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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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各级党政领导都很关心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老百姓们却对‘国家大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不要怪罪政府，也不要去怪罪企业，在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于特殊的胶合状态，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过渡时期的政府运作，需要的是政府的合理的退出，即有选择的从一些领域退出来，这种退出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矛盾积聚而又急需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退出并不是简单的让位于市场机制，而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而企业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培养自身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要发展，一定要获得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不是没有钱，而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真正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时，也就是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时。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毋容置疑的。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面对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国企业开创了一片动人的‘田园’。
　　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的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当前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诸多误区。对此我们将有专门章节来谈。这里我们只能说一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小心脚下，一路走好！
　　——游戏规则的困惑。当今社会，企业家按规则办事行不通，但不按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风险。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究良心、商业道德，否则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是两码事。在商业行为里，不是说你讲了良心就是英雄，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实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因而在企业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的困惑。每一个成功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国家需要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也许前日方式上的陈旧，将是今日或明天形式上的求新。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年复一年，岁岁更新。
　　WTO的困惑。提起‘复关’，中国人就兴奋，可这个‘关’对中国人就那么难？关内关外，让人望眼欲穿。虽然一再受挫，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复关’谈判，这个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复关就一定有好处？许多人认为中国一但加入WTO，就好象去到了天上人间，可中国已经加入WTO，欢喜之后一切依然，这是为什么？利弊由什么决定？问题不在于何时复关，而在于复关时承诺了什么？这才是利弊转换的中轴。
　　‘复关’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这将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贵的企业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发现：举国上下用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最基本的收获；用了巨大的能量推动了最基本的发展；用最有力的改革解决了最表层的问题。难怪人们总是深深感叹：改革成果来之不易！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各项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是为了这个核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改革的进程已经把国有企业推到了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舞台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本必先析源’，推进改革我们不能不回头审视和分析：走过的路多么崎岖和漫长！
　　1。最贵的企业制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主权和缺乏好的政策，沿着这条思路，企业改革沿着扩大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期间有不少新的方案和试点，以至于后来‘包’字进城。从扩大自主权到利改税，从‘包’字进城到两权分离，从把企业推向市场到制度创新，都有效果，但均不能令人满意，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债务负担’、‘冗员负担’、‘社会负担’，缺乏活力。
　　动力和活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成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放权让利下的‘放乱致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许多人曾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负担太重，只要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家下决心实行‘债转股’，也有人把‘债转股’称之为是‘杀手锏’。‘债转股’已经实施，不说跑债转股的艰辛，到现在为止，恐怕就连当初竭力推进债转股的人也对其‘效力’产生怀疑，以至于要停止这种做法，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权责利的统一。但明晰了产权并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统一，因为权责利的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产权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即产权的真正‘人格化’。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谓不明，但依然亏损严重，原因就在于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比较当前世界的企业制度，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产治理结构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就业、体制改革的冲锋队和试验田、思想解放的鼓号手、政府改革的内驱力、中国经济困境的缓冲带、企业家阶层的良园。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和利益驱动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市场，就会膨胀和增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从初始的限制、打击到今天的扶植和发展。无不显示着一种趋势和道理：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的壮大，必须要依托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最终出路，更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2。最便宜的企业家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企业，要发展企业就必须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企业经营者，也曾经区分企业家和经理，我们认为，有没有企业家只是一个假设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无法存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只不过是拙略劣和优秀而已。要拥有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企业家。要有一流的企业家，必须要有一流的政治运作机制。
　　可以说，从老祖宗胡雪岩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便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总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政经合一，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有无企业家，中国确实存在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他们根植于国有或民营企业中，尽管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对于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是伟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他们无所计较，就象田野里辛勤耕作的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任劳忍怨，临终还要奉献自己的皮和肉。谁让他们的命该如此呢！
　　尽管企业家中确有一些不良分子，而哪个阶层中没有呢？我们，社会，中国的各级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需要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的中轴、核心力量，许多社会进步事业要靠企业家来推动。国家、政府和社会要关心、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成长，理直气壮的支持他们。
　　尽管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国有企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再现辉煌呢？
　　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虽然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取得进展，但是国有经济的改造决不仅是企业‘扭亏为盈’的简单过程，它涉及的是全社会微观基础的再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重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有经济的效率与活力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世界性的难题。那么，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1。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2。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制　
　　度，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几乎尝试了一切经营方法，就连‘孙子兵法’都派上了用场，国有企业总体依然如旧。期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短期内有根本好转那只是一种徒劳，丢掉他们无疑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少数企业不好原因在管理，多数企业不好，是宏观、是战略问题。
　　战术解决的主要是当前问题，而战略指涉的是长远发展问题。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既得益于战略发展，又得益于精妙的战术，但主要得益于采用的战术，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的改革，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无法仅仅从自身剖析原因，也无法单纯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整个改革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单方面的突破，必须要整体的配合。‘整体观’的树立，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依据新的战略来确定新的战术。一招一式只能解决单个问题，但整体问题的解决需要逐一化和量变。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要期望一招一式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新趋势，必须认真研究21世纪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目前，一些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远未完成，任务还很重，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性改组、战略目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家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资产重组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加强重点，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难度都比较大。这种战略性改组，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企业集团体系。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必须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同世界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决非易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由于处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种调整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要贯穿于今后相当一个发展时期，要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在此调整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将同步进行，并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2、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发展新的市场经济形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求企业和政府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分析了新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思考国有企业在新世纪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国际方面，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新科技革命，也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国内方面，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加入WTO，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必须抓住机遇，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可以有以下两个阶段：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二阶再用5年时间实现国有企业建立比较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在较大范围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并成为世界竞争的一支新兴力量。再用10　
　　…20年，使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企业竞争舞台上成为主要力量，中国成为世界企业强国、经济强国。
　　为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现新的良好开局，在“十五”期间要至少做到以下八个“基本”，1）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解决政企政资不分的问题，使企业成为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中小型国有企业也要完成改制，建立一套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固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要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步伐，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2）基本完成战略性改组。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该退出的退出，该加强的加强。要切实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技术应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3）基本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3）基本治理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造出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有利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4）基本搞好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基本解决国有企业原有的历史包袱，健全劳动保障制度。企业的内部管理应大大加强，要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高度从严治企，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制度。5）形成一支高级企业家队伍。6）基本完成企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7）基本形成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规范有序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和国际经济接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游戏规则，并正常运行。全国市场开通，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应基本打破，各类市场进一步形成和完善。3、产权改革与机制创新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诸因素中，公司治理结构是最综合最重要的因素。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重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改革和经济腾飞的关键。正是中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各项深层次的总体改革方案的实施缺乏微观基础。国有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体制的创新，要建立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机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清楚，就是要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阶段推进的主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其实质都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必须实现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度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即原有产权的合理流动、调整与重组。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实际出发，下决心逐步合理解决国有企业的四大历史包袱，以尽可能缓解与清除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上述主客观障碍。国有企业产权所有制创新，决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国有企业，或者把国有产权都改为非国有。而主要是根据国有企业的应有职能定位和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强操作性的原则，将现在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四类情况。具体说来是这样四类：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上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这些企业，同国家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待市场机制真正健全和完善时再逐步改造。
　　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主要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的骨干企业。这类企业一般都属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及相对控股），以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同时大大降低过去因独资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与经济损失。
　　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一些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控股，而可以改为由国家参股。至于参股的根据则视国家有没有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不是银行的资金）、能不能赚钱这两个条件来决定。
　　国家应该退出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对于那些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逐步退出来。
　　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关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等价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总之，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但要有计划。拖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包袱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就越大，国家的损失就越多。但如果相对集中，国家一时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改革以后，仍然继续由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尽可能消除原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两权”不分的积弊，有效提高其效益，真正发挥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应有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