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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极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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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世界。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2）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势看似不妙，这位战时总统还在劝告同胞不要抑制胃口，而要任意放纵。布什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热潮“起步很好”。于是，这位总统号召美国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励大家更多购物。”
以前，战争意味着需要将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紧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给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难，可是后方的美国人至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国家还在打仗。在布什总统的战争中，分配给美国人的这个角色是假装冲突根本不存在。尽管声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但这位总统从未考虑过恢复征兵制。他甚至懒得考虑扩大军队规模。这就注定了组成美国志愿兵部队（*F）的人口要承担主要牺牲。除了几个意见不同的人，剩下的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劳动分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后，军事支出也会增加。布什在任期间，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2008年达到7 000亿美元。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时，德国、日本和对美友好的海湾国家拿出数百亿美元，支付美军行动的成本，但这一次不同，战争支出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华盛顿的头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预测的是，“9？11”之后，花在“权利”上的钱也在增长。在国会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场“大炮与黄油”战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长。联邦预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总统及其下属以维护美国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带入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工程，争取全球主导权。他们坚持杰斐逊以来的传统，试图扩大美国实力，推进美国自由事业。自由表现为富足，富足需要拥有大量廉价石油。得到这些石油要求美国消除一切疑虑，确保自己能在波斯湾发号施令。它要求进行石油战争。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让两代人遵循自我满足和挥霍浪费的道德准则，反而大大削减了这项无所不包的帝国事业所需的资源。在布什总统的鼓励下，美国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时机地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多数人成了看客，连外围参与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员不断声称美国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华盛顿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个国家非常安心，就像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一样。
士兵们在打仗，人们却在消费。美国只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产4桶石油，美国就要用掉1桶，进口石油占全美国每日需求的60％，而且还在增加。个人储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见改观。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的支出多于收入。到2006年，年度贸易赤字达到惊人的8 180亿美元。第二年，公共债务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许多美国人的确在尽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纪初是这样的。2006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买更多东西的代名词吗？”通过“9？11”前后的行动，数千万美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3）
鉴于消费倾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传动轴，布什政府非常欢迎普通公民忽视战争、返回购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战争显示出“震撼与威慑”的不足，就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把这个消费帝国转型为全球解放帝国了。“9？11”之后的美国，青年男女的爱国*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没有父母愿意献出儿女为布什打仗。对于“9？11”事件带来的恐怖，多数美国人选择了一种“有限责任”版的爱国主义，即热衷于在车贴中宣扬自己的爱国心，而不愿背起行军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战速决的话，也许能够暂时缓解挥霍浪费造成的危机。但是，说得委婉些，这场战争没有按照预定剧本进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破绽。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外交政策负面影响变得无可争议。此前，轻率的美军士兵在费卢杰朝着示威人群开火，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如果说伊拉克这场混乱有开关的话，这个事件就是。此后，恐怖分子炸毁了萨玛拉金顶清真寺，引燃了即将爆发的逊尼派、什叶派内战。在费卢杰事件之前，布什政府还能让自己相信其大战略依然可行。甚至一个月之后，傲慢的白宫官员还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达，真正的男人去德黑兰。”到萨玛拉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事态的发展未给这种幻想留一点情面。“真正的男人”只好躲藏在了巴格达壁垒森严的“绿区”里。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虚伪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让人痛心。一代人的挥霍浪费带来了战略上的破产。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军的高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不足。可是，敌人并不合作。
虽然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富裕国家，但缩小手段与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艰巨的任务。2005年2月，《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迈克斯？布特（Max Boot）建议军队“从布达佩斯到曼谷、从开普敦到开罗、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广泛开设征兵站”。布特建议布什政府组建外国雇佣兵“自由军团”，这并非故意地表明了问题之深。如果五角大楼需要在开普敦和开罗的大街上搜寻兵源，局面显然已经非常可怕。
美国缺少士兵，也缺少资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拖延越久，成本就越为高昂。2007年，为了维持军事行动，美军驻巴格达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亿美元。同年，伊拉克战争总成本达到5 000亿美元，有人已经估计最终账单可能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广为报道，但它们对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表明挥霍浪费习性已多么病入膏肓。国会对预算不平衡的反应不是开源节流，而是不断悄悄地提高债务上限，2002~2006年达到万亿美元。不知道未来几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这些账单。
所有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测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不管这些担忧有什么必要，这里的问题不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
2007年，美国军队和资金都已经入不敷出。根据传统的想法，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确“没有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顽固地认为，解决这个国家在波斯湾的问题的办法只在波斯湾而不在国内，从而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范围。如果有人建议美国少担心国外事务，多关注如何整顿好自己的家园，马上就会被*党、共和党等政治精英们厉声指责为“孤立主义”，这是假想中美国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恶。然而，要开始整顿家园，就必须提供一系列全新的选择，让美国再次“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扩张、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正好相反：扩张浪费了美国的财富和实力，也使自由面临风险。结果，杰斐逊、波尔克、林肯、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赞成的战略传统不仅变得过时，而且有害。
自罗纳德？里根时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特征是希望现实主动消失，而不是直面现实。决策者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庞氏骗局，期望无限扩大美国的信用限额。如果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危机有增无减的话，伊拉克战争的惨败和近乎永久地占领阿富汗就是现实例证，并且预示着未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1）
1940年夏，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动员美国投入全面战争。1947年春，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18个月之后，哈里？S？杜鲁门启动一系列步骤，使美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
这一系列动员举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再是冷战动员，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前任们管理的是共和国。共和国运转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旨在限制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在华盛顿内部，也在行政部门内部，杜鲁门的继任者们管理的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把这个结果还叫做共和国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质，如同称阿道夫？希特勒为*者，或者把扔到广岛的武器叫做炸弹。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表象掩盖了现实。虽然自罗斯福执政以来宪法文本改变不大，但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所设想的管理制度（一个权威来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体权力的*国）已经不再适用。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内部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厌恶这一局面的公民渴望恢复神话般的“老共和国”。然而，人们可能希望还是重归家庭农场为好，或者医生恢复出诊为好。
尼布尔称，“自由社会的*技巧对统治者和管理者施加制约，从而防止权力变得让人心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给予*一个恰当的定义，所以当今这个时代的美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已被严重侵蚀，经常出现让人心烦的结果。
1940年以来，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使联邦政府以国家和地方权威为代价，承担起一大堆新的职责。与这种变化同步，并在状似永久危机的氛围中，总统职位聚敛了许多极度扩张的特权。从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开始，把持白宫的人已经成为偶像、长者的化身，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膨胀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泼妇、替罪羊、危机总管、总司令、议程设定者、道德哲学家、国家魅力的诠释者、崇拜对象、笑柄，不管个人品质和资历如何，总统必须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
不管谁入主白宫，批评者经常装模作样地谴责所谓的“帝国总统”。这只不过算是做做姿态而已。其实，对于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服侍、接近、面陈帝国总统（或者有希望以后接替帝国总统的人）以及事后批评、品头论足是一项永恒的工作。
如果国会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是自愿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话，帝国总统就不会存在。随着最高行政长官获得主导地位，立法部门不仅失去了影响，也逐渐让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戴维？阿丁顿（D*id Addington）这样尖锐地评论布什政府的哲学：“我们一直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一些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停下。”甚至在*党控制下，国会也没有威胁成为这支更强的力量。
今天，没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门的行动是出于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决断。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偶尔会出面阻止总统滥用权力，但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多数是想赚取党派利益。
国会剩下的主要职能成了确保议员连任，一般是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吝啬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着力保护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参众议员获得连任，证明了这些技巧惊人的有效性。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立法部门则永远由执政党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2）
虽然很少有议员在受贿和接受回扣方面公然表现出不诚实，但是一种微妙的*弥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可能不是邪恶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党成员的天堂。对他们而言，自我推销和自我保护远重于严肃地处理严肃的问题。
根据国会山上热情洋溢的言辞判断，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然而，虽然他们轮番相互指责，但两党静悄悄地合作，以维持双方都感觉极其满意的现状。确切地说，政党积极分子和各派理论家都假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正得到严肃讨论。右翼人士指责主张增加税收扩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自诩的进步论者批评保守主义者阴谋把妇女逼到墙角，终止不必要的怀孕。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要想寻找这种政治戏剧具体而恶劣的例证，人们只需看一下*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广泛地视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党地位。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新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声称他们的党有权改弦更张。“美国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诺“进行严厉的问责，对军队重新进行负责任的部署”。
可是，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都是空话。虽然里德和佩洛西不断谴责这场战争授权不当、误导民众，但与保护*党的多数党地位相比，他们强力改变政策的承诺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战争拨款问题上与白宫真正摊牌，很可能使多数党地位面临风险。于是，布什总统拿到了他想要的钱。美国人为*党投票，是想让他们结束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仍在继续。2006年11月的全民公决没起到任何作用。
帝国总统崛起，国会沦落为政府的同伙，导致不断出现多个回合的较量。然而，从实际上讲，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有效运转的话，这些宪政瑕疵也无大碍。也就是说，如果帝国总统主导的行政机关能有效履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几项职能，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现有制度，即“华盛顿”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所有机构、架构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乱。随着这个联邦城市逐渐成长为美国权力中心，它逐渐被一帮枪法不准的人所把持。不管哪个党上台，当权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华盛顿设计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纵、浪费、考虑不周、误导、不成功或者干脆不得要领。仅举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如糟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调整，毫无意义、永无休止的“毒品战争”，以及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拙劣的反应。
现行政府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同于“联邦主义文件”作者们的初衷，也不在于它不同于小学生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问题在于美国所拥有的东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联邦机关的人的十足无能令人震惊，无法接受。“华盛顿”应该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个本该“建成更完善邦联、确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确保自由普照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繁荣”的制度，却成了对其服务对象明显而现实的威胁。这就是美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危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3）
在国家安全上，联邦政府的无能尤其严重。自1940年以来，正是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终结“老共和国”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冷战逐渐形成的国家安全状态，危及了这个它本应保护的国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安全。要证实这个判断，人们只需回忆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预测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将其主谋绳之以法，未能设计现实且一致的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惊人的失败。
任何一项失败都应让人严肃质疑负责国家安全的人的无能。在五年内遭受四次失败，足以让人得出确定性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没人能百战百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些熟悉的理由无济于事。有些错误，即便是诚实的错误，也是不能被原谅的。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出现的误判和不当已经无法辩解。
急于指责这些不良记录的批评者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布什总统本人应负责任，指责他在个人宗教狂热的驱动下，个性中融合了罕见的傲慢和鲁莽。第二种解释扩大了攻击范围，包括一批下属，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的前“智囊”、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第三种解释的矛头更扩大了对象范围，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集团，对总统及其亲近人士施加了恶劣的影响。这三种观点暗示，一个不同的行政首长，加上一批不同的顾问，向不同的团体征求建议和意见，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比如依靠布鲁金斯学会而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标准周刊》。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展开行动，可是，他对“9？11”的反应的确包含一些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误导世人的布什主义，即预防性战争论调。
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喜欢区别对待这个共和党总统与那个*党总统的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道理，却丢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连续性而非变化。表面上的区别并不重要，表面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总统的批评者和渐渐缩小的支持者圈子都这样认为：这位美国的第43位总统已经与过去决裂，让美国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这是胡说。真实的情况是：布什及其身边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国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过去几届政府长期坚守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热而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将其不足和刚愎自用暴露无遗。
这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有四个核心理念。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雄辩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个理念认为，历史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位总统宣称，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创始人确立的”。历史的永恒主题是自由，人类向往自由。归根结底，历史在本质上是二元化的，是“永远错误的压迫与永远正确的自由”之间的激烈斗争。
第二个理念认为，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体现自由。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自由的首要典范和倡导者。“从建国之日起，”总统说，“我们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尊严和无上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作为自诩的“自由土地”，美国是历史的先驱。通过修正、提炼和完善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一直向世界展示着自由的意义。1839年，记者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轻的美国描写成“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国的疆域内，历史的意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4）
第三个理念认为，上天号召美国确保自由最终获得胜利。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我们立国之使命”。自由的创始人选定美国为自由的代理人。与所有大国不同，这个国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动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这位总统所言，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肯定并振兴了这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传统”。通过战争，“我们点燃了火焰，人们心灵的火焰。它温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伤了阻碍其进步的人，有朝一日，这一难以抑制的火焰终将到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只有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极端的人才会质疑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后一个理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若要持续下去，自由必须在所有地方占据上风。只有难以抑制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总统所言，“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存续，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实，美国的给予与美国的索取相辅相成。简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深刻信仰现在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主张意味着无限授权，美国可以对任何地方施加影响，因为从定义上讲，美国是代表自由而行动的。
这一思路具有丰富而古老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630年，
约翰？温思罗普命令马萨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巅之城”，或者1776年，汤姆？潘恩宣称美国有实力“重新建立世界”，还有罗纳德？里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国民情绪。在美国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为扩张主义一再提供了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于1846年以“天定命运”的面目出现，为詹姆斯？福克巩固美国生存空间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邻古巴的强烈呼吁促使威廉？麦金莱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美国成为纵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国。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意识形态才被确立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实，它的说服力大多源于美国人纪念那场战争的方式，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从此，任何华盛顿不喜欢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绘成又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任何不敢对抗敌手的行为都等同于“绥靖”，毫不亚于文明本身的生存面临危险。
这种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不是行动清单。它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几乎每项倡议之上。于是不管是什么具体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都可以坚称其行动是为了推进自由和*事业。
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一般都把这种意识形态当做权威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一支“除恶扬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拢外国官员、暗杀外国领导人、推翻他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乔治？W？布什没有发明这一做法，他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
经过不断重复，这一意识形态的元素已经固化在美国人的心里。它们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监督。习惯引用这一信条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提供“公正而适度”的世界新闻报道一样，就像麦当劳连锁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带给人们微笑”的生意一样。信念总是追随自我利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5）
觊觎高层职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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