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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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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
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
大企业的核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班人，这一班人的选择培养和彼此适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朝夕相处，风雨与共，在无数次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
杨元庆29岁就担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领导，直到39岁当上联想CEO统帅全局，其间是整整10年时间。
默契总是在磨合中产生的，人和企业要形成水乳茭融的关系，也需要长期的时间。麦当劳的领袖总是从内部选拔，就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是最彼此了解和接受的。
目前麦当劳最新一任CEO坎塔卢波，从1974年就加入麦当劳，1987年成为麦当劳国际的总裁，随后又担任麦当劳国际的主席和CEO，1999年，坎塔卢波成为麦当劳全球总裁和副主席，2002年12月已经宣布退休的坎塔卢波被任命为麦当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纵观坎塔卢波的一生，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麦当劳，麦当劳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么会不好好做？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大企业的领导层往往都比较稳定，麦当劳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是会计师出身的格林伯格，也有4年时间。在他之前，麦克尔·昆兰掌管麦当劳11年，弗雷德·特纳10年，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在位21年。
匆忙上阵，迅速扩张，或许能很快摆出一个庞大的阵势来，但往往是散沙一盘，不堪一击。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才有稳定的战略思想，才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才有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说到底，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企业的核心是人。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资本说了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当年王志东掌管新浪的时候，在网民眼中，新浪基本上就是王志东的新浪了，他后来被踢出局，好多人以为新浪的天都要塌了。结果天还是那片天，新浪还是那个新浪，倒是王志东自己没了下文，到现在，若不是老网民恐怕都有点想不起他了。
其实，王志东也就不过是个打工仔，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财富给它镀了一层金边，而这层金边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就被发胀了。
从古到今，谁投资谁就是老板，在决策的问题上从来就是资本说了算。
但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的构成也很复杂，当知识（技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关键作用时，知识资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当资金是企业的核心因素时，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是大哥。
所以，王志东们也不是想踢就踢的，得条件成熟，能踢的时候才踢。
企业的决策权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参与各方斗争的结果，技术人员如若轻易把核心技术贡献出来，企业借助它上了台阶，必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更深入地经营它，这时候经营者的作用更大，技术人员若没有更新的技术可以让企业依赖，自己就只能靠边站。
技术需要积累，真正的创造发明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企业有了钱，就可以利用很多人的智慧，经营很多人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做的是组织很多人的工作，技术人员做的是挖掘自身的工作，自身一个人是不可能战胜很多人的，所以具体的某一个技术人员，注定都将被淘汰，他的技术只是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驿站，技术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增值。
据说可口可乐的核心配方至今仍密封着，这个配方比起当今许多高科技成果来说要简单得多，一旦公之于众，大家都能掌握，但他就是不说。
这也是一种意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保住资本的价值。但如果每个有技术的人都这样想，那就只有自己当老板。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只是小老板，何况技术还有可能变得落后，一钱不值。合作才能干大事，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制度才是使各种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
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1。落后本质——小农经济2。兴奋之路——农业合作化3。权宜之计——土地承包4。光明之路——农业产业化5。根本出路——市场化6。根本措施——计划配置，市场化运作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的产业。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村处在什么地位—历史视角的分析
城乡关系，是任何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城乡关系为什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中西之间的城乡关系有没有区别？
1。超限度的剥夺—…城乡关系的历史反思城市和乡村分离并作为人类的不同聚居态并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人类群体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确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剩余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类群体聚居态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后，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则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聚居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国中为市”的固定商品交换场所和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市”。从此，人类社会系统（聚居系统）开始了逐步从无城无乡的同质集合体向城乡有别的异质结合体的演变，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由此开始。
最初，城市居民还没有同农业完全脱离，“在古代社会，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但是，进入奴隶社会，城市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国家官吏的聚居地，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从而逐步形成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乡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变为农奴或农民，并相应地引起人类聚居状态发生变化。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规模、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上的区别日趋加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尽管各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对乡村实行剥削和压迫导致的城乡对立日益严重，则是其共同特点。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乡关系在封建时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表现特殊，乡村庄园里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统治城乡，而城里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则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手段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乡村。城市平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从十一世纪起就开始了绵延不断的“城乡之战”，后来这种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出现的，城市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不如说是封建统治的神经中枢，是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于是，整个社会被分离成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其上层体系是城市利益集团，朝廷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其上端；而下层体系则处于广大农村，地主和乡绅为其上端，地主和乡绅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乡村不可或缺的“居间人”。国家机器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向前驱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赋税、徭役和地租等经济剥削上，还表现为设置在大小城市里的层层统治机构对农村的残酷政治统治。对农村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在城市的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乡对立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对抗色彩。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城乡关系后来演变路径的不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机器大工业本身具有的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索取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要求资本在有限的时空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使商人阶级逐步积聚财富成为贵族，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拨乱反正”，城市不是作为商人逃避封建统治的避难所，而是成为商人借以对乡村剥夺的根据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一不是采取剥夺农村进而将资本向城市集中，并驱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方法来推进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且“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点只能是以农村的长期凋敝和贫穷为代价撑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而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统治下，并没有使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社会整个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城乡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乡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一方面，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残忍地剥削广大农民，使整个农村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一片凄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古都名城原有的城市工业和周围腹地的农村经济解体，从而出现停滞和衰败现象，但同时也使某些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如沿海、沿江和沿铁路干线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其工业和公用事业最初是由政府创办（创办者往往是大官僚、大买办，因此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买办性，而当时外国资本趁我国民族工业薄弱之际大量侵入，联合官商资本一起集聚在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城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严重地加剧了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间差距急剧拉大，加上这些城市大多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向广大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致使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具有了对立的残酷与野蛮性，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事实上，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困境：如大量贫困潦倒的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土地大量荒芜、城市出现贫民窟、社会经济整个陷入困顿状态、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所有这些不仅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为以后城乡协调发展制造了许多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城乡之间地位互换导致的相互依存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始终是作为城市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在城市压迫和剥削农村造成城乡对立的状态下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所以，走向城乡协调之路，最根本的条件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城乡协调才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制度安排与经济攫取—新中国为什么还有城乡差别？
1949年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和利益上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并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境况，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的工业化道路。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都以牺牲农业积累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也不例外。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可能走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法超越这一障碍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农业就自然成为工业积累唯一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把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以支持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两种转移方式：一是实行重租重税公开转移，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公开的转移；二是依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隐蔽的转移形式。中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农产品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条件，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集中为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种制度，逐步使“以乡托城”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强化定格。单位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的方针将城市居民全“包”下来，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制度为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进一步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人民公社制度虽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但其现实的功能，却是为向农业索取资金以维持城市工业的社会结构体系形成与运作奠定组织基础。这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建立起的制度和组织，把农业所能提供的积累以隐蔽的“农民的贡赋”形式不断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逐渐形成结构性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从深层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不切实际的传统“赶超”战略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扭曲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使工业化发展进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不管黑猫还是白猫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初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的结晶。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私有且兼并和分割不断发生；经营方式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藩王争迁的历史，又是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倾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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