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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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将那个实习生的名字贴到网上—莫妮卡·莱温斯基。
　　德拉吉依然是从一个隐秘的消息源获知这一新闻的，同时他还知道那位迈克尔·伊斯科夫在调查凯瑟琳·苇利时就曾提到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个名字。而《新闻周刊》因为缺乏更明确的证据，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惊天的新闻。接着，“德拉吉报告”再次贴出这样的标题：“水门事件，1998”，声称已发现克林顿有残余的精液留在了莱温斯基的外衣上，莱将永远不洗它。
　　再往后的事实无需陈述。尽管被克林顿轻蔑地称作是“污泥（sludge）”，德拉吉还是促还是成了20世纪结束前世界最大的闹剧：斯塔尔报告、总统弹劾案、公众对于丑闻的热衷、还有互联网新闻业的抬头……
　　让我们回到1998年6月2日。此时的德拉吉已经成为一颗倍受争议但是绝对耀眼的明星。在NBC的辩论节目中，他被《洛杉矶时报》的资深记者杰克·尼尔森指责为“从未关注事实正确与否的家伙”；马文·卡柏，一位哈佛新闻学学者说他根本就是谣言的传输带；在线杂志“”的杰出编辑迈克尔·金斯利称之为“横亘于互联网与公众之间的最大麻烦”。但同时，又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是与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两位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一样伟大的记者（就像他自己说的）。福克斯新闻节目在介绍德拉吉出场时讲道：“他是一位稳健的揭露者，互联网告密者，公民记者。每个人都渴望知道他下次说什么。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德拉吉。”
　　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里，面对那些受过哈佛、哥伦比亚这样的名校训练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与CNN的记者，这位以肆无忌惮著称的小子讲道：“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依靠阅读报纸或者看电视来获取新闻了，他们喜欢电脑屏幕。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还不习惯这个家伙，但我认为互联网可以让新闻业重新焕发青春。我的读者会说他们的意见被主流媒体所控制，这些大机构令人生畏。我觉得自己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在我的网站上，每一项工作都印有我个人的痕迹。我是寻求真理的游击队员，我喜欢去那些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我是个扒粪者……”
　　

公民德拉吉（2）
2000年10月出版的《麦特·德拉吉的杰作》，由德拉吉的一些缺乏组织却充满惊栗的媒体批评片段、非连续的日记、无目的的笔记组成，其中贯穿了一股“垮掉一代”的节奏。这本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德拉吉的主要想法：一，媒体巨人控制了公众，他的任务是单枪匹马地与这些媒体巨人搏斗，传达给公众另一种声音；二，印刷术死了，电影死了，电视死了，互联网将取代一切；三，新闻将再不受大机构控制，永远也不再会，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四，媒体无需检测新闻的正确性，公众自然会鉴定。
　　所以，有关德拉吉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于一个丑闻记者是否有资格进入新闻界的问题。四个问题尖锐地突显在其拥护者与反对者面前：
　　1．新闻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2．公众的趣味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3．我们的文化倾向是什么？
　　4．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如何？
　　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闻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与门肯等人的完善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必须不顾一切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守卫者，是第四权力，是所谓的“扒粪者”。也因此，早期的新闻记者大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们更需要的是敏锐与勇敢。这也是新闻业最重要的原则，媒体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给予公众知晓权。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说，麦特·德拉吉的确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对于克林顿丑闻的揭露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华盛顿邮报》对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就像他在接受NBC采访时所说：“当然，我去那些发出臭味的地方。”
　　新闻业的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业余选手们凭借激情来成为好记者的例证。但是，随着媒体对于世界越来越广泛的报道及商业利益的需要，庞大的新闻机构成为调配这种复杂作业过程的必须产物。我们可以相信一家小镇报纸依靠几个人就能完成报道，但是我们想像一下，对于拥有上千名记者，需要同时报道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事件的《纽约时报》来说，如果缺乏一个严密的制度该如何行事？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这些大新闻机构必须安排严格的程序：记者—作家—编辑—事实核对员，通过这样复杂的过程尽量避免由于记者的疏忽和个人倾向带来的严重失实。
　　而伴随着新闻业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其间。他们的价值观念必然与最初的草莽记者不同。强烈的精英思想使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筛选各种新闻事实，让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出版的东西面世。严格的程序与精英化思想很容易形成某种傲慢。他们成了向公众提供新闻的惟一源头。
　　这一点正是麦特·德拉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攻击的一点。他声称媒体正在被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新闻变成了一个大机构的集体成功。而这些大机构离权力中心太近了，它们根本无法了解真相。而他则是一个人在操作，他坚持不需要编辑也不需要事实核实人。所以他非常迅速而随意地公布新闻。他的哲学是：不管你提供的是谣言还是真实新闻，公众自然会判断。（但是德拉吉忽视了一点，他所挖掘出来的白宫丑闻是建立在一条《新闻周刊》放弃的报道上的，也就是说真正提供新闻调查的依然是大机构，而德拉吉不过是更加勇敢地将它公布出来而已。）
　　这里，我们就说说第二个问题—媒体与公众的趣味。让公众喜悦而让精英们愤怒的一点是，麦特·德拉吉最擅长报道诽闻与丑闻。满足公众的低级趣味是新闻业相互竞争的最初形式。当年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的决斗，就是依靠大量刊发战争、色情内容进行的。伴随着媒体的职业化与规范化，媒体逐渐形成等级观念。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各种需求的动物，那么他一定具有迥异的需求。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纽约时报》、《新共和》、《时代》这样以中上产阶级为对象，报道题材严肃，报道方式严谨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了《国民问询报》、《太阳报》这样的专以追逐明星、诽闻、奇谈为己任的“小报”，他们的读者群为缺乏良好教育的下层居民。长期以来，“大报”以一种“不屑”的目光来看待“小报”，这是一种基本的等级秩序。它的逻辑在于，文化有高级低、级之分，趣味有雅致、低俗之分。
　　无疑“连拼写都会出现错误”的德拉吉的关注方向属于后者。但是，真正让精英们无法容忍的是德拉吉认为“小报”与“大报”并没有区分，这打破了原先的秩序感。在他的网站上，小报的谣言作家与斯坦福的大学教授具有同样的地位。德拉吉反驳道：“我从未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许后者写得更有深度，采用的是一种更加煞有介事的口吻，但我们将他们同等看待。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上学吧，所以我没有学会这样看待问题：谣言专栏水准低，而严肃的工作更值得尊敬……生活的斗争与人类存在的理由不会因为你驾驶奔驰还是步行而有所区别……新闻行业或许有不同的智商值，但他们是同一种情感。”
　　德拉吉尖锐地反映出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反智”倾向。静下心来，我们会发现周围充斥着越来越多打着民主的名义来传播庸俗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倡导者坚持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也因此，“小报”在社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1997年，在《纽约时报》与《时代》周刊的联合评选中，《国民问询报》的编辑史蒂夫·科兹被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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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德拉吉（3）
德拉吉成为这股趋势中最勇敢与最厚颜无耻的声音。当他被质询他网站的内容并非新闻而只是谣言时，他回答道：“在上诽闻是谣言，在《纽约时报》上诽闻就成了新闻了。”
　　德拉吉之所以能够如此鲜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的新闻秩序与文化观念，在于他认为自己拥有了互联网这项伟大的武器。他在《德拉吉的杰作》中写道，互联网取代了一切旧有的沟通形式。而由于这项技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仅仅用鼠标与调制解调器，他就可以摧毁那些大的新闻机构。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所带来的交流革命的确正在瓦解我们熟悉的单向交流方式。它使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降低了发言所需要的成本，新闻业比过去任何时候变得都更具有“即时性”。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无边界自由所带来的混乱与低质量。
　　德拉吉在接受《Brill’s　Content》的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希望让我的报道明智起来，我在享受我每日的生活。我只活在现在。我不知道两周后我做什么。互联网给予你按赞成的步伐前进的自由……我学习到更正确的拼写，如何运用高中水平的语法；我学会如何运用勇气对付权力分子。”
　　我们必须承认，认为新闻记者不需要专门训练、只凭冲动即可的观念是可笑的。德拉吉夸张了互联网的革命性。在互联网最初的普及过程中，新闻业的确出现了暂时的失序。但是伴随着公众心态的成熟，它最终依旧会变成一项或许伟大但终究简单的技术。新闻业在经过最初的冲击后，很快会恢复它的规则，而互联网也将像电视一样成为新闻发展史中的一项新技术。我们可以用德拉吉最得意的莱温斯基事件来反驳他，倘若没有被《新闻周刊》放弃的深入报道作为基础，德拉吉是无法成功的。他碰巧成为了第一个说话的人。
　　当然，笔者所讲的一切并非在否认这个叫麦特·德拉吉的人的成就。笔者只是想说，在这个喜欢戴稻草帽的人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笔者当然承认，德拉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趣味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梦想的信仰者，你没法不喜欢他。
　　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郊区，是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士的独子。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律师。与新闻发生的惟一联系始于童年时在睡眠前听收音机里的犯罪新闻，及十几岁后开始看的CNN一线报道。他在高中是个差生，未能进入大学，在开创“德拉吉报告”前，一直是个低级店员，文化水平甚低，甚至连拼写都不过关。
　　就是这样一个“nobody”，借助互联网与执着的“扒粪”精神和可贵的运气，成了今天的媒体界的“somebody”。《德拉吉杰作》出版后，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评介。此时他依然坚持：“我没有学习任何新闻学，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
　　从个人角度来讲，德拉吉的确具有标志意义。有人将之比作为“猫王”，因为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扭着屁股出场时，50年代的成年人的确对此不屑一顾。或者，他更接近拉里·弗林特，这位色情出版业大王，背负着大部分人的指责，却被一位法学教授赞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范围”。更极端的人，将之视作为当代的汤姆·潘恩，这位美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写作《常识》之前，是一位饱受辱骂的异教徒。当然，德拉吉更愿意说自己是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但是鲍勃·伍得沃德公开地斥责德拉吉玷污了新闻业。不管怎么说，麦特·德拉吉注定成为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符号式人物。在一团混乱中，德拉吉让自己成为如猫王的摇摆、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与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一样永久的历史符号。
　　到这里，笔者希望各位能从德拉吉神话的浪漫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如何清晰地面对新闻业的责任。在技术、公众低级趣味对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愈发明显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显然不能说，“我只提供不顾真假的事实，让公众自己去分析”。因为新闻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扒粪”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讲过，由于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愈来愈功能化，新闻记者成了联结广泛的外部世界与个人的惟一纽带，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自我反思与学习的能力，在现实的报道中引入客观而崇高的情感。由于报刊已经成了大众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成为联结高级文化与普通群众的纽带，将人类文明中最精髓的东西通过报刊传达给公众。
　　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诽闻与道听途说”。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像成斗士，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在漫长的前行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便只是抱怨，单纯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像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种语境中，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地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也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人只关心SARS一样。不得不说的是，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亦有了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的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英国的国有BBC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美国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媒体在SARS的报道中，对于情绪的大肆渲染，很大程度是源于新闻人的本能想法：这样更容易销售。
　　当然，笔者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质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注重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笔者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仍是新闻人本身。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英国的启蒙
散文家爱狄生每天要在巴顿咖啡馆泡上六七个小时，当时是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距离工业革命已经有一百多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觉醒意识正在普通英国人中蔓延，对世界的好奇心与对自我独特声音的渴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们的主要追求。作为《闲聊者》（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卫报》（The　Guardian）的撰稿人，爱狄生希望在象征平等的咖啡馆中探求对事件的争论与新观点。与当时其他英国报刊作家（如斯蒂尔）一样，爱狄生深知，公众亟需一种新的美学标准与道德准则。
　　同时期，一群德国知识分子在“星期三俱乐部”争论一个关于“启蒙”的话题，就连伊曼努尔·康德也加入了讨论。这位严肃的哲学教授宣称，尽管欧洲尚未被完全启蒙，但很显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当时是1783年。
　　如今，我们承认，“启蒙运动”—这场发生在18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思想活动，洗刷了西方文明的一切领域，理性、民主、科学的观念变成了新的信仰，现代西方文明由此开始。当然，我们很愿意将这种成就归功于法国人。伏尔泰的机智、卢梭的不妥协、狄德罗与达朗贝尔艰苦卓绝的努力，当然还有血腥的大革命成了这场风暴的惟一注解。按照今天的观点，逡巡在法国贵妇沙龙中的法国知识精英们是启蒙运动的绝对主角。他们的深刻思想是爱狄生、斯蒂尔所无法企及的。
　　在新著《现代世界的创造—英国启蒙运动的未知历史》中，英国教授罗伊·泼特反驳了流行的启蒙运动研究对于英国历史的忽略。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安静、更宽容异己。由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较早受惠于工业革命，英国社会相对富足，中产阶级群体更为庞大，“革命或激进”对于他们缺乏吸引力。而且，英国的知识精英们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行那样善于表演，他们更崇尚实用主义，单纯的乐观与好奇是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有休谟，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有益于公众，而非激起他们的狂热。
　　报纸与杂志在英国式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影响。1770年，伦敦有9份日报、50份周刊，每年总发行量是1200万份。爱狄生、斯蒂尔这样聪明的观察者与思考者通过这些报刊，不断向公众灌输着知识精英们的理想与追求和那些不断涌现出的发现。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在英国形成了，英国公众们通过廉价的印刷术越来越详细地了解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探讨爱狄生的随笔成了18世纪中产阶级们的日常话题，这种探讨背后，可能正是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的重新定义。而在这样的阅读群体中，阶级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民主成为一个越来越可能实现的目标，理性则自然成为其生活的指导原则。
　　至于妇女们，在18世纪末，小说成了她们主要的精神生活。写作与阅读小说，让妇女们逐渐摆脱了男权意识与阶级差异。
　　在罗伊·泼特看来，英国的知识精英与报刊作家们将启蒙精神真正地带入每一个英国家庭中，让启蒙所追求的“理性”成为英国公众普通生活的必要元素。而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感谢商业印刷术的成功，正是技术的革命促使了信息的极大丰富，使讨论与客观成为可能—在繁杂的事物中，运用理性是基本要求。
　　历史从来都是偏爱戏剧性变化的。法国启蒙者强烈的个性特征、法国公众所制造的流血与暴力，让历史学者更乐于研究它，并为它披上迷人的“浪漫主义”外表。但是，18世纪的法国公众其实并不幸福。他们呼喊着卢梭激动人心却又相对空洞的口号，冲入巴士底狱后倍感迷惘。激烈的革命运动除了为抒情作家提供写作素材外，缺乏实质的帮助。时间回溯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卢梭来到英国，陶醉于这个国家的安定与宽容，在回忆录一再感慨。对于爱狄生这样的报刊写作者来讲，这是最大嘉奖，正是他们将才智分享于公众，营造了这种宽容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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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
《商业周刊》的大多数专栏都不忍卒读，这是一份在文字美感上缺乏追求的杂志。专栏作家们，尽管大名鼎鼎，不管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还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都是仅仅能够将文字写通顺。他们的笔调中充满了平庸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从来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们无非是在“9·11”发生后坚持自由贸易，重思商业领袖的责任，或是对布什的减税计划的一个新进展表示反对或支持。最近读到的《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是该杂志另一位专栏作家罗伯特·J·巴罗的专栏文集，同样的，不要指望在这里面发现这位全球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的真正思考，尽管该文集拥有“面向新千年的经济学观念”这样的副标题。
　　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没人忽略巴罗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杰出地位，他是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与货币理论领域的杰出专家，他出版的《宏观经济学》是许多国家大学的课本。但是，你不要指望他在不超过2000字的篇幅里展现这种才华。这么小的篇幅需要紧扣新闻的专栏，仅仅能够展现立场与结论，而不是分析，同样更容不下巴罗喜欢的数学分析。它能表现的是宽度，而不是深度；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收录了38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时间跨度由1991年至2001年，它的内容包括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到布什的经济政策，乃至摇滚明星博诺的政治主张与美貌经济学。巴罗在他的专栏中用一套无所不能的经济学家思维方式，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在序言里所说：“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美貌和堕胎权力等非规范问题，我都是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相同的。”于是，立场成了专栏作家最重要的武器。尽管在大学时代对凯恩斯着迷，但巴罗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或是古典主义）的立场。他倾向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而在这种体系中，政府尽管作用显著，却常常容易犯错误，它的最重要的作用除去保护国家安全外，还涉及到界定与保护产权问题。在更多的方面，它不应该有太多的发言权。在巴罗的大学年代（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今天，巴罗则坚定地追随了弗里德曼，奠定他的思维方式的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所以，你可以轻易地发现他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立场。他是个右派，他喜欢共和党，他喜欢效率甚于平等，他喜欢分析而不是情感。
　　自加里·贝克以来，对新闻事件与社会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已不再新鲜。这使得《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对于逝去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分析，而对同代学者的评论，当然更不必不可少。在38篇文章中，我们遭遇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拉里·萨默斯、格林斯潘，出人意料地还有U2的主唱博诺。他对于名流云集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观感也值得一读—这的确是一场毫无实用价值却充满观赏意义的聚合，他还说格林斯潘是“呆子花匠”，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迷信所保护。
　　除了少量风趣的名人故事，这本198页的小册子中没有太多的精彩言论，或是角度出奇的观点。最令人不满的，是他的写作过于平淡，也没有思想能够拯救这种平淡。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专栏作家距离英国的“essay”传统还相去甚远。19世纪的英国政论家与散文家总能够在短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思想的庄重与语言的美感，而今天的《经济学人》仍留有这种风格。巴罗先生试图使经济学变得更通俗易懂。然而，他在普及经济学思想的同时，却使思想本身变得不无廉价性，就像你在阅读《商业周刊》文章时的感觉，这些廉价信息的结合体，并没有赋予正在发生的新闻以严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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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1）
文化能做什么？当诗人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1869年1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46岁的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在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文、拉丁文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帝国的年代。英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