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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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扩充万人。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温和增长的费用约为1　080亿美元。为了训练、装备和维持当前现役部队，并支付当前行动的费用，五角大楼现在大约每年花费7　000亿美元。如果把军队规模扩大到300万，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足以维持“小规模战争”帝国战略，那么每年国防预算就会上升至1万亿美元。即使补充军队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钱却不知从哪里来。
　　军队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除非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越战结束时，理查德？尼克松首次提出废除征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从那时起，除了海军陆战队，每个兵种都喜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长期服役的“武士”队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解散了在以前战争中招募的义务兵，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价值、没有优势”。他可能违背了政治正确的原则，但他忠实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普遍看法。实际情况是，四星将军们认为公民士兵是一种麻烦，而非一种财富。
　　希望恢复征兵制可以给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设想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就会再次唤醒美国人的灵性一样。这个幻想虽然足够可喜，但它首先忽视了把宗教假日蜕变成购物狂欢的动力。
　　称赞尼克松总统终结了征兵制就如同认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稣出生赚钱一样，这忽视了其背后的故事。尼克松放弃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个制度早已经奄奄一息了。是美国人终结了征兵制。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他们收回了赋予联邦政府的特权，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松是想挫伤反战运动的锐气，出于这个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众的要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为新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因而确认了服兵役是一种个人选择。很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都表示拥护，这一安排成了永久*。
　　在“9？11”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布什总统可能重新思考过这个共识。他可能提出过确立新型军民安排，让美国社会更广泛地分担兵役负担。也许想到“人民军队”会限制他个人的行动自由，布什还是肯定了现有安排。从那以后，布什政府的显著失误，尤其在伊拉克，使这个交易更显神圣。实际上，全球反恐战争复苏了越战时期的街头智慧，政客们要么无情，要么愚蠢，宁愿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也不愿承认自己误判造成的后果。不管“基地”组织带来了什么威胁，多数有年轻儿女的家长都会视征兵制为子女幸福的更大现实威胁。
　　所以，不管征兵制在理论上有什么吸引力——或是让美国人告别懒散，或是提醒国会履行职责——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义福音派之外，没有选民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让他们命令自己的儿女穿上军装。强制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立法几乎肯定会激起如20世纪20年代推行《禁酒令》时引起的反应，且会更迅速、更强烈。这样的法律将无法执行。
　　当然，征兵制能够纠正现行军事制度中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对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在整个国家麻木不仁之时，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几乎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安排。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讽刺性。
　　但在美国历史上，公平或平等问题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容忍社会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依靠少量志愿者承担发动无限期全球战争的负担，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但仅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变。为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贵的合同雇佣兵来支援处境艰难的军队，但实际上不会影响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实，战争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许兵役从公民职责转变为经济事业，背后的动机是金钱而非爱国主义。美国人可能不喜欢雇佣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欢将亲人派往世界另一侧的遥远国家。
　　简言之，虽然义务兵役制会继续成为愤怒社论和真诚读者来信的美丽话题，但国会真正推动立法、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为零。在这个例子中，国会的观点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观点。不管有什么缺陷，越战之后创立的职业军队仍将保留下去。
　　

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如果加速推进“小规模战争”、顺从高级军官的意见和废除志愿兵是从最近军事经历中得到的错误教训，那么正确教训是什么呢？
　　隐藏在这个简单问题背后的是几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备受吹捧的军事优势没有带来更大安全，却带来无限期的冲突？为什么当美国为“和平”和“自由”大动干戈之时，美国国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乱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抛给科林？鲍威尔的著名问题：如果结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么我们这支卓越的军队到底有什么用？
　　刚刚发生的一些事件给美国几个教训，为这些问题带来一些启示。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本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国，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不管乔治？W？布什和五角大楼的“军事革命”或“震慑与威吓”的倡导者持什么观点。
　　战争的本质是固定性、永久性、艰巨性和不可抑制性。战争永远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战争是机会的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近两个世纪前写道，“没有什么其他人类活动有如此大的范围，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续不断、多种途径地与这个入侵者周旋。”计算机、互联网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明都无法推翻这个判断。“那些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丘吉尔正确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因此，那些认为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能让战争顺从人类意愿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这些古老的真理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被确认，平常得近乎陈词滥调了。但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年中，美国政治领袖以及几位高级军官的所作所为好像是说这些道理已经过时，或者至少不再适用于美国。
　　要理解困扰这些“军事思想家”的愚蠢，人们只需看看普通的简易爆炸装置或者路边炸弹，就知道这种想法对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军有多大伤害了。
　　侵略这两个国家的高科技部队忽视了这些土制炸弹带来的潜在威胁。有人指望美军行动的速度可以让敌人无法行动，甚至无法思考，更别说制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备高科技武器、拥有信息优势、迅即接近目标的小型部队就能决定战争的局面。2003年4月迅速推进巴格达好像证明了这一观念。“推进速度如此之快，让敌人乱了阵脚。”陆军副总参谋长杰克？基恩（Jack　Keane）将军得意扬扬地说。
　　依靠电子技术进行观察、分析、决策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显然赋予了美国军队一种不可超越的优势。伊拉克首都陷落后不久，
　　亚瑟？塞布罗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将总结了这一观点：“速度至关重要。速度能够杀敌。这降低了附带损失，减少了美军伤亡。”速度似乎可以让美国军队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强手段，”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彼得？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赞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内将5个师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与30天内派出3个师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规模更小、更加灵活的军队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务。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使用的军队更少，
　　道格拉斯？费斯解释说，背后的理由是　“这次行动是战略性的，其意义十分深远”。国防部高层正指望用小规模入侵部队来推翻“没有数十万军队美国什么也做不成”的说法。费斯接着说道，这种“旧式思维”的问题，是“让我们的军队更加无用武之地”。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五角大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公式，让军队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术提高速度，从而产生行动和政治确定性。
　　简易爆炸装置（其制造成本与比萨饼制造的成本差不多）让美国的胜利快车戛然而止。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对抗武器，它让美国军队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萨达姆那样的决定性战果。美国人的进入速度相当快，但现在却发现出不去了。解放变成了占领，速度不再是战争的制胜法宝，继续驻军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国人在南斯拉夫、苏联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现在也发现显著的优势只带来了全新的劣势。
　　机动性最强的军队现在却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网络束缚着。美军行动不再是快速突袭，设置检查站和交通岗，以及下车巡逻成了显著特征。对叛乱者来说，寻找美国人目标成了相当容易的任务。而对美国人来说，发现叛乱者却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就更别说定位了。
　　尽管极力强调机动灵活，但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军队却远不如对手更为灵活。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为了击溃这一不可预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入100多亿美元（可能还要花更多），希望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护，赋予士兵更强的辨识和拆卸炸弹能力。同时，制造炸弹的叛乱者，尽管资源相对缺乏，却一直在改进简易爆炸装置的致命功能，并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触发这些致命武器的办法。根据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量来衡量，叛乱者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远远优于五角大楼。
　　这一事态的意义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受装备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叛乱分子困扰，美军无暇应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胁。布什总统的“全球战争”舞台在范围上大大缩小，美军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一个成员，但其实际影响和地位却在提高。
　　所以，从布什总统的两场军事冒险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今天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没有区别，还是难以捉摸、难以驾驭、代价高昂、充满意外，且肯定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只有真正精神错乱的人才会有其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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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奇怪地迷恋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第二个教训源于第一个教训。与整个历史上的情况一样，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时代，武力“奏效”只限于特定范围的紧急情况。
　　这一教训直接涉及当今美国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战中，武力逐渐成为受美国人宠爱的政策工具。尼布尔在1958年写道，美国越来越“奇怪地迷恋上了军事力量”，非常令人担心。冷战的结果也无法影响这种迷恋。“9？11”之后，高压政治对华盛顿的吸引力达到新高度。对布什总统来说，“军事选择”一直“摆在桌面上”。他的政府把军事力量当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后手段，也不仅仅用于防御目的。相反，军事力量成了纠正偏失、改正错误的手段。
　　例如，布什总统时常宣称，在伊拉克，美国不仅是为保护自己及利益而战斗，也是为了推广*和*。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一所谓的自由议程。第一种解读从字面理解总统所说的话：他把战争看做解救和解放的工具。通过威胁使用或直接使用暴力，美国致力于让整个国家服从西方的自由价值观。这是布什希望通过保罗？沃尔福威茨让伍德罗？威尔逊再现。
　　另外一种解读是把自由议程看做玩世不恭，仅仅是为*裸的侵略战略提供一点道德合理性。这里的想法是武力可以产生霸权。始于伊拉克的高压政治会让美国征服整个大中东地区。这是布什希望通过迪克？切尼让西奥多？罗斯福再现。
　　布什本人是倾向于威尔逊和沃尔福威茨的军事理想主义，还是倾向于罗斯福和切尼的军事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存有争议的话题。在他的内心，这两派思想很可能相互交织。美国总统喜欢把“美国为自由而战”这句格言既当做核心诉求，又当做权宜之计，布什显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总统。
　　真正的重点在于美国无论打算解放还是主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表明，这一努力都没有奏效。
　　美国动用武力既不会解放大中东地区的人民，也不会让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正在走向失败。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产生了一种摇摇欲坠、难以控制、反应迟钝的依赖性。
　　在推翻萨达姆5年之后，伊拉克政府依然不能保护其边界，管理其自身事务。美国发起了“国家建设工程”，相信其能再现1945年后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成功，但这项努力却与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一样糟糕。到2007年末，伊拉克的发电能力依然不能满足全国每天用电需求的一半。巴格达的家庭每天平均用电只有12小时，比“*复兴社会党”统治时还少6小时。石油产量还没有达到美军入侵前的水平。关于管理美国援助方面的欺诈、浪费和无能的报道，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持续一个新闻周期。
　　同时，布什政府的官员一再徒劳的抱怨、争论让伊拉克议会陷入瘫痪，猖獗的*吞噬了伊拉克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服务，那么很难说伊拉克政府是事实存在的。相比之下，索摩萨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和费迪南德？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可以算是“善治”的典范了。
　　许多相同的判断也适用于阿富汗。“解放”之后，这个国家很快重新获得了世界第一非法毒品生产国的地位，到2007年，它提供了世界市场上93％左右的海洛因、吗啡因和其他鸦片剂。美国扶植起来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虚弱无能。阿富汗总统反思自己的实际权限时，得到了一个讽刺性头衔——“喀布尔市长”。同时，塔利班依然非常顽固，具有很大的韧性。虽然正式名称没有变化，但“持久自由行动”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持久义务行动”。对华盛顿来说，从阿富汗传来的主要“好消息”是：在这里，美国至少不是孤军奋战。与以往一样，北约分担了支撑新秩序的责任。但是，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使不是数十年，西方部队也要在阿富汗再待上数年。
　　虽然全球反恐战争的铁杆支持者有不同看法，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已经表明，继续依靠高压手段不会让美国实现目标。不管实际目的是让*世界*化，还是“制服”*世界，军事“选择”肯定不是问题的最佳选项。
　　在这个方面，从这两场战争得到的教训是美国曾经依靠直觉就能认识到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靠打仗解决问题，就好像是去妓院根除性病一样”。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还有许多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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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采取行动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吗？
“布什主义”本身为第三个教训提供了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传统一直坚决拒绝“预防性战争”这一概念。“9？11”事件让一些人确信这一传统已经不再适用。安全关切高于一切，让采取行动成为更高的道德义务。陈旧的限制必须让路。可是，美国对预防性战争的实际体会表明，即使将道德考虑搁置一旁，今天发动战争去消除未来可能的威胁也是愚蠢至极，不会收到效果。
　　布什政府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根据“百分之一理论”，为了防止“9？11”再次发生，只要有一点遭到袭击的可能，就要迅速预先采取行动。
　　在2002年西点军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布什总统解释了其中的缘由。他说，“9？11”事件彻底颠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理论。因此，美国需要在威胁变成现实之前将其消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位总统的结论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行动”。布什誓言采取行动。简言之，美国擅自授予自己首先打击的无限特权。
　　在这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忠告依然值得认真考虑。
　　冷战初期曾经有过一个“百分之一理论”版本。苏联1949年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之后，好像美国人面临“要么赤化、要么消亡”的选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立即运用来之不易的战略优势，就能避免这种选择。这就是对苏联进行首先打击的理由：在苏联建成庞大核武库之前进攻苏联，美国依靠突然袭击就能消灭对手，实现永久和平与安全。
　　尼布尔认为这种推理极其可怕。他写道，“预防性战争的想法”，会诱使冒进的人“挑选最有利的时刻发动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敌对行动”。但他接着写道，“我们必须运用所有道德资源抵制这种想法”。根据尼布尔的判断，“预防性战争”概念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失败的。它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也是丧心病狂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包括最为可能的事情。只要战争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依然有可能避免战争。那些认为冷战和热战没有区别的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傻瓜。”
　　在20世纪下半叶，历届美国总统都持有这种谨慎的看法，从而避免了核灾难。2002~2003年，这种理论也没能大获全胜。但在伊拉克，“流氓”和“傻瓜”却打起了他们自己的战争。
　　可是，旨在展示“预防性战争”功效的军事行动的成效正好相反。使入侵伊拉克成为迫切需要的表面威胁（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根本不存在。战争的预期结果遥遥无期。战争成本比布什政府中任何人预想的都大得多。
　　历史一再表明了预防性战争的非理性。如果世界需要再次证明这一点，那么布什总统做到了。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为什么“布什主义”是个糟糕的主义，为什么必须要废除这一理论。在寻求决定何时适合使用武力的原则指导时，美国应当遵循“正义战争”传统，不仅因为这个传统符合美国的道德价值观，也因为它为健康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最后是第四个教训，与战略的制定有关。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层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间，这已经成为一项逝去的艺术。
　　冷战结束以来，文职官员倾向于将战略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布什总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总统的自由议程本应为如何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一个蓝图，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负，没有严肃的评估实现目标的手段。
　　越战结束之后，军官倾向于将战略与行动混为一谈。没有人比汤米？弗兰克斯更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倾向，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内幕的*的功劳。
　　为了满足公众的口味，弗兰克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过分谦虚的乡村男孩，一个惊叹于自己成就的、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孩子。但实际上，弗兰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专业的学者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军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博览过许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著作，从孙子、克劳塞维茨、罗素和甘地那里积累了智慧”。
　　虽然弗兰克斯用古代中国和德国思想家的名言来扮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划入侵伊拉克时，弗兰克斯坐下来，手里拿着记事本，勾勒出其决胜“模式”。《美国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现了其手写表格原件，即一个矩阵，由七条横线组成，列举了美国的各种能力，与之交叉的是九条纵线，代表萨达姆权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点（共36个）上，弗兰克斯画上一个“放射星”。据弗兰克斯称，这个矩阵提供了一个设计巧妙的范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战略”。
　　对弗兰克斯矩阵的因果分析表明，这远远算不上什么战略。对门外汉来说，他的矩阵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视野狭窄，毫不关心未来战斗的后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问题，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关系，没有指出战争会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基本不考虑历史，不顾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它也没有道德层面，甚至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自从苏联不再是一个常规的对手之后，美国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困境。现在是美国直面这个困境的时候了。那些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制定大战略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心存幻想，要么试图实现永久全球霸权，要么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时，那些能够戳穿这些幻想、帮助美国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军事精英们，则迷恋于战役和战斗，指挥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组织协调军品物资。
　　汤米？弗兰克斯等自诩的斗士们决意排除道格拉斯？费斯等文职官员的干涉，将战场当成职业军人的专属领域，故意轻视其政治目的和潜在政治意义。弗兰克斯及其同代士兵从来没有因为越南战争而原谅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本能地认为文职官员是麻烦制造者，一直游荡在他们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内。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蚕食行为成为一项绝对责任。
　　重申对战争行为的职业垄断权，需要在政治和战争中间画出最鲜明的分界线，从而防止将军事和非军事考虑纠缠在一起。因此，在环境舒适的总部中同步经历战争的高级指挥官（如弗兰克斯）仍然坚持把自己标榜为“参战者”。他这么做不只是出于象征性原因，拥有这种身份使他可以保有军官们现在顽固争夺的特权。
　　好像出于疏忽，攻克巴格达（或喀布尔）成了战争的首要（几乎唯一）目的。结果是一场在极其天真的战略氛围中进行的战争，弗兰克斯等斗士和费斯等文职人员都认为，只需几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当然是战争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真正扣动扳机、投掷炸弹的人可能不欣赏或者赞同打仗的方式，因为从本质上讲，战争也是而且总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实，如果战争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结果，它就必须服从于政治。实现这种服从正是战略的核心。
　　许多因素造成了美国今天所处的军事危机：贪婪、嫉妒、误算、意识形态障碍、国际体系的性质、前人罪恶招致的报应、文职军人的傲慢。所有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士兵》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被生动展现出来：指挥不利，扭曲了战争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四个教训归结为：事态表明，美国精通战争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战争依然受制于潮汐或天气，很难说顺从于人类的控制。表现更为努力、投入更大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新颖战术，甚至提高指挥水平，都不可能让美国逃避这个现实。
　　更进一步说，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让美国摆脱由经济文化危机带来的困境。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烦，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过度扩张、破产和毁灭。
　　从结果方面看，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以来的军事表现，一直不令人信服。这种平庸的“成功”记录让一些观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军队或者不同以往的军队，实际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
　　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军队——他们很好，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持现在的水平——而在于国家强加给士兵的一些要求。国家与其扩充或改革军队，还不如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这意味着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承担2001年以来滥用军力的后果。
　　美国不需要更大的军队。它需要一个更小（也就是更谦虚）的外交政策，给予士兵符合他们能力的任务。谦虚意味着放弃冷战后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着约束帝国总统，不要指望依靠军队实现这些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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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1）
在银装素裹的艾奥瓦州，大获全胜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片欢呼中宣称：“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他誓言将削弱游说者的势力，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削减中产阶级税务负担，终结伊拉克战争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团结美国和世界应对21世纪的共同威胁”。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大胆地承诺让家家有肉吃。当今时代，奥巴马则放眼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气候变化和贫穷、种族灭绝和疾病”。
　　这个议程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说某个人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就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简直就是在屈服于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选人放言什么和普通选民相信什么，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不是推动变革的运动。真正的目标是确保连续性，保持当今华盛顿所有机构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担任竞选顾问的前政府官员，对遏制总统过度膨胀的权力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分享并使用这些权力；站在候选人背后的退役将军们，也不想拆解这个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他们只是想维持并扩展这种状态。那些谴责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候选人，非常善于向有钱人献殷勤，以聚敛数百万竞选捐款。
　　毫无疑问，总统竞选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像媒体极力渲染的那样。2009年1月20日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美国人的期望与愿意或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将依然顽固棘手。总统任何有关旨在消除挥霍浪费、改革政治体制、设计更现实军事政策的倡议，可能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认为合适的人承担起总统和总司令之职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对维持现状是有好处的。依靠新总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期望有简单、无成本的解决办法，允许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对当前国家困境的责任。那些宣称鄙视华盛顿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党归属，期望又一位约翰？F？肯尼迪或罗纳德？里根再次让事情回到正轨。他们坚守一种幻想，认为一位得到明确授权的首席行政官员会“改变”华盛顿运行的方式，让美国恢复健康。可是，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历届总统的表现来判断，那些依靠白宫实现超度的公民肯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