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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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为莫斯科铁道学院同学的池秀峰、杜斌夫妇则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二人在留苏预备部就相识了，而后有幸被分配到同一所大学学习。杜斌做得一手好菜，引得包括池秀峰在内的一群男生趋之若骛。
　　可是两人感情的微妙变化，则源于杜斌的一场大病。
　　

第十章　红莓花开（2）
由于语言障碍，杜斌学习比较吃力。精神紧张，加上刚到苏联不久对当地气候不适应，使得杜斌在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患了严重的感冒，住进了医院。
　　入院的第一天，杜斌躺在病床上，心情非常忧郁。自己孤身一人病倒在异国他乡，无法得到亲人的帮助和慰藉；本来学习就吃力，这一病又要落下一大截，真不知如何才能追上。想到这些，她不免偷偷地流泪。
　　第二天早晨，一个清俊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
　　是池秀峰！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排骨。我按照你的做法试着做了一下，你尝尝看是不是可口？”说着，池秀峰一层层揭开紧密包裹的毛毯，里面露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饭盒。“你先趁热吃了。我还带来了笔记和参考书，过会儿我给你补一下昨天的功课。”
　　泪水从杜斌的眼中唰地一下涌了出来。
　　此时，在她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刻，这一份贴心的关爱，显得多么及时，多么珍贵！姑娘的心弦，被这份意外的温柔和体贴拨动了。
　　“池秀峰非常有心计。就在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他就‘乘虚而入’了。”杜斌笑着对我说。
　　此后，每天放学之后，池秀峰都马上赶往医院，为杜斌送去亲手准备的饭菜，为她补习功课。不论医生、护士，还是同屋的病友，都注意到这个体贴细心的年轻人，向杜斌称赞：“你的男朋友真好，我们真羡慕！”姑娘羞涩地低下了头。
　　在池秀峰的细心照料下，杜斌很快病愈了。
　　出院后，学习成绩优秀的池秀峰又每天为杜斌辅导功课，使她不仅赶上了课程进度，还大大提高了学习成绩。在相互支持和关心中，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
　　四年后，两人在学生宿舍中举行了朴素的婚礼。
　　这一天，中国同学、苏联同学全都赶来了，狭小的宿舍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大家唱歌、跳舞，举杯庆祝，祝愿两位新人生活美满、白头偕老。苏联朋友勃得列夫夫妇也赶来了，坚决要求为两位新人作证婚人。
　　在北京的家中，一起走过人生的大半旅途，白头偕老的池秀峰、杜斌夫妇，向我展示了婚礼那天朋友们赠送的各种礼品：
　　“这是苏联当时非常珍贵的玻璃雕刻杯子，是一个苏联女同学送的；这个礼物是莫斯科大剧院的微缩模型；这个水晶盘子，是苏联朋友勃得列夫夫妇送的……”
　　尽管后来不乏辗转流离的岁月，但是池秀峰夫妇一直珍藏着这些礼物。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宝贵的礼物，更是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段珍贵的恋情的纪念。
　　尽管在出国前，有关部门曾明确表示，不赞成学生们在留学期间谈恋爱。然而，在我对近六十位学长近乎完全随机性的访谈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程海、王邻孟夫妇和池秀峰、杜斌夫妇外，夫妇二人同为留苏生的竟然不下十几对，可见当年中国留学生在学习期间结成伴侣的情况还是不少见的。
　　由于具有相似的经历，我能够深刻地理解那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内心的孤独，在艰苦的条件下对感情支持的渴求。
　　这时候，一对温情的手臂，一段真挚的感情，就可以使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走过人生中艰难而重要的岁月。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经历，我才能从留学生夫妇之间不经意的眼神交流中，读懂那份难以言传的默契与温情。
　　坚守承诺
　　为了让留学生们专心学习，也是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资源，五六十年代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留学期间大学生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探亲，研究生只可以回国一次。这个限制对于孤身一人闯荡天下的大学生来讲，还可以接受；可是对于为数众多的研究生来说，却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五六十年代向苏联派出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此年龄都相对比较大。很多人出国前已经组建了家庭，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孩子。苏联研究生的学制为三年。这期间只能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对于拖家带口的研究生来讲，自然就平添了许许多多的思念和牵挂。
　　

第十章　红莓花开（3）
在北京东南一间简朴的居室里，莫斯科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陈国藩，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的妻子。
　　1956年，正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的陈国藩突然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时，陈国藩和未婚妻已经恋爱很久了。
　　为了让即将出国留学的小伙子解除“后顾之忧”，热心的领导们为他们张罗了一个朴素而热烈的婚礼。一周后，陈国藩就动身去北京了。组织上出于照顾，随后又将他的妻子也调到了北京。在留苏预备部的近一年时间，陈国藩和妻子度过了新婚燕尔的短暂幸福时光。陈国藩出国后，妻子独自一人留守在北京的家中，孕育腹中的新生命。
　　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打水时妻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婴儿早产了。妻子独自一人挣扎着，几乎是爬到了医院。
　　孩子虽然保住了，可是却因早产先天身体孱弱，再加上对母乳过敏，连续腹泻不止，以至于得了肠梗阻，被送上了手术台。
　　孩子的医疗﹑手术费用要三百余元。对于收入平平的陈国藩夫妇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正当妻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幸好在唐山和北京的亲友们予以帮助。大家七凑八凑，才凑足了手术费。孩子再次从死神手中被抢救回来。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医院肝病病房从事医生工作的妻子，由于和病人接触又不幸感染上肝炎。
　　1959年，陈国藩回国探亲。他惊讶地发现两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衰老了很多。
　　“她在来信中，总是说自己很好、孩子很好。家里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她从来一个字不跟我说。我是从朋友口中，才知道这些年来，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磨难。”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沉默了。他抬起头，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照片上。冬日午后明澈煦暖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口涌入，刚好投射在合影上。照片中，满头银发的陈国藩夫妇端坐在子女孙儿的簇拥中。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
　　陈老动情地说：
　　“所有同事都说我们两口的感情非同一般。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谢我的老伴。她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牺牲了健康。我常常对我老伴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和你结婚。”
　　这时，老人的妻子恰巧走进来。她一边为我满上茶水，一边轻轻说道：“这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语气竟如此淡然和轻松，仿佛听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
　　“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会等着我。”
　　

第十章　红莓花开（4）
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
　　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异国情缘
　　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
　　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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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红莓花开（5）
列宁格勒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苏联姑娘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尽。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苏联外交部和高教部。
　　每次提到这件事，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
　　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
　　在苏方的要求下，我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李滔回忆道：
　　“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即对外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戏称为‘派一个赚一个。’”
　　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缔结跨国婚姻的大约有五十对左右，在近一万人的派遣总数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规定。
　　沈菊生这样描述留学生当时的普遍心态：
　　“说老实话，很多苏联姑娘在各方面的确很不错。年轻人朝夕相处，难免会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是大多数同学心中还是存有顾忌。一方面，看到了不少跨国恋爱坎坷挫折的事例；另一方面，家里亲属也不支持寻找外国配偶。因此尽管心中有想法萌动，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大家都把这段感情经历当作一段纯真的友情珍藏起来。”
　　1955年，王光启＇U35＇被派遣到基辅工学院学习，他在留苏预备部认识的女友陈国敏，则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
　　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大学读一年级时已经学过苏联的教材，因此一到基辅，王光启经过考试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久，这个学习优秀、性格活跃的中国小伙子，引起了同班一位叫做斯维塔的乌克兰姑娘的注意。
　　每天上课的时候，斯维塔总要坐在王光启身边；一下课，姑娘就把王光启的笔记本要去，仔细地填补空缺，修正语法错误。王光启天生一副好嗓子，斯维塔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在学校的各种聚会活动场所联袂表演，倒也珠联璧合。
　　一来二去，他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斯维塔邀请王光启到她家里作客，姑娘的单身母亲也很喜爱这个聪明质朴的中国小伙子。
　　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在等着看王光启考试拿到五分后斯维塔跑上前去亲吻的镜头。不一会儿，王光启考完了，笑嘻嘻的走出教室。毕竟是不大好意思，斯维塔没有跑上去亲吻，而是挽着王光启的手臂高傲的仰着头从姑娘们的面前走过，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直到这时王光启还傻呵呵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其实，刚满二十二岁的斯维塔在心中已经暗暗地萌生了爱意。可是，刚到苏联半年多的王光启却只把这当作中苏青年间的纯洁友谊。他的心时刻在挂念着远在列宁格勒的恋人。
　　两人从教学楼出来，漫步在楼前静谧的树林里，温暖的阳光在林间投下斑驳的阴影，黑油油的小松鼠在地面上跳来跳去。
　　这时，王光启突然感觉到斯维塔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她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平日里爱说笑的她似乎心事重重。
　　“我突然意识到姑娘爱上我了。这可怎么办？我热恋中的女友还在那等我。斯维塔是个好姑娘，可我怎么能辜负我女友的忠贞呢？必须马上让斯维塔的感情刹车！不能让她先开口！我赶忙从衣兜里掏出女友的照片，对她说道：‘这是我的中国女友，她正在列宁格勒学习。’我用眼角偷偷瞥了一下斯维塔。她本来红润的面孔一下子变得煞白。空气凝滞不动了。”
　　

第十章　红莓花开（6）
“幸好几个月后女友陈国敏＇U36＇来到基辅，我把她介绍给了斯维塔。两个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好姐妹。看到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一场感情终于妥善收场了。”
　　1958年，王光启转学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他和陈国敏终于团聚了。
　　1994年王光启重返基辅，再次遇到斯维塔。她颇有感触的说：“在你之后，我和一位匈牙利人结婚了”，道出了三十多年前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国家严格规定，有异国配偶的学生将不能从事尖端、高级以及与军工有关的工作。
　　为了能够满足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很多学生在回国前的一刻，毅然割舍了儿女情长，把那份纯真的恋情永远留在了白桦林的土地上。
　　而那些建立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跨国婚姻，注定要经受现实的严酷考验。
　　尽管国内把来中国定居的苏联配偶当作专家对待，在居住条件、伙食待遇方面都给予种种特殊的优待，可是由于国力所限，生活水平与她们在苏联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从小习惯了面包、牛奶、黄油、香肠的苏联媳妇们，发现她们整日要面对米饭、馒头、稀粥、窝窝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也波及到苏联侨民的生活。
　　其次，受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影响，苏联侨民在中国的生活处境也愈发艰难。而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则严重打击了苏联新娘们对未来的信心。
　　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曾经在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
　　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苏联的想法。
　　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苏联定居。我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苏联，可是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56
　　五六十年代在留苏学生中缔结的跨国婚姻，绝大部分是以悲剧收场的。
　　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合后回到国内。不久，两人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萨沙。
　　可是，苏联妈妈不顾中国国情，按照苏联人的习俗，在冬天里给一岁多的小萨沙洗冷水澡，结果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被同事们送到医院抢救才活了下来。可是孩子出院后，这位母亲不吸取教训，又用冷水给孩子洗澡，结果孩子再度发病，最终没能挽救回来。
　　孩子失去了，年轻父母的心破碎了。不久，“文革”爆发。苏联妻子返回了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个大学生在苏联某城市实习的时候，爱上了当地的一个苏联姑娘。毕业回国后，他利用一次工作机会回到苏联，和恋人团聚了。谁知好景不长，不久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他滞留在了苏联。
　　

第十章　红莓花开（7）
随着两国敌对关系的不断加剧，他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在异乡漂泊的几十年里，他做过锅炉工，当过火车司机，一直在社会底层浮沉挣扎。
　　三十年后两国关系缓和，他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老同学们团聚的时候，大家几乎认不出这个面容苍老、说话做派已经完全俄化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
　　李滔感叹道：
　　“曾经有一位学生，上学时执意要和苏联女友结婚，使馆怎么规劝也不听。回国后不久，婚姻破裂了，妻子回到了苏联。后来他见到我时懊悔不已：‘李主任，我现在才明白你那是为我们好。可是我当时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如今，那些白桦林中的海誓山盟，那些红莓树下的恩恩怨怨，都早已随风而逝，如同寒冷北国凋零的树叶，褪色成为浅淡的记忆。然而，那份纯洁的情感，那份真挚的爱情，却永远伴随《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1）
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友爱化作仇恨，天使变身魔鬼。一切来得似乎如此突然和诡秘。
　　时隔四十年，无数历史学者还在努力揭开覆盖在这段历史上的扑朔迷离的面纱。
　　我无意于铺陈事件和背景，也无意于评价两国政治家的偏正得失。
　　我只想关注这个特殊的人群——留苏学生，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折射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功过评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赫鲁晓夫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的主张　。
　　赫鲁晓夫的这篇被称为“秘密报告”的讲话，如同落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激起了剧烈的波澜。同年七月至十月，在波兰、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去斯大林化”的群众示威活动，并在苏联的武装镇压下，最终演变成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流血冲突。
　　在学校里，中国留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仿佛在一夜之间，空气都变了味道。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课堂上，老师们尖刻地批判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苏联同学们分成了两派，整日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挥拳相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在学子们纯洁的内心中，斯大林如同自己民族的领袖一样，具有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击败了法西斯的入侵；纵然有一些决策失误和人格缺陷，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昨天还将斯大林作为“领袖”、“慈父”顶礼膜拜的人们，此刻却把他当作魔鬼来诅咒。有的人为此甚至还和苏联同学争执起来。
　　中国大使馆组织留学生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强调，中国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文章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一个长远的历史现象，一定会在党的生活中有反映；但我们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
　　池秀峰回忆道：
　　“人民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苏联《真理报》几乎进行了全文转载。应当说，这件事在苏联民众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尽管顾忌苏联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私下里对我翘起大拇指：‘你们中国人了不起，真理应该是在你们这边！’”
　　池秀峰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为他安排了一道考题。
　　1960年6月的一天，他迎来了五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
　　由于学习出色，他已经在此前所有的考试中获得了五分。他多么希望能够顺利完成考试，为自己的学业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池秀峰抽出题签，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
　　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
　　要知道哲学课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声色俱厉地批判斯大林。池秀峰对苏联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为不满。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在床头贴了一张斯大林的大幅画像。
　　可是此时此地，要公开地阐述自己的反面观点，还真令他犯了难：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个三分，甚至是不及格都有可能；如果随波逐流，一定能拿五分。可是，那将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党和祖国。这可怎么办？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2）
想来想去，池秀峰横下一条心，在考官面前稳稳地坐了下来：
　　“我认为，斯大林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有的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是斯大林与列宁携手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坚定地执行了工业化的路线，才使得苏联具备了在卫国战争中取胜的经济实力。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我只想提到一点，无数的青年是怀着保卫斯大林的信念走上前线的，也有无数青年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向敌人的炮火。因此，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