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场迷信实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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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的飞雁只有从此关上才能飞过，故名“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底三关，咽喉全晋”。雁门关口共修筑了三道关门，关上雁楼一座。在第一道门上刻有“雁门关”三个大字。两边联文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均常年驻守雁门关。后人为其筑庙修阁。阎锡山行至李牧庙，在李牧像前点了三炷香，心中默祝李将军保佑自己重返山西，再掌大业。接着，又拜六郎阁。之后，到了关上，放眼望去，只见群峰拱峙，苍茫无际。猛然间，阎锡山想起古人“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想到自己今日败北，不由得一阵酸楚，禁不住接连叹了两口长气。
　　阎锡山在雁门关伤感了一阵之后，又上车继续北行。将近黄昏，车抵大同，因西来火车未到，阎令张培梅觅一栈房休息。时山西军队退至大同者甚多，大小栈房，几乎都被军队占据，门前都派兵把守。阎、张、李到了一个叫“连升客栈”的门前，打算进去找个房间，刚要往里走，守门的士兵见他们是买卖人模样，便大声骂道：“瞎了眼的狗东西，看不见这里住着军队么！快滚蛋！”
　　若是以往，这个士兵如此骂阎锡山，脑袋早就掉了，可今非昔比，阎锡山不敢暴露身份，三人只好忍气吞声地退了出来，阎对张培梅道：“这些狗东西，不知跟谁学的，如此厉害。”
　　三人无奈，只好又找了间极小的栈房歇息，栈房极其龌龊。阎也顾不得许多了。张培梅、李汝骧安排阎坐下休息后，李留下伺候阎，张培梅便到了火车站，经他打点，买通了站长，答应将阎等三人安排在火车头内。是夜，一辆从包头方向开来的货车到站。阎等三人上了这车的车头，车头内到处是黑煤。张、李扫了个空地，又取出了几张报纸，铺在上面，阎坐在了上面。就这样，经过一夜又半日的行程，阎总算秘密地到了天津。阎初住在南桂馨处。因阎、南之间略有嫌隙，阎心忐忑，颇不自安。到津的次日，即移他的妹丈薄以众家中。阎在薄家中住了数日，又移到了日租界秋山街１２号，这是一处有花园和洋楼的公馆，人皆呼为“张家花园”。
　　阎锡山到了天津的行踪，立即为戴笠所侦知，戴急把此情报告了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阎离河边来到天津之前，张学良曾派兵沿平绥、平汉两路详细搜查，因阎化装逃遁，张学良的苦心未达。蒋介石听罢戴笠报告，下令戴笠设法将阎干掉。因阎住在日租界内，一时不好下手，戴遂派人伺机，终因阎防范严谨，戴派的特务未能得手。戴的行踪，被阎所察觉，阎深感天津不安全，急令张培梅与日方联系，最后，由日方进行了安排。２１日晚，日船“武昌丸”停泊于法租界４号路的河岸。法租界的巡捕房也于当晚派暗探和巡捕２０人，在码头警戒保卫。阎的亲属和随从等于２２日零时３刻上了船。阎于１时４５分乘４３２０号敞篷汽车到达码头。３时，“武昌丸”起航直奔大连。
　　

“有锡则乱，无锡则安”
阎锡山于船上闭目端坐，半日不语，忽睁眼对其亲信、原第三集团军行营办公处处长梁航标说：“有我则乱，无我则安，我难道成了一害？”
　　梁不知其言之所指，乃唯唯，未敢置可否。阎这话中之意说的是甚呢？原来，１９２９年南京编遣会间，阎去了南京，休会期间，忽然心血来潮，到了无锡一游。阎等先看了东林书院，又泛舟五里湖上，游览了蠡园。阎对功成隐退、经商致富的范蠡和西施赞叹不已。言谈之间，看到西面一山突兀，甚为奇特。遂信口问道：“那是何山？”
　　向导答：“锡山。”
　　阎听了不解道：“既有锡山，贵县又何称无锡？”
　　向导答：“锡山原来有锡，所以叫锡山。也正是因为有锡，引得老百姓去采。一时之间，采锡者蜂拥而至，豪强占地霸产，引起了不断的械斗，常有人被打死，官府忙乱，百姓亦有苦难言。也不知什么时候，锡采完了，老百姓反到安定了，一派太平景象，后来，这县就改为无锡。我们无锡人有一句话，叫做‘有锡则民乱，无锡则民安’。所以，无锡人不以无锡为憾事。”
　　向导说到这儿时，突然想到游览者乃阎锡山，自己的话犯了忌，乃戛然而止。他想赔礼，又难以启口，尴尬懊悔，不知所措。阎听了，虽心中不快，却没有作声。今日兵败，自己逃难大连，不由反省自己。阎素来迷信，所以想到无锡之游时向导的话，他问得没头没脑，梁自然不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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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会水”的祖坟
阎锡山的处世哲学是“在存在中求生存”，“在缝隙中求生存”。对于山西统治地位的丢失，他自然不甘心，决心冒险返回山西，重掌大权。１９３１年８月５日，阎在４８岁生日间，花了４００元美钞包租了一架日本小飞机，偷偷地飞回了大同，途中，小飞机差点儿降在石家庄。阎此行，真是冒了生命之险。
　　阎到了河边老家后，第一件事是到祠堂拜祖先，又到祖坟地里焚香烧纸。阎氏墓地在河边村的西南角，四周有五条路交叉，这是阎的父亲阎书堂请有名的风水先生看的坟图。名为“五龙会水”之地。阎氏祠堂也建在这里。祠堂占地５亩，坐东向西，一进三院。祠堂大门南北两座中式木牌楼，油漆彩画。祭奠堂里，摆满阎氏祖先牌位，都有祖匣罩着，香炉供器为白锡铸成。北边小院的房间内，摆放着旌旗伞盖，都是红白喜事用品。花轿棺罩也为描龙绣凤，红漆招杆，真可谓“桃角红丝龙头穗，满面玻璃花花翠”。
　　阎到了五台家乡，蒋介石很快知晓，虽下令驱除，然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驱阎的事就停了下来。此后，阎又在蒋、汪、孙（科）、胡（汉民）的相斗之中，慢慢地站稳了脚步，当上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此为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９日之事。于是，蒋、阎又和好。到了１９３４年８月，蒋介石还偕夫人宋美龄到太原访问，并到了河边村拜见了阎老太爷，并给阎之父行鞠躬大礼。蒋为何去拜见阎之父，至今仍是个谜。而阎之父却于蒋向他鞠躬的第二年死了，人谓其福浅，经不住“皇帝”的大礼而折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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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改地名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晋绥的所有部队。然抗战不到一年，山西就被日军所占领。阎锡山遂带着第二战区的党政军要人，跑过了黄河西，先到了陕北洛川。阎原想驻在这里，忽然心血来潮，觉得“洛川”二字不好，“洛”与“落”为谐音，洛川即失败没落之意，而自己名为伯川，若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是“伯川”入“落川”，大将犯了地名。于是，阎以此地距红军较近为由，移到了宜川。其实宜川距红军更近。但宜川二字谐音好。宜乃适宜之意，宜川寓意为很适宜容纳自己这阎伯川。于是阎将司令部设在了宜川的秋林镇。阎为何选择秋林镇？这其中也有讲究。秋林镇在春秋时属秦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公子重耳避难于秦时曾住在这里，而阎西渡黄河也是避难，所以选择这里，想借古人的阴神保佑他。阎住秋林之后，又把秋林镇改名兴集，取兴旺之意，因秋林镇到了清代，屡遭兵灾，已半成废墟。
　　陕西为胡宗南所辖，阎等住宜川，终为寄人篱下，一年后，阎决定回河东，他要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抗日。１９４０年４月间，阎将战区司令部移往山西吉县南村坡。南村坡仅有数户人家，西濒黄河，东距吉县６０华里，坡下为黄河东岸小船窝渡口，壶口大瀑布距此不远。坡南正向为连绵的高山，重峦叠嶂。阎令人在山坡上挖了上千座窑洞。司令部各机关都住在窑洞中。阎又认为南村坡之谐音为难存伯，与己字伯川的“伯”音同，“难存伯”就是难存他阎伯川，他下令将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改为“克难城”，把１９４０年命名为“克难年”。阎还给各机关的窑洞起了名字并题了字。如“实干堂”、“乐干堂”、“利干堂”、“合谋堂”、“克难室”、“万能洞”、“种能洞”等，阎还写了一首诗，名曰《克难坡感怀》：
　　一角山城万里心，朝宗九曲孟门深。
　　俯仰天地无终极，愿把洪炉铸古今。
　　诗中的“洪炉”指的是甚？是阎在克难坡搞的“洪炉训练”。洪炉系指大的炼铁炉，洪炉训练就是要人们像矿石投入洪炉一样，进去时是矿石，出来的是钢水铁水。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冶炼，便成为阎长官忠实可信的人了。阎于１９４１年夏天在克难城召开了“洪炉进步讨论会”。并亲自为洪炉训练编写了《洪炉歌》，叫人谱了曲，令训练之人，每日必唱，其词为：
　　高山大歌，化日熏风。俯仰天地，何始何终。谋国不豫，人物皆空。克难洪炉，人才是宗。万能干部，陶冶其中。人格气节，革命先锋。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自动彻底，职务维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阎令人在克难坡驻地坐西向东的原有窑洞后边修了一座小八角亭，阎常来此游览，并题名为“望河亭”。并制了一副石刻长联，联文云：
　　裘带偶登临，看黄河澎湃，直下龙门，走石扬波，尽千古英雄人物；
　　风云莽辽阔，正胡马纵横，欲窥壶口，抽刀断水，复万里破碎河山。
　　横联为：“北天一柱”。日期为“民国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４２年）十月二十九日”。
　　阎于克难城中果然克难，其饭食很简单，时厨师私下笑说：“阎长官的饭是河边的馍馍大兴的糕，山药蛋烩菜把豆腐烧，莜麦麦壳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
　　阎的穿着也不讲究，布袜布鞋，常穿灰色斜纹或咔叽布制服。
　　阎于克难坡中一住５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
　　

阎锡山的相貌和遗嘱（1）
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任过阎锡山的秘书的李蓼源讲过阎锡山相貌和遗嘱的所见所闻，见闻是这样的：
　　有一年阎锡山过生日，宾客满座，阎很高兴。他对他的一个亲属说：“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说除袁慰亭（袁世凯）之外，在中国的伟人中，数我相貌最可贵了。”又说：“德国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肺部最好，足可活百岁以上。”阎话中之意，夸耀自己可以“富贵长命”。阎还常说自己是狮鼻阔口，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九五之相。阎常常把自己比作“革命领袖”，摆出一副革命领袖节俭的风度。阎豢养的奴才们恭维他“所奉甚俭”，这自是欺人之谈。但阎为人很善于弄虚作假。抗战时第二战区指挥机关设在黄河边的克难坡时，阎曾有意识地令各县组织了一批农民参观团，参观他的住室和生活起居。当时他故意做些山药蛋、小米饭之类的食物，让参观者看着他吃。这些受骗的农民在阎报记者的怂恿下，便替他大肆宣扬。其实阎的生活并不简朴，他有自己的“御膳房”（阎的侍卫们这样称呼），阎每饭虽未必山珍海味，但心之所欲，皆能想到吃到。阎连穿衣都很少自己动手，除其五堂妹阎慧卿经常代为系结纽之外，经常有侍从长张逢吉和侍从副官代为料理。一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扣子未扣，群众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作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这时张逢吉立即站在主席台前一角，自打嘴巴两下了事。
　　阎锡山有车不坐，有马不骑，而是骑毛驴。他认为毛驴擅长爬山，体低性驯，且好骑易扶。阎骑毛驴时，在毛驴左右经常有五六人扶持。而阎手也不持缰，脚也不踩镫，均由卫士伺候。时克难坡有句流行歇后语，叫做“阎长官骑驴——不负责任”。时有某外国记者在兴集见阎后，曾写通讯戏谑阎为“毛驴将军”。在阎锡山内部也有句俏皮话：“会长（阎兼同志会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阎锡山元配是五台建安村徐氏，阎与其感情很不好，后又娶大同徐兰森。徐兰森死于１９４７年。当时在太原大办丧事。阎曾作挽联，太原各报均予刊载。联文是：“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未尽身先逝；左无从，右无和，余缘未尽影空留。”联文中所说“上有老”，乃指当时其继母陈氏尚在。徐兰森生有５个儿子，即志恭、志宽、志信、志敏、志惠。前３子大多夭折和早亡。
　　阎锡山对人讲话常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人必须立功、立德、立言，做到三不朽，方不虚此生。”阎很自负，认为自己是中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为了军事上立言，他和当时手下大将孙楚、王靖国、杨爱源等，经常研究战法。阎在克难坡时，有几个月他每天口述什么“连本军队”，“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什么“左包抄，右迂回，中央突破”，什么“猛冲、猛打、猛追”，什么“活地雷、活炸弹”等一类名堂，着侍从参谋笔记。
　　阎还记有《思想日记》，记得都是他认为是“格言”之类的词句，例如“群众如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使群众尽为我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临渴掘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天要下雨，须赶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作甚务甚，作不好甚羞甚，做坏甚殉甚”等等。阎对这些语句非常欣赏，多令侍从秘书室徐庸若恭笔楷书记在一个本子上。有时他也用专印红格宣纸写些“格言”分赠他的僚属。
　　阎为表示自己高雅的儒将风度，偶尔也作些诗，而这些诗多让当时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宁超武（子高）代改。如《病中》诗这样写道：
　　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
　　此生尚有几多日？空食国禄已白头。
　　阎锡山在每年过春节（即正月初一）的早晨，即要秘书到他房中，为他口述“遗嘱”或修改去年所写“遗嘱”。这些“遗嘱”有遗致蒋介石的，有遗致山西他的部属的，有遗致儿孙的，还有所谓“国事”建议，也有给子孙的遗产分配计划。阎“遗嘱”的首句每年多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余已五十几矣……”这些“遗嘱”一向作为密件保存，直到他离开大陆逃到台湾，这些“遗嘱”才“得见天日”。
　　

阎锡山的相貌和遗嘱（2）
阎锡山听到了乌鸦叫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０日，阎锡山回到了太原，时数百人在车站迎接他。阎满面春风地回到了他的督军署。
　　阎到太原后办的第一件事，就下令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其所部与第六十一军共５个师１．７万人，从临汾、浮山、翼城向上党地区中共占领的地方大举推进，先后抢占了襄垣、潞城以及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地，意欲占领整个晋东南。时晋冀鲁豫八路军集结于太行、太岳和冀南的主力，在民兵的配合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援下，于９月１０日展开了自卫反击。首先收复屯留、长子、潞城、壶关４城。９月２０日，又合围了上党地区首府长治。接着，在老爷岭地区歼灭由太原来援之国民党第八十三、第二十三军等部。长治守敌待援无望，于１０月８日弃城向西突围。八路军紧追不舍。于１０月１２日在沁河以东将军岭、桃川地区歼灭逃敌主力，生擒史泽波。是役，八路军以３．１万人歼国民党１３个师３．５万多人，生俘国民党军长、师长以下将官２７人。
　　阎锡山得知上党之役失败的消息，十分惊恼，躺在床上，反省此役自己之错误。躺了半日，阎忽然找到了败因，他急唤随他半生的侍从张逢吉，问道：“我下令彭毓斌率部前往长治救援时，是不是有一大群乌鸦在院里树上大叫？”
　　张逢吉不明白阎的话之意，遂想了想说：“好像是有。”
　　阎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是没记错的，当时乌鸦乱叫着。乌鸦是祸鸟。常言说，‘乌鸦叫祸’，‘乌鸦叫，棺材到’。”言罢，阎跌足捶胸道：“我好糊涂哇，成群的乌鸦在我院的树上那么乱叫，我还派彭毓斌率兵去救援，没有救出史泽波不说，连增援的２万人都送给了共产党，我好糊涂哇！”阎说着，又想到他那损失的军队，心疼得打起了自己的嘴巴。
　　

阎锡山为自己写挽联
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内战遂起，到了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太原已面临解放。１月中旬的一天，阎锡山接待了几名来太原的外国记者。事先他让人在桌上摆了几个小瓶瓶，阎对外国记者说是毒药，他拍胸道：“我阎伯川誓与太原共存亡。太原不守，我喝下这些毒药自杀！”
　　外国记者对此纷纷拍照，并在国内外发消息。
　　３月，战争已神速地由太原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附近。阎终日神不守舍，坐卧不宁，暴躁不安，手内常拿一根木棍，不论亲信和部属，见人就想打，见人就想骂，除了关心机场安全外，其他事件，一律不愿多过问——此为阎３０多年来从未有过的。
　　阎见大势已去，却又不愿落下逃跑的名声，就让安排在南京政府内的贾景德，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一电。电文也是阎拟好的，为：
　　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印（３月２８日）。
　　李宗仁还真按阎之意发了电报，阎即将这电报念与高级将领，而后乘飞机逃离太原。是年６月，阎锡山就任了流亡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防部长。１２月，阎和陈立夫、朱家骅等１４人由成都起飞前往广州，由于阎锡山带了几十箱金条、银元，飞机超重，只得又返回成都机场，阎把随从赶下了飞机，金银仍带走了。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由于陈立夫等告阎“丢人不丢财”且财的来路不明，蒋不再信任阎，阎见蒋冷落自己，遂向蒋交了辞呈，至此，阎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阎抵台半年后，隐居于阳明山公馆里九邻８１号菁山草庐。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阎死于台湾。其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联文为：
　　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餐功夫；
　　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联为：“朽嗔化欲”。其另一副联文为：
　　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
　　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阎终年78岁，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1）
戴季陶，名良弼，又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891年1月6日）生，祖籍浙江，其先人入川经商，遂定居于广汉。
　　戴幼时读私塾，后考取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和四川客籍学堂高等科。1905年秋，转赴日本，于东京师范学校留学，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留日中国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戴由日本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日报》、《天铎报》主编，因发表言论激越的抨击清廷腐败的文章，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不久又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主编，并于此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的当年，戴回到上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晋见了孙中山。袁世凯篡权称帝，戴以“天仇”的笔名，著文揭露袁之劣迹。1912年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自此于孙先生身边工作，随孙先生奔走筹备“讨袁”。并曾衔孙先生之命，赴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行动。及至“二次革命”失败，戴再次流亡日本。于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孙中山返回上海，戴亦相随。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戴被任命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兼任了大元帅府秘书长。当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压迫下辞去大元帅职后，戴与孙中山一同到了上海。这期间，他与张静江多有交往。
　　“五四”运动间，戴以工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发表了不少文章，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共产党及共产党要人陈独秀等往来，且与陈独秀关系极为密切。陈对戴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因为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1920年，陈独秀提议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戴是陈提出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后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是“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读后倒吸一口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紧接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以戴季陶的住址为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与此同时，由陈独秀组织策划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具备雏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6月间，并明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绝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压抑。
　　上海共产党成立了，这使戴季陶感到害怕，他一个人就在编辑部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戴季陶在表示不参加后，遭到了大家的严厉批评。
　　戴也主张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古来有之，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必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也就在这期间，戴与蒋介石、陈果夫相熟，并和蒋、陈及张静江等人合伙设立了“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翌年，证券交易事业因资金和信用危机宣告失败。时孙中山仍意欲恢复广东，遂命戴入川对川军各部进行联络工作。戴乘船由上海驶往重庆，舟抵宜昌时，川中第一、第二军大战将起，戴闻知，如冷水浇头，自思公私前途，均无半点光明，便趁夜投江自杀，意欲了此一生，幸亏被渔人救起，方免不测。经此打击，戴对人生仕途，始觉淡漠，便开始信佛了。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2）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戴于先生病榻前得见先生签署的遗嘱。先生逝世后，戴便以国民党###和继承孙先生思想的理论家自居了。
　　戴与蒋介石于日本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极其笃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一直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高官显爵之位。从1931年起，戴多次主持全国高等考试，并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录取了不少国家栋梁之才。然蒋氏之用人之道是任人唯亲，因而，经戴考试所录取的人才，蒋氏起用提拔的寥寥。
　　戴平日长袍马褂，读古书，行古礼，然其却忌讳西人迷信的不吉利的“13”。此话从何说起呢？原来，在抗战前两年蒋介石破夔门入四川，戴也因此常至成都，后戴动念要在成都购买一所公馆。便找到了原刘文辉的副军长后任省参议会议长的向传义（育仁），戴与向交称莫逆。时向的家住少城槐树街，戴买公馆的首要条件，就是地址必须与向宅邻近。向传义很快即为戴在吉祥街觅得了一所中式结构的平房，地势宽敞，工料坚实，街名亦颇受听，尤为难得的是此处恰与槐树街向宅靠背，戴看后极为满意，当即买了下来。
　　不意此房门牌编为13号，这又使戴大为不快。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多把“13”这个数字视为不祥。但房子业经买定，万无弃置之理，最后决定废除13号牌，改以新1号门牌代之。
　　西方社会忌讳“13”这个数字。而在中国，“13”却是个吉祥数字。据《隋书》、《唐书》记载，皇帝临朝的时候，所穿朝服与大臣相同，区别之处在于皇帝的金带上有13环，以示尊贵。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郡，元明沿袭这一制度，一共设13省。于是民间口语“十三省”便成了全国的同义语。艺术方面与“13”有关的也很多。“十三弦”指的是筝，“十三徽”指的是琴。戏曲鼓词皮簧等唱词13个韵部称为“十三辙”。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昆腔著名艺人程长庚、张二奎等13人被誉为“同光十三绝”。此外，各地还有与“13”有关的轶闻趣事。陕西关中地区在举办喜庆宴席时，在上正菜之前先上5个肉碟子，4个菜碟子，4个干果碟子，称“十三花碟子”，喻喜庆吉祥之意。河南宝丰县的马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聚集鄂、皖、鲁、冀、豫等省民间说唱艺人亮艺卖书。旧时北京人爱养鸟，所饲养的百灵、画眉等仿其他鸟的叫声，最多的“叫口”为十三套。北京百年老店同仁堂制造的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散等13种中成药，誉满神州，号称“十三太保”。
　　闲话不讲，话转回头。戴季陶本来对国民党的政权寄与深切希望，然蒋介石在发迹后，其独揽党政军之大权，颐指气使，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对戴这样的国民党###，“数典忘祖”，若隐若离，渐趋冷淡。蒋氏的许多机密，戴均不得参与。戴对国民党颇多贡献，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历次易人，均与之无缘。南京政府选举总统时，虽然候选人中有他的名字，然不过是个摆设，凑凑数而已。戴的境遇，逐使他心寒，这些内情，均鲜为人知。
　　戴在仕途上的不快，使他更虔信佛教，他几乎每日参禅，念经，并加入了居士林。戴尤其崇拜谭嗣同，因谭嗣同亦虔诚佛教。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大义凛然，谓众人道：“我不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