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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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
　　邹伯贤＇U21＇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学院领导召集包括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在内的学生干部开会，郑重宣布：
　　“朝鲜、东欧国家的干部请回去传达：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中国的干部请传达：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学校将指定专门的教员进行陪同和监督！”
　　哈哈大笑之后，邹老正色说道：
　　“和民用专业的留学生不同，我们的学费是由国家完全承担的。我们上课要交学费，住宿要交住宿费，打靶要交子弹、弹药费，这些钱都是国家付的。我们这些军事留学生都知道，培养一个人要十万元人民币呀！那时候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几元人民币，你想想当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国家是真的下了本钱培养我们，你说我们不拼命学习能对得起国家吗？”
　　艰苦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些从青纱帐、黄土地、白山黑水中披着硝烟走出的战士，大部分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向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回顾留学苏联的收获，马春途＇U22＇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军事指挥决策不能单纯依赖感性认识。一切分析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的基础上；
　　二是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都受到了军容军纪，以及严谨完备的军事条令规范的熏陶。尽管后来国内对这一套有过种种微词，但是必须承认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受到其深刻影响。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一线指挥将领，有的成为高级参谋人员，还有一部分进入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批高技术、现代化的军兵种建立起来，迅速填补了我国军队建制的空白，新中国军队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
　　“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42
　　

第六章　五分！五分！（5）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作为实习生党支部的干部，###同志一方面关心体贴同事们的生活，同时也严格督促大家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告诫大家不仅要学习，更要在学习中创新，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重点在“先进”二字。44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则作为“一汽”最后一批实习生的带队人，于1956年至1957年间在“吉尔”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
　　1956年7月，在中苏两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当时正在“吉尔”实习的王少林撰文写道：
　　“1956年7月15日。这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晨在报纸上读到，在我的祖国，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汽车。这个快乐的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在高涨的情绪下度过了这一天。七月十六日，当我刚刚跨进我工作的办公室的门槛时，所有的苏联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热烈握手并高声说着同一个词‘解放’。晚上，当我拿着《真理报》回到宿舍时，苏联朋友向我和我的同胞表示祝贺。另一天，当我参观汽车部件厂和化油器厂时，上至工厂领导，下至工厂警卫人员都向我祝贺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胜利。”　45
　　“一汽”的顺利投产，是中苏两国汽车人共同的骄傲。
　　“一汽”从1953年奠基到1956年下线，仅用了三年时间。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亚洲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将与世界最先进汽车生产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六七十年，打下了我国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建厂后的三年内，“一汽”开发研制了包括“东风”、“红旗”在内的十四种新产品。其中红旗轿车以其优越的性能、舒适端庄的车身造型，被选用为政府礼宾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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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分！五分！（6）
“一汽”被公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这批曾在“吉尔”刻苦学习的实习生们，很快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管理和生产的专家。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陆续调离“一汽”，将从“吉尔”获得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带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吉尔”到“一汽”，实习生们的足迹，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学习、借鉴、发展、创新的历程。
　　中国等于优秀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民间使者。
　　他们在汲取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传播在异国的土地上。
　　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打动和感染了身边的异国人民。
　　在教室里，坐在第一排永远是中国学生。每次上课，苏联学生总是自动将第一排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中国学生。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中国学生们的笔记成了班级里苏联学生争抢的“宝贝”。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中国同学的宿舍门口，前来借笔记的苏联同学就络绎不绝。有时几个人同时来借，甚至会为谁先谁后争执起来。
　　在苏联的高等院校里，考试一般采用口试的形式。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倒扣着若干题签，每张题签上一般有三个或四个问题。考试的时候，学生几人一组分批进入考场，按照随机抽取的题签回答问题。中国学生总是第一批进入考场。
　　陈为江：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总不让我抽题签，而是直接把我叫过去，然后就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问我。我总能对答如流。考试出来以后，门口等待的苏联同学还不放我走。里面的人抄下考题带出来，我写上答案，下一个同学再带进去。就这样帮助同班的苏联同学也通过考试，否则他们得不到奖学金。也算是“同窗之谊”吧！”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上，我有幸阅览了几本五十年前的课堂笔记。
　　厚厚的笔记本上字迹隽秀，行文整齐，穿插着精美的公式和示意图。当我用手指轻轻拈起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纸张，那感觉犹如赏玩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说实话，如果不是封面上用俄语拼写的姓名，我一定会以为这是来自某个纤巧的苏联女孩子之手。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苏联学生手中，这么精美的笔记也不多见。在这些流畅隽美的字迹背后，流露出作者的自信和从容。
　　由于中国学生聪颖勤奋、成绩优秀，在中苏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学校的优待。
　　例如，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苏联本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开放，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就没有资格接触。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也只允许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和实习。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保密科，有几本叫做《弹道设计学》的图书。由于详细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属于绝密资料，校方轻易不外借。可是图书管理员一定要借给来自中国的“万尼亚”。她说：“我必须留一本给中国的万尼亚，帮他搞好毕业设计。因为他是中国人。”结果，一旦从学校借不到这本书，苏联学生就去找中国的“万尼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借得到。
　　这个“万尼亚”，在五十年后因神州载人飞船而蜚声华夏－他的名字叫做王永志＇U23＇。
　　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很多苏联的老师，都以拥有中国弟子为荣。
　　在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要留给中国学生去解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老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
　　有很多学长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课堂上，遇到苏联同学都回答不上的问题，老师就会叫中国学生回答。如果中国学生答上来，他就会批评苏联学生“你们看，一个外国学生都听明白了，你们还不懂”；如果中国学生也答不上来，他就会说“看来我没讲清楚，现在再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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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分！五分！（7）
刘恕＇U24＇提起了她大学时期的一位教授：
　　“这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非常有才华，只是由于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对女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每次考试，对苏联女学生总是二话不说直接写三分了事。但是，只有对中国女生例外。他说：‘我看到了她们的努力，我了解她们的才干。我没法不给她们五分！’”
　　吴美蓉＇sg25＇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那是大学四年级的一次考试。我进入考场一看，发现除了我的任课老师外，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准备妥当后，我看到任课老师面前有人在回答问题，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了那位陌生老师的面前。当我完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一幕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的任课老师站起身，径直走到这位考官面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了解她的水平。我决不允许你给她四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考官有个习惯。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有一个学生从他手里得到过五分。我成了唯一的例外。”47
　　在乌拉尔工学院的荣誉墙上，至今悬挂着一张东方青年的大幅黑白照片。这就是1959年从这里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郭树言＇U26＇。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郭树言开始了科学研究的历程。他凭借将自动控制技术与冶金铸造工艺巧妙结合的发明，在留学期间便获得苏联的两项技术专利。在乌拉尔工学院自动化实验室里，学生们至今还在观摩“郭树言线路”。在这里，郭树言创新性地应用了稳定器技术，使得继电器充电过程大大优化。
　　郭树言毕业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一项殊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电视台现场录制了他答辩的专题新闻，并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一个中国青年学生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的徐静没有想到，刚刚到苏联第二年，她的一项发现，便永远载入了世界医学的史册。
　　徐静的研究方向是组织细胞学。一个在当时公认的论断“成年高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引起了她的疑问。她决定用事实来验证这一理论是否正确。
　　实验对象是大白鼠。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试验标本，徐静需要建立十个以上的观察组别，一组观察对象要解剖二十个鼠脑，每个鼠脑要切成四百到五百个切片。每个切片含有无数个脑细胞，而每个细胞都要在几百至两千倍的显微镜下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这意味着要用肉眼在无数个细胞中发现细微的变化，其难度可称得上大海捞针！除了观察外，实验过程包括取脑、包埋、切片、染色等程序，也都要徐静一个人完成，工作量之大令人匪夷所思。
　　“这里面没有任何诀窍可言，就是细心、耐心、恒心。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愿意吃这么大的苦，从事如此艰苦、细致、枯燥、琐碎的观察工作。”徐静平静地对我说。
　　在这样执着的探索者面前，大自然终于展现了它的奥秘。徐静捕捉到了大白鼠大脑神经细胞受损后，在未损伤部位脑皮层的神经细胞出现有丝分裂的全过程。一个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女研究生推翻了！
　　徐静的科研成果很快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年纪轻轻的她登上了全苏、乃至全世界组织再生学的论坛。台上，徐静用幻灯片演示科研成果；台下，十几个显微镜一字排开，供听众亲眼观察。没看标本时，各路权威往往排着队、晃着脑袋将信将疑；等到看完最后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便纷纷握住徐静的手：“徐静，你真了不起！我服了！”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五分”的那份执着的追求。我们更难以揣摩的，是在优异成绩后面蕴藏的那份沉重的使命感。
　　对于这个群体来讲，“五分”决不仅仅是个人颜面的荣耀。
　　这当中，蕴涵了太多对祖国的感恩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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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分！五分！（8）
他们懂得，只有扎扎实实、竭尽所能地学到真本领，才能不辜负党的希望，才能报答祖国人民的哺育之情。
　　优异的成绩单，就是自己的态度的最好证明。
　　小小的五分，是对学习成果的考量，更是学子们拳拳报国之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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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润物无声（1）
我在苏联求学的时候，每次走过大街小巷，目光总会被两侧建筑外墙上频频出现的浮雕铭牌所吸引。
　　这些铭牌通常用金属或者大理石制成，上面以浅浮雕的方式塑造某一人物的头像或半身像。铭牌下方，是职业和生卒年月。在浮雕下，经常有不知何人献上的鲜花——一支玫瑰，或一束朴素的小花。
　　我注意到，在这些被纪念的人物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军事英雄外，绝大多数是科学家、诗人、作家、音乐家。
　　在这些普通的建筑里，民族文化精英们留下了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人们精心呵护与他们相关的一砖、一木，留待后人铭记和景仰。这，已经成了苏联的一个令人钦慕的传统。
　　苏联人民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1725年，当东方的文明古国还沉迷于在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一世已经创办了俄国科学院。一时间，大批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知名学者云集俄罗斯，圣彼得堡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之一。
　　1755年，在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支持下，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罗斯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俄国的普通民众从此有了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科学与理性的光辉照耀下，俄国诞生了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等一批科学泰斗，同时也产生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巨擘。俄国也从蛮荒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具有雄厚科技基础和文化底蕴的世界强国。
　　苏联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继续突飞猛进。其间，虽然一些学科的进展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但在国防、航空、航天、运输、冶金、化学、机械等领域，苏联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在苏联时期，涌现出诸如谢苗诺夫、米丘林、科罗廖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国际崇高声望的学术领袖，也产生了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苏联的高等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判断和总结能力。
　　在苏联的高校里，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
　　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现成的资料照抄，需要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要布置数量可观的参考读物，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
　　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吸收。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考试的过程令陈国藩终身难忘。
　　在流利地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导师突然问道：“请你告诉我，各种吊机的司机室位置都在哪儿？”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陈国藩一下子懵了。
　　在国内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