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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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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险棋
“陈桥兵变”——赵匡胤一出道，首先就下了一着险棋。
公元950年，二十四岁的赵匡胤，投到后汉枢密使、大军阀郭威的麾下，当上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外号“郭雀儿”，通过一场武装政变，登上了帝王宝座，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这使赵匡胤这个颇有心计的小伙子，洞明了世情，大开了眼界，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而在躁动的心灵里，暗自萌发出“帝位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狂妄意念。四年后，郭威病死，由养子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赵匡胤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担负着防守京师汴梁的重任。这样，他就以其豁达的心胸和高明的手腕，确立了在禁军中的统帅权威，博得了众将士的信赖；他自己更是有意识地培植私人势力，暗地里同石守信等几个禁军将领结拜为“十兄弟”。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病逝，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由他的母亲符太后掌握政权。翌年元旦，不明不白地传过来河北镇州、定州报警的讯息：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向后周发起进攻。慌急中，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等未及辨明真假，便派遣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城迎战。赵匡胤的军队刚一出动，汴京城内，立刻传扬出“出军之日，当立点检做天子”的舆论。
正月初三晚上，大军行至汴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本来“救兵如救火”，火上眉梢，刻不容缓；可是，军队却破例地就地宿营，军帐就设在镇上的东岳庙里。当夜，军中部将在赵匡胤的胞弟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的策动下，集结于军帐之外，声言要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同时，将拥立、兵变事宜，派人飞马驰报赵匡胤的亲信、重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警戒京师，里应外合。帐内的赵匡胤，装作酒醉未醒，慢腾腾地起床坐帐，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众将官一齐拥入厅堂，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一齐跪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一年，赵匡胤三十四岁。
按说，如果北汉与契丹确实要发兵进犯，那么，赵匡胤登极之后，当务之急，应该是出兵迎敌，或者派人出面斡旋。可是，朝廷内外，竟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过是一阵西北风刮起，一夜过去，平安无事。在尔后编纂的《辽史》中，也没有关于启兵南侵的记载。清代诗人查慎行写过这样一首七言律诗：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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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3）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
通篇都是围绕着赵匡胤来作文章。首联说，五代时的梁、晋、汉、周与北宋，皆以汴梁为都城；当其时也，篡权攘位，频频发生，都是打着“禅让”的旗号来进行的。“轻”，言其易也，即轻易地就实现了朝代更迭。
颔联，说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在他的亲哥哥身上打主意，篡位、谋弑，根本无道义可言；倒赶不上篡唐自立的后梁朱温，还有个大义凛然的哥哥。朱温的哥哥朱全昱，带着几分醉意，大声责骂朱温：“朱三！你凭什么无故灭掉李唐王朝的三百年社稷，称王称朕？”
颈联，说那些改朝换代的篡夺者，包括赵匡胤在内，都曾经担任过前朝的领兵将帅，最后以异姓称王。他们因时乘势，作为胜利者，忽然间都成了英雄。话语中，流露出不屑之意。
尾联，千里来龙，到此结穴。明确指出，“陈桥兵变”完全是一次预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夺活动。“一着黄袍遂罢兵”，是立论的根据。
今天，我们看来，当时发动这场武装政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古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周世宗原是一位颇得民心与军心的英主，即使他不在了，靠着“遗泽”，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而且，当时汴京城内，后周王朝还有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几个方镇的节度使也并未甘心顺从，直到赵匡胤称帝后，有的仍然拒绝受封，有的还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只是由于赵匡胤吸纳了当年郭威发动政变的成功经验，举事后，对于后周皇室实行了优待政策，尤其是对于前朝文武官员，一律照常信用，就连宰相府也还是原班人马，各就其位。这样，就最大限度地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得这场异姓称王、改朝换代的大变动，得以比较平静、安稳地收场。
一场武装政变，竟然兵不血刃，甚至刀光剑影都没有见到，这在历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魏晋以来盛行的“禅让”方式，也要比这个复杂得多，险恶得多。何况，它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兵变夺权活动呢。至于《三字经》里那句话：“炎宋兴，受周禅”，这并非历史的真实，显然是蓄意加以粉饰。原因是此书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作为胜朝的文士，他又没有长着两个脑袋，怎敢不为尊者讳？
倒是赵匡胤自己，为了做给旁人看，在夺得帝位之后，又特意上演了一场“禅让”的把戏。颇像一对私通的男女，孩子已经出生了，再去补办一个“婚姻登记”手续，显得尤为可笑。
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一着妙棋
赵匡胤通过总结隋唐五代的经验教训，发现直接威胁皇权稳定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来自皇族自家，觊觎皇位的往往是那些强有力的龙子龙孙；二是藩镇割据势力；三是阉宦、母后、外戚；四是功臣、宿将、权贵。
在他看来，前三个方面，当时尚未形成足以动摇皇权的威慑力量；最具危险性的是功臣、权贵，特别是那些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领兵将帅。一个武人，因缘时会，一夜之间就皇袍加身，成了皇帝，像他这样，并不是第一个，经眼的已经有四起了。几十年间，就是这么过来的，军队要谁当皇帝，谁就能做。说来真是可怕！
那天，他就着这个问题，同赵普交换看法。他说：
“唐末以来，数十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八姓十二位君主。一些勋臣宿将不守本分，
攘夺帝位，以致争战无休无止，百姓困苦不堪。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社稷长治久安呢？”这里充分反映出他积怀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防止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的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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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4）
赵普的答复是：社会###的根源，在于武力对于政治的超强干预。藩镇权势太重，君
弱臣强，弱指难以驱使强臂，这是那些短命王朝的症结所在。根治的办法，就是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接着，赵普又进一步剖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五代皇帝多由夺位而来。这些夺位者，大多是节度使，而且多是由禁军将帅升迁的。节度使与禁军构成了直接危害皇权的两大权势集团。周世宗已经发现了这种危机，曾对禁军与方镇势力加以节制，但是，未能改变其作为武将拥立、夺权的工具这个性质。说到这儿，他就把话题直接转换为劝说太祖尽快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掌握禁军的兵权。
太祖认为，赵普对形势的分析很准确；但提到的这几个人，可与其他将领不同，他们一向忠心耿耿，是绝不会背叛的。
赵普说：“我并不是说，陛下这些结义兄弟会背叛您，其实，他们也不具备统御万方的才力。但是，如果他们手下的人，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要改朝换代，实行拥立，他们也没有办法加以制止。”
这一番话，可说到了太祖的心窝窝里，陈桥兵变的整个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连声说：“我懂了，我明白了。”他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认识到异已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他很怕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哪一天会“依样画葫芦”，再发动一场新的兵变。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事将领，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下决心要收揽兵权。
一天，太祖以议事为名，把结义诸兄弟召集到一起。到齐后，每人发给一匹马，并一弓、一剑，然后避开一切随从人员，带领他们私出，来到郊外一处密林中畅饮。大家无拘无束，喝得十分痛快。突然，太祖起身，说道：“此处别无外人，你们中哪一个要想当皇帝，方便得很，只要动手把我干掉，便做成了。”诸将帅顿时吓得冷汗渗出，酒意全消，一齐跪下，伏地求饶。太祖稍稍缓和了口气，说：“看来，你们都是真心让我当皇帝了。”众兄弟赶忙齐呼“万岁”。最后，太祖说：“你辈既然拥护我为天下主，今后，就要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实际上，这是一场“释兵权”的预演，也带有“打招呼”性质。
接着，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摆下了第二步棋：
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太祖显得十分亲热地说：
“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当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
“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可是部下贪心不足，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遭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说：
“臣下愚昧，未曾想到这一点，唯有陛下哀怜，请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
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人们都希图富贵，想要多积攒些钱财，自寻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何不解脱兵权，到外地去出守边镇，选择些良田美宅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置下永久能够保有的产业，再多蓄一些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乐享天年。朕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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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5）
听皇帝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省悟了，便连连叩头谢恩，第二天就以健康情况不佳为由，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太祖欣然同意，分别安置他们到外地任职，并给予很多的赏赐。唯有石守信兼任的职务如旧，但已不再握有兵权。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果真下令在京城为他们建造豪华的宅第，给他们以足量的薪金；并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共同结为姻亲。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把那些勋臣宿将手中的实权顺利收回，使节度使变成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与优厚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封疆大吏。而那些百战疆场的领兵将帅，也已厌倦了长期的战乱与宫廷的斗法，更乐得脱离政务，坐享清福，安富尊荣。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整个过程。历代削藩镇、夺兵权，都必然伴随着一场凶险、残酷的血腥搏斗，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明初的“靖难之役”，至今，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犹彰彰在人耳目。可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进行的削藩、收权，却能以和平方式达到预期目的。对于功臣，疑忌则有，荼毒却无，经赵匡胤之手，几乎没有杀过一个功臣，而且，“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作为一项祖宗家法传承下来。因而，赵宋王朝，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是残害大臣最少的朝代。后代史臣称赞“杯酒释兵权”，是“识时势，善割断，英主之雄略”。看来，宋太祖确是走了一着妙棋。
当然，真理哪怕越过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如果说，前代帝王之失，多在于专恣、横暴；而宋祖之失，则是防范过当，“惩羹吹齏”，以致丧失了抵抗能力。即以下面这些举措来说，有的可能利弊参半，有的则弊多利少，甚至纯粹属于失误。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太祖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兵权上收之后，把原来由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分解为几部分，最后连战前作战方案的制订，战中现场的指挥，都不能归属于同一个人。军权、政务，一切全都听命于皇帝。
到了宋太宗当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防范将帅外出作战不听君命约束，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机宜，交代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带兵者都不得擅加改变，自作主张。同时，还派遣宦官监军，部队一切动向，随时都向皇帝禀报。实际上，就是后来叶适所说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使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势将面对层层难以跨越的障碍，因而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作战的能力。且不说，整个武装力量削减得弱不堪击，厢军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即以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指挥体系来说，运转起来必然滞缓无比，还有什么效率之可言呢！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北宋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
一着怪棋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向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宋太祖除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当然，颂圣者代不乏人。那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他还有一首七律，由于曾被收进《水浒全传》中，传诵得更为广远：
赵匡胤下棋（6）
纷纷五代乱离间， 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 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 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些论断，都是过甚其辞的。当时的形势，哪像他讲的那么乐观！“太平无事”，更是无从谈起了。太祖刚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后来有所发展，整个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了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
当时，北方雄踞着先它五十余年立国的契丹，还有虎视眈眈的北汉；西面有日夕图谋东进的西夏；西南有坐险自大的后蜀；南面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特别是高梁河之役，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就因创死去。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开创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苟安的先河。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北宋覆亡，徽钦二帝被俘获到五国城。总之，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迄无宁岁，却是公认的事实。
怪就怪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权者竟会作出“外患不足畏，内忧深可惧也”的判断，确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略。
本来，开基创业的封建皇帝，立国之初，都是迷信武力的，像前代的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后世的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可说无一例外。而且，五代十国是武人的天下，赵匡胤正是在武人堆里混大的。奇怪的是，这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得了天下之后，竟然惧武如虎，憎武如仇，说来也有些难以理解。
赵匡胤出生于公元927年，其时正处在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际，当时，武将擅权篡位，一起接着一起，社会上盛行重武轻文的风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武将。生长在这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之中，自然养成这个“将门虎子”习武知兵、不畏强梁的性格。赵匡胤从小就练就一身精湛的武艺。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有络上笼头的烈马，那马狂突乱跳不止，尔后冲上了城墙斜道，将他从门框顶上撞将下来，观者都以为必将脑浆迸裂。不料，他却迅速站立起来，重新腾身上马，往复驰骋如初，使在场的人个个大感骇异，惊为神人。
五代的后汉有一位禁军统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笔），顶什么用！”许多人都奉为至理。可是，赵匡胤却另有所见，大不以为然。尽管武力曾经帮助他完成了由普通一兵到禁军统帅直到位登九五的宏图伟业，但他并没有把武力神圣化、绝对化。他的观点，与前代帝王所达成共识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有些相似，但又进了一步。
说来也怪，本来，赵匡胤识字不多，而且半生戎马，是无暇专门研究学问的；可是，对于读书、治学却一向极端重视，即使在行军途中，也左经右史，手不释卷。一旦得知哪里有奇书异史，他会不惜重金购得。还在随同周世宗征讨南唐时，曾有人向皇帝揭发他掠夺了大量财宝，装了几车。世宗当即派人搜查，结果发现，除了几千卷图书，再没有其他财物。
太祖初登大宝，年号叫做“建隆”，四年之后，改为乾德。对这个年号，他是很欣赏的，宰相赵普也跟着说好，还列举了许多实事，说明使用这个年号乃是圣上英明之举。不料，却遭到了翰林学士卢多逊的耻笑：“好倒是好。不过，四十几年前，前蜀王衍就曾用过这个年号，当然，时间很短，几个月过去便覆亡了。” 太祖听了大吃一惊，赶忙找人去查，果然不错。怎么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晦气”的货色？当即又羞又恼，一口气没处出，就把赵普叫过来训斥一顿，叫他向卢多逊看齐，抓紧时间读书。最后，还留下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匡胤下棋（7）
这些，都为宋朝立国之初奉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方略提供了依据。
一着败棋
当然，宋初“重文轻武”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防备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夺权。
说是“轻武”，其实质恰恰是“重武”，也就是过于看重武力的作用了，以致言兵色变，带上了一种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思路，即抑制武力因素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超强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
于是，便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而转向大量提拔、重用那些没有跋扈资本、也缺乏造反能力、又比较驯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制度的确立与推行，特别是科举考试制成为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军功贵族、豪强世家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宋史》记载，太宗时代，功勋卓著、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而文官队伍的作用则日益提升，逐渐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论者以十五字概括之：“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
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致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焉能翻起大浪？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至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广大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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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8）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正是这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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