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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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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57户村民按照成本价买回。
一个季度过去了，十个村民代表等来了温州市中级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级法院认为，村民们的诉请的纠纷，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争议，应该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由人民政府裁决。
接着，十个村民代表上诉到浙江省高级法院。他们的希望落空了。2001春天，高级法院维持了中级法院的裁定。
村民们再次拿出他们的“生化武器”——上访。
梧田镇政府派员找承包商，希望他们和村民协商解决。据称，承包商在电话中跟一个镇领导强调，他们为了这项工程光送礼就花销了一大笔，本来利润就不大，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
2001年冬天，镇政府下发了一个解决安置房和土地纠纷的文件，编号110号的文件决定按“每亩征地”返回60平方米的安置政策进行安置，其余平方米归村委会处置。
村民们当然不干。平息一年有余的“上访村”继续上访。可是，缺乏领军人物的上访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黄祝华的提前释放，改变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2002年春天，吴锡铭把案卷送到浙江省法学会，咨询的结果是一张法律意见书，结论让有的人心惊肉跳：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这是刑事犯罪，需要公安侦察、检察院公诉、法院审判。
夏天，黄祝华先是去瓯海区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复议撤销梧田镇政府的“110号文”，而后去瓯海区公安分局，集体控告寮东村委会和承包商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110号文”很快被撤销，但国家暴力机器对他们的刑事控告似乎不够主动。尽管温州市土地局瓯海分局向瓯海区公安分局移送了土地犯罪案件移送书，瓯海区公安分局依旧连续两次答复黄祝华等46户村民，不受理他们的集体控告。
黄祝华跑到检察院去指控，瓯海区检察院宣称“难以认定为犯罪”，并认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黄又跑到区政法委，瓯海区公安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回复了区政法委。
觉得没有希望的黄，决定去北京上访。尽管花的都是自己的钱，黄还是跑了两趟。
黄在跑，案卷也在跑。吴将案卷邮寄到全国人###工委。不久，案卷在层层批转中，插了翅膀似的，从全国人大“飞”到国务院信访局，再“飞”到浙江省府，最后飘落到温州市信访局官员的案头。
黄去温州市信访局吵，质问他们为什么对跑了一圈的信访材料，不理不睬？吴锡铭对我说，接待人员推诿说不晓得有什么材料。黄自己动手打开了他们的电脑，从中发现了信访批复。黄的执拗在催促办案的日子里，显露无遗。瓯海区公安局，温州市公安局，中共瓯海区委政法委，中共温州市委政法委，浙江省公安厅——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声音，要求上级部门督促下级部门查办案件。每个星期，他从周一到周五，上班似的每天都去他认为应该去的部门，从不间断。
一些部门实在拗不过，找黄祝华协调，说你别告了，我们想办法把你应有的利益还给你还不行么？黄摇头，声称自己要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还有全体涉案村民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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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11）
黄一边坚持告状，一边以上访给有司们造成压力。2004年3月5日，全国两会召开的日子，黄上访到北京。在一个京城的宾馆里，浙江省高级法院一个庭长接待了他。当天，浙江省高级法院的公函发到了温州市中级法院，敦促他们复查黄祝华等人的官司。
同一天，潘义汉被取保候审，瓯海区公安局履行了刑事侦察程序，起诉意见书送到瓯海区检察院不久，就被检方退回侦察。黄闻讯后跑到温州市检察院，“举报”瓯海区检察院的经办人，双方争吵起来。黄不在乎，他每个月都去温州市检察院上访，终于赢得检察长一纸批示。
2005年前夕，马拉松式的官司最终被移送到瓯海区法院。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瓯海区法院就是否立案犹豫不决，说他们从来没有搞过这样的案子。黄祝华当然不依不饶。又是一番努力，瓯海区公安局接到了瓯海区法院执行逮捕的通知。
然而，嫌疑人却失踪了。黄和村民们当起了侦察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帮公安局找到了潘义汉等人藏身的所在。2005年1月4日，潘义汉和一个原村支部副书记一起被被瓯海区公安局逮捕。
24天后，明显老态的两被告双双走上被告席。庭审中，潘义汉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表示异议，只是那位原村支部副书记称自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是被逼迫的。
一审开庭那天，《温州晚报》发了篇报道。一个大体熟悉来龙去脉的公务员感慨：一报还一报，难道这就是中国乡村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农历腊月二十六，一审法庭宣判了：法人单位寮东村委会和两个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非法转让安置农户的集体土地，获利1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犯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罪，判处三被告各缴罚金10万元共30万元，两被告人一个有期徒刑三年，一个判三缓三。
看到一审判决书，作为被告寮东村委会法人代表的吴锡铭表示服判，不再上诉。坚持自己无罪的潘义汉等人则选择了上诉。
春节过后，终审判决驳回了潘的诉求，维持了原判。那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原村支部副书记，以戴罪之身去自家的毛纺家悔过休养去了，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立即执行的潘义汉，则被押解到黄祝华曾经服刑的地方。如果他不能像黄那样幸运地赢得减刑，就得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一直生活到2008年1月3日。
2005年4月15日，我离开寮东村，还有半个月，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就要揭晓。吴锡铭肯定地说，黄祝华一定会当选村主任。
疯狂的“魔”
过去18年，中国乡村漫天飞舞的选票，不仅以选举的名义表达了民主对民意的尊重，而且改变了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级政府的任命加以确认的威权传统。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浙江，不但进步的力量超出我们的想像，暴力血腥黑金等等民主的敌人，也让我们瞠目结舌。所幸，“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专制的敌人”创设出新的制度，屏蔽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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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劲吹“贿选风”（1）
过去的几年里，温州人的“常用词典”中多了“贿选”这个词。尽管严格界定贿选，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但乡村村社阶层的一般民众，还是将“新富”们用香烟酒席钞票推动的选举，笼统称之为“贿选”，并将广泛存在的贿选现象，描述为“贿选风”。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同行来到据称“重灾区”的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此时，区镇两级联合成立的“贿选调查组”还没有撤离。在官方结论尚未作出的前夕，经由民间人士之口，我对这场被称为“温州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贿选风，有了“如是耳闻”。
以“票”易“票”
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几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
礼品，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经常是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姜姓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姜的“平常论”在几位受访者眼中，的确很平常。这样的认识，跟一个在当地流传极其广泛的传言有关：选举期间，有的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含蓄的暗示一下说：“多多关照”，直白的当场便说：“谁谁谁叫我们把东西给你送来了，你们家几张选票一定要投给谁谁谁。”
记者跟七四村一位自称姓吴的选民求证，他想了想说，“听说了，但不是我们村的，究竟哪个村的我也不知道。”
据信，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有人说，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向记者反映说，他略略算计了一下，“拉票酒席”中，他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有茶楼酒肆的老板感言，如果村官选举年年搞，那该多好啊！
第二轮正式###，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贿选班底
在温州，村官候选人1/2左右是私营企业主。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贿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活跃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据知情者介绍，贿选班底成员也不尽是打杂之人，个别成员甚至是捐献政治献金的老板。温州市下辖的永嘉县，一个能够摆平黑白两道的村长，在此轮海选中遭遇不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多少名气的年轻人。而据说，胜出者身后有一个贿选班底，大佬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老板，负责参选的所有费用。
“贿选”大战
在沙城镇的七四村，候选人有很多，源自沙城镇民政办的数字是十几人。受访者说，这样的情况极易引发“选战”，或者“贿选”与“贿选”的较量。
沙城镇有个村，首轮选战后，有胜出者找落马者，奉上人民币数万元，请他率领追随者“倒戈”归降，在第二轮###中为自己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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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劲吹“贿选风”（2）
“贿选”战中，一些原本洁净的候选人被迫卷入“黑金政治”的泥潭。七三村一位候选人因为不肯动用“银弹”，终至于饮恨选战。这样的反面教训，迫使八甲村一位在首轮选战中高票胜出的“种子选手”，在对手的“银弹”攻击下，不得不于第二轮选举中使出银钱十数万元，孰料十数万不敌二十数万，功亏一篑。胜负之变，全赖“银弹”多寡。
选战结束后，被银弹击退的人财两空者，开始举报。举报信雪片般，由沙城镇一路向大湾区温州市飘去。沙城镇有关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情况可能没有传说的那么严重，但举报还是引起了区镇两级领导的重视，由人大、民政、纪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入驻沙城镇，在一个宾馆里调查了很多当事人，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黑金政治”的土壤
“黑金政治”不仅仅存在于沙城镇。据调查，本届村委会选举中，温州市下管辖的两区两市两县均不同程度地遭受“贿选风”的袭击。村民自治前所未有地受到黑金政治的挑战。究其原委，有关方面以沙城为例分析了“黑金政治”存在的“土壤”。
从选民的角度看，富裕使得他们对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公务员姜少刚说，“这样子，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从贿选者的角度看，在“官本位”文化熏陶下过过“官瘾”者有之，不知道请客送礼是变相贿选者有之，把贿选当做一项投资者亦有之。
富裕了，想过过官瘾，在温州发达地区的农村是很多人希望的。在藏富于民的温州，有钱的要比有“帽子”的多，官“帽子”是稀缺资源。虽然“村官”并不在官员序列，但传统社会里村官的威权，还是让一些新富眼热。加之，村官由村民选出，无须对政府负责，有时候感觉像个酋长。儿女婚姻，也比寻常人家容易，因为谁当上村官，就意味着谁挤进了乡村上流社会。
请客送礼，在一些候选人看来，就是游说选民。在请客送礼已成社会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有候选人便将之视为游说的不二法门。
一位帮助堂兄策划贿选的地产界人士肯定地说，视贿选为投资的新富大有人在。沙城镇的一些村庄，不少是城市里的村庄，处于温州市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村土村金。村官的权力，在土地征用、工程发包、集体财产借贷层面有很大空间。这位地产界人士说，“今年9月，温州市政府在沙城镇征用大量土地，仅七三、七四两个村，就征用了130多亩。政府征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一般是十几万元一亩，但几经转手后能升值好几倍。”这并不是说，沙城镇新当选的村官们冲着这个来的，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动歪心思，是有空子可以钻的。外面的例子是，去年年底，瑞安纪委在塘下、新城等地排查了10多个乡村。“当时纪委查得手都抖了，几乎是一查一个准，一下处理了10多个村支书和村委主任。”瑞安一名市委官员透露，“暴露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挪用集体财产方面，这说明村官是有渔利机会的。”
恐怖的民主（1）
长刀，绳索，喋血，死亡，伤残，出逃——考察温州正在进行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们震惊于先富地区的村社民主竟染有如此恐怖的色彩，尽管涉嫌雇凶的与民主关联的血案，只是稀少的极端的个例。
死
“听说，这个人本身不怎么样。”2005年4月 11 日，温州市龙湾区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谈到度山村换届选举中被人杀死的朱中强时，援引了诸多流言蜚语中的一种。该官员强调，他不认识朱中强，对他也没有成见。
十数天来，不认识他对他也没有成见的龙湾区人，都在议论朱中强。传说中的朱中强，一会儿人品贵重，为人厚道，人缘不错，一会儿脾气不好，性格暴躁，好生是非。究竟哪一种描述更接近真实的朱中强，难以确认。
可以确切知道的是，2005年3月21日，32岁的朱中强被人用长刀捅死在自己的“别克”车中。当下，官方已初步确认他死于一场“选战”。作为堂兄朱道彪“竞选班底”中的干将，朱中强为10天后成功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堂兄立下了汗马功劳。浙江《今日早报》的报道，笔触酸涩地描绘了竞选中胜出的朱道彪：“选举结束了，村民们也陆续散场了。被村民们选为下任温州度山村村委会主任的朱道彪，却孤单地站着，失声恸哭。”该报驻温州记者王增军称，朱中强之所以“被捅死在街头”，是因为“助选时与村里另一候选人发生矛盾”。
据悉，近2500人的度山村是永中街道办事处管辖中的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村集体资产也不雄厚。但区位优势明显，距龙湾区政府所在地比较近，在村土村金的温州投资热中，度山村的土地有着极大的增殖空间。我来到度山村时，选举早已结束。朱是度山村最大的姓氏，朱氏宗祠是度山村最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温州市人大的官员称，悲情浓郁的选举就是在朱家的祠堂中进行的。朱中强的喋血，使得龙湾区官方对全区的村委会换届选举高度戒备，人大、组织部等部门成立了督察组，以确保龙湾村委会选举的合法有序。度山村选举那天，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朱中强喋血的地点并不在自己的村庄，而是永中街道。知情者称，3月21日傍晚，朱中强起身离开一个亲戚家，掏出车钥匙，打开车门，俯身钻进别克车，屁股还没摆正位置，车子前身的玻璃就被从天而降的砍刀敲裂，而后破碎。飞舞的长刀没给朱任何说话的机会。待朱艰难地挪出车外，凶手已一溜烟地没有踪迹。围观者当即将朱送往临近的医疗机构，尽管抢救算得上及时，朱依旧未能幸运地存活下来。
三天后，和朱中强堂兄对垒的另一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一位看过“退出竞选公告”的当地人说，公告陈述的理由极为简单：私人原因。但详细原因并未说明。
同一天，当地警方突然对退出竞选的这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实施了刑事拘留。同时被刑拘的，还有一人。此外，另有一人被监视居住。
官方人士透露，朱案并不复杂。温州当地一名女记者案发后前往当地警方核查，据该女记者获息，朱中强在为堂兄竞选助阵时，与被刑拘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发生了口角。该候选人找到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雇佣了一拨凶手。于是，街头喋血。
当下，血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伤
2005年4月4日晚8时许，56岁的黄姓村委会主任在自家门口踩住了刹车。推开车门，左脚尚未落地的刹那，一根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他张开嘴巴，艰难地喊出女儿的名字，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一把长刀迎头劈来，他本能地抓起公文包往头上一挡，体态健壮的黄挣断了脖子上的绳索，而后用左手捏住那把长刀。但灾难还是不可避免，另一个人将手中的榔琊棒狠狠地砸向他的双脚，目标非常的明确。
黄轰然倒地。
待妻子儿女闻声赶出门外，三个杀手已没有了踪影，前后过程不过三分钟。
12天后，身为温州市某“城中村”村委会主任的黄，躺在病房里，通过电话向我描绘上面那个血腥场景的时候，伤势已经和缓多了。
“凶杀案，绝对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黄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有人想把我搞残废。”
恐怖的民主（2）
血案发生后，区委书记、区人大主任、常务副区长纷纷来到病房，看望双脚被砍断的黄。黄已把他的“仇家”，以及与换届选举有关联的线索，报告了警方。当下，警方正在全力侦察，缉凶。
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没有人轻信任何怀疑式的“指控”，但我以为，黄谈到凶杀时提及的选举背景、村政斗争，对我们观察温州“城中村”换届选举或许大有裨益。
三年前，已经随同妻子住到城里的黄，被村民们喊回了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将他海选为村委会主任。黄说：“村民们很可怜，他们的村庄快被村官蛀空了，1个多亿没有了。我寻思了72个小时，决定挽救振兴我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
1980年，黄当过一段村官。而后，去镇里的一个企业当了四年厂长。1980年代中期，黄去了派出所。干了十年，也未能转正的黄，离开派出所，自己办起了私有企业。2002年儿子把厂房搬迁到上海，他一门心思地当起了村委会主任。
一俟履新，黄就应村民的要求，着手拨乱反正，并对前任财务进行审计。
审计容易推动。从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半年多的时间，审计报告列出了22个问题，镇纪委认定其中6个问题需要前任村长和支书承担责任。最后，两个前村政舞台上的党政“一把手”被双双开除中###籍。黄上任的时候，原村委会主任被上级党委任命为村支书，审计报告后，班子也搭不成了。其他的安排，也成了问题。
比较而言，拨乱反正要比审计难得多。黄说，2001年，村民们尚未同意，村支书和村主任就和瓯海区开发区签订了一纸协议，将亩土地给了村主任和村支书个人所开的两个“皮包公司”，且将二产用地改为三产用地，进行商品房开发。
村民们为此上访，闹事。
已是村主任的黄，当然不会上访，也不会闹事。他利用自己区人大代表的身份，通过人大常委会，促使区政府调查处理。从2002年10月到2005年初，耗时久远的调查推翻了原先的协议，宣布无效，断了人家的财路。
黄说，他上任后，和前任的矛盾，完全白热化，无须掩饰。2003年6月26日，前任村委会主任去北京告状，指责他破坏耕地。当时的情况是，有块在鹿城区的土地，十数年未种庄稼，有人在上面建了一个养猪场，被镇里毁弃了。黄领着村民推倒了上面的棚子，对土地进行三通一平，迎接三拨台湾商人的到访。前任的上访起到了作用，落马的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作了专门的批示。区公安局以涉嫌破坏耕地罪，把黄羁押了14天。村民集体去区委喊“还我村官”，最后黄被取保候审，直到2004年6月，方了结此案。
春节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黄视为“他们那条线上的”村支部委员，给二十多个中###员每人送了数百元的超市购物券，希望能够当上村支书。推选村支部书记候选人的时候，黄向镇纪委汇报了此人涉嫌贿选的事实。区纪委和镇纪委查了一个月，确认该支部委员是贿选，取消了他的村支书候选人资格。
黄说：“他们希望通过代理人对付我的计划落空了。”
逃
2005年4月10日早晨，温州市水心村村委会主任董志平，开着自己的“小丰田”，把几份当年记述水心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文字资料送到我入住的宾馆。而后，便神秘地失踪了，无论人们怎么拨打他的手机，都没有人接听。
此前一天夜晚，他对我说：“我必须逃走，躲起来。否则，村委会又要换届了，老百姓还会选举我当村委会主任。可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站在一旁的一位温州知名人士无奈地对我说：“你想象不到吧，一个当年历经带领村民罢免不合格村委会主任的人，自己当选村委会主任后，竟然害怕再次当选。”
董志平是2001年9月23日当选温州市鹿城区城郊乡水心村村委会主任的。当时，并非正常的换届选举，而是原先的村委会被他率领的“反对派”罢免了。他是补选中胜出而后“组阁”的。
据称，水心村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村庄，绿水环绕，风景怡人，南宋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曾寄居这里潜心著述，后人称其为水心先生。水心村由此得名。
恐怖的民主（3）
过去的20年里，水心村渐成温州都市化浪潮中的“城中村”，集体资产像野草一样疯长。董志平举了一个堪以说明水心村一夜间暴富的例证：1996年，水心村破费130余万元，为当时的两个党政一把手——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配备了两辆帕萨特轿车。董志平们也在温州城市化的潮流中，洗脚出田，穿上皮鞋，打上领带。他们不仅参与到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中，也参与到由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酿成的“干群矛盾”。
2000年6月4日上午，水心村三百多村民涌到村委会的“官邸”，勒令村官对劳力安置房分配、集体店面出租、村官报酬、集体资产投资等等问题，作出解释，并要求审计村集体财务状况。双方矛盾一触即发。村民们开始到“衙门”里上访，从乡政府到鹿城区再到温州市，“有关部门”的答复一次次让他们觉得沮丧。而后，153名村民集资30600元，委托董志平等人为民意代表，去杭州“告状”。浙江省信访局一位官员告诉董，村民有权罢免他们不认同的村官。
董找到倡导组织罢免寮东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吴锡铭，请吴起草了一个《罢免理由书》。两天之内，三分之二有选举权的村民在罢免书上签了名。6月26日，村民们向城郊乡政府递交了罢免书，请求乡政府和区民政局依法帮助召开罢免大会，免掉4名村官的职务。7月27日，区民政局、人大、组织部、公安局、农经委等5个部门与城郊乡一起突然召集村民代表到乡政府三楼开会，向他们宣布签名无效。
2000年11月15日，董志平在吴锡铭的陪同下，去民政部上访。五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披露水心村村民民主权利被妨碍。一周后，董在凌晨5时许，被当地警方抓进警车。在一个纪委的宾馆里，非中###员董志平被关了9天。问讯者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你给人民日报记者送了多少钱？
在新华社记者的干预下，董重新赢得了自由。由于几家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舆论介入，水心村的罢免被扫除了障碍。2000年12月5日上午8点，罢免大会在水心剧院举行。出于对乡政府与有关部门指导村委会成员制定的罢免办法中“不得办理委托”之规定的抗议，村民们拒绝入场。因为，不让办理委托，就意味着将外出村民的选票归到反对罢免的数目中，主张罢免者当然要反对。僵持到下午三点多钟，罢免大会无奈散会。
董志平开始了新一轮申诉。仰赖于浙江省人大与民政方面的开明官员的支持，事情再次出现转机。2001年4月28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一于姓副主任，就中共鹿城区区委组织部长以及村民代表董志平一行7人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流产的罢免大会可以接着开；罢免时外出选民可以进行委托。董志平说，那一刻，他的热泪差一点涌出眼眶。
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董想象的那么简单。依照法律规定，罢免大会应由村委会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但水心村村委会回绝了村民的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先张贴公示，由9位村民牵头召开村民大会，再民主推选村民大会召集人。不日，村民大会推选董志平等7名村民为村民大会的正式召集人。主持罢免大会的是村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正式召集人”而非村民委员会，这在全国也是首例。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蹒跚了一年的罢免大会召开了。44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到会355人。350张有效票数，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地罢免了村委会主任等四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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