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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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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国总理在上一年11月对全国宣布了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的设想。这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巴黎、汉诺威和柏林，并延伸到华沙，最终抵达莫斯科，这是即将出现的新欧洲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自1948年以来，戴高乐将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经济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种思潮下，伦敦金融城的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和英国的高层商务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急剧增多。英国的策略是：利用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潜在忧虑。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具有亲英倾向，是英国观念的最好听众。英国悄悄地开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双边联盟，并为对付“德国威胁”做好了建设新的英法协约的准备。但是，真正的战略斗争却总是在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点发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们以中东以及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作为舞台，作出发起进攻的决定。这一次，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们决定，必须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击欧洲大陆经济扩张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这次行动采取的方式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萨达姆与沙漠风暴行动】
撒切尔和布什政府的高层人士决定，制造一个人为的借口，让美国和英国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基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石油产地。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国内，经济萧条，金融困难，更使得他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敢于铤而走险。撒切尔的经济“革命”很快失败了。1987年10月之后，股票市场崩溃以及英国利率的上升推动形成了战后最严重的房地产、工业和银行业危机。在美国，乔治·布什面临着失控的联邦预算赤字、崩溃的银行、急剧上升的失业人数以及全面的萧条，白宫内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伊拉克，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刚刚从与伊朗八年无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它只是给西方的武器制造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已。华盛顿曾秘密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并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进展顺利的错误情报，暗示很快就会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大部分工农业投资都因为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夺去了估计100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是负债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债权国的债务总额估计有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她们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剩下的债主大部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法国是继苏联之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商。
为了给美国和英国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为保护世界石油供应安全，实际上是把萨达姆·侯赛因引诱到他无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众所周知，一个所谓的美国－伊拉克商务论坛组织的高级代表团，应萨达姆·侯赛因的邀请来到巴格达，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基辛格顾问公司的阿兰·斯托加、信孚银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国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萨达姆希望讨论伊拉克战后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
伊拉克有一个为期五年投资400亿美元的计划，即完成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该计划完成后，伊拉克可以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当时，伊拉克的粮食进口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进口量相当于10亿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国代表团提议，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投资将主要用于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美国商人告诉萨达姆，他必须首先调整他的外债，作为回报，伊拉克要同意把国家石油资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据英国和美国最好的地质学家计算，除了苏联以外，伊拉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石油产地。
可以预计，萨达姆拒绝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权来换取未来含糊不清的贷款担保。到1989年底，布什政府突然中止对伊拉克的大约23亿美元的授权贷款，这些钱本来是特意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BNL）的分支机构募集来的。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那些金钱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来建造战争机器。
斯托加谈判和披露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真相的结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银行突然中止了对伊拉克的贷款。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科威特国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这位国王曾经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指示，动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随着后来披露的丑闻，英美当时的意图显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维持足够的“战略紧张局势”，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卖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冲击欧佩克的市场，这违反了欧佩克石油产量的最高限额，这是欧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机之后为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协议。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经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从不稳定的每桶大约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点。伊拉克以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说服国王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停止对伊拉克及其他经济已经较为困难的欧佩克成员国故意施加经济压力。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对牛弹琴。到7月份，石油贸易商们预言，历史将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况将再次出现。伊拉克甚至没有能力偿还旧债或者为急需的食物进口筹集资金。
此前的2月份，在约旦首都安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告诫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埃及和北也门两国的总统，要关注东欧剧变的战略后果，很明显，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某种特殊的威胁。
萨达姆忧心重重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两伊战争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队和战艇还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相反，他预言，“美国作出了多次声明表示她将继续留下来。”他指出，苏联正被自己的国内事务搞得十分头疼，“现在苏联自顾不暇，两伊战争已经结束，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断重复她要留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同年2月，萨达姆谈话的结论就是，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利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能源……我认为，我们能够与欧洲、日本、苏联建立一种能够使我们尽快获益的关系。”
如果说什么事刺激了英美权势集团打算进行一场新的中东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萨达姆的这番言论。1990年7月27日，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原油价格上的紧张对峙达到顶峰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要求在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侯赛因，讨论紧张局势。根据伊拉克的官方记录，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华盛顿将不会干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争端。该记录后来由巴格达政府发布，几乎一年后由美国国会进一步证实。不到一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城。科威特王室成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带着黄金和贵重物品，开着劳斯莱斯逃跑了。据一个流亡在欧洲的科威特前政府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及时通知了王室，告诉他们科威特将要遭到入侵，但是王室却忘记通知自己国家的军队了。”
在占领科威特的几小时内，英格兰银行和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冻结科威特的所有资产，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投资基金——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它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公开，但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15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荒唐的行动之一。尽管美国最初的声明是，派遣军队只是为了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华盛顿捏造的）。但是在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支持下，布什总统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决定的那几个小时，布什一直与撒切尔在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9月11日，布什宣布：在这个多事之秋，将诞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方式运行。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波斯湾地区的危机很严重，但也给我们迈向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今天这个世界新秩序正在艰难中产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对于“解决”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准备采用军事方式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这些证据是几个月后在苏联中东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个人报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毁性的轰炸结束没几天，在1991年3月4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个人采访，作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私人特使的普里马科夫，描述了1990年10月初在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他的外交部长阿齐玆会见的情景，这次会见使普里马科夫相信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普里马科夫向《时代》杂志叙述了10月19日前往华盛顿履行调解使命的情况。在华盛顿，他会见了总统乔治·布什、国务卿贝克以及白宫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位莫斯科特使认为，在听取苏联的建议时，布什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兴趣，但是仅在几小时后，他向普里马科夫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华盛顿对于探索新的办法没有兴趣。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1991年1月29日在向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可以抓住解决当前波斯湾危机的机会，实现长期以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愿……”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1990年11月12日，在电视采访中，前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韦布声称：“我们驻军波斯湾的目的是推进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欢。”
大概十周后的1月31日，韦布利用给《华尔街日报》写评论的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为反对伊拉克入侵，“保护”沙特阿拉伯，就在布什总统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几天之后，白宫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艾金斯控诉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为了获得在沙特土地上驻扎美国军队的允许，曾故意误导沙特国王说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几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强烈抵制美国驻军。艾金斯叙述到：1975年，为美国军队占领重要的中东油田寻找借口的计划是由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怂恿的。他指出，基辛格当时是艾金斯的上级，曾反对艾金斯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强烈批评。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马上明白了，除了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实际上，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还另有目的。布什难以置信地、粗俗地公开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把伊拉克的总统比作“现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虚。
在战争和为期六个月的集结中，华盛顿和伦敦针对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并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苏联或法国曾经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是这次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德国——更准确地说是德国的高科技工业，这对于东欧和苏联重建非常重要。法国和苏联，还有中国、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法国和苏联已经同意投票支持华盛顿。在1月17日的最后期限之后，华盛顿和英国就要投入作战，法国和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她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中被故意忽略了。
相反，通过直接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渠道，汉堡的《明镜周刊》以及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杰西·霍尔姆斯开始竭尽全力地攻击德国，宣称德国出口的所谓“两用”技术使萨达姆的军队具备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苏联飞毛腿导弹的能力。
慌恐万分的波恩政府当时正在处理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复杂事务，被迫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乔治·布什和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上来。1月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继续进行历史上最紧迫的金融筹款任务之一，他从德国、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担保，总共筹集545亿美元以支付所谓的沙漠风暴行动。
据1991年2月6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沙漠风暴行动轰炸伊拉克大约三周后，此次战争中最悲惨的事发生了，“曾经非常繁荣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在海湾战争中遭到破坏。对伊拉克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货运编组站的无情轰炸使得中东本来就很少的铁路网变成了废墟，”接着，他们轻描淡写地补充到，“柏林－巴格达的这条旧铁路是英德战略竞争的焦点”。
战争结束后，前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科布在4月初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国政府故意隐瞒了海湾战争的实际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国捐款，弥补国内预算削减。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如果把所有同盟国对战争的捐献都计算进去，美国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净盈利可能达到190亿美元。1991年初的几个月内，大量外币流入，单德国的现金支付就达66亿美元，给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压力，仅仅几周前美元已经跌至战后的最低记录1。46德国马克。另外，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与中东国家签订进攻性武器的合同，这严重激怒了欧洲军火制造商。
布什政府胜利地宣布，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东欧国家否认可能得到数十亿的西方资金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些事实面前，布什明显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东欧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石油涨价是由于从伊拉克输出石油的运输线受到破坏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东欧国家通过与苏联的贸易联系，以易货贸易方式用工农业产品交换莫斯科的石油。1月1日以后，这一体制变了，她们必须使用美元购买俄国的石油。伊拉克曾对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承诺，输出十亿多美元的石油，因为海湾战争，这些承诺都无法兑现。
1990年3月，意大利《30天》杂志采访了一位与华盛顿有联系的意大利教授米格利奥。米格利奥对该杂志讲：美国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那样的衰退，它必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齐驱并驾，她们包括日本和团结在德国经济力量周围的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不能接受今天的欧洲，这个大陆不仅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非常愉快地运行，并且经济和科技还会更加强大。
因为这个理由，米格利奥声称，“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想控制日本和德国都离不开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的前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2月18日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讲：对伊拉克的轰炸，是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飞机共同完成的。
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国家强大竟然只是因为她拥有武器。美国经济上极度困难，却想方设法压制日本和欧洲，只是因为后者军事力量薄弱。为了维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国都不得不支付工资去雇佣一名世界宪兵，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还必须为这位宪兵提供经费，这种情况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十分清楚，对英国主导的均势政治学的最大讽刺是，海湾战争后不久，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对柏林的《每日新闻》讲：“我们很早就有欧洲国家的均势政策，但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曲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的均势政策无疾而终。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冯·魏茨克呼吁欧洲要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均势的愚蠢念头，实现“戴高乐将军未尽的理想，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完整欧洲。”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布什－撒切尔的海湾战争给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还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即把欧洲大陆重新纳入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
第十二章 四处树敌 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
〖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四面出击，压制和瓦解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生力量，日本、亚洲四虎、俄罗斯、巴尔干各国，一切新崛起的潜在力量都是她的敌人。〗
【寻找新的恶人】
随着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了对和平和繁荣新时代的期望。但是，说得委婉一点，接下来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缘政治和冷战根本没有结束，只是舞台变了。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华盛顿开始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对世界新秩序人们有太多的疑问，这是谁的秩序，这个新秩序的重点是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新千年初新的反恐战争开始，这些年根本谈不上和平与稳定。在华盛顿，地缘政治的焦点从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苏联，转向了小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这是一个巧妙涵盖了从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鲜的全部欧亚大陆的模糊概念。这次转变中的那条潜在红线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它引发了世界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这场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中，美国在西方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苏联的全球性威胁基础上的。华盛顿很清楚，一旦这种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美国对西方主要军事盟友的牵制将消失。军事盟友即将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有迹象表明，日本、东亚以及欧盟，在经济上将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1990年以后，美国把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列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用自由市场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条作为武装，并得到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强大支持，克林顿政府开始将美元和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渗入那些以前一直对其封闭的领域。为了帮助华盛顿赢得市场经济的特殊地位，在这场类似于宗教运动的战役中，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和苏联——还包括世界上任何继续尝试开发自身资源，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之外的地区。这个行动还包括将所有的主要产油地区或多或少地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里海到伊拉克，从西非到哥伦比亚。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批评家们把它定义为帝国主义；而克林顿政府则称它为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延伸。这绝对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自由市场可以通向富裕和繁荣的许诺之下，克林顿政府和它的华尔街盟友将一个又一个地区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名义上是“全球化”，但实际上，这个全球化过程是通过美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以及公司的权力不断巩固美国的权力和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顺利推进之前，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通常都是由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向相对弱小的国家提出的。当华盛顿的意图逐渐清晰时，美国就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其潜在对手的武装，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军事包围圈来保护她的利益，确保人们不会对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失去信心，从而尝试恢复到以前的旧模式。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影响下，美国宣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来协助任何请求帮助的中东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入侵。1945年之后的40年里，这一主义被华盛顿反复运用，给无数国家领导人打上红色的标签，从摩萨台到纳赛尔。红色标签是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的理由。
1990年后，华盛顿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既然共产主义不能再作为正当干预他国内政的合法幌子，那么，未来它还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证明它的这些外交政策是正义的呢？他们用了十多年时间，直到新千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间，从日本开始，美国的权势集团已经准备好向毫无察觉的世界献上一份大餐。华盛顿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如何处理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问题。前总统顾问和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坦率地说：
……以帝国时代比较残酷的词汇来表达，帝国在地缘政治上三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在盟国间防止共谋并保持她们的安全依赖地位，让附庸者保持顺从并受到保护，以及‘不让野蛮人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枪打出头鸟】
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什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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