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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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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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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3）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地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正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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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1）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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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2）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
林则徐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遭受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正是后来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常常让位于利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辩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一说的原始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以供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了解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两百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3）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较马戛尔尼时期可谓突飞猛进，工业革命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使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彻底暴露。
林则徐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沦为历史尘埃，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等人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1）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受到当时律劳卑事件的影响。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到达广州后，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封公函，并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待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68只战船应战。但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得了疟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后于当年10月病死于斯。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后来的商务监督们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待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早点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了毕恭毕敬的“禀帖”，这让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才得以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上报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这事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兵力约7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为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通商口岸，定海县城曾设有“红毛馆”并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但阴差阳错的是，这个计划被香港和上海取而代之。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的外国商船，以为是洋人们来此卸货贸易，正当这些人为可能的获利而欢欣鼓舞时，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英国人画的《夺取定海》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当地脆弱的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1500名士兵，死亡和受伤各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只能选择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因为上报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对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在此之前，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正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可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以为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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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谎言与真相（上）（2）
1840年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而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英国人则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接着，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大臣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早就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很有水分。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丝毫不奇怪。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的长枪大炮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牺牲。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远远落后于英国。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300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3）
从兵力上看，清军号称有八十万，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时实际人数并没有大的优势。当时的清军和警察部队有点像，士兵不是二十四小时待在军营训练，而是像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经常是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家眷送饭，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其乐融融；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如何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双脚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防不胜防。
说到陆战，林则徐等人的情报完全错误，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往往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从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1）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晚年的道光帝也喜欢清净，不想多事，加上他又是个极其节俭甚至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他本就不想打。所以道光一再给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
但是，不打仗又能不失天朝威仪，这难度也太大了！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和琦善都南下了。谈判开始后，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就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他们何曾知晓，英国人其实要的是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清军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没办法，琦善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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