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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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马斯·卡莱尔1967年将民主体制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英国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跳下去”，贵族政治与文化传统在民主化浪潮中将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1909年仍让H·G·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马修·阿诺德发现，他的同胞竟然将煤与钢铁视作“国脉所系”，机器则成了公众的信仰。
　　在这个熟知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英国学者眼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夷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延续着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是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被报刊称作为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着，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涨，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也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以至于他说：“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区域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勒斯，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马修·阿诺德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这种理想。尽管像很多杰出的作家一样，他面临着公务员与作家两种职业的纠缠，但他对于利用教育来将文明理念渗透至每个人心中的热忱却很少消退。如果我们说16世纪的路德使人人都是传教士，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使人人成为艺术家，那么身处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则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都能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成为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像很多薄薄的小册子一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是演讲与论战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带有过分强烈的即时色彩，充满了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论敌的名字与观点，几乎像是一部长篇的新闻稿，或者一位写作过分冗长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集。但是，它却熬过了漫长的时日。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几乎成为阿诺德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的声誉超越了作为诗人的阿诺德，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诺德超过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阿诺德。这是因为，阿诺德提出了几乎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难题，即当一种旧传统已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是，阿诺德表现出一种已经失传的气质—知识分子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自己的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就像牛津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而阿诺德“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致力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爱丁堡评论》是阿诺德传播这种思想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没有任何事物能像这本杂志的成长那样更好地代表了英国的知识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联系。29岁的弗朗西斯·杰弗里在1802年创办了这本杂志。在由托利党主宰的苏格兰，这位年轻的辉格党人与年龄相仿的朋友试图打破稳固而缺乏生气的托利党社会。
　　当时的新兴中产阶级对《爱丁堡评论》立刻产生了共鸣。他们明显地感到，《爱丁堡评论》在抨击他们面临的问题时，使用他们的语言，持有他们的观点……《爱丁堡评论》尽管价格昂贵—每本5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但它却迅速赢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读者的青睐。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观点独立的杂志（杰弗里直觉地坚持编辑独立原则，这在杂志普遍依赖于书店的18世纪是不可想像的）让他们更迅速与深刻地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念、大卫·休谟的哲学思考、彭斯的诗作，读者与编辑一同在这本杂志就最新的政治与文化现象进行即时和充满智力性的讨论。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成了19世纪初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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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2）
《爱丁堡评论》的两位热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评》、《评论季刊》，几乎塑造了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从黑兹利特、托马斯·卡莱尔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阿克顿勋爵，都与它们紧密相连。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它们都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与智力训练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纽带，致力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尽管在19世纪初仍代表着进步与活力的中产阶级到了60年代变成了令阿诺德鄙视的拜物者，但是没人能否认，他们正在变得更有教养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已获得的财富，笨拙地为自己装饰上文化的外表。
　　200年前的《爱丁堡评论》与150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为世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在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不错，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但是仍有不少观察者将中国视作为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仅仅一场传染病的危机，我们就发现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重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吃惊。我们若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我们该如何引导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提高自己？
　　我们相信，知识精英应该在这种过渡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阿诺德先生的观点，文化人绝非软弱与边缘的象征，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领域里，文化人都可能比固执的政客们更加出色。阿诺德先生拥有一个希腊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腊化”是他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劝告。在那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政治家与知识精英间没有界限，审慎的思考与热情的辩论是整个社会热衷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摆脱苏格拉底的厄运。）当然，这个前提是，知识精英还未蜕化成“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者”。
　　尽管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繁杂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或许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现今中国的解决之道。我们一方面应该从被迫断裂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传统，而它们之间似乎又总是会形成某种冲突。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准则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即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提高自我修养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优秀。这应该是一项集体性的功课，尽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整个社会则将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而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我们在等待这样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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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迈克·凯利是在伊拉克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失生命的，我想这多少会令受害者本人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经历萨达姆的雕像被拆毁的历史性时刻，而他已为此等待了很多年。这次伤亡最终激起了我对于战时记者的兴趣。老实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于这些在前线奔跑的记录员持有保留意见，也从未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听到炮弹在头上呼啸就振奋不已，并对自己说，“看，我在参与并记录历史进程。”
　　是的，我畏惧死亡，所以当大批中国记者奔赴中东时，我却根本就没有去那儿的想法。我时常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以为你接近了现场就更了解真相吗？我有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理性与建设性”。的确，客观报道并不存在，它不过是你头脑中已有的偏见的产物，近距离的观察使你看得更清楚，却可能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即真相与真理间是没有等号的……这一切都是沃尔特·李普曼同志在《舆论学》一书中告诉我的。而且在美国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28岁的李普曼也没有选择从军，他觉得前线多一个他这样的小伙子其实没什么用，于是他成了海军部长的助手，一年后开始帮助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
　　如今我终于可以不再为李普曼辩解了，他就是畏惧危险。在哈佛念书时，李普曼有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叫约翰·里德，与前者的冷静乃至冷血不同，里德总是渴望动荡的生活。十月革命时，他兴冲冲地跑到那里，写了《改变世界的十天》，接着他又前往墨西哥报道革命事件。他像兰波一样在很年轻时就死去了，却成了美国革命青年的象征，他的作品也同样进入了美国文学的不朽殿堂。
　　在24岁之前，我都以为自己是约翰·里德式的人物，如今却悲剧地发现自己是如此畏惧危险。在表面的热血沸腾下，我更习惯平静的生活，我也从不想真正了解他人和我并不熟悉的世界。我认为李普曼对于暴力与动荡的恐惧，使他对于所谓一线的报道持有怀疑态度，他对抽象的概念比对活生生的事实更感兴趣。就像一位朋友所说的，我是否真的像赛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拥有35岁的头脑与65岁的心脏。
　　迈克·凯利刺穿了我的虚伪，因为他拥有我尊敬的一切。他不是BBC或是CNN那些扛着摄影机、肌肉明显比头脑更发达的机械的记录者，他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伟大的编辑。他的简历光辉夺目。在奔赴伊拉克之前，他刚刚辞去《大西洋月刊》主编的职位，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使这份倍受尊敬但日趋衰落的杂志重新焕发了生机。他寻找更好的作者，添加了更多尖锐的评论，使它更贴近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对于政治的执着，使《大西洋月刊》变得更为硬朗。在　“9·11”之后，是他果断地派出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斥资20万美元完成了2002年4月号的《萨达姆的世界》，确实是精彩异常。而在入主《大西洋月刊》前，他是美国《国民日报》（National　Journal）的主编。要不是他与出版人发生争执，他现在可能仍是《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的右派言论虽然让我不舒服，但我却无法怀疑他在新闻报道与编辑上的才华。
　　1991年海湾战争前，他需要努力说服《波士顿环球报》与《纽约客》派他前往中东，但仅仅6周后，他生动的叙事能力与独立性报道便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声誉。而12年后，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46岁的迈克·凯利为何重回战场？　“他希望成为一个见证者，”他的一位同事说，“他仿佛就为了战争而生存，对此充满热忱。他希望看到第二次的行动。”相对其他记者，他有更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他说　“暴政是场灾难……就像奥威尔写道的，就像军靴在人类的面孔上的践踏”。他的老板大卫·布莱德利在迈克·凯利死前的一天曾与他通过电话。大卫回忆说：“他头顶星空，像孩子一样在睡袋中入睡，他对我说，他已经写满了10个笔记本。接着他把电话挪离耳边，说道，‘你听到导弹的声音了吗？’”
　　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打破生活的沉闷吗？在过去的3周里，战争与非典型肺言的报道令人厌恶非常。一方面是我们陷入了巨大的麻木之中，另一方面是面对着变得极度脆弱、戴着口罩的人群，我们似乎失去了情感，更失去勇气。我回忆起麦克阿瑟，那位大大咧咧的将军曾在一战时说：“整个德国都造不出一发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戴着口罩与躲在抽象的文字背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畏惧面对现实的生活。我喜欢凯利年少时说的“我渴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怎样改变我对于世界的态度，但有一点的确清晰起来，即智力不能解决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勇气。我也不知道迈克·凯利的生活态度能够鼓舞我多久，或许一周后我又将回复从前的状态。我常常标榜自己是生活的旁观者，渴望能够描绘事件的整个轮廓，但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种努力是否具有价值，因为你可能从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迈克·凯利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世界上的各种声音，不管是来自书本中的声音，还是天上的导弹的声音，都值得我们去倾听，我们要随时准备抛弃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投身于另一场或许会送掉性命但却有着未知的快乐的新活动中，这是一个记者，更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