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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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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房价的涨跌从来是“供”与“求”此消彼长的结果。上述因素所共同推动的强劲需求显然不是杭州楼价一骑绝尘的全部答案。一份来自官方的对比分析报告说，1997—2001年的五年间，尽管杭州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幅超过了一倍，但仍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品房总量不足的背后是土地供给的不足。
1997年下半年，出于为国企改革服务的初衷，杭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组建了土地储备中心，对土地实行统购统销、招标拍卖。此后，其内涵不断拓展，实际上成为全部城市土地的蓄水池。从一开始，杭州市官方就坚持“非饱和土地供应、有计划出让、保持卖方市场”的策略，即让市场始终处于饥渴状态，以限制土地供应营造房地产市场的供不应求。我们不妨将杭州市历年出让的房地产用地不完全统计量开列如下：
1998年：2200亩。
1999年：492亩。
2000年：2000亩。
2001年：2033亩。
2002年：2300亩。
2003年及2004年，在房价飙升的巨大压力下，放地量才分别增长到3512亩和4500亩。
土地投放的不足直接体现为地价的飞涨。《南方周末》一篇关于杭州地价的报道曾记录了这样一则生动的故事。2001年，两名温州人参与竞拍杭州滨江区两幅100亩左右的地块，最后分别以280万元/亩和200万元/亩成交。这对于杭州市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因为2000年滨江区的平均地价不过80万元/亩。但成交后，两名温州人因受到同行的一致质疑而丧失了自信，以致不敢付地款，赔了几百万元保证金，就打道回府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仅仅第二年，滨江区的平均地价竟涨到了400万元/亩。而在此前后的2001年，与西湖遥遥相望的著名百年老厂都锦生地块，更是拍出了1800万元/亩的“宇宙价”。
房地产界有一个通行的算法，一般地价上涨1倍，房价就会随之上涨0。5倍。但认知也不尽相同。直到现在，杭州仍流传着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令人犯晕的问答题：到底是地价上涨拉动了房价，还是房价上涨拉动了地价？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的确是一个事关谁来承担责任的大是大非问题。
实际上，需求强劲加上从土地到商品房的供给不足，导致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又会反过来加剧需求恐慌及土地昂贵，房价是受制于包括地价在内诸多要素的一果多因。说白了，逻辑关系就这么简单。
房地产市场诸要素中，唯有土地与土地价格直接受到政府掌控。于是，当房价和百姓怨言一起飞涨的时候，政府必然背负起巨大的压力。杭州市政府一系列旨在缓解房价的“房产新政”正是因压力而生。
2003年8月16日，时任杭州市市长的茅临生通过市民邮箱，发出了一封题为“让杭州市民居者有其屋”的公开信。这封长达万言、娓娓道来的信件可以理解为杭州官方关于杭州楼市对全体市民尤其是怨气甚重的底层市民给出的一个全面的说法。
一个月后的9月15日，杭州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房产新政”初步定局。当年11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俗称“房产新政八大条”：一、近年内确保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低于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50％；二、经济适用房5年后才允许上市；三、经济适用房加强管理，改革摇号办法，采用摇号轮候制，中小户型应占大部分；四、对房地产交易（本市居民为改善住房条件的买卖行为除外）征收20％税率的个人所得税；五、允许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申请自建或通过土地置换取得经济适用房；六、建设一批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租赁公寓；七、建立房地产信息体系；八、尽快落实住房补贴政策。
“八大条”中，最引人瞩目、引发的震荡也最为剧烈的当属“征收20％的房地产交易个人所得税”。这一于2004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条款准确行文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出售自有房屋取得的所得应在现已开征综合税、印花税的基础上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其剑锋所指，显然是试图以压缩获利空间限制炒房行为。有媒体直接将之称作“限炒令”。
此令一出，溅起三尺波澜，叫好者、怀疑者、观望者众说纷纭。但一切还得看结果。据21世纪不动产营销机构调查测算，“房产新政”出台后的2004年1—5月中旬，杭州二手房价格仍呈上升趋势，涨幅约在25％—30％之间。当年5月15日揭幕的浙江省第十一届房地产博览会上，杭州商品房均价升至每平方米6951元，与上年同比增幅为26。9％，“绿城·深蓝广场”报出的期房价竟达每平方米18000元。
在炒家云集的杭州二手房市场，甚至出现了令“房产新政”叫好者大跌眼镜的一幕：二手房挂牌招贴上，纷纷标注“净价”二字的特别说明，意即此挂牌价为净收入，20％的交易个人所得税将由买方承担。业界人士评点说，在杭州楼市仍属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期，人数庞大的买房队伍除了忍痛吞下这枚苦果，并无多少话语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炒房者将获利空间的压力顺势推给了政府本想援手解救的买房者，这样的败局肯定是“房产新政”所始料未及的。杭州的一家知名媒体就此打出颇有些无奈的黑体标题：“房产新政‘八大条’撼杭州楼市———难难难！”
有温州炒房者“兴风作浪”的不止杭州一地，遭受巨大压力的也不止杭州政府。几乎与此同时，在楼市热土长三角地区，类似的“房产新政”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出台：
———2004年3月24日，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召开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从4月1日起正式实施《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杀手锏有：一、购房实名制。认购商品房时购房者或其代理人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二、期房限转。已办理了预售登记的商品房在未交付使用及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之前不得转让。三、 公示商品房房源信息，等等。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明确通过行政手段防止房地产市场炒作尤其是期房炒作行为最完善的一部实施细则。如果将“杭州新政”称作“限炒令”的话，“南京新政”则升级为“禁炒令”。
———2004年3月30日，上海市开始实施《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和登记办法》。4月26日，上海“期房限转”政策正式启动。根据该政策的规定，当年6月1日起，期房“限转”进一步收紧为期房“禁转”。
由温州购房团光顾最为频繁的长三角城市率先发端的“房产新政”显露出几方面的共同特征：都以房产交易环节为施政重点；都将切实遏制房地产炒作行为，缓解住宅供不应求、房价持续上涨现状作为公开阐明的诉求目的；在政策出台前后都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反复传播以推波助澜。据此，大批媒体在报道中纷纷把“房产新政”明确解读为政府运用“行政及市场经济的有力手段”，围堵、封杀以温州投机资本为代表的炒房力量。而相关政府部门对这类解读往往给予了默认或间接的认同。
对炒房痛下杀手的“迟到雷声”已隆隆作响，但恰如我们此前所叙述的杭州发生的事实，各地“房产新政”留下的也就只是隆隆的雷声：通过亲朋好友，你会很容易搞到不止一份的“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在房产中介的“大力配合”下，只要手里捏着房子的炒家与买方同时签订订金合同及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等炒家拿到房屋产权证（俗称小产证）后再办理二手房交易手续，“期房限转”就被架空……
然而，不管怎么说，雷声毕竟响起来了。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颇有怨气的人都清楚地听到了隆隆的雷声。
至于这“雷声”的价值，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言论作了这样的点评———
杭州的“二手房交易税”已经在实践中濒临破产，它就像根傻乎乎的木桩，站在资本涌向楼市的路上，只需一绕，即不复存在。南京、上海所谓“禁炒令”的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老实说，我很怀疑在市场巨手的阴影下，一纸禁令究竟能有多大的魔力。给炒房冠以“恶意”是可笑的，谁见过“善意”的炒房？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追逐利润是其本性，就像人要喝水，再自然不过。
其实，我倒更看中“禁炒令”背后的象征意义。这个令、那个令的背后是政府的一种姿态，政府觉得总得做点什么———房价高涨，温州炒房团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被推到了前台，都是温州人的错。说穿了，房价高涨的既得利益联盟中，所谓“温州炒房团”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谓的“限炒”、“禁炒”仅是扬汤止沸罢了。至于釜底要抽的那根最关键的“薪”之一，是政府手中的地。
麻烦的是，政府似乎另有自己的想法。
城市经营谜思
就世界范围而言，城市经营———或称经营城市———早已有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威尼斯等地就开始了其城市经营的百年历程。城市经营理念也有漫长的历史积淀，美国的“市长经理制”和“城市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欧洲推行的“企业家城市管理（Entrepreneurial Local Management）”等都属不同程度地延续这一理念的实践。
在中国，城市经营成为地方政府的时尚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什么是城市经营？学者将之概括为：城市政府运用市场手段对城市的各类资源、资产进行资本化运作与管理，以市场机制来调控城市发展目标与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经济活动。还有一位曾任东北某市市长的著名官员干脆将城市经营解释为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并增值。
从传统的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衍变为“城市经营”，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胜利。问题是，城市怎么经营？换句话说，还是一个政府怎么办的问题。
既然要经营而且要增值，政府手中就得有钱。这如同农民想养一只会生蛋的鸡手中就必须有把米的道理一样。那么“米”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只需抬眼四处张望———城市里能归政府操作的什么东西最值钱？不是满街乱跑的人，更不是嗷嗷待哺的国有企业，而是你脚下的土地。
因土地而权倾一时的温州外逃贪官杨秀珠有两句名言：“土地是政府的第二收入”、“规划指标就是钱”。话虽粗俗了些，却颇具穿透力。这些年在许多地方，无数官员正是将内涵丰富的经营城市直截了当地理解为“经营土地”。
对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土地的收益所得，比一年一度的税收预算表更有诱惑力：数额巨大，获取便利，几乎无需付出成本。在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安排下，直接的土地买卖所产生的收益原本均属国家利益。但广泛推行的土地储备制度，却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供应商，这就为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地方政府化提供了合理的冲动与可能。
土地利益的最大化有两种路径：一是政府将手中的土地卖出更高的价钱，二是通过在土地之上的经营活动———主要就是房地产开发———实现再次增值。两者可以说是彼此互动，唇亡齿寒。利益的趋近性，自然就在城市土地经营中埋下了隐患。
这种隐患是现实存在的，对部分城市公民而言已经上演为灭顶之灾。
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一翁姓中年男子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由于可以推想的原因，一向以“勇敢”而自傲的南京媒体对这一事件保持了集体沉默。传播的极不充分，致使事件真相的一些细节至今仍混沌不清。我们能够查找到的最真切的记录来自上海《东方早报》。这份当时创刊仅一个多月的年轻媒体以“冷静的社会观察者”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不该被淡忘的历史残片———
【拆迁户述：断水停电 连哄带骗】
当地居民们说，8月20日以后，野蛮拆迁就开始了。因为有关部门要求在8月31日前完成这一片的拆迁任务，而到8月20日，还有二三十户人家没有搬走。虽然从８月初开始，这一地区就断水停电，但希望得到更多拆迁补偿的不少拆迁户还是不肯搬走。
据翁的一位邻居讲，8月22日中午12时许，翁外出办事，有拆迁办工作人员前来找翁的妻子，希望她到拆迁办谈谈房子拆迁的问题。翁妻离开房子以后，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拆迁得以“顺利”实施。也有邻居讲，翁和翁的妻子当日中午都不在家，拆迁办工作人员谎称拆迁一事已经和翁谈妥，将翁的父亲和小孩骗出房子，实施了拆迁。
翁返回后发现“家”已剩断墙残瓦，愤怒得近乎失控的他遂赶到离家不到500米的拆迁办。惨剧随后发生，大概时间是当天中午１时30分到３时之间。在拆迁办公室里，翁点燃了打火机，共有７名在场的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一个叫谢彪的工作人员伤势较严重。有居民说，翁本来想和拆迁办的一个负责人“同归于尽”，被谢彪阻拦了。而谢是拆迁办聘用的临时工，指挥过多起野蛮拆迁，每天的酬劳100元，“很厉害”。
一位目击者说，虽然伤势最重，但翁是最后一个被抬出来的人。
翁自焚后第二天，邓府巷拆迁办为翁的家人安排了一套中套住房，作为拆迁过渡。但翁的家人拒绝前往。有知情人士透露，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已于自焚当晚死亡。翁的妻子曾在8月23日下午被安排到翁所在的医院探望，但只被允许在窗外看了一下，她无法确定病床上的是不是翁本人，是死还是活。
【拆迁补偿：标准过低 依据不足】
翁的一个邻居透露，翁希望最终的拆迁补偿款能达到14万元，而拆迁办只答应补偿12。5万元，有1。5万元的差距。
在场的很多拆迁户说，南京目前执行的补偿标准过低，而邓府巷拆迁户住房面积普遍较小，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以每平方米3750元左右的标准，总补偿款也仅10万元左右，想买一套二手房都很难。不少拆迁户又没有稳定收入，无法到银行贷款，“即使贷了款也还不起”。
居民们认为《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中很多条款均严重地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一位拆迁户悲愤地问：“我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这里的房子盖好后得卖多少钱？3750元就把我们打发了！”
资料显示，邓府巷西地块拆迁工程是南京闹市区———新街口片区旧城改造面积最大的地块，土地级别为一级。据南京当地媒体早些时候报道，“建设后的邓府巷将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集商贸、休闲和娱乐为一体”。邓府巷附近一处在售楼盘的工作人员确认，他们的销售均价已经超过了7000元。
痛，莫过于家破，其痛无比。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统计，近几年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申述信增幅惊人，2003年1月至南京翁姓男子自焚的8月底，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上年同期猛增50％，上访人数5360人次，飙升47％。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拆迁之痛都默默无闻。但“闻名”全国的拆迁恶性事件仍屡屡再现，虽然没有一位被拆迁者愿意以此“出名”。
———2003年9月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人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突然朝身上泼汽油自焚，被执勤警方迅速扑灭，朱正亮烧伤面积为20％。经查，朱正亮是原青阳县家具厂下岗职工，旧城改造的“钉子户”，自焚原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
———2004年4月30日，沈阳市和平区南四马路30号楼3单元2楼2号55岁的拆迁户董国明由于“认为房间面积计算有问题”，拒绝搬迁，他家房门从当日起被拆迁公司从外面用射钉枪钉死。在摇摇欲坠、断水断电的楼房内靠方便面、咸菜和土豆生活了27天后，经中央电视台报道，5月26日上午，董家房门终于被打开。
———2004年5月，湖南郴州嘉禾县涉及数百家庭生死命运的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全面爆发。此次，当地官员公开为开发商冲锋陷阵，该县政府的136号文件使出了“株连九族”的铁腕：凡亲属中有拆迁户的公职人员必须“听党的话”，保证拆迁如期进行，否则将被停发工资、开除或流放到边远地区。为“划清界限”，父亲是拆迁户的28岁的李小春及姐姐李红梅同日分别与身为公职人员的丈夫离婚。这一震动全国的事件直接推动了当年6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叫停“野蛮拆迁”的专项通知。
此起彼伏的拆迁事件背后真正的撬动点是巨大的利益博弈。政府无疑是公共行为规则和公共利益的监护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从极为短视的“城市经营”理念出发，利用自己在土地市场上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的天然身份优势，已经由“公共利益的监护人”情不自禁地滑向公共利益的牟取者。“政府公司化”必然带来的最为浓重的阴影，是公共利益分配规则的紊乱。
这种紊乱在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体现，是所谓经济适用房的适用导向的无序与公平的偏失。
2004年5月15日，杭州第12次经济适用房电脑摇号在浙江世贸中心举行。黑压压的人群中闪现着充满焦虑的目光，但绝大多数人焦虑的结果还是焦虑：本次摇号预登记者达3937人，房源只有646套。据统计，自1999年后，杭州累计发出经济适用房准购证6万多张，而12次摇号推出的房子仅8890套（不包括专项用房），僧多粥少，更多的人连米粒都没有看到。
按照政策定义，经济适用房即面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实行政府定价的微利普通商品房，带有社会保障性，是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对平衡的重要杠杆。目前，经济适用房面临的窘境表象是供给总量不足，而另一暗潮涌动的问题是，谁瓜分了这块因房价飞涨显得愈加价廉物美的蛋糕？
就在杭州市第12次经济适用房电脑摇号摇得人心力交瘁的前后，我们从当地媒体上同时看到了这样几则与经济适用房有关的消息：在新交付的经济适用房东新园小区，有70多套房子被房主出租营利；城东某小区经济适用房最集中的几栋楼中，车库的销售率竟达80％，甚至不乏奔驰、宝马等豪华房车；与此同时，杭州市30名“海归人士”首次不经摇号申购到了经济适用房，其具体对象为持中国护照，在国外获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回国后取得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留学人员等。
2004年5月13日，全国首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焦点是严格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及提高购买者准入门槛。6月1日，杭州市宣布暂停办理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并对存量的5万多张准购证进行清理，目的是“使有限的经济适用房向真正的中低收入家庭倾斜”。而由北京中国社会调查所随即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69％的公众相信，《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实施，能够有效遏制当前经济适用房销售中实际存在的“劫贫济富”现象。
遏制“劫贫济富”决不仅仅是69％的北京民众的美好愿望，也不应该仅仅止步于经济适用房的利益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愿望的提出本身就浸透了悲情与苍凉。在这场由中国房地产业狂飙突进所引发的财富大地震中，温州炒房者只是先行一步，按照游戏规则争得一瓢一饮。他们既没有“劫贫济富”的动机，也没有“劫贫济富”的垄断性权力。
一切，都将最终取决于政府怎么办。
“温州原罪”的价值
温州炒房团一直是温州地方政府左躲右闪的话题。但既然是因温州而起的热门话题，躲是肯定躲不过的。
2004年5月27日，温州市市长刘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讲的炒房团，我不叫它炒房团，而应该是房地产的经营。
小心翼翼地辩解，音量也算不上慷慨激昂。事实上，20多年来早已习惯于被怀疑和被质问的温州人一向是小心翼翼的。
这种小心翼翼或无奈的低调，很大程度上缘于温州及温州人至今仍未洗净的“原罪”。
所谓原罪本是基督教的特定名词，指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破坏了人与神最初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由于人类的始祖有罪，所以其儿女生来也有罪。在市场经济大行于天下的中国，“原罪”的现实内涵则已衍生为在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群体的财富路径的普遍灰色。这一概念的浮出水面，最早是在2002年12月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张维迎针对中央政府加大富人纳税监管力度的举措，提出能否一揽子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考虑实行税收特免，即从现在开始立足未来，既往不咎。另一位被划入“新左派”的学者卢周来将之贴切地称为“零点方案”。2004年初，来自河北的一份“一号文件”把“原罪说”推向了高潮。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摇篮、自由经济的圣地麦加，随便抓一把就能捞出仨老板的温州，无疑是“原罪”最为深重的所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温州印象可以用几个字概括：“黑”———靠走私起家，“黄”———贩卖淫秽书刊录像带赚钱，“白”———有了几个臭钱就满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温州”等于“瘟州”，五毒俱全，罄竹难书。末了，再背上一个意识形态的十字架：资本主义的温床。虽然，温州人不断地自慰：20年了，都过去了，悬着的一颗心也该落地了。然而，现实一再无情地敲打着他们，是猴子，就永远会有一条难以进化的小尾巴。在中国民众的群体性潜意识中，有钱的好像还比自己聪明的温州人至今仍让人爱恨交加。
不幸的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温州人又偏偏在一个“不恰当”的当口蹩进了冉冉升起的中国楼市，往自己已经鼓胀得令人妒忌的荷包里大把大把地添砖加瓦。终于，报应来了。当公众的怨声随着房价一起飞涨的时候，温州及温州人“原罪”的新价值被再一次发掘出来：炒作房价、牟取暴利，除了屁股不干净的温州人还有谁能干出此等不良行为？前有犯罪案底，后又人赃俱获，横说竖说都假不了。恰恰温州和温州人本身是最吸引眼球的传奇猛料，于是，“罪恶的故事”不胫而走、四处飞扬。
如果说楼市有泡沫，温州炒房团就是批量生产泡沫的元凶。口诛笔伐间，楼市究竟有没有泡沫，泡沫忧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似乎已不再重要。还有更妙的。当批判进入第二阶段时，又有权威人士说话了，其实温州炒房团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掀不起多少风浪，泡沫不是温州人想吹就吹得起来的。这番话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中国楼市没有泡沫，十分健康，该买房的平民百姓们还得抓紧买。温州人差不多成了一帖膏药，哪里不爽往哪贴，而且，价格很便宜。
上下左右已被炒掉了一层皮，有“原罪”的温州人的价值应该被榨取得所剩无几了。但且慢，温州人浑身都是宝，不信就试试。
2004年7月10日，首届中国城市土地运营博览会在深圳召开。据说，地博会是迄今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涉及土地与资本最多、国内外投资开发商最广泛参与的一次土地市场化运营的盛会，共同构筑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土地与资本对接的现实市场平台。
多么激动人心的盛会。还有更激动人心的。地博会开幕前一个月，深圳一家著名媒体突然惊爆独家新闻称，来自民间的温州、潮汕、深莞、港澳四大投资会，将陈兵地博会，再掀房地产投资高潮！该报道对投资会作了如下精确的描述：由游走在中国地产界的数十亿民间资本组成，人数近万。其成员大多是对房地产投资有着精深理解和独到投资策略的“熟手”，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财富人士，同时得到了高层次专业咨询和顾问服务。他们不再是十几个亲戚、朋友组成“亲友团”、“购房团”式的低档“炒房一族”，而是理性的“投资一族”，是中国专职于房地产投资经营的大型精英团队，标志着房地产投资真正进入全国一体化时代。据悉，投资会已与地博会组委会频频接触，表达了强烈的购房渴望。
我们真应该为之欢呼了。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层次、更紧密的组织体系，作为昔日流寇般的温州炒房团的升级版、豪华版，此等阵容的投资会岂不掀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番风云？
极度亢奋之余，我们与“温州投资会”可能的相关各方进行了紧急联络，其结果却使我们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地博会组委会分管宣传的负责人：从未听说过此事，更谈不上曾与组委会“频频接触”了。
温州房产主管部门及曾经深度介入组织购房团的多位腕级人士：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最后，我们辗转连线深圳这家媒体的当事人：房地产投资会这个点子是大家一起聊出来的虚拟概念，至于眼下嘛……何必太当真啦。
一圈转下来，查无此人！基本上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泡沫。但这个泡沫的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谁说温州炒房团没戏了？他们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正准备再创一番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既如此，谁又敢唱衰中国楼市！
泡沫的特点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偏偏，这下一个主角又是有“原罪”的温州人。
浮躁为什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泡沫是超乎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异动，是有别于经济活动健康体温的高烧症状。对当下中国楼市来说，“泡沫论”与“非泡沫论”的声音一直针锋相对，此起彼伏。
在对比中，我们往往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为对比科学，以下数据均取自2003年度及同一发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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