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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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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什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切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万亿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卡特尔……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里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威胁，查尔斯·约翰逊以一个在美国的顶级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给出对美国观点的简单分析。另还可参阅武者小路公秀的关于亚洲危机的起源，东亚经济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见，劳伦斯关于亚洲危机起源的文章“美国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论坛提交文章。
【射杀亚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是对美国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教条的挑战，摧毁日本模式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破坏东亚经济圈。日本模式，就像华盛顿了解的那样，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内。在战后，它已经滋养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是亚洲四小虎。
东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谢日本的国家开发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资和通商产业省的支持。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实际上，80年代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位置，日本企业把它的制造过程外包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由于这些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联系，它们在亚洲商业圈内被称为日元集团国家。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模式来说，四小虎经济是一种难堪。它们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业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说法是一个威胁。只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四小虎经济模式获得成功，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就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极端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7％～8％，社会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国家指导纲领和计划的有力支持，尽管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仁慈家长式的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亚洲四小虎经济更有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场体制的障碍。
1993年伊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在日本银行忙于应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要求东亚经济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此前，金融市场受到了严格控制。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以前，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一部分，除了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生产制造业外，无债的东亚经济体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或外国资本。现在，它们被告知，要对外国资本和短期外国借贷开放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花言巧语面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私下里在想，华盛顿到底是在讨论板球还是在谈论它们经济的未来。它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和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韩国和其他四小虎经济体将遭到突如其来的外汇冲击。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击，这期间的结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投机泡沫。
在东亚国家对投机行为具有足够控制力之前，一旦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冲基金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秘密资金的攻击目标首先锁定在最弱的一个经济体——泰国。以来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集团的秘密基金为武器，美国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开始了秘密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泰国会被迫让泰铢贬值，而且使其与美元脱钩。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老虎基金的总裁，据说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总裁朱利安·罗伯逊，该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包括了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发起了对泰国货币和股票的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行动。6月，泰国就已经放弃了抵抗，泰铢动摇了，而且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乘胜攻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是韩国。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令当地人民在经济混乱和贫困中挣扎。
查尔默斯·约翰逊以直率的语气描述了这波攻击的后果：“这些基金轻松强暴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然后它们又把目标指向了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庇护下还在颤抖的幸存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受害者，而是确保在这些遭到打击的国家里西方银行不要被不良贷款缠住。”
欧洲的亚洲研究专家克里斯滕·诺德豪格对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东亚政策进行了总结。通过此前由华尔街银行家罗伯特·鲁宾领导的新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林顿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东亚新兴市场被锁定为进攻的目标。“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多边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自由化，”诺德豪格指出。“只要……锁定东亚市场的战略实施得当，美国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这个强大平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体制改革。”
亚洲危机对美元的影响是显著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柯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总的流通账户赤字为330亿美元，随着投机热钱的流入，“1998～1999年间，流通账户余额扶摇直上至87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最高值。这些盈余资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有效地资助了美国的政策。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提议建立一个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满。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即将成为美元的另一个管辖领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委婉地称其为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纽约：基础书局，1997。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权势集团中久负盛名的战略家，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并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任过职，包括给老布什当差。该书对了解美国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
对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区是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上三个最先进、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中的二个。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控制住了欧亚大陆，几乎就可以自动控制住非洲等边缘地区，并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缘政治的外围与世界中心大陆挂起钩来。大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质财富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这里，或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欧亚大陆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储备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解释可以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找到。该书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中，提出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建议。该文发表在1943年7月号《外交》杂志第21册。这篇文章中，麦金德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统治战后欧亚大陆的战略，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已经清楚地描绘了。
【瓦解苏联】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日本经济模式，而且为了适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东亚，但是，瓦解苏联，仍然是华盛顿政策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紧随其后的苏联解体，华盛顿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没有了明显的对手。在那个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国家表示担忧或提出警告。毕竟，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基辛格一道工作，并且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业被迫破产。外国的投机商们毫无阻拦地用非常低贱的价格捡走了其中的精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乌克兰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结果是，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被迫要向美国乞求粮食援助，美国借此机会大肆倾销自己的粮食，对乌克兰本地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造成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待遇跟刚果或尼日利亚差不多，他们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产地，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产地了。随着华沙条约的崩溃，对西方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富含矿产的国家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变得这么触手可得。一马当先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它们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苏联国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华盛顿的计划者眼里，一个现代化、繁荣的俄罗斯工业经济只是西方掠夺其原材料财富的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克林顿政府维持了对俄罗斯的称呼——“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许多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资金将流入俄罗斯，对其震荡的经济进行重组，美国也将会以某种形式的“全球共管”的伙伴关系来对待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在前苏联地区的霸主地位会得到美国的尊重。但是，当莫斯科明白“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设计好的用来欺骗的空洞口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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