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克服了其他方法的不足，是目前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厉先生独创的“城乡两分加权法”，与国际通行的算法和中国统计部门的算法均不一致；如果再结合基尼系数的内涵分析，则厉先生的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
　　很显然，要用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能事先把“城乡差别”放在一边。这好比说，要分析高个子群体与矮个子群体混合的社会中人们在身高方面的差异，就不能事先把身高的不同作为一个“外在”参量放在一边，然后论证说个子高矮差别不大。而是必须把它作为“内在”的特性加以实际的分析。中国城乡差别可以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原因，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先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再计算数据、得出结论说，二元结构不那么明显、中国的贫富差距没那么大。
　　退一步讲，即便是按照厉先生的逻辑，现实情况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大量农民已经以“民工潮”的方式迁徙了（这几年户籍制度逐渐放松，一些地方已经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得二元社会现在已经在同一个城镇里发生。同时，尤其是教育问题上，地区之间已经没有隔阂，有隔阂的是经济条件。在对中高档商品的购买上，二元社会都要支付近似相同的价格。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城乡之间不再有大的隔阂。怎么能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呢？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跟城里供养一个大学生，是发生在不同“块”中的吗？
　　顺便说一句，早在很多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基尼系数的计算就存在谬误。一些学者未加科学论证，“开创”了一些算法，例如一些学者在应用基尼系数分析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时，将各省的人口抽象为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将各省抽象为人口比重等分的组，但正是由于将并不等分人口的各省当作等分来处理计算，得出的却是“伪基尼系数”。
　　其次，按照厉以宁先生的逻辑，为衡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而测算基尼系数时，先需考虑城乡差别。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也较大，东部很多城市居民已经步入数字化时代，住的是数字化智能社区（如CBD），穿的是法国时髦或经典时装，乘的是“大奔”。而西部一些落后地区的百姓还处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代，以为互联网（Internet）是家中墙角的蜘蛛网，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几个，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所以，衡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时，还需要先分别算出东部的基尼系数与西部的基尼系数，然后也来个加权平均。但这些还不够，因为各个行业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朝阳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一日千里，前景无限，如IT业，员工年收入数十万元不在话下。但那些夕阳行业，如一些落后的工业企业，产品积压，一些员工连工资都拿不到，只好“下岗”（实际是失业）了，所以也需要算出各个行业的基尼系数，然后加权平均。以此类推，分类分到每个人占十三亿分之一，然后加权……最后，将所有的加权平均后的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这样，我们得到的基尼系数将无限趋近于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收入差距！亲爱的读者，您相信吗？
　　

计算基尼系数可以“两分加权”吗？（2）
第三，据官方的测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略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先不谈统计数据的水分问题或者“实质”增长问题，仅仅从现行的算法上看，这种估计已经低估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中国的基尼系数是根据全国居民收入数据测算出来的。而现行统计体系中，仅是分别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分别反映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在这种指标体系中，统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存在相当大的误差，实际上统计的只是工资部分。而在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住房补贴、福利、红利、兼职收入，以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低租金住宅和公费医疗等实际收入并没有计算在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被低估的客观实际。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虽然剔除了农民生产经营的成本，但对农民来说，仍然有相当部分的纯收入要转化成下一轮生产经营的生产性费用，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事实上被高估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用来计算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基础有问题，致使中国的收入差距被低估了。
　　而如果考虑到统计数据水分等问题，基尼系数恐怕还要增高。如中国收入最低的群体是在农村，但是某些农村干部为了提升政绩等，收入呈报往往有水分，于是多报。而身处城市的高收入群体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没有计算的收入外，还有其他隐性收入、偷税漏税所留下的收入等，往往少报。近年来，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挤”统计数字的水分；在国外，从2001年开始，国际社会上对中国统计数据表示怀疑的声音不断，2002年以来，这种声音有增无减，不仅英国的《经济学人》等刊物发表文章表示怀疑，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纷纷加入这个行列，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声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匹兹堡大学Tom　Rawski教授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当然，这些质疑不一定站得住脚。
　　实事求是地看，官方统计得出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比实际值小。而厉先生却利用他独创的“两分法”，将基尼系数加权成～，比实际值小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002年4月12日
　　

质疑“木桶原理”（1）
　　质疑“木桶原理”——与厉以宁、华民等先生商榷
　　　　　　　　“木桶原理”或“木桶效应”，被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是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原理”。但是，我手头的英文原版及翻译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原理”。实质上，“木桶原理”是个伪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所谓的“木桶的短板”，而是你是否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交换或合作。
　　厉以宁教授在“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报告会”的讲话《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发展战略》中说：在当前的“十五”计划中把结构调整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结构调整我们过去为什么那么难呢？我们必须从经济学最普通的一个原理讲起，这个原理叫木桶原理。什么叫木桶原理呢？一个木头桶是由许多块木板条组成的，假定这些木板条长短不一样，有高有矮，试问这个桶能装多少水啊？不取决于最长的板子，也不取决于各块板子的市场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板子，最矮的板子这么高，装水就只装这么多，其他的水全流走了，所以木桶原理就叫矮线决定原则。例如：假定电力部门是最弱的环节，经济能发展多快，决定于电力，假定交通运输是最弱的环节，经济能发展多快，取决于交通运输，那该怎么办呢？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办法：1。把长板子锯一块下来订在短板子上面，装的水就多了，这叫以长线补短线，或者叫做生产要素的替代。2。把桶拆下放在地上，利用这些板子再组装一个新的桶子，周围长短一样，装的水一定多了，这叫资产的重组。
　　不仅厉以宁教授，在当前经济学界或者管理学界，学者们经常引用“木桶原理”或者“木桶理论”。譬如，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说：“县域经济不应受行政区划限制，发展切不可‘画地为牢’，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更不能泛泛而谈自身发展。要懂得自己最缺的经济要素是什么，要深刻领会经济学的‘木桶理论’　。”（《福建日报》，2004年1月23日）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李长林也认同“木桶原理”，他说：“商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自身最短的那块，以便取长补短，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生活报》；2003年2月18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说：“我最近在浙江、江苏看到一个现象，企业现在一个星期只有3天多一点的开工率，还有两天要拉电，那电力供应肯定是个缺口了。按照木桶原理来看，能源肯定是个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讲，和能源的增长相比较，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是过快了。”（《理财周刊》，2004年7月1日）
　　“木桶原理”或“木桶效应”，被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是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原理”。但是，我手头的英文原版及翻译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原理”。看到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讲述“木桶原理”，我意识到，有必要对这个所谓的原理进行深入分析。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木桶原理”。装水用的铁桶或者塑料桶，大家肯定熟悉。但是，木桶，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士而言，是很陌生的。我生长在农村，对木桶还是熟悉的。农村吃水都是用木桶从离家比较远的河里或其他水源挑回。所用容器——木桶，一般由大约5块木板组成，每块木板一般长，底部宽，上部窄。木板都是用刨子刨成向内凹的状态，然后，安装一个木质的底，将这些木板用木钉钉在一起。桶的外周身用铁丝捆绑三道：桶口一道，桶腰一道，桶底一道。
　　按照厉以宁等先生所介绍的“木桶原理”：如果构造桶的这些木板，有一块比其他的短，则装水的时候，容量取决于最短的这块木板。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是啊，水是液体，在重力（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如果容器不能把它封闭地包容起来，必然流向位置相对低的地方。所以，如果木桶的某块木板比其他的短，水只能装到短木板的位置；再多一点，就溢出去了。
　　实践中，没有人在做木桶的时候用长短不一的木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桶。抛开“就事论事”的判断，从“木桶原理”的解释力看，很难让人信服。
　　其一，效果往往不是由最短“木板”决定的。比如说，一个公司的100名员工中，大学学历占99％，一个是小学文化，按照“木桶原理”，公司的经营效果是否就取决于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显然不是。现实中，这个文化程度最低的很可能就是公司的掌舵人（老板）。
　　其二，从经济增长方面看，决定因素往往较多，如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说哪个因素最重要。如果一定要判断哪个是最短的“木板”，我想问的是，这个“木板”是怎么确定的？你怎么知道或判断其他某个因素不是“最短”的？而且，不同时期，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如美国，当前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的是劳动力，而中国却是资本。
　　其三，世界上没有能力完全相同的人，或者因为先天因素，或者因为后天环境，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优点和不足，那么，人与人之间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交换或合作，将使双方都达到有利状态，效率是最高的。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
　　

质疑“木桶原理”（2）
比较优势原理很早就在实践中应用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田忌的三匹马跟齐威王的三匹马比赛，屡赛屡败。孙膑经过观察发现，田忌的上等马比齐威王的二等马好，田忌的中等马比齐威王的下等马好。于是，后来比赛时，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同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同齐威王的二等马比，用
　　自己的二等马同齐威王的三等马比。结果，田忌三局两胜。
　　　　在国际贸易上，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有两个国家，它们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如下：国家甲生产食品的成本为1美元，生产衣服的成本为3美元；国家乙生产食品的成本为2美元，生产衣服的成本为4美元。李嘉图的论证是，尽管国家乙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都比国家甲高，但它用衣服交换国家甲的食品是值得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食品与衣服的相对比率是不同的。在国家甲中，l单位衣服可以换3单位的食品，而在国家乙中，1单位衣服仅可以换2单位食品。国家乙中的人即使以3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出售成本为4美元的衣服，但在尔后却可以1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购买粮食，这样，1单位衣服就可以换回3单位粮食，比在国内多换回了1单位粮食。反过来，这项交易对国家甲的人也是有好处的。
　　需要提醒的是，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必须考虑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约束条件。
　　2004年12月12日
　　　。。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1）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兼评叶航、张五常之争
　　　　　　　　“柠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劣币驱逐良币不同，前者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买卖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良币用以他途以套利，使得良币外流。在信用货币的今天，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
　　关于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格雷欣法则），我在《似是而非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国际金融报》，2002年10月31日）一文中进行考证、分析后认为，这种现象在铸币时代的双本位制度下存在，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极少出现。然而最近，这个定律引起了争论。
　　张五常先生在《荒谬的“定律”》中说：“在有优、劣金币的情况下，购物而要付出金币的当然想使用劣币。问题是，卖物而收币的人可不是傻瓜，怎会不见劣币而敬而远之？卖物者是愿意收劣币的，但物品的价格必定要提高，借以补偿劣币之所不值；另一方面，以良币购物，价格就较便宜。”
　　浙江大学的叶航教授，在2004年写了一篇题为《五常之谬》的文章。叶航先生说，张五常的疑问正是“格雷欣”之所以成为“定律”的关节。叶航先生还强调说，“我说过了，这是一篇我不想写的文章。这类文章多了难免造成‘审美疲劳’，而且会落下个‘为人不厚道’的印象。”
　　我认为，张五常彻底否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符合史实。叶航坚决维护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也不符合现实。顺便提一句，当前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个定律进行了推广应用，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跃生在一篇标题为《为什么好人总是吃亏——漫谈“劣币驱逐良币原则”》的文章中说：“社会生活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比比皆是：挤车的人总能捷足先登，排队的人总也上不了车；大锅饭盛行的单位，年轻力强水平高的人都另谋高就去了，老弱病残和平庸之辈留了下来；不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人只能吃苦受穷，就算你独善其身，也会成为异己分子被排除出局……”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也称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它指的是在双本位货币制度下，如果称币值（重量或成色）高的货币为良币，币值低的货币为劣币，则二者并行流通时，良币功能将转化为收藏而退出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充斥的将是劣币。至于“Gresham’s　Law”是否应当翻译为“格雷欣法则”，值得斟酌。一般地，“法则”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rinciple”或“theorem”。“principle”指的是基本的真理、法则或论断；“theorem”　指的是可证明为真或被假设为真的想法。“Law”指的是一种规律，即基于一致的经验和结果之上的总结。也许，将“Gresham’s　Law”译为“格雷欣规律”更为准确。为避免混乱，本文沿用传统译法。
　　当前，国内外大多数的教科书或经济学家认为该法则最早是由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的，故以其名来命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511页的一个注脚中写道：“实际上早在格雷欣之前的许多著作就已经提到了这条所谓的‘定律’，鉴于该定律无关紧要，我们对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感兴趣。”显然，他对这个定律持否定态度。张五常说，“不明白为什么葛氏的显浅的错，要等四百多年才由我指出来。”这显然是自我夸耀。除了熊彼特，哈耶克也在张五常之前指出“格雷欣法则”是错误的，见哈耶克所著《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第六节《关于格雷欣法则的错误认识》。至于叶航批评张五常的“如果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文献，我们凭什么对前人的观察横加指责”，显然是对经济学说史的不了解，叶航也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文献”。如果说张五常否定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而判定“张五常竟然如此大失水准”，那么，可否说熊彼特和哈耶克也是“大失水准”？显然不能如此匆忙下定论。
　　熊彼特说这个定律“无关紧要”而“对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感兴趣”，但我觉得有简要追溯的必要，因为人们对此“定律”存在的误解太多。
　　据英国学者李约瑟考证，在格雷欣之前，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就写过一篇题为《论铸币》的文章，论述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我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而唐代的刘晏于760年认为可以运用该规律，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将乾元大钱的法定价值贬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从而迫使劣币退出流通界，唤出良币。刘晏的思想显然比格雷欣深刻。
　　可见，“格雷欣法则”源于对金本位制度下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描述，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这种现象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套利的问题（广义的套利是指投资者同时或相对同时、同数量或相似数量的任何相反方向的投机操作行为），就是货币在某些方面产生了相对于目前价格的溢价，持有者便把它用于套利的用途。如果没有套利的可能，如各种货币都是不足值的，但有的货币分量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么，除非出现贬值使得溢价情况重新出现，分量少的货币是不大可能驱逐分量多的货币的。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铸币时代。如果两种铸币，一种贵金属含量充足，一种贵金属含量不足，但其法定价格都一样，那么人们显然会把含量充足的铸币藏起来不流通，而使用含量不足的铸币。甚至因为含量充足的铸币可以在融化后卖贵金属换钱，所以人们情愿将其融化了，换成含量不足的铸币，再来交换含量充足的铸币。经过这样的不断循环，含量充足的铸币被驱逐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2）
但是，这种现象和行为不可推广，尤其是信用货币替代铸币的今天。如果一种货币坚挺（良币），一种货币不断贬值（劣币），那么在自由流通的市场上，人们都将接受良币，而不愿意接受劣币，因此劣币有可能难以充当交换媒介，最终退出市场。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最后可能会直接使用美元，如果美元是“良币”的话。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是良币驱逐劣币。具体讲，就是当金融货币为银行券或纸币替代后，“劣币驱逐良币”就被倒置了，即良币驱逐了劣币。金融货币与商品相交换时，体现的是一种“钱货两清”的交易。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与商品的交换体现的是一种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商品生产者售出商品接受纸币，以信任纸币发行人的信用为前提。所以，“好”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得到欢迎，而“差”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遭到抵制，于是良币驱逐了劣币。当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功能被剥离，而仅仅是以信用货币形式存在时，货币本身用来套利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所以就反而是良币驱逐劣币了。可见，叶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也可以从实践案例的分析中，得出上述结论。1980年4月至1995年1月，国内有两种货币在流通，其一为人民币，其二是外汇券。外汇券是指境外居民在中国境内应付零星支出时，用可兑换货币换成的在中国境内可以流通的人民币兑换券，它是在某些高级饭店等场所唯一合法的货币，可以购买特定商品。当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商品短缺，国内百姓要获得那些特定消费品，唯一的途径是用人民币兑换外汇券。于是，“黑市”盛行：即百姓用“劣币”（即人民币）换取“良币”（外汇券），从而形成的货币交易市场。很快，决策层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因为查核与监督的代价太高，于是取消了这种购买方向的限制，但是，外汇券依然享受一定的贴水。结果还是“良币”驱逐“劣币”。
　　另外，需要纠正一个错误观点——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教授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将“柠檬市场”误解为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尽管他已经意识到二者存在一些不同（比如说，信息不对称的二手汽车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这个市场会出现质量高的汽车被驱逐出市场的现象，留下来的只有质量差的汽车），但是，“柠檬市场”的逆向选择与劣币驱逐良币不同，前者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买卖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是发生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之下，劣币驱逐良币的主要原因是良币用以他途可以套利，使得良币外流。
　　2004年3月15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1）
　　张五常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　我认为，超边际分析并不像五常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也不像某些经济学家所抬举的那么“高大”，其分析基础存在三个缺陷。
　　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小凯的研究使亚
　　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前后交融。
当然，杨小凯先生的理论并没有赢得一致赞誉，即使在华人圈
　　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尽管质疑很少，但值得我们思考。
　　张五常2001年4月12日、13日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上海复旦大学的贺学会博士在题为《超边际分析还是内生经济分析》的文章中称：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应该称作超边际分析，而应该称作内生经济分析或者基于分工的经济学（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博士针对这篇文章提出商榷，贺学会也有个答复，限于篇幅，此不多谈）。
　　限于阅读范围，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相关评论。我认为，贺学会的观点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质疑，它还是正面的肯定评价；张五常则是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棍子打死。但遗憾的是，张五常没有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仅仅用“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这样很笼统的话语，我们无法得知他的论据。而且，如果仅仅是因为“看不明白”而否定一种观点或学说，恐怕很难让人心服口服，打个比方说，你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你对这个领域的文章根本就看不明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可以下结论说物理学是错的？显然不能。
　　我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了解，只限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和这个领域的数篇论文。阅读了这些作品，我认为，将分工理论重新挖掘出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这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以前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就对分工理论深深叹服，尽管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不足（后文讨论）。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虽然堪称经济学的新的集大成者，但是我对其分析基础存在一些疑问，当然，其中有的疑问也是当前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天生相同”，也就是说，假定人的禀赋相同，无论是历史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抑或工人、农民，都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人的才干都是“内生”的。这样假定，虽然便于分析，也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但它存在自反逻辑错误：一方面假定人的禀赋相同，另一方面假定人的专业化选择决策具有不同的个人偏好（如风险喜好）。
　　——超边际分析的基础是“文定理”，指的是“最优决策——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为什么？杨小凯先生的解释是：“如果买和卖同一种产品，只会增加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因而降低他的效用，因此不是最优选择。再如，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如果农民生产粮食，他应该用粮食换衣服，而不是用粮食换粮食。”其实，“文定理”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再表述，而不是创新。我也认为分工是发展的基础，但正如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所说的那样：“在有关技巧不难获得的情况下，分工使技巧愈来愈熟练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进一步思考后，我发现，如果没有“整合”，则分工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它可能反过来阻碍发展。也就是说，“分工—整合—分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这样的发展才可以持久。以学术的发展为例，它从来就不是极端的分工所能促进的（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并不否认），只有对其他领域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对本门学科思想加以推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是珍稀物种。……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198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也说过：“人们过于经常地忘记，只有通过大量的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才能取得重要的发展。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
　　显然，即使考虑交易费用，最优决策未必如“文定理”所说的那样。现实中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