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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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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1）
这部集子，以我几年以来和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人的“单方面辩论”为主干。之所以说是“单方面”，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对我的批评正面回应过，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辩论。是不是我的观点过于浅薄、不值得回应呢？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北京由众多方家出席的学术会议上，我的观点不断地被提起来批判，甚至成为会议的主题，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论的“恶劣影响”，也是被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他们选择不直接通过辩论来清除这些“恶劣影响”。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媒体开始拒绝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体曾千方百计地请我充当专栏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评上述诸公的文章见诸于世，当初自己找上门来的热情编辑立即中断与我的联系，甚至连简单的回信礼貌也不讲了。总之，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我是个必须回避的人。
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态度会这样神神秘秘？这让我想起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业内人士”对我的评价：“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什么都不认。”在他这位好心人看来，一切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道谁和谁应该是一头的，乃至动不动会掉转枪口，对这自己一方进行扫射。
在我看来，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我这些文章的意义。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这些人是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是我们的时代英雄。这些人多半是右派，因为自己的独立思想吃尽苦头，并且是最先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人。他们主张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给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些，无一不表达了我所信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既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同道，我为什么还要反他们？这难道不是“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这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这难道不是“立场不清”、“是非不明”？
可惜，此一时彼一时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确实是时代的开创者。但今天，他们则经常是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卫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识分子。在两年多以前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吴敬琏和江平的表现就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之所以触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甚至演化为一个国际关注的事件，就是因为在二十多年的经济起飞中，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政府说是从经济领域退出，实际上并没有退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经常靠出售权力为生。这就造成了官商一体、权钱交易的*。为之付出代价的，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在拆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发商经常用金钱买通地方官员，后者一纸拆迁令，大批寻常百姓的祖产、祖居就被剥夺，受害者只获得了很少的补偿，甚至受到暴力驱赶。重庆“最牛的钉子户”的诞生，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象征着中国老百姓权利意识的崛起，象征着他们开始向这种政府无所不在的权力、这种官商勾结的体制、这种权钱交易的*说“不”。而新技术手段所催生的“网络民意”，则使这种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抗争有了赢的机会。只有民众在这个问题上能赢，国家的权力才能受到限制，政府才能真正从社会领域退出，经济自由才能获得充分的保证。但是，吴敬琏、江平们对此是什么态度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2）
吴敬琏因为提倡市场经济，有了“吴市场”的绰号。但在这关键时刻，他无视大量拆迁户的利益被侵犯、拆迁暴力事件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明确提出对拆迁户“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根据媒体的报道引用）。换句话说，如果你买了股票，几年后股票价值上涨了几倍，按他的理论，你的收益可以被政府合法收夺。因为股票价值的上涨是一种类似“全民成果”的东西，是别人努力的结果。你根本没有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怎么可以独吞这家企业股票升值的果实？这就是他的市场逻辑。他所谓的“全民的成果”，其实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他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问题上，彻底背叛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
江平被誉为是中国“民法三杰”之一，是《物权法》的起草人，被一些人视为是私有产权的守护神。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拆迁户抗议说拆迁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不过是为开发商让路。江平则并没有出来论证拆迁本身是否代表着公共利益，而是直接站出来痛斥拆迁户的权利理论：“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对新伦敦案的判决，试图证明在美国政府可以把民宅任意推倒而为大公司让路，只要这些大公司能够创造就业。他进一步论述说：“经济生活是自由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规律自己来调节的，但是当发生市场经济规律这只无形的手不能够解决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就要进行必要的干预。”一句话，他拥护用国家权力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上，国家权力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个地方政府控制着法院、警察、行政等等多方面的权力，可以无限制地介入我们的生活。
吴敬琏和江平们的上述言论，如果出于极左派之口并不令人奇怪，但出于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而奔走呼号的人之口，则令人震惊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未必局限在这两个人，而很可能是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在我看来，可能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首先，这些人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不是当年蹲牛棚的右派、“臭老九”，而是挂着各种头衔、身兼数职的名流，是各大国营企业的独董、大学校长、开发商的座上客。我曾经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和他们一贯的理论主张之间的矛盾大惑不解，特地打电话讨教国内媒体一位同情我的记者。对方说：“现在的开发商开会，动不动就把这些知识界的权威请来，一人几千甚至几万块的出场费，连白条都没有。你怎么查？你出席这种会多了，能不为开发商说话吗？”这话有多少真实成分，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国情”，要靠了解的人去判断、调查。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些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们都记得阿克顿的名言：“权力意味着*，绝对权力绝对*。”这些人当然并不拥有最高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把他们的相对权力塑造成绝对权力。在许多自由派人士和媒体看来，这些人是市场改革的功臣，是不能批评的。批评他们就等于帮助了左派。几个圈内人的电话，就可以使批评他们的声音不能见诸报端。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的权力（这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知识权力、话语权力），一旦这种权力在公共舆论或者“圈内”成为不受挑战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会导致*。况且，这些人所把持的权力，根本不是微不足道。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3）
第二，吴敬琏、江平这代人的学术根底，大致是苏联的训练。他们通过亲身的经验和思考，看出苏联体制的弱点，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学术上的见识很难突破自己的训练。当年的“苏联专家”对他们在知识上的影响似乎是相当长久、深刻的。这也许是为什么他们动不动要用“全民的成果”来否定个人的权利的原因。江平据说是研究《罗马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罗马法》在厘定私有产权等方面固然有很大贡献，同时也是欧洲专制君主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中世纪欧洲大学培养的法律学者，也是填充专制君主刚刚建立的官僚机器的主力。以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精英意识，加上苏联的训练，再来消化《罗马法》的传统，则很容易把法律转化为单纯的国家权力工具。在重庆拆迁户的问题上，江平把国家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威，怕是和这种学统不无关系。
这些人能再继续指导我们的改革吗？自由派媒体从来没有反省这个问题。相反，这些媒体把他们当成了改革的旗帜，自己则变为这些“主流”的同仁媒体，丧失了自己的公共性。当我写文章要求吴敬琏公布自己的收入来源时，竟然引起了自由派的震怒，说我要挖人家的个人隐私。要知道，吴敬琏在政协等重要机构担任要职，并且是几大国营企业的独董。他公开抱怨当前的舆论“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难道当一个国企的独董如此公开地反对限制国企经理的薪酬时，他从国企拿了多少钱还不属于公众的知情权之范畴吗？为什么他反对对富人征高税，却偏偏主张在不按市场价格补偿的前提下还要对拆迁户的“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呢？这难道不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开发商说话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查一下他是否拿了开发商的钱吗？他进一步阐述：“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好像大众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全然没有判断能力，必须依靠他这样的精英来指导。连他所运用的“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这样的句式，也是从“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这种*式的语言中化出来的。
在这里，吴敬琏公然诬蔑弱势群体，暗示低收入阶层正在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个反改革的联盟。茅于轼则干脆打起“保护富人”的旗帜，称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睁眼不看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制造业廉价劳工的竞争优势所致的事实。这等于为剥夺普通百姓对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所有权打下了理论基础。于是，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成了“最关心群众”的人。我们似乎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靠“关心群众”的领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你不同意这一点，就是“不明真相”，就是“少数人造谣煽动”。总之，这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批判这些人不是要抹杀这些成就，也不是贬低他们过去的业绩。但是，中国是个走向未来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无法深入，而且其果实也无法长久保持。要知道，所谓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给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等等，都更多地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国家在本质上是要扩张而非限制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不会那么情愿从社会经济领域自动退出。限制国家权力，让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最根本的办法是培育个人的权利，培养草根社会的力量。而这一过程是很难设计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一切机会，培育草根社会、让普通百姓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也是我和这些主流的自由派精英的本质不同：我一直为“网络民意”等等草根社会的声音而欢呼，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甚至我个人也要顶着网络上的语言暴力。而他们则对这种声音充满了恐惧，视之为“不是民意”、“非理性”，似乎普通人永远是“不明真相”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甚至私下开始讨论：*的“交易成本”太大，还是绕开为好。对我来说，这是对中国之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之一。
我不是左派。即使是那些主流们，也无法把我描述成左派。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但是，我的立场，已经很难用八十年代的词汇来界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改革，需要走出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这，也是本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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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政府，但“决不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右翼专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专制向*过渡，比从左翼专制向*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专制也是专制。*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专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追求*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专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我在博客中写了一篇《财阀学阀，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评房产大亨任志强和北师大教授董藩关于房地产业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论，立即引来两人的连手反击，在网上闹得颇为热闹。可是，两人的反击，回避了我的中心问题，董教授更是诉诸歪曲谩骂的手段，颇能表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心态。
本来，我的批评最初还不是针对任志强。他是个生意人，要说对生意有利的话。这样做合法也合情。我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过去对穷人侮辱性的言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主要的导火索还是董藩先生发明了公布房地产成本是创造“国耻”的理论。我的观点很清楚：中国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够购买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积蓄用来购房，他们当然有权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购来的房子的造价和成本是多少，而且这种造价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对市场逻辑。相反，我明确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产公司的自由定价权是两回事。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受政府的有关规定的约束，商品房的利润率则不受这个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价格越高，说明你的经营越有效率。这是市场逻辑。不过，市场越透明，消费者对产品越有知情权，市场的运行才越健康。
对此，任志强出来反驳，说我不懂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不懂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美国是私有，不懂公司经营成本与项目开发成本的区别等等。其实，我从来没有说中美土地所有权是一样的，更没有说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场是，尽管有不同种类的成本，土地所有权也影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但这些成本核算应该公开，让消费者看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反驳，说明了任志强的心态。他文章开篇就说：“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似乎已成为任何想引起人们关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阶梯。于是不管是从事此行业、研究此行业的人；还是根本就对此行业一无所知，或研究领域与此行业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认为是‘专家’、‘学者’，也都长篇大论地参与了与房地产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讨论。”他要证明的是，他是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应该闭嘴。或者说：“见过马跑的人，并不知道骑马的滋味，也不等于会骑马。看别人骑马跑得很快，你却可能骑上马还没跑就掉下来摔个半死。别以为看过骑马就懂骑马了，仅仅看过骑马的人如果也都有资格去评论马术那才是真正的笑话呢。”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推就明白：在房地产上，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说话权。一般消费者最多见过马跑，甚至有连马跑都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资格说话。
任先生大概忘了，仅看过马跑的人并非不能评论马术。赛马也好，马术也好，骑师再专业，他们也要表演给看马跑的人看。看马跑的人是骑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见过哪个骑师会像任先生这样对观众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们这些没有骑过马的蠢货！还不给我闭嘴。我到时候告诉你们谁赢就行了。”
买房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就去经营房地产，就像仅看过马跑的人贸然骑马一样，多半会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钱买房，就有权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就像花钱进了跑马场的人，有权亲眼看看比赛究竟是怎么分出胜负并且在看台上品头论足一样。否则人家凭什么买票？房地产商有经营的专长，但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垄断关于房地产的公共辩论。所以，我写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专家、学者。相反，我坦诚交代我是个没有买过房、也不懂房地产的“白丁”。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有观点要表达。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权利。不管你是什么专家，也别想挡住我。
这种垄断公共辩论的心态和图谋，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驳文章，题为《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竟从我对北大的批评讲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无论干什么都不应该公开批评，有话内部说，别让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气地说话。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说人家是“国耻”，明天说人家是“无耻”呢？按他的逻辑，只要人家过去给了你好处，你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抛到一边，“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公共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公开为既得利益张目吗？
任志强和董藩，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学者，但有着同一种心态：排斥老百姓参与公共辩论。我说他们欺行霸市，看来并没有委屈他们。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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