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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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最后，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勇气可嘉，曾经在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清人梁廷枬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5月21日夜，奕山派人顺风放火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反攻，到24日上午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广州城陷。无奈之下，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后，英军退回海上。
　　靖逆将军屈膝投降，还向行商勒索600万去付“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姑且先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看见几个夷人头目在那里比手画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能想见就见？’该夷人头目听后吓得赶紧免冠作礼，武器扔在地上，屏退左右，朝着城墙连连施礼，说他们是靠做买卖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恳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仍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2）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在小气的道光帝眼中，这么多兵勇，一天的花费可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厦门本修建了石壁岸防，坚固异常，但英国陆军仍旧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1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里面数百具英军尸体是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
　　裕谦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决心要血战到底。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最后都英勇战死。
　　英军随即攻破定海。裕谦在定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从杭州湾到扬子江，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个个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了！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兵临南京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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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1）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徜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600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该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城砖质量有问题，有关部门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吧。
　　《南京条约》的签订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仍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又无奈地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经常要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侵略。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中原的王朝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像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以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像当年明朝对俺答汗部落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它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端。帝国将由此沦落。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地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被割让后的香港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第二条是五口通商，也是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下面的几个条款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19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取豪夺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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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2）
英国行使领事裁判权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本意即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地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目睹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8艘军舰，五百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地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办理夷务的这些清朝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格林沁之冲动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名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3）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1）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200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九十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被毁后的圆明园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奕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地跟奕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听后，依计行事。
　　奕��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是怎么回事，于是奕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2）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像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海盗活动一向是深恶痛绝，但这次，他们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英国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向他的总督衙门每十分钟开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叶名琛被英军俘虏
　　正当英国人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攻打广州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起义了，英国人暂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获胜。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仅过一年，印度事平，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合给叶名琛下最后通牒，但叶总督照旧不予理会，他此刻正在长春仙馆里大拜吕洞宾、李太白二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总督被囚禁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并且拒绝洋食，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最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国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叶名琛自比苏武，但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却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虽死何益？
　　广州城陷后，英国人找来了原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这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汉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而是默认到1859年柏贵去世为止。
　　英法联军随后北上天津，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据说美国和俄国早就串通一气，闻风赶来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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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3）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甚至酿成大祸。
　　事情的缘由，是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僧王把英法舰队引诱到一片烂泥滩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洋鬼子，取得了有史以来对外海战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也被毁4艘。
　　这下事情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
　　刚取得大胜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将之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地纷纷倒下，三千铁骑最后竟只剩下七骑逃回。天津陷落后，北京门户洞开。
　　据说，新河之战前，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对此称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向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但这次，咸丰不但是要下殿，而是要离开北京，再也回不来了。
　　由于出逃时走得仓促，一行人甚至忘记了带被褥，这对于一贯养尊处优的皇帝和后妃们来说，一路上可谓是苦不堪言。忘记带被褥这件事情，后来在庚子年慈禧太后再次出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慈禧太后总共逃了两次难，算是经验丰富的了。
　　北京随后被英法联军攻破。5天之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并焚毁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园林。这些强盗抢掠时惊奇地发现，前辈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甚至炮弹等，都依旧原样陈列在那里。
　　圆明园遗迹
　　当整个欧洲都在为他们的抢劫成果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写下了下面的判词：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账。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是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伤害最严重的三次。即使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
　　随后签订的《北京条约》，这些强盗又获得了新的权利：香港被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了！互派公使了！不许再叫夷人了！
　　天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国际惯例——除了国交平等的国际惯例外，不要忘了还有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
　　如今，圆明园残留的石柱依旧无声地矗立在那里，在夜幕快要来临的时候，往往发出惨白的颜色。它们想诉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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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