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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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范仲淹己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在北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份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可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而在当时站在范仲淹那边的人的大多很年青，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青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青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9）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0）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第三节　　　疯狂的舌头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说，但认为观念只是作为倾向或禀赋“潜在”于人心中，必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庆历三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欧阳修他们性格耿直，说话无所避讳，使朝中小人时刻感到不安。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1）
这个时候西夏的李元昊已向仁宗请和，这时李元昊已经很强大了，可宋朝还完全无视李元昊己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倒是急着要面子拿出一套方案来。
　　第一，削夺李元昊在宋朝的一切官职，但姓还给他保留着。宋史中一直称他为“赵元昊”；牢牢地把他钉在了家臣的身份上；
　　第二，立即关闭陕西、河东方面与西夏的榷场贸易，再不和他们作买卖；
　　第三，下令搜捕李元昊派来进入宋朝境内的探子，并且出到了抓到一人，赏钱十万贯的赏格；
　　第四，加强边境上的军事力量，派夏竦知永兴军（今西安）、范雍知延州（今延安），各兼任本部都部署，随时进入战争状态；
　　第五，派人追上返程的西夏使者，把李元昊带来的礼物同样退还……于是仁宗下诏召夏竦为枢密使。
　　夏竦出身将门，他的父亲夏承皓早年曾侍奉内廷，一个冬日的清早，夏承皓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个男婴，夏承皓没有孩子，便带回家抚养了，这个男婴就是夏竦。
　　夏竦后来长大了，靠诗文起家，又靠献词得宠于真宗皇帝，是不折不扣以诗文得宠的桂冠词人。
　　《宋史》上说：“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也就是说夏竦心眼子贼多，说起话来官冕堂皇，蒙骗了许多人。
　　夏竦的豪奢放纵是北宋一景。他出门时，要把两辆车马联起来，中间用所费数千两的锦帐相联，组成一辆超豪华房车，远胜劳斯莱斯。夏竦就躺在这温柔乡里招摇过世，显摆装阔。人们常说夏竦是个异人，睡觉时遍体寒冷，犹如死人，醒来时，必须要叫人把身体弄热才行，这其实都是夏竦的一个贵族生活习惯所造成的。每天清晨，夏竦都要喝上两碗石钟乳粥，这石钟乳粥是有毒的，大概是与魏晋人服药差不多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的清楚，服药之人，身体多是忽热忽冷，要“行散”才能解决痛苦。中国文人服药始于三国何晏，服的叫做“五石散”；主要由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调和而成。夏竦服的“石钟乳粥“可能和“五石散”差不太多，只不过一个算是鸦片，另一个可能就是海洛因了。
　　夏竦名声不佳，待人刻薄，一次他问门人，为何寇准豪奢似我，世人多称许，而独对我颇有微词？门人说，人家寇相爷当年在效外饮宴，见一卸任县令路过，尚能招来同饮，您老人家把出京入京的士大夫都得罪挖苦遍了，哪个能说你的好呀？夏竦默然，但是放纵仍如从前。
　　可惜呀，夏竦空谈凉州曲，却无经世大才。西夏崛起，边陲吃紧，夏竦“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徙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还，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进宣徽南院使”又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方大员，此刻夏竦这个只会空言的奸邪之徒便漏了馅了。夏竦初到边关，雄心万丈，发了榜文，声明“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乖乖！五百万贯呀，那《水游传》里的生辰纲好像也不过就十万贯吧，还能封王！夏子乔想以这小伎俩来羞辱元昊。那李元昊何许人也？轻描淡写，化解来招。无昊命人入城，故意遗箔于市，路人多有拾得，展开一看，上书：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二贯文！一传十，十传百，四方皆知，成为笑谈。夏竦这才看清楚了现实，李元昊不仅能打仗，更会开玩笑，是个全面型的对抗人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2）
就是这么个活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做起来就不行了。欧阳修他们就给仁宗上书，“疏上说夏竦在陕西时候非常怯懦，不肯为朝廷尽心尽力，而且喜欢用阴谋算计别人，为人奸邪。”中丞王拱辰也说：“夏竦经略西师，无功而返，现在这样的人也能进二府（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今后拿什么来激励世人呢！”仁宗无奈，只好罢免了夏竦枢密使一职，改由杜衍担任。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同年，仁宗下诏命韩琦、范仲淹回京，加封为枢密副使，不久，又让范仲淹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国子监直讲石介高兴地说：“这这是一大盛事啊。”于是创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诗中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指的就是夏竦。石介的老师国子监直讲孙复说：“石介因为这首诗一定会惹来祸端的。”范仲淹听到后也对韩琦说：“都是这样的鬼怪之辈要坏我们的大事了。”
　　范仲淹就职后，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向仁宗上十事疏，与富弼共同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史称庆历新政，宋朝第一次改革。
　　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侵犯了朝廷中一些小人的利益，因此导致了这些小人的强烈不满。仁宗听取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建议后，锐意求治，多次召集辅政大臣逐条对答天子的垂询。范仲淹文武全才，有宏大的气节，经常说：“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与富弼日夜谋划，打算改革朝廷的弊端。选台省中有作为的大臣为诸路转运使，罢黜监司中无能之人。新法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改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能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亩的数量。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要倒向富弼，便让自己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伊周”改成“伊霍”，并且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的草稿，然后将此事告知仁宗。仁宗虽然不相信，但是富弼和范仲淹心中都是恐惧不安。此时正好赶上契丹攻打西夏，于是富弼和范仲淹均上书朝廷请求去戍边。次年（庆历四年）六月，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富弼和范仲淹外调以后，石介心中也非常不安，于是也请求外调，仁宗任命他为濮州通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3）
同年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杜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范仲淹、富弼外任宣抚以后，攻击和打压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杜衍能为他们说话，因此朝廷的那些小人又纷纷嫉恨杜衍。
　　这个时候，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在进奏院工作，进奏院是一个文书中转机构，日常工作就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纸报废。由此，卖废纸便成了进奏院预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对于被邀请的客人，也要求他们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王益柔在这个宴会上作《傲歌》，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让人抓住了话柄。
　　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乐的*行为，并上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苏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小姐”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遭受牵连，被迫下台。王拱辰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往范仲淹身上泼脏水，他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庆历五年正月，杜衍被贬到兖州，范仲淹被贬到邠州，富弼被贬到郓州。韩琦上书请求朝廷不要让杜衍等外任，未予通报。琦乃请外。同年三月，韩琦贬到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书，称杜衍等都是有才能的人，不应该罢免或外放，结果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至此范仲淹所制定的磨勘、荫子及科举新法被全部停止。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4）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而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明晰。
　　第四节　　关于爹的问题
　　仁宗没有儿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赵曙即位。史称宋英宗。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进爵，宗师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5）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