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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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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回去启动罢免，尊重民意，贯彻《村委会组织法》。’”
吴说，会议结束后，刘还专程去宾馆和镇长谈话：“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别让他们老是上访啊。”
镇长回到温州，见到吴，打趣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吴笑答：“你要请客，我不上访，北京怎么知道还有你这么一个镇长？”
1999年春节后，机关开始上班。吴一脸严肃地找镇长：“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罢免？”不愿意在推诿拖拉中慢慢等待，吴再度致电刘喜堂，恳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径，推动寮东村的罢免。
此时，另一份审计时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审计报告出台。结论依旧是财务混乱，报酬不透明，铺张浪费等等。两份审计报告预示着罢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吴的“上层路线”发生了效果。民政部将他们的罢免要求，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了汇报。据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顺风。浙江省民政厅决定派员前往寮东，督察村民提前改选村委会主任。
3月的一天，镇政府派出一个21人的工作组，前往“核实”村民的联名要求。来自温州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一工作组成员把一个妇女“同意罢免”的意愿，写在“不同意罢免”一栏。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插曲，但在一个反感情绪压抑已久的村庄，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罢免的“证据”。
实际上，面对黄祝华等村民强大的罢免决心，任何抵制都没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启动罢免的前一天，有记者来到黄祝华的住处。黄指着一间凌乱的房屋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两张并排的办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导罢免的图书和审计报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罢免正式启动。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都做了正面的报道，均以此为风向标，称许中国民主的进步。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5）
盗窃账簿案连着敲诈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罢免案的发起人吴锡铭，在民选中胜出，就任寮东村委会主任，弥补了潘义汉被罢免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义汉被“倒阁”至9月15日吴锡铭“组阁”，短短110天内，寮东村发生了两起案件，公安两度出手，印证了人们所说的“斗争残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财务清查小组的成员发现12个小时之前封存的7本账簿被盗窃。村财务清查小组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诞生于潘义汉被罢免之后，成员是村民公开推选的12名村民代表，组长是黄祝华。该临时性组织的意图极为简单：进一步揭开原本富裕的寮东村何以亏空的盖子。
黄祝华很奇怪，账簿全部封存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为何不翼而飞？黄在现场发现，存账室门锁旁有四道锐器撬痕，气窗被砸3个洞，砸碎的玻璃扫进门外的废纸篓，门被反锁好着，室内的彩电音响却完好无损。
黄去警察局报案。案件的特殊性，驱使瓯海区成立了由公安牵头、纪委检察院介入的专案组。案情分析一点都不复杂：
从现场看，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和三楼的铁拉门都是钥匙打开的，而放账簿的办公室气窗玻璃却被打碎。可见，嫌疑人是上楼后爬窗入室的；
从内容看，文件保险柜里有账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间部分月份的账簿。可见，嫌疑人对账簿进行了筛选，也就是说，嫌疑人是熟悉财务状况的；
从时间看，作案时间恰逢财务小组深入查账之时。由此推断，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乱，或者是要毁灭账簿上的证据。
总之，嫌疑人一定是与账簿利害攸关。
账簿盗窃案，非但影响了查账，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换届选举被延宕。村民的愤怒、唏嘘和不满，震惊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政要的关注，加速了专案组的进展。排查到末了，目标锁定在潘义汉身上。7月7日上午，没费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盗窃并烧毁账簿的所有细节。
当年的《温州人大》杂志有段描绘潘盗窃动机的文字：潘义汉被依法罢免后，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有人从中与他作对，村里成立财务清查小组，他更觉得有人同自己过不去，对任职期间财务制度之混乱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于是终日内心惶恐。特别是听说6月8日查账小组已将账本从村会计处领来清查，更引起潘的惊慌不安。6月9日晚，潘义汉铤而走险，叫上同自己较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会铁拉门的钥匙，进入村委会，将其中的7本账簿盗回家，并将其烧毁。
案子破了，组长黄祝华当然很高兴。不过，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一场牢狱之灾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黄被老婆的一个电话喊回了家。以为有什么事情的黄，没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伏击前的准备。黄回忆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语带哀怨：“所长我认识，他对我讲，不是我要抓你，小黄。”除了束手就擒，他没有任何选择。与黄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还有徐长青、李三豹等5人。
黄祝华说自己被冤枉了，吴锡铭说黄是替自己受过。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证据，他们最多也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却没有那么随便。1999年10月，瓯海区公安局发出487号起诉意见书，以大量证人证据证言，指控黄祝华等六人涉嫌敲诈勒索罪，并移送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描述的事实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黄祝华等六人被寮东村第五、六村民小组50余户村民推举为代表，起诉村委会，要求返回金泰房地产公司付给的补助资金180万元。被征地的村民，依据每亩200元的数额，出资筹集25140元诉讼费用，请黄祝华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驳回，集资的诉讼款也即将用完。六被告无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这场官司系金泰房地产公司瓯江大厦项目引起为由，向该公司索要钱财的恶念。
起诉意见书称，六被告在8个月的时间内，时分时合，不断地纠缠，吵闹，威胁，终使项目办无奈屈从，1997年圣诞节前10天，六被告从项目办索要12万元。同样是这个月，黄祝华借口矿渣被掩埋，采用阻挠施工、威胁等手段，向瓯江大厦南侧的16间私人联建房的主人索要1万6千元；次年春天，黄祝华等人复制了同样的理由和手段，如法炮制地从金商大厦项目办公室索取5万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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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6）
1999年10月20日，在海选中就任村长一个来月的吴锡铭，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瓯海区、温州市等权力部门递交了“紧急求援书”，并附上800余村民的签名和手印，对瓯海区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指控黄祝华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深觉“震惊与不解”。
以公众名义发出的“紧急求援书”，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始末由来。
1994年，辽东第六村民小组的亩土地，被温州火车站站场建设征用，虽然地方政府返还8％被征用土地给村民作宅基地的允诺，直到三年后，才在村民无休止的上访申述中得到兑现，但起初村民是信以为真的。当村委会在一纸协议上盖章，同意将返还的亩土地给予被征地农户建安置房，第六村民小组遂向村民集资27000余元，购买矿渣、石子沙等土方用料掩埋田地，投入58个劳动力，整整干了12天。黄祝华以为，他未来的家园就在这块被掩埋的田地上，孰料今天掩埋田地的努力，只是给日后的灾难，埋下伏笔。
1996年，温州市府为弥补金温铁路资金的缺口，改变初衷，将被掩埋的亩田地出让给金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泰公司”分两个项目办公室，瓯江项目办公室和东瓯项目办公室。当两个项目办公室意欲进场施工，农民们在他们已经掩埋好的田地上，临时性地搭建了工棚、三相电，以阻挠马上就要进入进行时态的施工，并表达他们对地方政府不践行承诺的抗议。“金泰公司”无法与乱哄哄的人群对话，建言村民派代表协商。从而，黄祝华等五人，被第六村民小组公推为代表。另外，亩土地中有很小一部分属于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民们又从第五村民小组中推选一人参与农民们组建的代表团，与“金泰公司”展开谈判。“金泰公司”同意补偿农民180万元和4000平方米的房屋。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人没有敲诈。1997年底，六个代表从“金泰公司”两个项目办公室相继拿走的12万元、5万5千元，是“金泰”对“填培矿渣、石子沙、搭建工棚”的补偿。六个代表依照协议拿到钱后，按照集体集资和个人投资的分类作了区分，前者存入村民小组的户头，后者归私人支取，由私人按照出资比例自行分配。黄祝华个人拿走的14200元，属于后者，不是敲诈所得。
“紧急求援书”以事实驳斥了起诉意见书中的指控，比如起诉意见书说黄等“滋生以打官司为由索要钱财的恶念”。打官司开庭的时间是1998年10月15日，而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却是1997年12月15日。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5人人品贵重，“一贯忠厚正直——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没有兑现政策，受村民之托提起诉讼——何罪之有？而出于公心对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违法行为多次上访，以使三干部被开除党籍——说明黄祝华等5人的行为并没有错。”
“紧急救援书”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黄祝华等人就在一个月零一天之后被推上了被告席。瓯海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举的事实，与区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并无大的分歧。“恶念”这样的非法律用语依旧刺目地躺在庄严的法律文书中。黄祝华等5被告异口同声地宣称，没有威胁过被害人，也没有实施过敲诈勒索。他们聘请的律师从法律的角度阐述道：六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授权，属于单位行为，单位如何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体？再者，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他们，其行为怎么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法院开庭半个月后，法官确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成立。黄祝华等5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填培的矿渣、石子沙、搭建竹棚等，不属法律保护的行为。而他们敲诈的石子沙、竹棚款3万元，以及另一代表敲诈的医药费2万元，都是六被告共同犯罪的结果。所以，法庭判决黄祝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0天后，黄祝华递交了刑事上诉状，坚认自己无罪。黄在上诉状中说：在一审庭审之前和之中，他都要求证人和被害人到庭质证，但被法庭拒绝，更为严重的是，公安侦察人员采取了逼供殴打的手段，迫使他承认了谎言。
2000年2月12日，吴锡铭再次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温州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一个报告，反驳一审判决书的意见。已自学法律两年有余的吴在大量列举事实证据后，语气肯定地说：黄祝华等五人培矿渣未经批准，并未违反刑法规定，至多违反行政法，按法律规定应由规划部门依法处理，此后瓯江大厦占有、使用这些财产理应赔偿。即行为违法，不等于物权非法，黄祝华等五人所拥有的三项电、矿渣、石子沙等仍属合法财产，并非凭空索取，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犯罪行为。至于黄等五人在矿渣、石子沙、竹棚上的收益，也根本不能认定为犯罪，1997年9月19日的协议上已写得很清楚：“如果原土地上的附着物属私有的仍旧归私人所有，黄祝华等六人领取与集体无涉。”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7）
人们相信吴的说法影响了终审法院。25天后，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仍旧认定黄祝华有罪，但刑期减少为“三年六个月”。
2000年3月7日，黄祝华被押往浙江省第三监狱。
村民说：他在庭审中为别人兜下了很多事，是条汉子。
吴锡铭说：他是代我受过，本来是冲我来的，却在他身上找到了把柄。
民选村长的革新与尴尬
作为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吴锡铭不仅成为寮东村政舞台上新的组阁者，还于2001年秋天应邀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坛，成为风云一时的低层民主代言人。然而，吴面对绝非鲜花和掌声，2002年春天，差一个月才满任期的吴挂冠而去，辞职回家了。
2005年4月中旬，吴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处理好‘两委’的关系，也难以顶住各种势力的压力，太累，太累。”
吴锡铭当选后第三天，就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张贴了一张粉色纸的《受职宣言书》：村务将依法一律公开；听取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让本村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自学过民主代议制的吴说：“薄薄一张纸，写上了承诺，就有千斤重。”他解释道理：“我在罢免风波的背景下胜出的，太多的眼睛盯着我，只有干好，没有退路。”
新村委会组阁不久，吴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烧了“八把火”：核发上届村委会拖延已久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落实修路时应补偿的宅基地；开办五金标准件市场；解决全村村民吃自来水问题……
吴虽然只读过五年书，却在自学中成为一个法律素养甚高的人，一个有着宪政意识的村官。他特别看重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就连开会通知，都是参照法院的文书统一印制的。上有统一的编号，分为通知正文和存根联。每次开会前，都由村委会派专人，连同会议议程，送到每个代表手上，并由代表在存根联上签收，一撕两半，代表与村委会各持半边，作为凭证。
吴说，村民代表大会“一号公告”贴遍全村后，他这个法人代表，就要领着三个村委会委员四处跑腿。每件事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办下来的。接着村民代表大会“二号”、“三号”公告又出台了。公告往全村一贴，就由不得你不去完成。
做事，不仅要勤快，还要公开，不能像前任那样暗箱操作。吴规定，村务公开栏3个月公开一次账目。不仅仅大项收支要公开，一笔一笔的小费用，也要事无巨细一一张榜于天下。人民日报记者崔士鑫曾在公开栏中看到诸如“笔筒：28元”、“账本夹：10元”、“中华烟3包：93元”等明细。吴锡铭说，“村里有客人来，也要买烟。但是公开了，群众就没人提意见。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公开栏里不能有‘其他’。什么是‘其他’？说不清楚，就是有问题。”
吴不是传统政治势力确认的乡村权威，他要得到官方的认可，除了民主的选票，还需要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威的认可。所以，他对“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丝毫不敢怠慢。履新两个月后，村里一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突然消失。吴锡铭和“属下”整整搜了一个多月，找到了这个超生游击队员，而后找她父母兄弟姐妹，苦口婆心，“终于把她的思想做通”。
但吴对镇里的意见也不是无原则地言听计从，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之所以当选村委会主任，仰赖的是自下而上的自治精神，而非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履职不到一个月，他开始讨论村会计的人选。前任会计由于审计报告中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被梧田镇纪委开除党籍，被区人大罢免了人大代表职务。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继续当会计。如何遴选新会计？吴锡铭宣称这个问题应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镇里有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会计应当由组织定，换句话说，应该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确定。
吴固执己见。他在村里贴出公告，凡本村村民，年龄在20—35岁，已考取会计证书或已持证上岗的，都可以报名。最后筛选出两名候选人，由村民代表投票。最后，一名普通村民的女儿被选上了。崔士鑫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道：“公开招聘村会计，在温州还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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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8）
据悉，镇里对这一做法起初很有意见，但最后还是默许了。镇里对寮东村新村委会运行一年的政绩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以前的“上访村”，没有一人上访了。
但是，镇政府的满意，并不表明吴满意。他在现实中处处感到村支部的掣肘。吴锡铭递给我一份200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第九版上的文章说，吴上任快一年了，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这倒不是因为村里不发放，而是因为村委会和党支部就干部脱产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好。
村委会组织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白：村民会议有权决定“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依据这个条款，组阁后的新村委会召集了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对哪些干部可以脱产领工资进行表决。村支部有两个委员，是“潘义汉时代”的阁僚。愤怒于“潘义汉时代”的腐败与混乱，其中一个支委被表决为不同意脱产。
吴锡铭和村委会人员坚称，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话说回来，村委会组织法中，没有哪一条规定支部成员一定要脱产领工资。镇里和村支部则表示，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必须被推翻，他们的理由是，不如此，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
2002年春天，起因于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争执，吴锡铭当了一回被告。
是年初，瓯海区菜篮子有限公司依法征用了寮东村亩土地，开办禽蛋市场，被征地农户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享有劳动力安置用房指标（土地使用权）亩。
3月21日，菜篮子公司、村委会、被征地农户三方达成协议，菜篮子公司一次性付给被征地农户万元，不再安排劳力就业。村委会依据协议，将征地手续办妥，菜篮子公司也及时将安置金发给了农户。可是，坚持依法办事的吴锡铭却无法按照协议将土地交给菜篮子公司。因为，村支部的“会议纪要”搅了局。
菜篮子公司的约定义务履行了，寮东村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支部委员会却不认账。他们邀请一副镇长在一起开了一个协调会，通过了一个推翻原协议的“协调会议纪要”，并要求菜篮子公司的老总在“纪要”上签字。菜篮子公司忍无可忍，将寮东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就这样，尽管吴锡铭根本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的“纪要”还是让他和他的村委班子背上了“违约”的“罪名”。
《北京法制报》记者深入调查后，得知该方案之所以出笼的前因后果：吴锡铭当选村委主任后，非常在意菜篮子公司的征地事宜，充分寻求法律和政策依据，最大程度地依法维护被征地农户的权利，使每亩被征地共获得的补偿金是该地区同期征地补偿金的两倍多，所以被征地农户十分满意。但镇里却对此另有看法。一位镇委书记亲口对吴说，你把镇里的工作搞得十分被动，与各村不平衡。
然而，法律并不在乎镇委书记的“平衡论”。由于违约，法院判决寮东村村委会支付菜篮子公司违约金万元，加上诉讼费，寮东村的账户上顿时“蒸发”了将近30万元。
答辩状中，一贯豁达开朗的吴锡铭没忘记幽了自己一默：“原告诉称的案情都是事实。由于答辩人内部存在两套班子（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被征的亩国有土地在菜篮子公司交清了土地补偿金和劳力安置费，并由答辩人主持为该建设项目进行法定程序招投标开发建设事项后，应当由答辩人配合菜篮子公司去办理转让手续，但由于该地块成为‘热土’后，村党支部这套班子和村委会一名成员违法阻挠，致使答辩人无法履行协议……实在有愧于原告。”
“他的话不仅仅是觉得有愧于原告，还是对自身无力改变现状的大悲哀。”2000年5月27日的《北京法制报》将此案见诸报端后，中法网网友木杉留下“悲哀的言论”。另一网友，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周娜说，村长作为一村的“行政长官”，其签字是具有对外效力的，一个协议只要由村长签字，村里就应该承担应负的义务，党委无权更改签字的效力。一个清华大学法学院自称“公孙愚”的网友更是万千感慨：“村民自治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农村政策，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并已为法律所确认。寮东村的村支书和镇里一些领导的一个小会就把村民自己作出的决定推翻，是否想过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尊重民意了呢？我们一直都埋怨农民没有民主意识、民主素质差，现在，温州农民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刚刚尝到民主、自治的甜头，却迎头碰上了权力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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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9）
“拳头”不仅来自村支部。吴举例说，上级有关部门希望村里能低价出让若干亩土地，他知道村民代表大会肯定不会通过，可是又怕开罪有关部门影响了村委会与有关部门的关系。在寮东这个城市化的城中村里，没有“有关部门”这个称谓很古怪的权力机构的支持，想干好工作，无异于天方夜谭。
2002年3月的一天，吴辞去了村委会主任一职，回到他种满广玉兰的庭院，躲进有600平方米的两栋小楼里，辟出一个书房，开始了一杯茗茶一支烟的学法岁月。他已考取基层法律工作者证书，结束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在温州教学点的学习。可，此时的吴锡铭也不复是往日的吴锡铭。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民主中的风云人物，他已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此前的200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理论讨论会”。与会的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工委的官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法学教授。吴锡铭作为一个异类，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全国首例罢免村官案的倡导者，“水心村罢免案”等一系列罢免案的幕后策划人，被邀请出席。应讨论会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议会与人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人大秘书组组长蔡定剑博士的约请，吴锡铭撰写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解释建议稿（初稿）》，共10章48条，约2万字。讨论会上，农民气息未脱的吴，就他起草的初稿作了20分钟的发言，专家们将他们的赞誉和掌声，毫不吝啬地送给了这个中年农民。
当晚，吴应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邀请，走进了这所名校的明理楼模拟法庭，没有任何讲稿，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农民式的忐忑，他用并不地道的温州普通话，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为题，为法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面临尖锐的问题，吴就像回答寮东村民的提问一样，用他农民式的理论，爽亮地一一作答。掌声中，报告会被拖延40分钟，竟而在主持人的干预下谢幕。
与理论界的切磋，激发了吴进一步挖掘中国农民问题根源的理论兴趣。他的家中，经常有记者、理论界人士的到访。这加剧了他对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寮东村政的疏远，“青春已付忙乱中，知非勤读时未晚”，书房墙上那幅自撰的楹联，抒发了吴意兴阑珊的政治心绪。
3个月后的6月26日，吴在不期然中，再度被海选为村委会主任。12日前，他在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海选中，又一次被村民推上候选人的位置，但他再也没有三年前的兴致。他向热衷他当选的村民表###志，冀望他们还他难得的宁静。
是日下午3时许，一个骤然响起的电话，告知他蝉联村委会主任的消息。劝说之下，吴被矛盾和无奈的心情牵引着，走到一里路外的竞选现场，走程序，发表“就职演说”。20分钟的就职演说，虽然热闹非凡，可此刻的情境，远非三年前那么畅达。是次选举中，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共有5名，可是，除他一个人通过法定票数外，余者都被选票后面的民意所抛弃。依法律规定，村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少于三人，否则就不能行使集体权。面对一个残缺的“内阁”，他发现自己原来并非无所不能。
2002年夏天，人民日报社记者崔士鑫去寮东村采访，吴锡铭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始终带着的自己的几件“护身符”：村委会组织法、党章、土地管理法、当选证书，甚至还有他当选村主任的投票统计结果。
两年多过去了，他早没有了往日的天真，不再相信护身符的法力。没能组建一个完整的“内阁”，他不再去村委会上班。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转移，一边为水心村等外地村庄搞起了民主策划，一边从法治途径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2005年春节前，我在吴家，看到浙江北部两个邀请他指导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客人。
一个民选村官就这样放弃了村民对他的信任，选择了高不可攀的学术研究之路，他在乡村民主之路中的正面意义，也大为缩减。
反戈一击
2002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得到减刑的黄祝华被浙江省第六监狱提前释放。过完年37岁的黄，在春节后走上了反戈一击的道路，接手村民们未竟的官司，并最终使得潘义汉踏上了通往监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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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10）
2000年6月12日，黄祝华还在蹲监，十个村民代表在吴锡铭的策划下告起了寮东村委会。事情的缘起，依旧是1994年的征用土地。1997年，瓯海区土地局批准返还亩用地，同意57户农民使用该村耕地建房70套，每套占地面积43平方米，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得到规划局的许可后，村委会建房7200余平方米。次年秋，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潘义汉和一个村支部副书记，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同承包商签署了一份协议，将该地面上的建房交由他们组织施工，且将2800平方米的房屋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承包商。当年11月，寮东村委会先后三次收取承包商给予的100万元。次年下半年，承包商陆续将房屋的部分套房和店面卖掉了。
村民们去找承包商，跟他们讨还自己的房子和店面。承包商一脸不高兴地说，我们是有协议的，你要房子，找村委会好了。
这时候，曾代表村委会签字盖章的潘义汉已成在野人士，且被开除了中###籍。十个村民代表把村委会和承包商告上了法庭，声称被告无权侵占他们的亩安置房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村委会和承包商签署的协议无效，安置房应该由57户村民按照成本价买回。
一个季度过去了，十个村民代表等来了温州市中级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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