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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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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一着死棋
史载，宋初，太祖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为了给下面做出榜样，太祖带头把日常的开销降到最低，所用乘舆十分简朴，寝宫中的帷帘以青布包边，穿的衣服有的带有补丁。他对家人说：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宫殿用金银来装饰也不难办到。但身为国君，就要为
天下百姓着想。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为一己考虑，
那么，天下人又该怎么办呢？
可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素以节俭、克己著称的开国皇帝，身后竟会一代一代地出现腐败奢侈、荒淫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名言：“大俭之后，必有奢男。”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这里单说宋代。如果溯本求源，问题的根子确实应该追索到立国伊始。本来，北宋一朝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就非常丰厚，居于中国历朝之首。有人统计，与明朝官员相比较，大概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兼当时，宋太祖实行的是以“经济赎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识地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在丰厚的俸禄之外，再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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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9）
立国初期，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大量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奢靡浮华的风气，便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时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强敌入侵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在宫廷士大夫中间，盛行击球活动，击球时，先设东西两个球门，高丈余，百余名球员，骑马或者驴骡，各执彩绘的球杖，击弄球子。乘骑击球之外，还有脚踢者，称为“蹴踘”。佞臣高俅，就是由于“蹴踘”技艺高超，得到徽宗赏识而提拔重用的。
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每家高级酒店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多为达官贵人。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诗中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已经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当日邵雍“颂圣”的诗句中预想的景象：“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完全在尔后的现实中出现了。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汽，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还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作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煞尾
为了赵氏王朝的千秋永固，太祖登极之后，外平叛乱，内削将权，可谓呕心沥血，虑远谋深。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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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10）
世事如棋，千折百曲，变化无穷，有时一着不慎，满盘尽输。不过，棋枰对奕，尽可往复千遍，错了还能重来；而人生却是一次性的。这种直线单行，使它的每一瞬间、每一轨迹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就要求，必须识机在先，巧加抉择。
不能预先看出五步、十步，难称高手；但世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它系无数细节构成，而细节尽多玄机、隐秘，经常呈现非理性状态，并无逻辑可循。所以，更多时候倒是：纵使“机关算尽”，到头来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完全悖反。“本来要驰向草原，结果却闯进了马厩”，是司空见惯的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剌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唐太宗并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睡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之内。
同样，宋太祖也绝没有料到，倾覆的祸患不在于禁军首领和方镇的节度使，而在于“卧榻之旁”睡着一个篡权夺位的同胞弟弟。没到五十岁，他就暴病而亡，“烛影斧声”成了千古之谜。而赵光义，自己坐上哥哥的龙椅还不餍足，并且，处心积虑，要建立一个本支世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把哥哥的两个儿子也迫害致死。这样一来，就成了后人所说的那样：“光义不义，匡胤不胤（没有胤嗣）”了。当然，这着棋的摆设，与太祖无关。这里之所以还把它作为话题，无非是想来验证一番当日陈抟老祖的偈语：“世事如棋难自料，心思耗尽死方休”罢了。
不过，最出乎赵匡胤意料之外的，还是三百多年之后，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向他让出了御座一样，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全太后和刚刚六岁的宋恭帝，不得不向元世祖忽必烈奉表出降，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刘因：《书事》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北客：《宋太祖》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这历史上的惊人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从无字碑说起（1）
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悖反。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更何谈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正是这种种欲望，在裸露出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爆发了强势的生命力、创造力。
一
“无字碑”的出现，始于汉武帝，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它就屹立在东岳泰山的玉皇顶上。而要以名气、地位论，当属陕西乾陵的“无字碑”——这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我在这里，却要抛开汉、唐的真品，说说名不见于经传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冒牌的“无字碑”。
宋太宗在征服了北汉之后，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大有一种“举世滔滔，舍我其谁”的超越感。这天，他来到太原城，游览了名闻遐迩的晋祠，见到这里竖有一座唐太宗的“贞观碑”，上面记叙着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不禁心为之动，便仿效这种做法，也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借以歌功颂德，美化自己。
不过，两座碑的命运竟是截然不同：“贞观碑”被后人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一千三百多年来，那辞采斑斓的碑文、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炼的刻工交相辉映，光彩照人。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这句古话。
说到太原城的老百姓恨怨赵光义，这个话可就长了。
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赵国曾一度把它作为都城。尔后，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据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就是从这里起兵的。他们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雄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从北宋###北汉的战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太原城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盘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太祖赵匡胤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不可不防。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宋太宗于公元979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栽给了榆次县；并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还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尔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型的土城堡，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的“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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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2）
面对晋阳故城的废墟，想到它旧日的赫赫声威，真是不胜铜驼荆棘之感。那样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于今，除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不知建于什么朝代的旧城门，其他任何遗迹也见不到了，破坏得十分彻底。宋太宗这一毁城祸众的暴行，伤透了当地民众的心，这个疙瘩已经结下一千年了。
对于宋太宗的暴行，不只普通民众恨之入骨，至今余愤未平；而且，后世许多主持正义的作家、诗人，也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比如，毁城二百余年之后，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时，想到这座“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的北方屏障的惨遭毁坏，曾经激愤地悲吟：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复没，
……
汾河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尘昏！
……
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诗的前四句，是说这座形势雄胜的“北门锁钥”，于今已不复存在，废墟上麦浪摇风，而昔日的城阙只能想见于云烟之中了。中间十句，是诗的腹心部分，讲述毁城过程及其严重后果。诗人临风吊古，痛斥宋太宗毁掉晋阳城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无穷灾难——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而在毁城的当时，父老们纵然有幸逃出火海，也是哭告无门，流离失所。最后四句，指斥赵宋统治者迷信天命，挖龙角，断龙脉，结果钉破了并州，也毁灭了自己。
二
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我对于雄猜狠鸷的宋太宗，也是一直没有好的印象。小时候，看过一出名叫《贺后骂殿》的京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其胞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因丈夫死因不明，令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赫然震怒，想要把他斩掉，德昭又惊又恨，一头撞死。贺后于是带领次子德芳上朝骂殿。唱词是：
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骂一声无道君细听根芽。
老王爷为江山何曾卸甲，老王爷为山河奔走天涯。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些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氏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
只骂得贼昏王扭转身躯，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结局是，赵光义殿前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看戏当时，除了为低回沉郁、悲凉慷慨、优美动听的二黄唱腔所陶醉之外，也觉得贺后骂得实在痛快，算是呼出了一口闷气。
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北宋神宗时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义而来的。
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上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太祖夜召晋王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又看到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召唤德芳，而王继恩却直接跑到晋王赵光义那里。晋王犹豫，不肯前行，继恩催促说：“拖延久了，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于是，晋王跟随他一起来到寝殿。宋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后愕然，慌遽地对晋王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靠给官家了。”晋王哭着回答：“我们会共保富贵的，无须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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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3）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宋末遗民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太宗多次在太祖面前，盛称蜀国花蕊夫人费氏的才干，没过上一个月，蜀主就暴卒了。太祖感到诧异，当即找来花蕊夫人了解蜀主猝死的情况。发现这位费氏确实才情敏慧，便把她留在掖庭中陪侍，宠幸无比。这天，赶上太祖患病，光义于夜间入宫问候，适值太祖熟睡，呼之不应，遂乘机对费氏动手动脚，加以调戏。不料，太祖此时突然醒来，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当即愤怒地以柱斧砍地，斥责光义说：你做的好事！第二天晚上，太祖就死了。
从现存史料中得知，太祖死前两个月，每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死得实在是非常突然。最大的可能是死于他的胞弟赵光义的谋害。——当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由于赵光义是以篡弑手段夺取了皇位，唯恐后世非议，于是，便又伙同赵普编造出了一个“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同样令人怀疑。尽管其时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违反被历代王朝奉为金科玉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的“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讳避，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但它与史实确有明显的出入。赵光义即位于公元976年，而贺后早在公元958年就已下世。人已云亡，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慨慷、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转不过弯子，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当然，剧情也并非一无依傍，凭空虚构。德昭之死，确与宋太宗有直接关系。据《涑水纪闻》和《续资治通鉴》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武功郡王赵德昭随从宋太宗出征幽州。幽州当时是辽朝的南京，防守甚严，宋军连续攻打了十一天也没能破城。嗣后，辽军的援兵赶到，大败宋军于幽州城西的高梁河。太宗连夜挥师后撤，辽兵紧追不舍，宋军陷入了一片混乱，丢盔弃甲而逃，太宗急忙搭上一辆驴车，乘夜逃遁，才免于被俘。军中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已经被辽兵俘获或死在乱军之中，有人便提议拥立德昭，但很快就知道了太宗的下落，也就把这个事压下了。可是，太宗听到了一点风声，心中非常忌恨，只是嘴上不讲。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议论，这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就提醒太宗，应该对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建言，没想到却引发了太宗的宿火，当即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听了，惶恐万分，觉察到太宗怀疑他想要篡夺皇位，话中已经露出了杀机。回宫以后，就寻觅刀剪，侍从们不知他用意所在，便说：宫中哪敢带这类东西呢？德昭又跑到茶酒阁去，用切果刀自刎了。此时离太祖驾崩不过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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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4）
又过了一年半，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即戏曲中的“八贤王”）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二十三岁。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史书失载，无从悬揣。史书上讲，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又相继夭绝，太祖的胞弟廷美感到了形势的严重，觉得太宗的屠刀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果然，在赵普的策划下，他屡受诬告，连遭贬逐，三年之后死于房州。
当得知廷美的死讯后，太宗淡淡地对朝臣说，廷美之母并不是杜太后，而是太宗的乳母耿氏。这就彻底否认了廷美与他是同胞兄弟。后来的修史者，就把太宗的说法记入了《宋史·赵廷美传》；可是，却忘记了同时修改杜太后的传记，在那里分明记载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
赵光义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必欲置廷美于死地，乃至不惜造作谣言，否认与廷美的同胞关系，是因为“金匮之盟”中有兄终弟及和“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话。当初，这句话为他篡权夺位提供了根据；现在，却又觉得不利于他安排后事：论年龄，廷美长于太宗之子，要立“长君”，他应该是首选。因此，只有除掉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才能达到日后“传子”的目的，才能实现终北宋之世继承皇统的全归太宗一系。
但是，一除了之，又太容易暴露出他的罪恶用心，于是，便又打出“廷美本为庶出”这张王牌。言外之意是，即使他健在，也没有继统的资格。那么，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既然太宗握着这把廷美不是他的胞弟的杀手锏，尽管亮出来就是了，何必非得煞费苦心把他害死呢？答曰：害死廷美原是前提条件，只要廷美一息尚存，就会搬出铁证来为自己辩护；这样，太宗造作谣言就很容易露馅儿。而今，杜太后已死，当事人又不在了，自然就可以随意编排了。
有宋一代，对于太宗蓄意传子，不惜骨肉相残的卑鄙行径，一直是啧有烦言；而对太祖一支的惨遭杀戮，普遍深表同情。只是慑于太宗的威势，不敢公开、正面地议论，于是，便通过各种笔记、杂说等道里传闻的形式，寄感、抒怀、泄愤。这一思想倾向，到了南宋初年渐趋激化。当时，许多人士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的报应。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等记载，统兵灭掉北宋、大肆屠戮太宗子孙的金朝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因果报应。上述诸说均属迷信，荒诞不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显然都反映了当时的舆情民意。
三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有关宋太宗遗事的记载，有个显著的反差，就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的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少见的；而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的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特别是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要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从《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看得最明显。
本来，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的余脉，比如，苻坚的寡母曾汲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了；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等等。但到宋代之后，这种优良的“直笔”传统就完全斩断了。
这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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