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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蛴�来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时则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朱温弒帝篡国了。
　　显然唐朝出现种种问题是从唐中期的唐玄宗开始，因为军阀割据，宦官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一个历史时期。唐朝的宦官集团不再是简单的当权就满足了，他们还有了官员的身份。（这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抑制臣权的目的，开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力量。于是宦官开始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宦官队伍性质的变化在当时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入宫充当宦官，即被视为“入仕”。跟一般意义上的当官没什么俩样。很多宦官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把亲戚朋友一起邀请来当太监，居然形成了太监家族。而且唐朝的残疾人保障法也确实很完善，宦官的待遇跟普通士人官僚的是一样的。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正式成员。具有合法性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掌控政权、军权，并构建了自身的家族势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兼具君主家奴身份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姑且从宦官的家庭说起。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举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的爷爷曹节就是娶了老婆，收了义子，这才有后来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不过东汉时期的人并不认为宦官找老婆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在唐朝有一半的太监是有老婆的。很多五品以上的高级太监不但有老婆，有个三妻四妾也很常见。因为唐朝宦官势力大，娶的老婆很多都被封为诰命夫人。比如著名宦官仇士良的老婆胡氏就被封为鲁国夫人。
　　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可是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3）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亲族之间相互庇护，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杨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也是有许多要求的，而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重视门第。找所谓的“名家”、“盛族”，目的自然是拔高自己，希望得到社会公认。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一得恪守妇德，耐得住寂寞。潘金莲那样的就算了。省的面子没赚到反而赚个绿帽子。二得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当然是养子或者养女。三得长的漂亮，而且还得年轻。比如高力士的老婆脸蛋年纪就能跟杨贵妃一拼。
　　至于婚后，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也没什么差别；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由此看来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
　　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据史料显示，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不错，下一步，他们要把手伸向整个政局。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李辅国在唐玄宗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后因尽心侍奉太子李亨而成为太子的心腹。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在后安抚百姓，安土重迁的百姓们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太子遂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李辅国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安民心。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4）
肃宗取玄宗而代之是战时的需要。公元757年，唐玄宗回到了长安。起初过着无所事事但尚算自由的生活。肃宗与李辅国都怕玄宗复位，因此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对玄宗步步紧逼。先是把玄宗喜欢的三百匹马收回大半，仅留下十匹；然后强令玄宗迁到皇宫内宫，留下几个老弱病残之人伺候玄宗；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李辅国大权在握，天下大事几乎全决定于李辅国，朝臣所奏之事往往先经他手然后才告知肃宗。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还专门派几十人负责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不顺从的官员加以严厉打击。李辅国根据自己的好恶处治全国的讼案，并以皇意相标榜。地方上的节度使也是李辅国一手委派。李辅国权倾朝野，宰相及朝中大臣想见皇帝都须经过李辅国的安排，皇帝的诏书也需要李辅国的署名才能施行，群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李辅国出行时，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出于对李辅国嚣张权势的敬畏，宗室贵人也以“五郎”尊之，当时的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不耻李辅国的行为，宗室李岘多次对肃宗陈说李辅国的违例行径。肃宗虽有所警觉，但在李辅国的操纵下，还是把李岘贬官出京。一手遮天的李辅国企图做唐朝的第一位宦官宰相。此举遭到了宰相萧华的激烈反对。李辅国怀恨在心，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萧华，并威逼皇帝用自己的亲信元载取代了萧华的相位，最终将萧华逐出京城。
　　李辅国之所以为所欲为，还得益于与肃宗皇后张氏的勾结。张皇后与李辅国内外相应，控制政权。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显贵都是除之而后快。肃宗的次子建宁王李炎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广平王李豫，深得皇帝的欢心。心胸狭窄的张皇后与李辅国多次在皇帝面前中伤建宁王，诬蔑建宁王心怀不满，准备谋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诏赐死建宁王。
　　李辅国与张皇后的狼狈为奸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两个都想大权独揽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和平相处的。在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与张皇后终于在决定由谁继承大宝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李辅国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张皇后素与太子有隙，因而暗中策划越王继位，以便于自己将来继续插手政局。张皇后密谋杀掉太子，其阴谋被李辅国的同党发现，李辅国等首先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冲进皇宫，抓获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张皇后逃入重病中的肃宗寝宫，被李辅国抓住。肃宗因受到惊吓而当天死亡。李辅国趁此混乱时机，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者一并斩首。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是为唐代宗。
　　代宗上台后，因念其拥立之功，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李辅国气焰更加嚣张，他曾对代宗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实际上让代宗把军国大事都托付于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但由于李辅国掌握军权，代宗只得忍气吞声。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5）
宦官程元振对唐代宗也有拥立之功，但处处受到李辅国的压制，因而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此刻他见代宗已有除掉李辅国之心，便不断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状。代宗得程元振之助，陆续解除了李辅国的一些职务，最终把他逐出了朝廷。此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的刺客夜闯李宅杀死了李辅国，并将他的头颅扔到了粪坑里。这个欺压皇帝、无恶不作的“老奴”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李辅国死后，宦官程元振专权，其骄横情状较李辅国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德宗贞元年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就任左、右神策军中尉，从而把持了中央禁军的统帅权。以典掌禁军为基础，唐代后期宦官权焰日炽，并上演了一幕幕逼宫弑帝的丑剧。
　　俱文珍是唐德宗后期重用的宦官。公元805年德宗去世后，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唐顺宗继位。顺宗不甘心受制于宦官，他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试图通过改革克服德宗朝因宦官专权而造成的弊政。改革触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当朝权阉俱文珍联合其他宦官坚决反对。俱文珍先是想法让顺宗取消了王叔文进宫议事的权利，然后密谋把支持王叔文的唐顺宗逼下台。当时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俱文珍等宦官与李纯合谋，日夜聚集在顺宗周围，气势汹汹地逼其让位。身体本来很差的顺宗惧于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只得把军国大政交给太子。俱文珍还不满足，他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逼迫他们起草诏书，由太子即位，尊唐顺宗为太上皇。只做了七个月皇帝的唐顺宗就这样被俱文珍逼宫退位了。
　　太子李纯即位后，称唐宪宗。宪宗之前政府实权在宦官手中，也就没有产生政党的条件。然而到了唐玄宗时代就出现了姚崇、宋璟、李林甫、杨国忠这些人；唐代宗时代出现了元载、杨绾；唐德宗时代出现了崔佑甫、杨炎、卢杞、张延赏、李泌、陆贽等人。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都是有相当势力的人，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同时的宦官，如杨思勗、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白志贞、窦文场、霍仙鸣等，虽然也有一部分权力，但是只能牵制宰相行政，所以没能够取而代之。
　　从宪宗开始，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朝廷的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为执政而争权，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
　　唐宪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在继位后，开始对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使得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但宪宗的皇位是因为宦官获得的，所以一直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而宪宗自己也被宦官陈弘正杀害。
　　宪宗在位15年，唐穆宗李恒即位。在位期间荒于朝政，奢侈放纵，措施不当，导致河北三镇再度背叛，直到唐朝灭亡。朝廷内宦官权势日盛，官僚朋党斗争剧烈。使唐宪宗的“中兴”局面完全丧失。
　　穆宗在位4年，唐敬宗李湛即位。即位后，只知在后宫嬉戏，奢侈荒淫。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勾结权臣李逢吉，排斥异己，败坏纲纪。导致官府工匠突起暴动攻入宫廷的事件。后为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
　　敬宗在位2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文宗被宦官王守澄等拥立为帝。他在位期间，朝臣朋党相互倾轧，官员调动频繁，政权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杀，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后起用李训、郑注等人，铲除宦官失败，引发甘露之变。事后，文宗更被宦官钳制，抑郁病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6）
文宗在位9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武宗即位的过程，朝廷的情况跟文宗时代差不多。武宗最后死于仙丹中毒。
　　武宗在位6年，唐宣宗李忱即位。唐宣宗登基后，唐朝国势已很不景气，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农民起义，朝政*，官吏贪污，宦官专权，四夷不朝。唐宣宗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先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后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宣宗在位13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宣宗病死后，被宦官迎立为帝，懿宗是一个昏庸无能、奢侈无度的君主。他即位后，不思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政治十分*，藩镇割据重新兴起。他将唐宣宗中兴的果实损耗殆尽。此时唐朝已无可救药，病入膏肓，大*正在酝酿之中。当时赋税刻薄，百姓无法过日子，于是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起义。成为唐朝间接的亡国之君。
　　唐朝的风气，内重外轻。京城的官出外做官不过是都督刺史一类，宰相出外便只能做节度使、观察使等，都被视为降低官职调动。天下的人才一般都是集中在京城，但是京城并没有那么多的职位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才干，这样人才之间就出现了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就是君子与小人水火不能相容，既然水火不能相容，也就自然会导致相互间打压贬损，这时候如果遇到的不是一个明君，往往就是君子被排挤出局，而小人得到重用，小人得到重用后必然要报复，于是就成了党争之祸了。
　　唐朝的朋党与汉末的钩党是不一样的。汉末的钩党，它的主体是士君子，对立的一方是宦官。唐朝的朋党，则双方都是士大夫，确切的说是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斗争。所谓“朋党”，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本神鸟，凤飞而群鸟从；古时以五百家为一党，租税徭役利害相关，后来衍变为利害相关集团的代词。
　　自隋朝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最可气他们居然不屑同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为嫁人发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却见效甚微。连魏征、房玄龄等人也暗中与之结交通婚。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做法又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反对，于是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为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拉开了序幕。汉末的钩党，是因为房伯武与周仲进二人及其党羽互相讥讽，成熟于太学生之间相互标榜，所争夺的不过是意气，所担心的是国家大事。唐末的朋党，开始于牛僧孺、李宗闵之间互相倾轧，争吵不休，成熟是在钱徽、李宗闵被贬官之后，所争的不过是一时意气，所担心的不过是个人的名利得失。
　　汉代的钩党崇尚节义，钩党为的是扭转国家混乱的军面，就是在他们失败后，他们的节气操守还是被人们所尊崇的。而唐代的朋党却为了反对而反对，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争权夺势不顾国家安危，这是朋党之争的一大特点。党派之争使得朝政在根本上败坏，两党相争也使得宦官势力无法根除，相反，有的却与宦官勾结打击对方，即使到了黄巢起义，社稷危亡之际，大臣们依旧争权夺势，听凭唐朝从弥留走向死亡。以致酿成了五代的衰乱。概述其成立的原因，大概也就是一下三点：。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7）
一、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妒贤嫉能，贪恋高官厚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同党推荐到朝廷的重要位置，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即使与裴行俭、李敬玄没有任何过节，也不可能和他们平静地共处，就像冰炭不可能同炉、香草和臭草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君子和小人是不可能容许和对方同朝共事的。
　　二、穆宗皇帝昏庸无能，而敬宗荒淫无道，这些都不值得我们去说了。文宗号称是一国之君，然而他为人优柔寡断，无知人之明，对手下的正直的大臣经常怀疑；对于庸臣却能经常迁就他们；对于佞臣，又常常抱着试探之心。心中没有主见，便往往被小人所利用，反不如蜀汉后主明神宗的懦弱和昏庸，虽然明神宗昏庸懦弱、不问政事，但是他能做到用人不疑。这也正是裴度、李绛等人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为朝廷出力的原因。甘露之祸所以酿成也是因为这个。武宗即位后，开始重用始李德裕，节制宦官，扫平河朔，征服回鹘，安抚党项来节制吐蕃，使漠南漠北恢复了和平。收复了河陇的失地。唐武宗会昌年间，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会昌中兴”，又恢复唐盛时的迹象。可惜唐武宗早世。李德裕深陷“牛李党争”，被已经排斥。最后被贬到海南的崖州并且死在那里。从此唐朝再度衰落，河陇的失地虽然收回了担又很快失陷了。并且为宋朝初期的西夏之祸埋下了伏笔。朔方，河西，陇右等富庶的地方也突然退化。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直到清朝末年，这些地方还是汉人、蒙古人、回族人杂居的地方。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地域远在沿江沿海各省之下。
　　三，李德裕为人才高气劲，而不知道事理。功名心重、得失心重，却不知道反省。苏轼曾经评价贾谊说：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李德裕也是这样。孔子说过：不愿意被施加到自己身上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李德裕对李宗闵他们不能从自己出发理解和对待。以前西汉中叶的时候，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侍御史严延年曾经弹劾霍光专横。霍光也不认为他忤逆。牛僧孺李德裕的对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讨论国家的大事儿罢了。如果说的不对，也不用跟他们较真；如果他们说的对，就选择性的采用。不该怨恨啊，亦据己见论国事耳。使言而非。无足与校。使言而是。尽可采择以备选用。不当怨而不解。《春秋》对贤者常常责备，严格要求。按照这个要求来说李德裕父子言行是有缺失的。
　　有这三个原因，才使得唐朝中叶形成了党祸。其事迹首尾。下面将依次详细说明。
　　第二节　　矛盾开始
　　牛李结怨始于李吉甫。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接着家族的声望李吉甫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他的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当时名望显重。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李吉甫就拼接门荫人仕担任太常博士。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当时任宰相的李泌、窦参都很器重他，所以青年才俊李吉甫官升的很快。
　　不过到了后来，陆贽当了宰相，觉得李吉甫跟前任宰相走的太近，就把他贬为明州当官去了。这在封建社会是常有的事儿，也亏得李吉甫氏族出身，有荣辱不惊的气度。去了偏远山区照样努力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8）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
　　就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李吉甫却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也确实给他出了不少力。二人合作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即位，李吉甫二次入朝，一直在偏远山区工作远离政治中心的李吉甫被唐宪宗一眼看中，而后不断升官，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首次拜相。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藩镇军阀割据是早在宦官干政前的唐朝第一大毒瘤。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５７万，而边兵竟有４９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9）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