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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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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之好是出了名的
酆炳林＇U12＇念高中就在北京，可是他整整提前一个月到留苏预备部报到。说起其中原委，老人至今仍忍俊不禁：
“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同样被留苏预备部录取的同学一起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留苏预备部的大门前，大家决定进去看看。我们正赶上中午开饭。一进门，就闻到扑鼻的肉香。进去一看，原来大家正在吃肉包子，那个香呀！比我们中学的食堂要好不知多少倍！我当机立断：第二天就报到！结果我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就报到了。说来也好笑，就为了留苏预备部的肉包子！”
我所采访的所有曾在留苏预备部学习过的学长们，无不对当时的伙食水平赞不绝口：“那伙食待遇，绝对没的说！”
学员们每月的津贴是三十三元。学校扣掉一元作为管理费，十五元发给每个人作为零用钱。大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七元，这在当时已经够得上中级干部“小灶”的待遇。
留苏预备班的伙食，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体面的。而在国凋民蔽的建国初期，几乎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许宝文＇U13＇这样描述当年的伙食：
“早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稀饭，佐以酱牛肉片、油炸花生和六必居的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至少有一个菜是纯肉的重荤。主食是米饭、馒头、花卷，随便吃，随便拿。”
回忆起当时的伙食，有些学长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热腾腾的大白面馒头，就在过道两侧摆着。每次吃完饭，大家总要顺手拿一两个，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又喧又甜，后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馒头；鸡蛋汤一上就是一大锅，有人居然能从锅底捞出不少整个的鸡蛋。我们在留苏预备班学习时，国内供应已经紧张，开始收粮票、限量控制了。可是留苏预备班里还是每顿四菜一汤。国家为了培养留学生真是不惜工本。”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温饱的边缘。对于占学员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来讲，昨天还是粗茶淡饭，今天却是鸡鸭鱼肉，生活就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
比妈妈还细心
在出国前，每个学生领回两只崭新的衣箱。统一置装的工作开始了。
同学们被集中在一起，由裁缝师傅给大家量尺寸。先是服装店的师傅来量了男生的西服、女生的裙子的尺寸，然后又在此基础上量了冬大衣、秋大衣的尺寸；接着，帽子店的师傅也来了，给每个人量了单帽和冬天的皮帽子的尺寸；后来，皮鞋厂也来人给每个人量了单鞋和翻毛皮鞋的尺寸。过了大约一个月，服装陆陆续续地送来了。衣服和鞋子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由于衣服、鞋帽都是由高级裁缝量身定制的，每个人穿在身上都合体熨贴。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8）
男生的服装包括：
冬季的皮领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五双；西服两套，一套是天冷时穿的呢料，一套是夏天的凡尔丁；中山装两套；衬衣十二件；睡衣一套；毛衣、毛裤一套；皮帽子一顶；实习的工作服一套；领带若干。
女生的服装如下：
冬季的排扣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六双，其中一双为毛皮鞋，其余为单皮鞋；粗毛哔叽西服两套；冬天的御寒帽子一顶；粗线毛衣一件；毛料的长袖连衣裙一件；花绸的短袖连衣裙一件。除此之外，每个女生还有布衬衣四件；内裤四条；长统丝袜四双；短袜套四双；纱巾一条；毛线围巾一条。女生还有一个小挎包，一小瓶香水和面油。
不论男女，每人发了皮拖鞋、梳子、牙刷、牙膏、香皂，还有一把毛刷，用来刷呢料上的灰尘。此外每人有一床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雨衣，还有一个上课时装书本的书包
陈国藩＇U14＇感慨道：
“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的一应俱全。有了这些服装和用品，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妈妈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服装面料的质地，都是当时的上品；而丝绸，更是绝对的珍贵希罕之物。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免费为大家置办的。提起这沉甸甸的皮箱，我们能够感受到祖国对我们寄托的沉甸甸的希望。”
“缓出国”
留苏预备部的培训时间是一年。每年的八月，苏联高等院校开学之前，都有一大批学生离开这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登上西去的国际列车。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留苏预备班的学员，都能够如愿走出国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员没能如期出国。这种现象被称为“缓出国”。
“缓出国”的现象，与留学生的专业分配机制有很大关系。
某些专业的学员数量在派出当年超过苏方接收计划人数，或相关专业苏方在当年没有接收计划，相应的学生就不得不留在国内。在征求本人意愿后，有些学员经过调整专业，安排在第二年出国计划中，另外的学员则自愿放弃出国。
在“缓出国”的学生中，一些人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语言能力方面没能达到派出要求。对于这部分学员，留苏预备部提供了补习一年的机会；如经补习达到要求，可安排在第二年出国。如果经补习仍不合格，或本人自愿放弃，则取消出国安排。还有个别学员，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自愿或经劝告中途放弃了学业。
政策调整或政治原因，有时也成为影响留学工作进程的因素。1957年，我国调整留学生派遣政策，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1966年，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绝大部分在读学员没有派出。
对于未能如愿出国的人员，国家也做了周到的安排。
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准备到苏联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国家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任何国内高校，选择任何感兴趣的专业。对于攻读研究生的人员，则主要分配到国内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原为机关干部或高校讲师、助教的，回原单位妥善安排工作。
尽管没能实现出国梦想，但是这些青年仍然是同龄人中千挑百选出的佼佼者；尽管没能直接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他们还是在国内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当中，同样诞生了大批国家干部、院士、学术领袖、科研骨干。他们和留苏群体一样，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杰出代表。
历史的反思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研究，我将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派遣工作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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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9）
第一阶段为探索期（1948年至1952年）。
在此期间，1948年派出###等二十一名干部和烈士子弟，1951年派出三百七十五人，1952年派出二百二十人。
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派遣工作处于探索时期。在派遣数量上遵循“宁少毋滥”原则，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和国外的管理工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1953年至1956年，留学工作进入迅速发展期。
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为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政策保障；而留苏预备部的建立与运作，则为确保出国人员能力和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1953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就调整为“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当年派出约五百八十人。第二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一千五百二十六人。1956年派出人数超过二千，达到历年派遣人数的最高峰。
从1956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变化，留学工作进入调整期。
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于1953年完成了院系调整。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大部分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培养。同时，据有关部门反映，前期派出的大学生毕业归国后，其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与国内培养的大学生相比，并没有立即表现出过人之处。这一点，在1957年2月12日高等教务部部长杨秀峰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变动1957年派遣留苏研究生、大学生计划的请示报告》可见端倪：
“几年来，派遣高中毕业生赴苏联大学学习的，因俄文条件限制学习吃力，因而效果并不甚好。据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及各方面的反映，由于上述原因，留苏大学毕业生的学科水平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一般并无明显差别。为此，……目前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五十名原则上不再派出，留在国内高等学校学习。对国内不能培养的重要缺门专业，尽可能采取从现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改变所学习的专业的办法来解决。”37
1956年，留学生派遣工作确立了“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毕业生”的方针。大学生派遣人数骤减，除了少数国计民生尖端、缺门或薄弱专业外，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与此同时，研究生派遣政策也有了重大调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巨大而急迫。因此初期派遣研究生的主要目的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在培养对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国内在读研究生和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
很快，###发现，这些直接迈出大学校门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高教部长杨秀峰指出：
“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大多是刚由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科基础较差，加以语文关系，出国后一般需补习某些课程，因而不得不延长学习年限，苏联教师指导也有困难，学习质量一般不高。”
此后，###明确了对研究生实际工作年限的要求。从1957年起，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备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考取留苏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留苏预备部学业后（计作一年工龄），仍需要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一至二年的实习，获得专业上的积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后，才可以派遣出国。
经过数年的人才培养和积累，我国各重要领域初、中级专业人才队伍积累已臻于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识到，研究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去取经，回来传道”，即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带动国内整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人才积累。因此从1958年开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级师资和科研人才。###将留学研究生选拔和使用的主导权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出国名额和专业分布由此前的###统一规划、下达指标变为各高校自行确定；研究生毕业去向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变为“返回原单位任教”。38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0）
最后一个阶段为降温期（1960年至1966年）。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与此同时，通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留学渠道已经畅通，留学国别选择趋于多样化。基于以上因素，六十年代初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两位数的水平。留苏学生以研究生和进修生为主，大学生在名单中逐渐消失。留学生派遣政策再次回到“宁缺毋滥”的轨道。1966年以后，中苏两国政治上走向敌对，中方完全中止了派遣留苏学生的行动。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原来，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飞机”。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
我在出国前已经学习了六年俄语，出国后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预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仅仅“填鸭”般突击了一年俄语，程度远远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苏生们，该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
陈先玉＇U15＇曾经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同学们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同学们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40
上街买东西，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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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李绍贵＇U17＇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作为一位女生，杜斌＇U18＇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U19＇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语言关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片浓雾。面对时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厚墙，进入时感到无边无际，穿越时不知不觉。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云开雾散走了出来。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坚持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
第六章 五分！五分！（3）
面对艰难处境，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
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三个月的疗养。在那里，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
可是回到学校，酆炳林的心情陷入了谷底。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前后又停了半年课。追起来就非常难了。由于思虑过度，不久以后他出现了头晕头疼的症状，听课受到了影响。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国家有政策，像他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回首往事，酆炳林说：
“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这时候，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见到我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他还没说完，我就跳了起来：‘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补习漏掉的课程，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一句句比照，誊抄；遇到问题，就向同学请教。一个星期过去，觉得可以了，就约老师补考；下星期再准备另一门……。就这样，他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假期，不分寒暑，酆炳林奔波于宿舍、教学楼、实验室的道路上。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四十年后当他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才游历了全部美景。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六年。
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
军事留学生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交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捍卫新兴的人民政权，“小米加步枪”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多兵种、现代化、用先进指挥艺术和管理理念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
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五十三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军事留学的序幕。
据有关人员介绍，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共有六批三百三十余名中国海军人员，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克雷洛夫海军工程技术学院等十余所海军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我国还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红旗空军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等军事院校派出了大量的军事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0年，我国共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近千人。
除了极少数来自国内正规军事学校的学生，军事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土八路”，还有一些刚刚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代数、几何都不知道，却要一下子钻研微积分、高等物理和化学，还要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六章 五分！五分！（4）
曾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学习的张重远＇U20＇回忆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老师讲的东西必须要听懂，必须要领会，必须要记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必须记住七十个单词。那时候真是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也要把当天背过的七十个单词逐一过一遍，看看是否还有没记清的。”
军事留学生们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就接着学习；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到了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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