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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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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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后来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为现状辩护的经济学家。我则着重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在目前的繁荣中潜存的危机。换句话说，他是向后看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回首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很了不起！我则向前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陷阱等着我们。
　　周教授是经济学家，其乐观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年多以前在《21世纪经济报导》上撰文，认同张五常的说法，认为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60多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已经到了喝醉了的状态。我以研究历史为本业。对照历史，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虽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起飞。比如，日本战后经济起飞25年，到197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企业，如索尼、东芝等等。那时人家已经开始做世界的老板。中国经济起飞同样25年多了，哪里有世界顶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还只能为世界打工？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这样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苦力，能卖多久？再过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15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25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35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书中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线。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2006年，任志强的只为富人盖房论引起了公愤；后来，张维迎又出来说“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
　　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权力过大，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无论是任志强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他们当然难以说服公众，反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形象。
　　比如，在任志强看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房地产商只管给富人盖房，因为那样才赚钱。张维迎则要求政府“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换句话说，他们把穷人的住房问题，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特别是张维迎。他一方面攻击别人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思路来对应住房问题，并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进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承担给穷人提供住房的责任。要知道，穷人的住房要求，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从市场中切除，让给政府，等于呼吁扩张政府的职能，复活计划经济。
　　从任志强到张维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派已经陷入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由这些人鼓吹市场经济，最终会玷污市场经济的名声。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是暴发户的市场经济，谁还会拥护市场经济？看看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知道：许多人可以靠给穷人提供服务发财；穷人也相信市场经济最终能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在一个*的框架中存活。
　　我们不妨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语汇来讨论住房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经济行为的个人回报率应该接近社会回报率。这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件事情，他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和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呈均等的正比关系。你为社会贡献越大，你个人的收入越高。这样才能使社会有效率。
　　当个人回报率远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比如只让比尔·盖茨拿比一般政府职员高一倍的工资，这个个人就变相成了为社会做好事，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好事的动力，社会也丧失了从他做的好事中受益的机会，丧失了效率。我们这代人从小都背诵过“毛主席教导”：“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则在于能不断让做好事的个人从他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分红”，最后大家都争着做好事。
　　不过，当一个人从其经济行为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远远高于社会回报率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社会对这个人支付过度，使他不正当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社会觉得自己“亏了”时，就会有所谓“仇富”的现象。这种个人回报率高于社会回报率的状况长期不改变，“仇富”也就成了合理的现象。
　　以这些简单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强和张维迎们的问题来。比如任志强说房地产商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赚钱。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市场有问题。一个房地产商，只为几个富人服务，他们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回报率很低，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个人回报率却太高，让房地产商发了横财。张维迎则呼应，要求把穷人赶出市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无法从市场经济行为中获得回报，只能靠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在美国，盖低档房和经济适用房都能赚钱，对房地产商也很有诱惑。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在经济领域，市场永远比政府有效率。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关键是，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政策维持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使建造中低档住房的利润率赶上甚至超过建豪宅的利润率。比如，建中低档的住宅，可以免税甚至享受补贴；政府对建豪宅虽然不必限制，但应该上高税，高到把其利润率降下来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产商赶出这个市场，不得不挖空心思竞争普通民宅的市场为止。
　　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迅猛，城市这么拥挤，人口增长速度这么快，怎么可能让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居者有其屋”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一定面积住房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应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房。超出这个范围，等于侵占了别人或社会的土地资源。侵占者就必须和被侵占者进行讨价还价。比如，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侵占者为多占的每平米支付五倍的税，二十倍的税，等等。
　　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这种讨价还价能够随时、公平地进行。我期待着任志强和张维迎们说：“给富人建房税太低了，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来投资建豪宅。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市场机制，使建中低档房也有钱好赚，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资本的道德
成思危先生对“资本无道德”论的批判，实际上是揭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底牌。我们这些拥护市场经济的人必须要出来解释：为什么资本必须有道德？
　　资本无道德的理论很好理解：经济的运行要严格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跟着道德原则走。遵循市场规律创造出最大的效率和利润，就是最大的道德。按任志强的说法，房地产商的使命是利润，为了追求利润，就要给富人盖房。穷人的房子让政府去管。我给富人盖的房子越多，缴税就越多，穷人就越得益。对此，张维迎也出来支持。他在此之前还曾表示限定最低工资会伤害经济的发展。
　　情绪化地否定这些人的理论，无益于澄清理论上的是非。这些人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一种通俗的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能够使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同时贡献于社会。比如，你给富人盖房，赚了大钱，就会缴更多的税，而且还给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企业不要奢谈什么道德责任，而要首先追求经济目标。最近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是这方面一个最有力的发言人。
　　这派人错在哪里？他们错在把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则发展成一个迷信。要知道，市场经济的理论，本来具有强烈的反乌托邦的色彩，即不相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完美制度，使大家通过服从这个制度的原则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市场强调的是多元性。而这些迷信市场经济的人，则把市场经济构造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计。好像世界上真有那么一套完美无缺的市场法则，你只要跟着走，想办法赚大钱，就不用操心什么道德不道德，因为在这个规则之下赚的钱最终都是有益于社会的。
　　但是，稍微复杂一些的经济学家就知道，完美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只能在不甚完美的市场中进行（比如有什么“信息不对称”等等）。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市场逐渐趋于完美，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自信能构造出完美的市场经济的人，和那些相信社会工程的人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不妨将之称为波尔布特式的市场经济。
　　一个不完美的市场，自然会产生种种不公平的竞争结果。有的时候，当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出现时，我们甚至无法通过现有的对市场不完美的知识来对之进行分析，只能根据基本的道德原则对之加以修正。当你把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描述成完美的，并拒绝根据道德原则对其产生的不公正进行修正时，你就等于给种种社会不公平以合法性。
　　亚当·斯密对这一点有充分的了解。人们对亚当·斯密最大的误解，是误以为他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迎合这种自私自利的本能，创造一种制度，让人在追求私利时也造福社会。这纯粹是一个市场乌托邦。要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道德学家。他在《国富论》之外另一本重要著作就是《道德情操论》。他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让个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竞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他相信个人有基本的道德自觉，你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自觉向善，所以用不着政府来管闲事。如果把这个预设改变了，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没有道德目标，那么亚当·斯密说不定就会要求政府以道德的目标干预经济过程了。
　　其实，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从卡耐基到巴菲特和盖茨，都殊途同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他们所能认识的市场经济法则上看，他们当然认为他们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道德原则上看，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独享这些财富的权利。在他们那里，资本有强烈的道德使命。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则认为，他们能够构造一个完美的市场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原则或者唯一的原则，一切都要照这个运行。当市场派走到这一步时，他们对市场的信仰，就变成了对社会工程的信仰。看看二十世纪血淋淋的历史就知道，当有些狂人觉得自己能够为社会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体制，并成功地强制社会牺牲一切来服从这个体制时，人类的大悲剧就会开始。
　　我们需要市场，需要深化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在美国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全球通缉的张五常，躲在国内不敢外出，却不时小露峥嵘，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如今他又跳出来，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主流经济学家如今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
　　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一个月领600块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工厂里的工人不跑？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这种活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接近的。在中国，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其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就知道：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不是企业家的创意。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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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ＧＤＰ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我的说法不现实，称中国企业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几个百分点，许多企业就要破产等等。不久前，张五常更是大放厥辞，称中国的许多贫困现象是自愿的，比如他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给六百多块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着这样的钱不去挣，你穷还不怪你自己吗？
　　布莱尔二十分钟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在同样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六百多块，还不能嫌钱少！布莱尔和民工，还同属于一个人类吗？中国的企业，如果支付不起民工体面的工资的话，怎么能支付得起布莱尔的讲演费呢？为什么一些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当看到过低的薪水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时，不建议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工资，反而骂那些拒绝市场价格之下的工资的工人呢？
　　这一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我一贯的主张：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从伯克以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从其原有的文化中自发生成。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脉络，凭空加上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万能、理性万能，那么这种制度的运作，就可能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淋淋的悲剧。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动辄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绪说成是“非理性的”，要社会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强行运作。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非理性”，体现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些都扫平，给社会强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国大革命或者*一样，会给社会的机体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种“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习俗，时时制约着“理性”的市场规则。比如北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高于英国本土，购买力也非常大。同时，因为处于边疆地带，工业品奇缺，英国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变得奇货可居。当时在殖民地开店出售这些工业品的商贩，自然也大发其财。但是，当时流行的生意指南等书中明确告诉这些商贩：发财后不要穿戴太招摇，否则邻居会认为你从他们身上挣得了不合理的利润。
　　可见，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竞争受诸如“不合理的利润”这类文化概念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你有进货渠道和资本，你冒了风险，赚钱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卖给邻居的东西太贵，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远高于邻居们，就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种道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仇富”，在客观上制约了垄断性的商业掠夺。
　　再看看东莞。东莞在改革这些年非常繁荣。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如果按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伦理，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