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脉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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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崛起，迅速发展为近代都市。这一部分的讨论，将留在另一专章，此处不赘。
　　这次带来西潮的西方人士，主要以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最堪注意。19世纪时，由于西方列强已掌握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华南的劳力外移。例如，1819年开始由英人开发为商港的新加坡，其建设的劳力就以华人为主。据说每年由英船运去的华工即有七八千人之多。许多华人继续过去“下西洋”的传统，已在东南亚新兴商埠活动。这些华人是西方传教士最初接触的对象。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前来东方传教的第一站，即是新加坡。马礼逊在1813年即译成基督教《圣经》的《新约》部分，并于广州刻印两千部，流传于中国教众。1819年，他与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又译毕《旧约圣经》，即于马六甲印刷流传，是为中文《圣经》之始。马氏还编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出版于1823年，成为英、汉双语之间对译津梁的第一本著作），并按月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该刊是中文月刊，主要介绍西方事物及报道西人在东方的活动。后来他迁居澳门，开了中文的印刷出版单位，即后来香港的英华书院。凡此编撰及出版的书刊，均以中文读者为对象。当时中国官方还在查禁洋人刻书传教活动（例如1805年，清廷还因天主教教士及其华人信徒在北京私刻传教书籍，放逐了这些人），又严令各地查禁这类活动。是以马礼逊印行的书刊，当是在东南亚与澳门出版，并由华人带回中国，流传于民间。
　　在这些书刊作者中，有一位信教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曾撰写了传教文件《劝世良言》，即是根据马礼逊的书籍撰写。《劝世良言》当类似今日教会传教的“单张”与小册子，内容简单，无甚高论，却触发了太平天国历史。当时的洪秀全是一个落第的秀才，又值大病初愈，读了《劝世良言》后大为感动，与其友人冯云山在广西传播这一新信仰，不久遂在广西起事。太平天国（1851—1864）是中国历史上武装宗教活动之中规模数一数二者，历时十余年，占了南京，建都开国。在大乱中，中国死亡的人数高达数千万人，“东南处处有啼痕”所反映的是实况，绝不是文学词句。洪秀全不满于现实的儒家与皇权，当他读到梁发的文件，就有了这样一位无大不大的“上帝”足以成为他反叛皇权与传统思想的依据，再加上中国民间长久存在的素朴平均主义，遂触发洪秀全组织人间天国的狂热。洪秀全本人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教义，是以他拒绝由牧师施洗皈依，而自己以天父之子、耶稣之弟的身份领导革命。这一次西潮，触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实在是历史的吊诡。因为除了“天父之子”的口号外，太平天国革命的内涵，与中国历史上明教等启示性教派的革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平均主义”的部分，也只见于文字号召，并未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初起，西方教会人士一度大为###，但很快就知道这一运动其实与基督教无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2）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却在清朝统治者阶层间引发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林则徐当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第一人。他在处理禁烟事务时，已经了解西人船坚炮利非中国能及。因此，他在澳门购置火炮，架设于虎门炮台等要塞处，同时收购了数艘西方船只，加设武装，编入水师，巡弋粤海。这些措置在抵御英舰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是以英人在粤海不能得逞，不得不转帆北上，侵犯江苏。
　　林则徐还委托魏源等人，收集澳门等地可以找到的书刊，从中整理有关西方世界的讯息。这一努力，归结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乃是中文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地理与政情的第一本著作。魏源此书是中国近代史了解西方的开山之作，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从《海国图志》中汲取有关西方知识的。魏源以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在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也有其重要的贡献！更为具体的西方经验，则是曾左胡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逐渐采用西式枪械船只，更有戈登等人所谓的“常胜军”（雇佣的洋兵）完全用洋枪、洋炮、洋式练兵法，使湘淮军的领导者充分体会到西方军备的优越性。于是曾左等人设立了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等单位，附带还大量翻译了科技知识的书籍。凡此都是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落实为洋务政策。
　　进一步的洋务运动，则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军事设施外还致力于配套设施建设，例如电报、铁路、商船以及开矿炼钢等事。这些事业的鼓吹与参与筹划之士，有洋人为顾问，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人吸收新知的源泉，则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林乐知（YoungJohn　Allen，1836—1907）等这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在香港与上海编译出版了种种书刊，推动了中国这一波西潮的洪峰巨流。在这些书刊读物中，更堪注意者是他们致力于介绍西方政制、法律、历史与文化。由于他们与华人合作者的宏观视角，使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士方能从船坚炮利的实用境界提升到研究文化与制度方面，了解到中国与西方有巨大而深刻的差别。
　　这一波西潮，不仅在沿海通商口岸发生，随着传教活动深入内地，教会在许多内陆地区开设了学校与医院，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1832—1905）等人推动的“中华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运动，响应者不下十余个西方国家的“中华内地会”。他们的内地传教活动，将西潮推到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各处，其学校与医院的设立和运行对于中国内地感受西方影响不浅。
　　因此，19世纪中国门户开放，这一波西方影响，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与由此而兴起的前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1）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改革，也可说是一次革命。日本在野的社会精英夺得了政权，然后从上而下，主导了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组。这一剧烈的改革，却是牺牲不大。一般百姓是被动地进入新的状况，而改革的对象德川政权则已衰败，无法抵抗新兴势力夺取政权。然而，如此大事，参与者必须有强烈的志愿，方可冒险犯难，投身其中。
　　明治天皇即位时，日本已长期由幕府执政，天皇全无权力，徒拥虚衔而已。反幕的主要人士大多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没有掌握现成的资源。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当是许多因素凑合而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面改革。
　　鸦片战争使偌大的大清帝国手足无措，竟为几艘英国炮舰逼得割地开埠。这一事件震惊了东亚各国。美国海军统领皮雷又于1853年率领舰队驶来江户（今天的东京）叩关，要求日本开放门户，接着是英国与俄国也要求援美国之例通商贸易。当时日本由德川幕府执政，长期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正如清政权一样，除了接受列强要求外，同样束手无策。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各地诸侯并不完全听命于挟天子施号令的幕府。在九州岛地区的西南诸藩，一向与关东的幕府政权并不十分融洽。这些“大名”（封君领主）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由于地处日本南端，也卷入西、葡、荷、英诸国的海上活动。中国东南的“倭寇”之患即是九州岛诸藩人参加。为此，长崎港内的出岛早就开放给外商居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日本锁国数百年，只与中国、朝鲜有合法的贸易。但是，长崎一港，正如中国的澳门，是特殊的口岸，也发展为日本与西方接触的唯一商口。在长崎，有人教授荷文及西方学问，经此引入日本各地，号为“兰学”。因此九州岛西南诸藩的青年藩士对西方情形并不陌生（相对而言，中国广东的外贸商贾固然经由澳门，也了解西方情形，一般儒生却未必因为近水楼台去主动了解西方事务）。
　　西方强力进入日本，九州岛的青年藩士在忧患意识之外，还颇有心顺势迎接西潮。吉田松阴（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国船来日本时，即曾计划登船，请求附舟赴欧。他到达港口，船已离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国“黑船”靠泊江户时，吉田于夜间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执役如奴仆也在所不辞。因为这一行动，吉田被判入狱，其后又因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狱被判了死刑。另一个例子为福泽谕吉（1835—1901），年轻时即入兰学的学塾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随日本第一次外访的考察团访问欧洲，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脱亚论”，主张摆脱东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学习列强的制度。这两位日本学者，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没有原创的文化，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说法，日本没有经历过枢轴时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国与印度等古文明，曾发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发展为文明。日本从中国输入文字、儒家与华化的佛教，也学习了中国的律令制度。虽然日本是学习的好学生，但对于学来的文明并没有血肉相连的归属感。过去学唐风，今天学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来事物，犹如脱换衣服，没有剔骨换心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的措施及后续的发展，日本都可以选择输入：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并无困难。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找到自己在转换之际，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维新正是重要的转变关口，在此际及此后的日本，这一关口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2）
19世纪中期日本的倒幕之举，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内含十足的中国文化价值。从日本立场言，自满人入主中原，日本认为中国已沦于夷狄之手，日本则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中华的命脉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为华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国王，代表华夏文化秩序，“夷”则是西洋。日本自认为已不是中国的边缘，而是东洋的主人，相对而言，西方是新的蛮夷。幕府不足以担任“王者”委托的“伯”，是以必须“奉还大政”，让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业。
　　在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后，日本又将西方认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国、朝鲜为不足为伍的劣者。这时候，日本自认为的使命是居于“文明开化”的强国之列，然后带领东洋，抗衡“他者”的西洋。为了领有东洋，日本遂自以为有权利也有理由###中国，奄有东方海洋，以完成天皇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王者大业。这一套逻辑，使日本不断改变立场，但是大和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日本自以为是、前后一贯的目标。明治维新之士，大多是浪漫主义的“狂者”，他们为此有全心全意投入的愿望，进而发展为惊人的动能。为了进入“文明开化”及担负领导东亚的责任，他们又附会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理论，于侵略掠夺行为认为是天理！这一层观念，不仅推动了明治维新，而且促使他们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求组织“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始终不肯承认其侵略与杀戮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东洋”，目的不错，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当然，历史发展除了愿望带来的精神力量，还必须有若干配套的机缘。明治维新不能单凭几十个藩士的主意，还要仰仗西南雄藩的实力，尤其是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都不是德川幕府的军力足以抗拒的。外贸有关的商贾也投入人力与财力，例如“海援队”的组织，提供金钱，支持倒幕的军事行动。正因为有了维新的新政府，日本固有的工商界遂因为财权与政权的结合，迅速顺利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日本著名的财阀，例如三井、三菱等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支持了维新，也获得了金权政权密切的结合。
　　明治维新一举成功，由此日本确立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归属感，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机器，将政府与民族在天皇的神性中结合为一。万众一心，举国以赴，是以20年内即发动侵朝犯华的甲午战争。那一役，日本竭尽全力，一战击败中国。胜利之后，日本索取中国的巨额赔款，投入军事的经费，又以朝鲜与台湾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支持日本的经济建设。举例言之，台湾出产的糖、米为日本解决了食粮需求，又赚取不少外汇，释放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转投于工业生产。是以台湾的农业化促成了日本迅速的工业化。日本有了甲午之战的战果，其军力及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遂得以在随之而来的三个时代中崛起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并以此实力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转变，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也将这一个国家带入狂热的侵略行为中，最终为日本民族带来核爆炸的巨大灾难。
　　

第三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更要求中国割让台湾。马关议和，李鸿章请求以更多的赔款代替割台，但是日本志在以台湾为南进东南亚的基地，坚决不肯，并以再开战争为要挟。当时中国的北洋海军已全军覆没，哪有能力再战？于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来对台湾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历史刻痕，于台湾本身、中日关系及东亚整个情势都有重大影响。日本以重兵登陆，接收台湾的人民、土地。台湾官民不愿沦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湾###国，向清廷宣告独立，不侵不叛，长为中国东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击之下，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侵略者，死伤不下三万余人，其中死于疾病者不少。台湾损失更大，官方报告中国军队死亡一万余人，实际伤亡远大于这一数字。单以嘉义以南，日军攻击扫荡村庄，不加选择，台湾百姓死者不计其数。有的村庄，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数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内山，死于饥寒疾病者，更不胜计。最不忍言者：台湾长久存在族群之间的争斗，在日军###之时，竟有人乘势侵夺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园，也杀戮妇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优势兵力，确定了在台湾的统治权。台湾人民的反抗并未停息，延续逾年。在日本已经完全掌握台湾之后，仍有反抗的行动此起彼伏，例如西来庵事件则是规模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纪初，台湾人民虽不再有武装行动，但希望能以议会选举取得参政的权利。林献堂等人的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等人的台湾民众党，都是领导争取民权运动的；然而，不论是温和地向日本当局请愿，或是积极地组织民众，都未有效果。
　　自从16世纪起台湾已是华南闽粤移民的开拓之地，当地原来居住的族群经过数百年涵化，已经融入人数较多的汉人族群。台湾民风方言，宛如闽南与客家的原乡。然而，这一移民社会带去的大陆文化，民俗成分深厚丰富，而社会结构则有开拓社会的朴质粗犷的特色；大陆文化的上层部分，还未在台扎根。
　　日本殖民台湾，曾经允许台胞离台迁回大陆。当时离去的都是地方缙绅，可谓社会的领导阶层。再加上日本改变台湾的土地制度，许多垦户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实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户耕种的二级地权所有者，小租户）一变而为社会的上层，他们及其子孙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数是医生或律师，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台湾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趋向遂为之丕变。
　　日本殖民台湾，遵照后藤新平的主张，采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湾。他计划之中，台湾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质不能与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视台湾的中学设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时，日本子弟专用的中学，师资与设施都远远优于台湾百姓受教的中学。1922年曾实施日台共学，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来，台湾百姓不能选举自己的议会，更遑论选出帝国政府的议会代议士了。
　　按照后藤新平设计的日程，完全同化台湾人当在八十年之后。为此，日本有奖励台湾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讲日语的“国语”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则“晋升”为“皇民”，地位超过一般台湾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厕身“皇民”的台湾人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中，台湾人参军，也有人因此“晋升”为“皇民”，至战争结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这一进展速度，大约需要八十年，方可将台湾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担任公职，但是职级不高。日本殖民据台五十年，台湾人至多担任街庄级的职务，在警察系统也不过是“佐”、“补”类辅助之职；台湾人能在州郡级任正职者，五十年内，数人而已。甚至在工商业界，除了所谓“四大家族”（辜、林、陈、颜）拥有巨产，经营多方之外，大型企业（例如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均由日本人经营。台湾人的事业，不外地方性的运输、制造与服务行业。于是，已如前述，台湾的精英层是各地的医生、律师与中学教员。他们均以知识专业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喜爱日本转输的西方音乐与艺术。这批新兴的精英，即使有人是过去地方缙绅的后代，其文化内涵与生活价值均与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会的改变，对于台湾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是在帝国扩张战略中作为南进的基地，也以其农业生产力支持日本本土（内地）的工业化。为此，日本治台政策是建立秩序，安抚人心，俾能有一个稳定的台湾，支持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从20世纪初，日本逐步推行建设计划，其中最有成效者，则为卫生、治安、农业生产几个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常有传染病发生。日本殖民当局用不可抗拒的公权力，设置卫生警察，督责百姓注意公共卫生。于是为时不过十年，台湾已能排除霍乱、疟疾等大众传染病，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麻风病与肺结核。
　　治安方面，殖民当局也以警察制度严密控制小区。警察权力严刑峻法，不容挑战。日本法官来自日本本土，与台湾人并无个人关系的瓜葛，是以公正无私。法律严峻而能无私，不是清朝统治可以同日而语。
　　为了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施肥、防虫，也有系统地建设水利设施。更在台湾设立大规模制糖工业及水果加工业，使农业与工业经过一贯作业，获得最高利润。凡此政策，不啻进行了全方位的农业革命。台湾竟可说是亚洲第一个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台湾推行普遍的国民教育，一般儿童都须接受六年义务教育。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湾百姓的知识水平。当然，前面叙述的几项设施，也必须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口，方能真正生效。
　　日本的殖民政策经过上述几项设施，使台湾百姓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秩序，都有所提高。清末期虽有刘铭传着手进行若干建设，但台湾还是在开拓社会的阶段，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民。日治时代，于十余年内台湾经历了巨大变化。虽然台湾人至多只是日本的二等国民，一般百姓也已安于新生活，至于“晋升”为“皇民”的少数人，则完全认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赐予”的“现代化”。这一历史现实，大陆的中国人并不知悉；在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以及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大多数来自内地的人，也无法理解不少台湾人甘于日本统治的心态，以致两个族群间长期的误解至今不能融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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