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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极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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绻啦砍ぢ薏兀扛谴�2007年10月所言，“恢复公共服务，重建基础设施，促进善治”现在已经成为士兵的分内职责，“所有这些非传统能力已经进入军事思想、策划和战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须如此”。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5）
这一前景意味着要精确地解读具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硬力量和软力量将实现融合。战场上的士兵既充当警察，也是社会工作者。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放弃那些催生“转型”、“震慑与威吓”和“网络战”等豪言壮语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它们将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
当地条件决定使用的战术，意味着五角大楼设计适用于冲突各个方面的单一技术模板不再有效。说到低烈度战争，武装部队将采取不同于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做法，但更像美国1898年在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军事经历。军官们不再从格兰特、乔治？巴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战役中寻求灵感，转而研究战后英国和法国在巴勒斯坦、马来亚、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行动。
总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军官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的地方。尽管“全方位优势”的设计者们为了维持军事优势，希望高科技打击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广泛性、精确性和灵活性，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们更清楚军队需要什么。他们依然致力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认为这种追求不仅需要先进武器，也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地面活动，留守下去。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有充沛的兵源和后方足够的耐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9？11”之后的战争留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与越战时期的抱怨相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与美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无关，却与华盛顿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闲事有很大关系。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们不让军队履行职责。
约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将的指控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约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五角大楼工作，后来愤然退役，成为这位国防部长最不客气的军事批评家。“拉姆斯菲尔德可怕的战略决定导致了美国军人毫无必要的阵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声称。这位退役将军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按照错误计划投入战争负责”。不过这只是开头。拉姆斯菲尔德还
违反战争基本规律，拒绝进行缜密的军事计划，无视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缔造和平所需的艰苦努力，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暴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激起了武装叛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建制，（而且）用过度限制性的“清除*复兴社会党”政策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拉姆斯菲尔德本人，还包括他的主要副手们。巴提斯特称，拉姆斯菲尔德身边是一些“与他志同道合、对他百依百顺的下属，他们没有把握住战争原则的重要性、伊拉克的复杂性和战争的人道层面”。这个局面的后果大体上等于谋杀。“军队与敌人直接交锋时”，拉姆斯菲尔德“却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就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个主要教训，这个教训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迎合了急于让布什政府承担任何过错的*党人，也迎合了曾经傲慢地倡导战争、现在却急于摆脱责任的新保守主义者。文官傲慢和误判的补救方法非常明显：它需要把文官与军官之间的平衡转向有利于将军们，解除对高级指挥官手脚的束缚。。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6）
从这个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授予职业军事人员更大的权力。2007年戴维？彼得雷乌斯（D*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时候，正是事先观察这个教训如何破产的良好时机。这时候，从布什总统到国会的普通职员，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制定出对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还有第三个角度，即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归罪于士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多。根据这种观点，*F本身就是个问题。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刘易斯（Adrian Lewis）评论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发明之后，美国战争行为最重要的转型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即将美国人民剥离到战争行为之外。”直到“9？11”之后，当布什政府在多条战线发起战争之后，这一转型的意义才彻底显现出来。
依靠志愿职业军人实际上给军队总体规模设置了上限。自愿入伍的新兵数量必定有限。漫长的战争降低而非提高了志愿当兵的集体意向。如果可以选择，多数年轻的美国人会选择其他机会，而不是应征入伍。总统向有色人种发出的号召不管多么热诚，公关活动不管设计得多么巧妙，薪水奖金不管多么慷慨，要扭转这种不愿当兵的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规兵员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对如何使用军队没有多大发言权。实际上，职业军队已经成为总统帝王般权力的延伸。部队何时在何地打仗，都由总司令决定。
最后，依靠职业士兵抽走了公民义务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使广大公民不再负有献身国防的义务。越战之后取消征兵制对消除那场冲突导致的分裂毫无帮助，相反，它使军队与社会的隔阂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样，为维系美国生活方式而打仗牺牲成了美国人花钱让别人代劳的事情。
于是，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教训主要是有必要修补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一个途径是彻底废止*F。相对于依靠职业军人，或许恢复公民士兵传统才有意义。
恢复这一空洞传统的建议肯定让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征兵制。为了替代以个人选择原则为基础的制度，那些对*F不满的人倡导一种建立在强制服役基础上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好处并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义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赖小规模职业军队所带来的行动、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征兵制好像提供了一种缓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那些担心现有军队战线太长的人来说，征兵制提供了一种扩张机制。军队规模可以增加两倍，基本上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建制，限制地面战的人员短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像参议员麦凯恩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维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个世纪，就成了可行的建议。
战争设计者再也不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为支持A战事（伊拉克）而牺牲B战事（阿富汗）了。五角大楼已不再是只派遣区区3 000士兵增援伊拉克或再派几千人赴阿富汗，而是只要需要，就可以增派几十万士兵，于是“增兵”这个概念就有了全新意义。“伊拉克自由行动”的问题是“战地士兵”太少、无法完成占领和重建吗？重新设立征兵制，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创建大规模军队甚至可以让美国复活“温伯格–鲍威尔学说”，再次强调“压倒性力量”。
尽管伊拉克战争显然不受欢迎，但仍缺乏有政治意义的反战运动。对那些为此感到困扰的人来说，征兵制的吸引力各有不同。一些政治活跃分子期望伊拉克战争时代的征兵制能够起到越南战争时期征兵制的作用：掀起大规模抗议、改变政治动力，并最终阻止任何缺乏广泛民意支持的冲突。非志愿服役将使孩子们离开购物中心，走上街头。这将推动符合服役资格的孩子的父母把政治看做并非施舍权利的机制。这样一来，国会议员为了保住席位，会重新确定自己在战时的责任，不再仅是为白宫提出的支出提案盖橡皮图章。通过这种方式，征兵制能够复兴美国*，恢复相互制衡的政府体制，限制占据行政部门的好战分子。
对那些有道义考虑的人来说，征兵制能够确保战时牺牲人员的平等分配。农村人口、有色人种、新移民和工人阶层不再是军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了征兵制，政治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将再次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享受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都要献身国防，协助驻守更多遥远的帝国边疆。也许某一天，《标准周刊》、《国家评论》和《新共和》的编辑部员工也有机会服役，毕竟这些杂志总是为军事干预辩护，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前途。
改造军队，打“小规模战争”，授予将军更大权力，再次建立士兵与公民的联系，这些想法在表面上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经过更细致的分析后发现，每个想法都有巨大缺陷。它们都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吸取的错误教训。
帝国的“小规模战争”
首先，“小规模战争”的显著特点不在于范围和持续时间，而在于战争目的。大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不是为了自我防御，而是为了控制外国人民。给一项行动冠以“伊拉克自由”或“持久自由”的名字，不会改变这个现实。历史上，“小规模战争”就是帝国战争。美国现在进行的战争也毫不例外。
在“9？11”以来重新发现“小规模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军官们还在军事文献中发现了一个相关的传统。三个书名主导着这一新的“小规模战争”准则。头两个来自法国：罗杰？特林奎尔（Roger Trinquier）的《现代战争》（Modern Warfare，1964年）和戴维？格鲁拉（D*id Galula）的《反叛乱战争》（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1964年）。这些由法国职业军人撰写的著作综合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痛苦经历中得到的结论，先是在印度*，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第三个书名来自美国人：美国陆战队的《小规模战争手册》（Small Wars Manual），出版于1940年，编录了美国陆战队20世纪前30多年时间在加勒比海巡逻的经历。
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是它们的帝国背景。拿两本法国著作来说，它们描述了拒绝给予被统治人民自决权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法国军队有两项使命，一是将印度*重新纳入帝国版图，二是维持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90％人口是*语人口和穆斯林）是宗主国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虚假说法。这两项努力都以凄惨和耻辱的失败而告终。
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有所不同。美国对占领中美洲和加勒比殖民地没有特殊兴趣。它寻求的是秩序和准入权，赋予海军陆战队的使命，是在遵守华盛顿和华尔街制定的行为规范的同时，确保马那瓜和圣多明各等地的稳定。参加过这些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少将
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标榜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匪徒”。人们不必像他说的那样极端，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目的在本质上也是帝国性的。法国寻求建立明明白白的帝国，而美国使用的方法不太直接，满足于不太正式的安排。
军队重新对这些论述“小规模战争”的经典著作感兴趣的背后，是默认现在预示着未来。在职业军人中间，这种反思倾向显然已经无法抗拒，他们认为下一场战争会酷似刚刚结束的战争，或者酷似正在进行的战争。1991年，高级军官们（不仅限于科林？鲍威尔将军）确信“沙漠风暴行动”揭示了战争的未来。但是，他们错了。到1999年的时候，许多像威斯利？克拉克将军这样的人认为，轰炸科索沃的“盟军行动”提供了未来行动的模板。但是，他们又错了。五角大楼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因这些误判而却步，他们今天依然凝视着地平线，看到更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到的那种武装叛乱。
确切地说，如果新任美国总统认同乔治？W？布什的帝国野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21世纪前30年依然致力于在大中东地区实现20世纪前30年在加勒比地区的作为，那么极可能出现一个、两个甚至更多伊拉克。在那种情况下，改造美国军队专门从事武装调停、维持和平与国家建设（实施帝国统治的当代委婉说法）才“确有意义”。
可是，如果认为伊拉克战争决定军队的未来，就可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鉴于在大中东地区实施美国的帝国野心（不只是“9？11”以后，而是几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美国为什么还愿意坚持这种战略？除了改变军队，为什么不改变政策？为什么不追求更现实、更容易的目标，放弃“解放”（即控制）*世界的计划，然后再相应地改造美国军队呢？
换句话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一个教训（五角大楼需要更加善于发动“小规模战争”）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与其把美国军队改造成帝国保安部队，还不如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是否可以设计一种非帝国性的外交政策。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1）
命运没有对策划和倡导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者的声誉给予特别关照。但是，命运也没有对道格拉斯？费斯给予最残酷的打击。道格拉斯？费斯2001~2005年任负责国防政策的副国防部长，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的三号人物。
费斯出身律师，拥有思想家的气质。他擅长三思而后行。例如，拉姆斯菲尔德确信萨达姆？侯赛因与“9？11”劫机者有牵连。他也确信萨达姆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费斯的职责就是证明老板想要的东西。为了这个目标，他个人特别重视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工作，适时地告诉拉姆斯菲尔德他想听到的东西。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分析结果证明完全错误，但费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老板的目的。
入侵就要开始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不想让任何局外人扰乱战争计划。这位国防部长尤其对国务院和一些军官认为伊拉克会带来一些挑战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依靠费斯封住多管闲事者的嘴，把第四阶段计划建立在最好的假设之上。费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务。难怪拉姆斯菲尔德把这位下属说成是“难得的天才”，拉姆斯菲尔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满意。
可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设想好像站不住脚。不管费斯在余生取得什么成就，也不管他为自己的墓碑选择了什么铭文，历史将会记住这个“地球上最愚蠢的家伙”。
最具决定性的判断来自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兰克斯先是策划并指挥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之后又主导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弗兰克斯在美军攻陷巴格达之后马上退出现役，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高级军官，一时获得了类似娱乐界名人一样的地位。他也至少暂时得到了高度尊重，因为这位司令接连取得了两场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在2004年白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弗兰克斯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乔治？W？布什称赞这位将军是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阿富汗，弗兰克斯“仅在数周之内就击败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击溃了萨达姆政权，不到一个月就攻入了巴格达”。由于这些成果，总统继续说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设一个安全和永久*的未来”。布什宣称弗兰克斯将携“解放者”的头衔进入历史。
同年，弗兰克斯出版了个人*，该书迅即成为畅销书。《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为布什总统所讲的这个英雄故事添枝加叶，确保这位将军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伟大的军官，也是两场历史性胜利的首席设计师。在数章节的描述中，弗兰克斯成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兰克斯开始猛烈攻击费斯以及其他可能成为胜利者花环竞争者的人。《美国士兵》成了一场争名逐利的演习。弗兰克斯把布什总统这位总司令描绘成一位介于热情的拉拉队员和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中间的人。虽然弗兰克斯没有直接批评布什总统，但其他人不会这么轻描淡写。这位将军嘲笑华盛顿文职官员“思想傲慢”，幻想仅凭空中力量“就能敲开大门，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高歌猛进，解放国家”。他指责白宫“反恐沙皇”
理查德？克拉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吹牛者，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一位难打交道的上司，弗兰克斯一直耐心地在与之周旋。弗兰克斯也没能放过他的职业军队同行。他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不要脸的”官僚，他们的建议加起来也不过是“视野狭隘的废话”。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2）
简言之，谈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弗兰克斯试图消除任何有关谁在主事的疑问：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计划是他一手拟订的，反映了他对如何发动此类战役的想法。弗兰克斯称，从“9？11”开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战略”，而不是坐等华盛顿“自上而下部署战术”。
于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强调需要赋予高级军事领导人更多自由空间）马上遇到了问题：在酝酿阶段就放手指挥战争的将军称，在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关键决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职人员的干扰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弗兰克斯拒绝让文职人员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兰，”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咆哮道，他提及的这个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统率美国军队的将军，“我可不是唯命是从，让华盛顿给我们在机舱里和地面上作战的孩子们指点战术和目标。”
这样，如果形势在美军占领巴格达之后急转直下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责任应该由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来承担，仅仅指责华盛顿是不够的。如果军队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还没有占领这个国家的明确计划，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失误的首要责任应由军队指挥官来承担。如果计划上的失败导致后来叛乱的出现，首要责任当然还应由这位指挥官来承担。
除非《美国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则因伊拉克的混乱而指责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费斯等文职官员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发号施令，是汤米？弗兰克斯在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放弗兰克斯一马是放弃军队的核心原则，即指挥官显然应为军队做到的和没做到的一切负责。
可是，不管弗兰克斯的失误多么严重，只指责他一个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声称塔利班已经被“挤压得销声匿迹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败。但这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表象：在从所谓的军事优势中争夺政治好处时，美国人的投资收益来得都是很龌龊的。
对于这个现象，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解释是，冷战后美国将军的素质连平庸都够不上。美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虽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将军们却够不上这个水平。
这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不愿爽快承认的小秘密。在美国前所未有地严重依赖军队来支撑全球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素质却一直令人失望。军队热情很高，技术出类拔萃，但一流的将才却难得一见。
分析一下最近的军事历史，问题并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说的那样，是高级指挥员缺乏权威。实际上，文职决策者赋予高级指挥官很大的计划空间和行动空间，问题是将军们没有聪明地运用他们的权威。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风暴行动”，一场所谓的历史性胜利被两次严重失败弄糟了。第一个失败是，美军允许萨达姆军队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逃过了一劫。第二个失败是，1991年3月1日签署的停火协议让这位*者拥有了足够的喘息空间，*了萨达姆内部政敌发动的起义。这些失误直接源于一线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一个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另一个是横加干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结果，萨达姆依然掌握着权力，美军依然在波斯湾安营扎寨，其后果证明极其严重。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3）
指挥官的错误尽管较小，但也给翌年开始的索马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蒙上了阴影。美国指挥官不顾基本的安全原则和统一指挥要求，赋予军队清除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务，结果使军队陷入了他设置的陷阱。虽然后来这一事件被奉为英雄主义插曲，但这场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战几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么一场小小的技术性挫折就让克林顿政府的索马里政策土崩瓦解，奥萨马？本？拉登甚至把这次失败解读为美国虚弱的证据。
在华盛顿，寻找替罪羊的行动几乎马上就开始了。批评者们一口咬住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让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这场小型灾难的真正原因是，托马斯？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将和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少将看错并严重低估了对手。结果，他们让自己的部队遭受了惨败。这一次还是愚蠢的将军为将来更大的问题埋下了祸根。
接着就是“盟军行动”，即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由北约最高司令威斯利？克拉克将军策划并指挥。当代的文献把科索沃战争描绘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外交误判的结果。但是，科索沃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克拉克的战争”。
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族统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坚持认为科索沃依然属于塞尔维亚，并用高压手段*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者。对克拉克来说，他的大脑里有更宏大的设想。他认为科索沃战争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示北约在冷战后依然有用，也可以验证他所喜爱的强制性外交理论，即“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从而实现政治目标。克拉克期望仅仅威胁就足够：适当展示优势力量就会说服对手让步，不必真正扣动扳机。
于是克拉克决定与米洛舍维奇摊牌，相信可以带来一个干净利落、不必流血的结果。“我了解米洛舍维奇，”克拉克向华盛顿的官员保证，“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维奇得寸进尺，说克拉克是虚张声势，于是北约不得不开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袭就能让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错了。米洛舍维奇手里还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种族清洗力度，制造巨大难民危机，让克拉克防不胜防。同时，北约的轰炸行动一直在进行。78天之后空袭最终结束时，829架战机已经飞行万架次，耗费万件武器。北约炸弹炸死了约500个平民。克拉克的“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理论没有奏效。之后不久，这位将军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顾这些误判的目的在于：汤米？弗兰克斯在策划和执行这两场战争中的明显缺点并不独特，它们是整个模式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面对战时指挥挑战的高级军官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欠佳。
在伊拉克，弗兰克斯让出指挥权后，这个模式仍在继续。理查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2003年抵达巴格达时，他所继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局面。他压制这些叛乱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睁睁看着局面更加恶化，阿布格莱布丑闻更是火上浇油。2004年，乔治？凯西（George Casey）将军接替桑切斯，主导伊拉克战事，结果伊拉克逐渐滑入类似全面内战的状态。桑切斯和凯西不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反而成了更遥远的事情。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于2007年2月接替凯西，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学说，并承诺派遣3万名士兵前来临时增援。在彼得雷乌斯任期内，伊拉克的暴力局面平静下来，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国部队开始拉拢逊尼派部落领袖，他们是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强劲反对派之一。贿赂和枪炮支持让逊尼派转而对抗昔日盟友“基地”组织。这真好比是警察付钱让瘸子去抓阿飞。
观察家们对彼得雷乌斯的成就称赞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动”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位将军成功地让这场战争远离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么欢迎这个局面，现实局面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彻底平定伊拉克局势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成功”只是一种稳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仍将吸引美国军队的注意力。
这一状况的底线是：不管多么令人讨厌，文官的干扰不能完全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的糟糕战绩。有人说从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乌斯的高级指挥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纵然有充裕的资源和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将军们也没把工作做好。战争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质疑这些军官的良好愿望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高级指挥官的表现一直不如他们麾下的军队。
“在最高层次上，”温斯顿？丘吉尔曾评论道，“真正的政治和战略是一体的。”不管文职权威部门表述得多么不完美，将军的根本职责是维持政治与战略的统一，取得胜利，推进国家的更高目的。伟大的军官会让军队意志坚定，他们也会使战争和政治协调一致。
美国的军事传统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时是这样的人物；南北战争时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是这样的人物，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T？谢尔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从警报、远征和干预的数量看，冷战后时代或许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没有一位将军具有称职的指挥才干。这一时期，行使战时指挥权力的高级军官并不缺少权威，他们缺乏的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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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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