕”，惊诧的谢幕。刘书记“送礼不收，溜须不受”，令机关上下惊诧不已，也叫八千岁十分惊诧啊。刘书记牺牲了一条烟，坏了八千岁的千秋大业。他觉得，恍惚之间天地都变了，屡试不爽的万应灵药失效了。他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好大的一把“米”。这“米”就是他的饭碗子，身怀的绝技，露馅了，演砸了。从此，人们的心病不治自愈，眼前一亮，再也不怕得罪了八千岁而激怒领导给你小鞋穿了。所以，他们敢在机构改革中毫不违心地给八千岁打分，“穿小鞋”，致使他一败涂地。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被时代的潮流卷到浅滩上成了沉舟，一个机关的股长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地上而爬不起来。这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
那么，他是怎么入党的呢？答案是，几经周折，几多坎坷，才终成正果。
机关支部大会和支委会多次讨论他入党的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愁煞人也。欲进不能，欲罢又不忍，愁坏了两个人，一是八千岁自己，一是那时当权的党委书记。领导思来想去，觉得既然对他有了承诺，就该负责到底。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领导动用了他的权威，暗示机关支部负责人专门找和八千岁过不去的两个人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两个人抵挡不过这种干预和压力，违心地扮演了“月下老人”的角色。八千岁入党大业就是在领导亲自指导和策划下进行的，完成的。八千岁对此很是懊恼，入个党咋就这么费劲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还不如不……他认为，党不党的没关系，只要我和说了算的拥抱在一起，任何死神都不能把我从“得意”中抢走。
在他为人处世哲学地指导下，我行我素，义无反顾，怎么可能去反思自己的“失误”啊，怎么会理解什么叫自我检点啊！这回机构改革他傻眼了，头头脑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寡不敌众，无力回天。唉，作茧自缚，咎由自取了。
5 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
1958年初春，大跃进的号角刚刚在农村吹响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叫王胜岩，是我们这里“乡镇”一级的大人物。那时公社还没成立，更不能叫“乡镇”。当时“公社”一级的地方政权称之为“区”，后来又叫“作业区”了，他是作业区的首脑人物，我听大人们说的，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看外表，他人很老了，其实那时他也就30多岁，但在小孩子的眼里他就是老头。“王书记”衣着简朴，腰间经常系个麻绳做腰带，和我的邻居老头差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老革命、老八路、老资格，没有一点架子，基层的干部都围着他转，神圣、威严。
等我到公社当临时工上班的时候，他在我们公社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待不住，就做机关的常客。有时候晚上没事可做，我们常在一起打扑克，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一些了解。
王书记头脑很机敏，扑克打得也好，要是输了，你就遭殃了，直到他赢了才罢休，往往玩到后半夜才结束。争强好胜，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上也一样。所以，他退休后很少有人和他来往，说上句说惯了，现在你退休了，谁还受你那套？有时候无理他也要狡辩三分，包括打扑克。我是小字辈，出于对他的印象和尊重，违心地配把手和他玩，就输给他，不然你受得了吗？真是“和尚没事（寺），尼姑不得安（庵）”啊。这都是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王书记退休的工资很高，他的夫人也是高工资的退休老师，老百姓都叫他财神爷。可他属于“铁公鸡，琉璃猫”一毛不拔之类的，扑克输了也不请客，呵呵一笑算了。别人输了，他贬损你的话就多了，直到你掏腰包才打住，受不了他那张损人的“臭嘴”。
王书记属于本土的上司，工作上我们没有共过事，业余消遣算是我的上司，我得听他的。不久，他去县城养老了，我解放了，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我依然怀念他当初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罗家房人杰地灵，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就是这块黑土地的生人。著名作家马加在这里度过了他年少的时代。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的20年间来奇……書∧網，全乡共有2000多人考入大中专院校，其中博士生11人，那时的学子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夏，党委书记贾清仁为实现罗家房乡经济腾飞，举办了在外地的罗家房人士献计献策的座谈会。拟定与会的都是科处长以上职级的官员，共一百余人到会，号称“百家论坛”，由此可见罗家房人才济济。缺憾的是，自1958年成立公社到现在的乡党委、政府的一把手中，没有一个是本土的。被乡村各界认为很有才能的周春林，也仅仅是个党委副书记，位居三把手。
何以如此？原因太复杂。有的说县委没人，县官都是辽河西的，没有裙带关系，此其一。有的说，罗家房人太“文化”，呆板，不会走动，“运动”……大家总结出来的，没错是吧。这两条放在周春林身上都合适，可谓量体裁衣，量身制作了。
周春林，本乡新兴村人，过去叫平安堡，马加的家乡。他小学文化，连级军官专业。冷眼看去，这个人是很难接触的，有一种自以为不同凡响，自封清高的架势与神情。他的记忆很好，对各种事物都能弄清来龙去脉。他的思维也很敏锐，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思路清晰，方法简单而得当，干净利索。同时，他常常容不下属下说话，不管正确与否，他可一语中断对方所言，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霸气。在他刚刚当上副乡长的时候，这种霸气已初露端倪了。
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同洪毅文（后来的副书记）任加林（农业助理）边骑车边聊天，我说周春林是个山大王的作风。不想，这句话被他们俩其中的一个告诉了周春林。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说过也就忘记了，只是闲来谈笑。
第三年夏季防汛时期，周春林在堤防值班，我遇上了他。因为我家离堤防很近的，吃过晚饭我去堤防看我的表哥慈明信，周春林和我算起了旧账，这就是他的“强记”。
我走进堤防，周春林正和表哥他们喝酒，见我进来就让座。堤防的饭我是常吃的，但有客人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回避。我和周春林没有什么隔阂，又是领导和同志的关系，在大家再三礼让下，只好“作陪”，也是好意，其实我就是坐坐，吃过了。我刚刚坐下，周春林突然向我发问：“听说，你管我叫山大王吗？”
“这话问得真没劲！怎么，难道你吃饭就不许我来吗？难道你喝酒，就不许我吃饭吗？你吃谁的？我吃你的了吗？你怎么这么独！”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然“得理不饶人”：
“是的，是我叫你山大王了，怎么，不对吗？”
“为什么？”
“你就是山大王！我来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山大王又是什么！”
屋子里原来融合的气氛霎时间凝固了。大家都觉得周春林太霸道了，又不好直说，只好我说，总不能因为我的来到让别人也尴尬吧。
“我叫你山大王，是瞧得起你，你还别不识抬举……”
周春林涨红着脸细听下文，他自己也觉得说话太不合时宜，等着下台。
“乡政府有好人吗？个个都是土匪，你不是山大王是什么！不愿意干，说话！”
我说完，包括他都哈哈大笑。
其实，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都体现在这里，只有你服从的份，他的尊严才得以体现。后来他承认，他当着许多领导评价我，说我是唯一“不受话”的人，我不会唯唯诺诺。我不是“不受话”，我是不受歪曲、贬损、小觑的话。
5 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5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书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书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奇书网县里可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
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4 本土的上司 （烫手山芋）（3）
4本土的上司（烫手山芋）（3）
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没有绕过这道“门道”的厄运，有的彻底破产，有的苟延残喘，剩下来的仅仅是残垣断壁高筑起来的债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指山卖磨”“靠河卖水”的买卖也寿终正寝了。
什么山，七星山，石头山。打下来的石头用不着加工成磨，就可以卖钱，且供不应求。这个一本万利的企业，等于是守着河卖水，也落个“赔”字，荒唐至极。原因何在？还是那三个字——大家拿！
大大小小的大人们建房所用的石料白拿自不必说，“星星点点”权当合理损耗，一咬牙也就算了。叫人摇头不止的是，他们的亲属们盖房子的石料也要免费供应啊。怎奈大人何其多，亲属何其多，“损耗”何其多？不堪重负！凡是比厂长大的人物都是大人，凡是跟大人有些关系的都是亲属……这种“合理损耗”加上生产内耗和酒肉消耗，耗尽了山场的最后一滴血，山场成了一具没有一丝气息的僵尸。于是间，七星山变薄了，“人情”变厚了，管理变乱了，企业变黄了。在老百姓的心里眼里，“大家拿”是乡镇企业百药难医的绝症。
可我就不信，乡镇企业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吗？于是，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企业的“门道”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非要亏损不可！
我自告奋勇当厂长，首先得到周乡长的认同。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来我也想到他了，但怕人家不干。”周乡长的认同得到党委的一致通过，1992年9月29日我走马上任，开始主持鞋厂的全部工作。
这个鞋厂是同沈阳一个叫李晴天的专利人联合开办的，所有投资由乡政府解决，专利和技术由李晴天负责。鞋厂的班子有5人组成，副厂长是沈阳方面的李德英，主抓生产。技术员也是由李晴天“委派”的，叫金都。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退休人员，李德英是原沈阳第六鞋厂的厂长，金都是技术员，都是鞋业生长的行家里手，没的说。两名财务人员是本乡的段文强张秋香，年轻人中专毕业生。
那年的国庆节我没有时间休息，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建，10月初鞋厂就正式生产了。据专利人说，这种鞋是专利产品，穿起来既省力又保健，走起路来十分轻松，很多人士都期盼它早日面世。
对于“专利”二字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省力”一词我不能恭维苟同，持怀疑态度。天下哪有什么“省力”一说？能量是守恒的，何谓省力，为何省力？我曾经“请教”过专利人李晴天，这力省在哪了？他不快地回答：“你不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不和他计较，但我坚信是他不懂装懂的，反正合同上规定，销售的事他负责，合同是乡政府的企业公司与周乡长早就和他签订好了的。这个合同没有我一笔签名，我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了。
按李晴天和李德英金都的设计方案，鞋不停地生产，销售却没有前行一步。作为一厂之长，我开始替别人分忧了，也替自己犯愁。原材料需要钱来购进，工人的工资需要按时发放，而鞋一双没卖，怎么能寝安食味？更为糟糕的是，按李晴天的专利设计，鞋的质量根本无从谈起。做出来的第一双鞋由我试穿，掉鞋跟折鞋底，裂帮，一无是处。
鞋厂开业不顺，宗宗样样没有一样与预期的相吻合。对此，周乡长也很怅然一筹莫展，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们上当了！这句话打死都不会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2年暑季，贾书记请来沈阳的两名教授来乡里讲市场经济课。目的是开拓开拓全乡各界的视野，换换脑筋，振兴本乡经济发展，坚定和落实“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样一个喊得很久的口号，特别是强调前两条。此举无可厚非，无弊有利。哪会想到，在教授一行人中，混进来一个叫李晴天的说客。虽说他没有登台表演，做什么宏篇大论的讲演，但课后的“辅导”却使贾书记一班人茅舍顿开，把罗家房辅导到一片“新天地”中来。换言之，李晴天和罗家房在这一天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罗家房得到一项专利，价值168万（其实一文不值），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令人瞠目结舌！李晴天也高兴，他的专利也嫁给了一位如意郎君。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上当了”！上什么当？假专利的当！号称“省力保健鞋”结构全新，包治百病的功能，犹如昙花一现。所谓全新，新就新在鞋跟处有一弹簧，那就是“专利”的核心部分。不久，我和两位沈阳人合作得很好，据李德英金都透露，这个“专利”是李晴天从朋友那窃取来的。专利转让的手续——只不过是一张国家专利局复印的“受理书”，而不是专利证书。不懂得专利的头头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专利证书”了。李晴天则瞒天过海，轻易蒙混过关。李晴天把它以投资的价码转让给了罗家房，其目的有三：
一是他找到了一个一心朴实为他的“专利”做进一步论证实验的场所，以期后发。二是以168万的无形资产（现在叫知识产权）作为投入，他成为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再分得大比率的红利。三是控制了销售权，等于控制了财政大权，掌控着企业的命门。
使双方都预料不到的是，生产出的1000多双专利鞋，双双质量有问题，尤其是那鞋跟问题更大，无法销售。
在铁的事实面前，罗家房乡损失惨重，十几万元的贷款归还无期，鞋厂难以运作，面临崩盘。李晴天想捞一把的打算，还不如肥皂泡破灭得有声有色，他的“专利”匆匆问世，就悄悄地仙逝了。这对于贾书记、周乡长无疑是个重大的失误，面子何在？公信力安在？在建厂之前，他们无条件无代价地成为李晴天专利的鼓吹者，热衷者。如今，“专利”成了烫手的山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章为技术指导兼任副厂长要职。
王润章，本地人，是名声不错的鞋业行家。他的名气当然没有“洋技术”那么耀眼显赫，但他的工资我还是定位在每月600元，比我的工资高200元，比用李德英、金都合计省下600元。王润章得到我的“器重”，很是感慨，也“知恩图报”，做出来的第一批鞋就全部销售，开局不错。
初夏将至，女士瓢鞋提前上市，并赢得了新民、彰武、法库、康平，阜新、沈阳的市场份额，鞋厂渐渐康复茁壮。在盛夏做鞋的淡季，鞋厂收回在外地根本没有销售的所有的“专利鞋”，改造为商品鞋，成功地卖回了成本，“雪球”越来越大了，鞋厂的知名度日渐升高。
这年夏末秋初，新民市委市政府在大红旗镇召开了“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动员大会”。会后，经乡党委研究决定，罗家房乡企业的股份制首先在鞋厂搞试点。
消息一经传出，前来入股的纷至沓来，新民市财政局、广播电视局等机关的人员趋之若鹜。本地的银行、信用社的职工也加入期间，也包括贾书记周乡长在内……毋庸讳言，此时此刻的鞋厂之现状、前景、管理、效益……绝不是炒作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比谁都聪明。
那些年来，乡镇企业不断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和血汗，“大家拿”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则位居其次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上级下指标定方向，给你刚性任务必须完成，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逼得你铤而走险，死要面子活受罪，赔了夫人又折兵，落个鸡飞蛋打负债累累。二是领导幼稚、懵懂，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内涵与轨迹，被城里的“明白人”忽悠得不知所措，甚至“认贼作父”，任人说教、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啖噬。
这一年初秋时节，乡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中，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将“新曹保安器厂”吞并，成立乡政府与个人间的合资企业。其目的是想走出发展的瓶颈，其结果又步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来。
“新曹保安器厂”原系曹家村与沈阳一个姓白的人合办的企业，生产电子保安器。保安器，有的人叫它漏电保护器，一有漏电或人畜触电发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有保安的功能与作用。这个产品也是有专利的，那时候专利产品是非常的时尚啊，无论真伪都打专利的旗号，保安器也披上了这张虎皮。许多人都觉得专利很神圣，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项专利了，所以我对专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吞并后的保安器厂直接进入股份制的轨道，股东共四方：姓白的、姓荆的、曹家村和乡政府。原厂的所有设备设施、元器件、部分成品半成品，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属于白与荆共有，白是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