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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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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池秀峰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课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他片刻，低头在成绩册上唰唰地写下了分数。
“听天由命了！”池秀峰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
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照例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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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姿态触怒了毛泽东；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显著提高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恐慌。总之，从1958年起，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58年4月至7月，苏联先后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人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突然挑起对中共的攻击和批判。57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近一千四百名专家。58
苏联在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四十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二百五十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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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奋力反击，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60
中国政府认识到，留学生身处苏联社会中，容易受到当地政治宣传的影响。如果不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这群年轻人就难以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分批陆续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被安置在北京几所高校空闲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政治学习。学习期间，同学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仔细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体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按照次序鱼贯进入会场。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压抑。池秀峰远远看到几个多年未见的留苏预备部同学，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陈毅副总理给大家做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当说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只见他剑眉倒竖，大声吼道：“你们回去告诉苏联人，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了！你们告诉苏联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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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3）
学生们谁也没见陈老总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大家屏住呼吸，会场里鸦雀无声。
会后，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把所有与会者留下。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
在此之前，为了让留学生们安心学习，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努力掩饰中苏两国间的裂痕。
尽管大家已经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报导明显减少，周围苏联人的言语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但对于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不多。
但像今天这样一切真相大白，大家还是有一种摧心裂胆的感觉。池秀峰的感觉是：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政治学习后，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陆续返回苏联了。可是有些学生却留在了国内。
程志坚＇U37＇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
“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
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早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的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
“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 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
“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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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4）
在这扑面的寒风中，只有来自苏联师生的关爱，还能让中国学子们感受到温暖。
在采访王永志的时候，他向我提起了恩师米申。
米申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在当时是苏联航空航天领域数一数二的人物。
1960年，王永志正值大学最后一年。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濒于破裂。出乎王永志意料的是，米申竟主动要求担任他的毕业设计导师。回忆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永志深情地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申就坦诚地对我说：‘我知道现在两国关系变化了，但这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仍是师生关系。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问题尽管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我本来很担心再回苏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导师的这一席话，我就比较放心了。”
1961年夏，基辅工学院56届的三十六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返回祖国了。
由于政治气候敏感，站台上送行的人不多。学生们登上了列车，向送别的人群挥手致意。
突然，人群中传来呜咽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 是白发苍苍的无线电系主任阿基耶夫斯基教授。
中国留学生景仰这位老人：这位曾亲手为流放中的列宁组装过地下无线电台的老革命者是基辅工学院最为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中国学生热爱这位老人：他平时给予了中国学生异乎寻常的关爱。临行前，老人还自掏腰包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厚厚的列宁画册。
此刻，泪水顺着老人皱纹纵横的面颊流淌，浸湿了花白的胡须。老人缓慢地走上列车，伸开双臂，把身边最近的一个留学生揽入怀抱，一边摸挲着年轻人的后背，一边嗫嚅着：“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然后是下一个学生，下一个……直到和所有的学生一一拥抱分别。
后来，年轻的毕业生们才明白为什么老人没有使用常说的“再见”这个词，而是说“永别了”。
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政治的敏锐洞察，老人已经预感到在两国间将会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
他的痛哭，是为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再见到这些优秀青年而惋惜，更是对中苏两国间的美好岁月永远逝去不再的悲哀！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1）
自己的家园
在北京旧皇城东部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庭院。
与对面富丽堂皇的北京饭店相比，庭院的入口显得内敛而凝重。 这里曾是清初三大喇嘛寺之一——普胜寺的原址，又称石达子庙。
1913年，一批清末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如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为了维系海外同窗友谊，交流文化思想，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
1915年，欧美同学会集资两千两白银，购买下残破不堪的石达子庙作为永久会所。原来的建筑被拆除，后来又经过数次改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即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交流中西文化，切磋学术，以情会友，以文会友，承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任务。在它的历任会长中，不乏严济慈、茅以升、卢嘉锡、吴阶平等学术巨擘和社会名流。
随着时代的需要，欧美同学会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推动本世纪初的“勤工俭###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抗战时期，曾号召海外学子返国抗日，共赴国难；新中国建设时期，为吸引海外专家学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同学会大力提倡“科教兴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欧美同学会下属十四个分会，现有会员一万余人。其中留苏分会拥有会员约三千多人，是欧美同学会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分会组织。
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学成归国的留苏学子们，在很长时间内没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
随着大家逐渐退出一线工作岗位，这个曾经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密的留学生群体，又一次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跨越了半个世纪不曾泯灭的亲情和友情，如同一张无形的巨手，将分布在各行各业、四面八方的学子们又一次集合在一起。
作为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筹备者之一的酆炳林，引领我回溯了近二十年前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1989年4月的一天， 李扈生＇U38＇、酆炳林、胡立生、张通、李瑞等几位留苏学长在欧美同学会聚会。大家谈论的主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属于留苏学子自己的组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关于同学会的构想逐渐成型了。
酆炳林告诉我，李扈生当时已经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可他还是主动承揽了外联工作。筹备期间的奔波劳顿进一步吞噬了他的健康。留苏分会成立后不久，他就因病故去了。
听着酆老的讲述，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体瘦弱的李扈生穿着一件白衬衣，迎着初春的寒风，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扣响中央领导的房门，往返奔波于中央统战部、民政局、欧美同学会等众多管理机构之间，盖下林林总总的公章。
一切进展非常顺利。4月24日，李扈生、酆炳林、张通等再次聚首。这次会议，是留苏分会成立前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筹备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推举我国第一位留苏技术科学博士高景德＇U39＇先生作为第一任会长。高景德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89年5月14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举行了庄重的成立仪式。会上通过了留苏分会的章程和组织机构。除会长高景德外，大会还选举了副会长十人。大会选举李扈生为首任秘书长。
从此，饱经沧桑的留苏学子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1994年开始，几乎每年春节留苏分会都会组织留苏毕业生联欢会，至今已经延续了十几年。
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多次作为义务工作者参加了春节联欢会的接待活动。
联欢会在九点开始，可是八点刚过，学长们便携带着家眷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有的腿脚不便，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登上礼堂的台阶；有的在门口踯躅张望，等待老同学的到来。大厅里，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远远地高声打着招呼，疾步奔向对方，紧紧地握手、拥抱，关切地询问彼此的近况。从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友情，每每令我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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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2）
对于这些年事已高、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们来说，平日里很难有与同学相聚的机会。看到这么多熟识和挂念的老同学们都还在健康地走动、愉快地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心莫大的慰藉和鼓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成为老留学生们的心理寄托。
联欢会上，既有老中青学长自己排演的节目，也有曾经留学苏联或独联体国家的艺术家的精湛演出。其中一个保留节目，便是欧美同学会合唱团的表演。
欧美同学会合唱团成立于1994年9月。在总数六七十名的成员中，除部分曾留学西欧、留学美国的学长外，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于留苏分会。合唱团团员的平均年龄已经有七十岁了，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弱大家的热情。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团员们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都会准时参加排练。这个日程历经十余个严冬酷暑从未间断。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家吴灵芬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排练了近百首各具特色的中外名歌。
合唱团创始成员之一的籍传茂，向我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合唱团的成员们，有的曾留学美国、有的曾留学西欧；演出曲目也五花八门，从中国民族歌曲，到欧美各国的名曲。不知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是别的原因，当排练西方一些具有宗教色彩歌曲的时候，指挥总是抱怨大家找不到那种虔诚的感觉。可是排练苏联老歌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变得精神振奋，那种激情完全是发自内心深处，根本不需要指挥的启发。那是一种几十年来一直埋在心底、根深蒂固的情感，那是年轻时代热血沸腾的记忆。”
合唱团成了欧美同学会的“金字招牌”，多次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中演出，获得了无数荣誉。1999年，这群意气风发的鹤发老者，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作为留苏分会的执行机构，在秘书处义务工作的老同志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
当有学长反映国内无法获得完整的苏联经典老歌唱片时，汪熊麟＇U40＇秘书长在网络上搜索了大量苏联歌曲网站，从上面下载了七八百首苏联五六十年代的经典歌曲和相应歌词。经过挑选、鉴定、归类，最后刻录了一张包含七百余苏联经典首歌曲的MP3光盘，免费提供给学长们。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并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四十周年，1997年，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组织当年的留苏学子编撰了回忆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为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九十周年，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又编写了续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
在这厚厚的两本书中，数百位老学长们用饱含浓情的笔触，追忆那些令他们铭记终生的美好时光，怀念那些曾给予他们感动和帮助的师长、同学、朋友。一篇篇朴实、深情的文字，如同一颗颗水滴，折射出青春岁月和奋斗历程中的各色光芒。
为了重温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对留学生一贯的关怀与期望，弘扬新中国留学生“学习、奋斗、团结、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祖国五十华诞之际，留苏分会编辑的《学子之路》大型画册问世了。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编委会从全国各地的留苏学长手中征集照片两千七百余张。经过编辑人员的精心挑选，最终入选八百一十三张。这部图集分为“期望篇”、“学习篇”、“友谊篇”和“报国篇”等四个部分，并收录了曾在四百三十六所苏联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实习工厂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万一千余名留学人员名单。
2006年11月18日，《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学习、生活物品，以及书籍、影音等文献资料，直观地再现了五六十年代留苏学子令人热血沸腾的学习生活，以及他们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杰出成就。
在留苏分会的积极努力下，1995年，我国正式成为苏联高校毕业生联合会（INGORVUZ）的成员之一。与苏联高校毕业生联合会的合作，不仅开启了我国与独联体国家的高等教育民间交流的新渠道，也为引进前苏联专家和技术做出了贡献。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3）
2006年6月，会长朱训率领欧美同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我有幸作为代表团成员跟随出访。所到之处，除了拜会当地的民间友好机构外，代表团一项重要的日程就是和当地的青年留学生座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前往原苏联各共和国留学的机制发生很大的变化，自费留学成为主流。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承受着学习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对学成回国的前途感到困惑不清。
朱训会长和老一辈学长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学们揭示了青年留学人员的成材道路，以及年轻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他们语重心长地指出，尽管老学长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初所有人都是在最基础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能浮躁虚荣，要踏踏实实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欧美同学会具有广大而深远的社会资源，无疑是广大同学在国内和国际开展事业的巨大平台。
2006年11月11日，留苏分会中最年轻的组织——白俄罗斯校友会成立了。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高校，在白俄罗斯的则非常少。在留苏分会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部分于二十一世纪初毕业于白俄罗斯高校的回国留学人员终于组建了白俄罗斯校友会。
和其他已经存在的校友会相比，它太弱小了，目前登记成员还不到三十人；它太年轻了，会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五岁；它太稚嫩了，成员还都是初涉世事、寻找定位的年轻人。
然而，它像一棵古树上萌发的新枝，尽管看上去还娇嫩、弱小，却承载着事业传承、精神永续的无限希望。
情感的纽带
毕业回国后的三十多年里，留苏学子们在繁重的工作与家庭负担中奔忙，几乎无暇顾及同窗之谊。
于百川＇U41＇：
“我们这些人在退休之前，大家都在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工作，彼此之间几乎顾不上有什么联系。有时候，老同学住处相距也就隔着一条街，可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学长从工作第一线退了下来。同窗之情的感情纽带再次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在留苏分会的穿针引线下，各个原苏联高校毕业生的校友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在所有六十八个校友会中，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称得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1989年，在籍传茂等三人的倡议下，一部分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们开始定期聚会活动，形成了校友会的雏形。1995年，校友会正式成立，大家推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领导成员。会上明确了校友会的宗旨：“加强联络、交流信息、组织联谊、增进友情、为校友服务。”
据现任秘书长于百川介绍，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共有在册中国留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已有二十七人去世，还有一些人移居海外，平时保持联系的大约一百二十人。校友会编印了同学录，散发到每个同学手中。每年春节，校友们都要举行聚会，共叙亲情。一些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校友，从外地开车，有的甚至坐火车赶来。
由于地矿工作性质的缘故，校友会有一半的成员分布在祖国各地。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定期编发的“校友会简讯”，像一条牢固的丝带，将大家的心紧紧系在一起。
据于百川介绍，“校友会简讯”第一期只有简单的一张纸，到现在已经有六张纸十二页，每期约两万字。包含留苏分会信息、校友来信摘登、开展活动简报；活动基金募集和使用情况、返校旅游见闻、出国探亲感受等栏目。“校友会简讯”每年出版三期，赠送给所有能联系上的校友。
“校友会简讯”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各地的校友们通过它，及时了解到留苏分会和校友会的各项活动。大家踊跃来函，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养生心得，表达对老同学们的问候。“校友会简讯”在留苏分会、校友会、校友们之间架起了信息的桥梁，成为校友们沟通情况、传递信息、增进友情、互致敬意的精神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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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4）
任何组织的运作都离不开资金的保障。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成立之初，便确定了活动基金募集的原则：“自愿交费、数额不限、次数不限，公开监督”。共同基金的交纳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缴费金额从十元到一千元不等，缴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基金主要用于“校友会简讯”的印刷和派送、同学聚会时的经费补贴、接待外地校友、购买留苏分会刊物送给外地校友等。校友会还自费印刷出版了《无私的奉献、永远的纪念》一书，作为对同窗之谊和地质工作者奋斗历程的永恒纪念。
校友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一次对校友的救助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996年8月下旬，北京的赵鸿才学长到洛阳出差，意外得知了三十六年未曾见面的同学黄士杰、张树平夫妇的下落。当她提着礼物，兴冲冲地叩开老同学的家门时，眼前的情景简直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间里，家徒四壁。丈夫黄士杰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说话战战兢兢不能自已，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张树平患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一脸病容憔悴不堪。还不到六十岁的两个人，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衰老。
老同学久别重逢，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凄凉的光景。三人执手相看泪眼，未语已先哽咽。
黄士杰、张树平两人毕业后，双双被分配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繁重的任务，日夜加班，严重摧残了两人的健康；再加上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到老时纷纷病魔缠身。黄士杰的治疗需要服用特效药，每月的药费在四百元以上，都不能报销。张树平自己患病也要治疗，还有女儿在上大学。而由于退休时间早，两人退休金合起来还不到八百元，连药钱都不够，全家的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
赵鸿才回到北京后，立即联系两位同班同学，马上向洛阳汇去五百元，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她向校友会负责学长详谈了黄士杰、张树平夫妇的情况。校友会领导成员马上开会商量应对措施，决定速办两件事：一是向处境艰难的两位学友写慰问信表示关切；二是以校友会的名义汇款五百元。在当期的校友会简讯上，于百川介绍了两位校友的困境，号召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校友们纷纷来信或打电话表示关心和同情。上海的马在田院士率先捐款五百元。他在来信中写道：
“了解到洛阳两位同学的近况，心情十分沉重。以前总认为我们这些人还来日方长，殊不知人生旅途的终点已近在咫尺。”
在半年时间里，先后有三十多位校友总共捐款约六千三百元。一笔笔寄托着关爱的汇款，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洛阳。不少校友多次捐款，有的校友捐款不留下姓名。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廖学盛同志，既不是黄、张二人的校友，也不是亲故。当他得知列矿校友会的捐款活动后，也汇去五百元表示支持。
1997年10月的一天，赵鸿才收到黄士杰女儿的来信，得知张树平已于当年四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黄士杰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五月去世。信中说道：
“这几年来多次得到各位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是你们给了我们向困难抗争的力量和勇气。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我父母亲的在天之灵会永远记住你们的。父母去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在众多亲友的帮助和关怀下，我终于度过难关，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会鼓起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再次向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表示感谢！”
校友们的鼎力相助，固然没有能够挽救同学的生命，但是这份胜似亲人的关怀，再次印证了留苏学子间积淀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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