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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极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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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里根称做骗子或伪君子显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他所主持的“里根革命”从来与财政责任或小政府无关。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给予美国人民想要的东西,从而成为1984年里根连选连任的基本前提,巩固了共和党对华盛顿的控制力。里根比吉米?卡特更为准确地了解什么能让美国人恼火:他们想要自我满足,不要自我否定。虽然他总是用启发心灵的布道和证明旧式美德的东西来润色演讲,但他主要是在纵容美国人的自我放纵。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6)
里根的两个任期成为虚假繁华和毫无节制的时期。减税、和平时期军事支出大幅增长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两部杰作,前者从供应经济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合理解释,后者声称是为了回应苏联的军备建设和冒险主义。里根宣称“国防不是预算问题”,恶化了军事支出与其他财政或政治考虑的关系。2001年9月之后,乔治?W?布什又复活了这个主张。
所有这些都不表明“里根革命”的主张是欺骗性的。里根在任时期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但与他公开宣扬的保守主义信条毫无关系。这场革命的真正本质只有在回顾时才显现出来。1983年3月23日,里根的讲话阐明了自己不同于卡特的道路选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面目。
历史记住了这个场合,他宣布了“战略防御倡议”,一种让核武器“无效和过时”的新式“无法穿透的”反导弹盾牌。批评者们讥讽这个提议是又一个“星球大战计划”,总统最后也采用了这个标签。然而,里根的讲话蕴涵两个激进的主张:第一,美国安全的最低要求现在需要美国达到接近刀枪不入的状态;第二,现代技术使这个看似空想的目标可以实现了。简言之,“星球大战”把他的主张引入了主流政治,即只有在美国享有全球性永久军事优势时,美国人才能真正安全。对于吉米?卡特1979年7月提出的危机,里根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应对。从这里也能看出乔治?W?布什“9?11”之后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支撑点。“战略防御倡议”是全球反恐战争的前身,两者都建立在类似的想法之上,即生活在这个并非完全按照美国喜好运转的世界上,军事力量是消除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有效方式。
卡特总统号召美国人改弦易辙,这意味着需要具有深刻的自觉性,而里根总统则回避任何自我反省,只是邀请同胞继续前进。对卡特来说,终结美国人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意味着倡导国内的道德复兴。里根及其继任者也模仿卡特,抱怨美国越来越依赖能源。然而,在降低这种依赖性方面,他们实际上几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确保石油供应,从而赋予这个消费帝国新的生命活力。卡特认为数量(美国人沉迷于他所谓的“堆积有形商品”)和质量(他所说的真正自由)是矛盾的。而里根将卡特感觉日益无法调和的矛盾协调一致起来。里根认为,质量(天才的、高度熟练的士兵把先进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能够维持数量(建立在廉价信贷和廉价石油基础上的消费型经济)。
公开宣示的善意掩盖了“星球大战”的全面影响。一些核战略家担心追求战略防御可能最终带来不稳定。对于这些怀疑者,里根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美国的国防政策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即美国不挑起战争。我们永远不当侵略者。我们保持实力,是为了遏制和防范侵略,保护自由与和平。”里根称,除了防御目的,使用美国军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防御计划中的任何东西,军舰、坦克、飞机、训练和零部件资金,只用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维护和平。”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评论道:“国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虚伪。”在国际政治中,虚伪的主要危险是它不利于自我了解。虚伪者最终愚弄的主要是他自己。
罗纳德?里根1983年时是不是真的相信“美国不挑起战争”,而且从其本性上不可能采取侵略行为,这很难说。他并不是第一个相信最初不相信之事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前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已经推翻了里根的承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里根最初培养的军事力量幻想在其任后仍然存在。明确的全球军事优势成为永恒的追求目标。
对五角大楼来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主导权,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不充分的。到20世纪90年代,多数先进技术是释放军事能力的关键,诉求从天上转移到了地上。
有人认为,就像里根提出的主导外部空间一样,美国军队可以主导整个地球。
基于这个信念,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共识。华盛顿非常自信地认为,高质量的军队建制,只要巧妙运用,就能让美国怀着高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组织这个世界。这好像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危险的期待就是里根遗产的精髓,而不是那些回过头来发现的他所信奉的保守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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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1)
在里根时代的光辉之下,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却持续下滑。尽管总统承诺恢复能源独立性,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急剧增加。到里根总统任期末,美国国内消费石油的41%来自国外。在他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对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同期,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开始求助于借贷。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使美国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的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里根执政初期,这个比例处于相对温和的,为1931年来最低。但是,里根时期庞大的赤字逆转了这一趋势。
美国一直吹嘘自己债权国的地位是经济综合实力的象征。这也在里根时期画上了句号。1986年,由于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人拥有的外国资产,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变为负数。这一不平衡局面从此一直加剧。美国已经积累了几万亿美元债务,但美国人的储蓄意愿却消失了。在战后大部分时间,个人储蓄平均约为可支配收入的8%~10%。1985年,这个数字开始逐渐下滑为零。同时,消费者债务不断增加,到20世纪末时,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家庭收入。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挥霍浪费习惯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方面,里根愿意无限制消费,以帮助冷战实现和平结束。另一方面,在里根的鼓励下,美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习惯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世界的旋涡,让这个日益依赖债务和能源的国家背上了既不能摆脱又不能承受的承诺。里根在高科技武器装备上一掷千金,让克里姆林宫逐渐意识到苏联不能再与西方竞争了;里根不去遏止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反而给其继任者留下了一个陷阱。如果里根因为前者值得称赞,那么他也应该因后者而承担责任。
可是,如果说有两个里根,一个是赢得冷战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另一个是把美国与*世界关系搞得一团糟的傻瓜,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的冷战政策和中东政策并非完全隔绝,它们紧密相连。按照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义者的说法,冷战和全球反恐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继者,那么里根时期获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努力,则在无意间为“第四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将显著降低。
回忆一下里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第四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了。他的阿富汗政策看似一场辉煌成功,可不到10年就造就了一个泥潭;伊拉克政策则是一场引火烧身的阴谋诡计,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惊人灾难而告终。
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National 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最终报告指出,“阿富汗1979~1989年长达10年的冲突给予恐怖分子一个聚集地和训练场”。这些委员们过于轻描淡写了。在阿富汗,圣战者与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了较量,并取得胜利。他们在信心和野心方面都大有收获,而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纳税人支持的。
里根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阿富汗当地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支持,但与花在美军现代化上的万亿美元相比,算不上什么。不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清晰地阐释了“里根主义”。在里根的崇拜者眼里,大胆而成功地击退苏联是其杰作。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事迹激发了这位总统的想象,他为圣战者提供了慷慨而热情的支持。例如,里根指定1982年3月21日为“阿富汗日”,并宣称“阿富汗的自由战士是在捍卫独立和自由,这是全球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2)
实际上,这些“自由战士”对全球安全和稳定毫无兴趣。里根对他们的目标的表述颠倒了事实,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人一离开阿富汗,残酷的内战便接踵而至,塔利班随之取得了胜利。后来,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所。 “9?11”袭击事件之后,美国重新发现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然后继续驻军,试图建立一个以西方为盟友的国家。克里姆林宫才退出十几年,美国军队又陷入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毫无二致的境地。阿富汗人民对外国占领者怀有莫名的厌恶,而这些外来人却要向这些难以驾驭的人们强加政治秩序。
只要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范围内,阿富汗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就像1980年之前,分布在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五个中亚共和国,几乎算不上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美国人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1989年,苏联人撤出阿富汗,苏联本身也于两年后解体,这种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在“9?11”袭击之后,整个“中亚突然变成了美国的宝贵不动产”。根据某种逆向多米诺骨牌理论,赋予阿富汗的重要性提高了整个地区的重要性。2001年9月之后,提到中亚时,美国官员和分析家开始使用“战略性的”、“重要的”、“关键的”等词汇。这里成了美国人的利益范畴,驱使美国必须加以关照。所以,里根的阿富汗政策导致的涟漪还在扩散。
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和阿富汗的“小规模战争”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几乎无暇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与前苏联这几个“斯坦”有关的军事政策的演变很好地说明:在它不再可行之后很久,反射性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依然非常活跃。
在克林顿时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表现出对中亚的兴趣,在前苏联共和国进行“维和演习”,建立军队交流项目。2001年,为了配合美军入侵阿富汗,布什政府发起了更为密集的努力,在整个中亚为美国寻找立足之地。
五角大楼在这个地区的积极活动依然属于“接触”(engagement)政策这个官方用词范畴之内。这个四平八稳的术语后面是各种各样的活动。2001年以来,这些活动包括频繁的培训、演习和战争模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文官例行性地访问这个地区,提供慷慨的“安全援助”补贴来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接触的目的是增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为未来的干预行动奠定基础。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五角大楼已就领空飞越权进行了谈判,并拿到了使用几个中亚国家当地设施的许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美国拥有一个建于2001年12月的永久性空军基地。
美国在中亚驻军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有成功,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赶出乌兹别克斯坦。在分析家们讨论未来步骤时,争论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对美国在该地区“脚印”的理想大小可能有分歧,但华盛顿已经形成共识,认为长期驻军是必要的。观察家们争论永久性基地和“半热型”设施哪个更好,但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军队需要在整个地区行动的能力。
美国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1898年“解放”古巴并将它变成保护国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将整个加勒比地区变成“美国湖”。就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美国高级官员声称关心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和尼加拉瓜人的福祉一样,现在的美国高级官员也坚守对所有中亚人“经济改革、*改革和*”的承诺。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3)
但这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事实是美国正致力于将中亚并入“美国治下的和平”。尽管一个世纪之前向加勒比地区扩张带来了经济收益,强化了美国的安全,但现在向中亚扩张不可能带来类似的利益。其成本将远远超过收益。
美国官员可能再也不会将阿富汗军阀和叛乱者称为“自由战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和北约部队在今天阿富汗所打击的,正是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倾力支持的圣战者的后代。
美国人喜欢把历史分成“9?11前”和“9?11后”时期,依然无视罗纳德?里根与那些圣战者合作所带来的后果。很少有这么一个看似成功的伙伴关系迅速结出有毒的果子。回头看来,1989年“解放”阿富汗所实现的成果,再次证明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整个世界观。对于苏联撤军之后的阿富汗,正如他很早之前写的那样,可以这么说,“进步的道路……比历史的假定管理者理解的更为曲折、更加不可预测”。
至于在波斯湾,里根的挥霍浪费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里根比其前任更加激进,把美国带入波斯湾毁灭之路。历史将就2003年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让乔治?W?布什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如果那场战争有一位教父的话,那么他就是罗纳德?里根。
里根致力于数量型解决方式,从未质疑过美国生活方式需要更多能源尤其是石油这个主张。扩大国内石油生产规模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从来就是一种妄想,于是里根精心设计政策,努力消除依赖性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再次出现,他加大努力巩固美国对波斯湾的控制。过度炒作实际上不断消退的苏联威胁,为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建设提供了依据。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帮助创立的辉煌军队不是用来保护西方、对抗极权主义的,而是用来在波斯湾徒劳地推行美国帝权的。
称赞里根构想出了完整的波斯湾战略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其实,里根政府对该地区各种危机的直接反应缺乏连贯性。1983年在黎巴嫩,在一次至今难以解释的行动中,他葬送了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一枚自杀性汽车炸弹将海军陆战队军营夷为平地。他异常敏捷地将美军撤出贝鲁特,表明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任务。
与他在伊朗和伊拉克政策上面的矛盾相比,里根干预黎巴嫩失败好像还有些道理。萨达姆入侵伊朗引发的残酷战争,贯穿了里根的整个任期。当伊朗这个*共和国有可能赢得这场冲突时,里根倒向伊拉克一边,向它提供情报、贷款担保和其他支持,而对萨达姆的“罪行”视而不见。美国对伊拉克的援助没有帮助萨达姆击败伊朗,只是让战争延续了下去。大约与此同时,在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特工秘密且非法地向萨达姆的敌人提供武器。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些统治伊朗的领导者们将被说成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
这些时运不济的冒险事件最终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让人们忽视了里根政府波斯湾政策的核心主题。新闻标题背后的故事是战略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准备在该地区开展大规模、持久性的军事行动。
这一调整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政府末期,当时卡特总统公开宣称控制波斯湾是至关重要的利益。自《东京湾决议》签署以来,还没有哪项重要政策声明最后成为更大闹剧的源泉。可是,对里根及其继任者来说,“卡特主义”一直是神圣的文本,毋庸置疑,也无须重新评估。如此这般,它为波斯湾近30年日益强化的军事激进主义提供了重要理由。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4)
即便如此,里根1981年1月接替卡特时,美国军队只初步拥有干预海湾局势的能力。到8年后离任时,他已经使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地位,表现为:战争计划与演习,创建新的指挥架构,开发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准备的预置,基地以及领空飞越权的获得。1981年之前,在五角大楼的战略次序中,波斯湾远远落在西欧和东北亚后面。到1989年,它们的地位已经基本拉平。之后不久,它则成为重中之重。
里根主导的战略调整,促使人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无限延长美国挥霍性的能源支出。简言之,美国将依靠军事力量维护海湾的秩序,确保石油供应源源不断,从而缓和美国能源依赖导致的负面后果。到里根离开白宫之时,这已经成为该地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里根本人曾经试运行过这一新战略。美国参与所谓的“油轮战”(Tanker War)现在已被人们遗忘,但这却是后来一些事情的先兆。作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战的一部分,它们已经开始瞄准对方在海湾的航运。随着双方都下定决心彻底封锁对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袭击目标很快扩大到中立船只。
里根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不中断,加强了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海湾水域变得日益拥挤。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了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炸死37名水手。萨达姆?侯赛因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意外,表示道歉。里根大度地接受了萨达姆的解释,但指责伊朗使暴力升级。
同年,华盛顿对科威特请美国海军保护其油轮船队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在1988年4月的护航行动中,美国军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撞上了伊朗设置的水雷,遭受惨重损失。这次里根提高了价码。美国军队开始袭击伊朗战舰、海军设施和用于发动军事行动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湾的行动马上停止了,虽然美国战舰最后时刻曾错误地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导致近300名平民丧生。
里根政府暗自庆幸取得了体面的胜利。美国只用少量投资,就好像拥有了确保石油生命线畅通的能力。“斯塔克”号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样,很快被人忘记了。但是,这种表象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从一开始,萨达姆就是“油轮战”的始作俑者。里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萨达姆一臂之力,而美国的道德成本巨大。
这位总统在波斯湾的真正成就,是为一项注定会吞噬上万人生命的事业提供了首付。在这些生命中,许多是美国人,许多不是,此外还耗费了数千亿美元。这至少是美国挥霍浪费习性的终极表现。
不管公开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倾向如何,里根的继任者都恪守着这一空洞的传统,谴责美国的能源依赖习惯。2006年,这一惯例达到了极点,乔治?W?布什宣称“美国患了石油瘾”。可是,里根的继任者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位总统都暗中延续这种习惯,从本质上承认这种依赖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里根一样,其继任者都不去问依赖性导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愿意严肃考虑美国人能否摆脱这种习惯,而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正如乔治?H?W?布什1992年宣称的那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既然不能讨价还价,那么依赖性会滋生更强的依赖性,并表现为新的危险形式。里根的继任者日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识是:在政治家们所说的“国防”上挥霍浪费,可以维持国内挥霍浪费能源和进口产品。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能够无限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至少希望如此。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5)
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军事支出上大把花钱,创造了无数机会来检验这一论点。先是老布什,接着是比尔?克林顿,最后是小布什,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机会,即便是越来越难以为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寻找恰当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里根时,萨达姆对美国的用处已经大大降低。当1990年8月萨达姆派军进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财富时,他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看来仅有的一点价值。
结果是“沙漠风暴行动”的实施。自从1898年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准将的舰队击溃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以来,美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历史性胜利。它表面上战果辉煌,实际后果却具有讽刺意义。
杜威将军的大获全胜给他赢得了暂时的名声,但除了美国吞并菲律宾这个头等战略失败之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沙漠风暴”指挥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在“战争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声名远扬,但只不过是重复杜威的成就。他也赢得了片刻名声。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丰功伟绩远不如外界宣扬的那样光芒四射。“沙漠风暴行动”不是美国军事优势的表现形式,即告诉别人谁是老板,只是带来新的复杂情况和更多承诺。
“胜利”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波斯湾大规模、永久性驻军,把萨达姆困在“笼子”里,让地区盟国放心。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很少驻军,而是喜欢让军队“留在视线之内”。至少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成了占领军。美国在*圣地沙特*驻军,尤其令人感到惊愕。就像杜威准将的情况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胜利与最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既非胜败分明,也非代价低廉。从表面上看,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固。
1993年1月,比尔?克林顿总统继承了这一局面。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顿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唯一至少能够间或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总统。然而,这位美国的第42位总统热衷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克林顿时代,石油进口增长了50%还多,贸易逆差翻了近两番,联邦总债务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然而,在疯狂的互联网时代,很少有美国人理会这些事情。
在波斯湾,克林顿同时瞄准伊朗和伊拉克,采用“双重遏制”政策,维护美国的霸权。对于伊朗,遏制意味着从外交和经济上更加孤立这个*共和国,防止其重建严重受创的军队。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外加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和一项武装骚扰计划。
克林顿上任第一年,由于蒙受羞辱的索马里“黑鹰坠落”惨败事件,他对空中轰炸产生了惊人的胃口,同时极其讨厌派遣地面部队。没有什么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满足克林顿的空战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发*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其实,终止“沙漠风暴行动”的停火没能叫停海湾战争。在短暂停顿之后,敌对状态又恢复了。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更趋激烈,美国不断任意进行惩罚性空中打击。
虽然克林顿在牺牲美军士兵的生命方面小心谨慎,但在消耗武器弹药上一点也不吝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海军和空军共出动数万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数千枚炸弹,发射数百枚巡航导弹。除了将伊拉克军队和政府设施炸成瓦砾之外,这样如瀑布般倾泻昂贵军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由于美军未损失一兵一卒,美国人很少关注这些军火值多少钱、落在什么地方。毕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弹,总有更多军火源源不断,供应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于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希望萨达姆消失,但他还活着,于是许多身居华盛顿的人(共和党人和*党人、政客和专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乱的热潮。对那些狂热的人来说,萨达姆蔑视美国使他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令美国无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萨达姆游说团体操纵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它是“美国致力于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并用*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以360比38票获得多数票通过,授权拿出1亿美元用于实现这个目标。
10月31日,克林顿总统按时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业。“有些人认为由于伊拉克的历史、民族和派别构成,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坚决拒绝这种观点,”这位总统说,“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样向往并且应该得到自由。”
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空战和荒谬轻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场作戏。伊拉克前线的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联合国授权、由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制裁措施让萨达姆日子不好过,限制了从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资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让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F?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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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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