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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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
　　而文艺界的噩梦正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的。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两天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这与江青的思路是如此的一致，她感慨地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庆施”。她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做基地！
　　“大写”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写特写，一是崇高。前者如“大写十三年”，后者如白求恩、雷锋。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发表《雷锋日记摘抄》，作为对上一年因公殉职的雷锋的纪念。
　　雷锋，一名湖南省长沙望城县安庆乡（现雷锋镇）普普通通的贫农的孩子，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最终成长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转登。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而雷锋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质朴、真诚的思想：“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地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一年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
　　正因为如此，这一年7月，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告一段落后，听从何香凝的规劝主动要求闭门思过的梁漱溟的一些话显出了一个人的高贵气节。
　　据当时20出头的小组秘书汪东林回忆，在7月10日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不仅不提“阶级斗争”反而说自己“笨得很”，到了1950年还不承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这个话，还说记得1950年某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的锦旗，“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倔强如斯，又怎能逃过一劫？
　　1966年8月，红卫兵冲进梁漱溟家，勒令72岁的老人站到一边，并将上前劝阻的梁夫人一顿毒打，随后将梁漱溟拉去批斗，罚跪于主席台上。而他的家也已被洗劫一空。1968年，他被赶到两间小破屋中，并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四人帮”借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而运动中梁漱溟的沉默被人揣测为两者有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经历了上百次批判，批梁收兵时还要来个总结大会，当问他可有感想时，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文革”结束后这个直率而倔强的老人面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唯有苦笑道：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他幸运地度过“文革”也许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而给予他和众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开始于这一年的11月。
　　这一年还有一位思想者也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旋涡。
　　与梁漱溟在多年之后被补戴“右派”帽子一样少见的是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的顾准在这一年被第二次打成“右派”。
　　顾准夫人汪璧也再次变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为了5个孩子和家人不受牵连，汪璧提出离婚，顾准并不情愿，但“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可是离婚后，汪璧也未能摆脱厄运。她因1964年在家中销毁顾准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在“文革”中成了包庇并帮助“极右分子”销毁材料。外部的残酷，内心的愧疚在1968年4月8日把汪璧推向了深渊，她扔下5个孩子服毒自杀了。而被隔离的顾准得知此事已是在一年半以后了，“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她为什么自杀？她不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他的责问谁能回答？
　　1974年11月，当身患绝症——癌症晚期的顾准忍辱在“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仅仅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见见自己无时不在祝福的早已与自己“划清界限”、断绝亲缘关系的5个孩子。而这个高傲的灵魂曾在息县（1969年11月下旬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批斗会上冒着“拳林脚雨”倔强地大喊“我就是不服”，正是那瘦弱身躯里一颗有爱的心令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也希望自己临死的“屈辱”能给孩子们换回一个生存的空间。然而，当这个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终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子女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他们甚至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顾准牺牲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的两次妥协，仅仅换回了两次“摘帽”，而这恰恰不是他所追求的，事实上，他为之付出的家庭却离他很远很远。
　　多年以后，顾准的长女顾淑林懊悔地说：“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为何总是，为何总是在多年之后，人们才黯然神伤地追悔往昔，徒然地感叹——
　　几年离索，错错错！
　　

1966，四海翻腾
汹　涌
　　波涛汹涌的大浪过后，既有流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也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既有“独自莫凭栏”的伤怀，也有“此恨谁知”的眷念。可是“浪淘沙”后，不论金子是被带走还是留下，都应了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66，四海翻腾
　　大概每个中国人在听到“1966年”时，都会“心中一动”——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会“心中一动”。的确，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荒谬”时代的开始，很多延续的东西至此戛然而止，很多“荒谬”的事情自此应运而生。
　　这一年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过点燃“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终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态，升级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这一年又掀　“狂潮”，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全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6天以后，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五人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8日，“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的林彪在会上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陈伯达代表中央宣布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5月16日，戚本禹发文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次日夜，邓拓在给彭真、刘仁（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写的信中说：两个栏目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而对于批评他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最后“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希望孩子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就在林彪发表“5？18讲话”那天的凌晨，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拓、吴晗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
　　“三家村”的厄运使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蒙受株连，就连玉门关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员被下放。《海瑞罢官》主演马连良于12月含冤致死。导演王雁死里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的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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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历史中的人生
还有些冷冽的江水哗哗地流淌着，反而显出乌苏里江边的宁静来，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峰，仅与岸边相隔百多米的小岛更像是江水里的一个滩头，这个从高处看上去像个大元宝的小岛就是位于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线处的、面积平方公里的珍宝岛。
　　元宵节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宝岛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着巡逻队的战友像往常一样，呼吸着掠过冰雪的清冷空气，巡视着这片小巧的岛屿。没想到竟在岛中与苏军相遇，实际上，苏军出动了数十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孙玉国他们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可是苏军却突然开枪射击。中方被迫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苏军覆灭。当天，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苏联并未停止行动，反而于15日和17日再次发动进攻，终以失败结束。中方缴获一辆T62型坦克，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双方展开大规模备战，全面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苏军数十个陆军师陈兵边界。8月，中国大批军队向北集结。不过，双方各有顾虑。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中苏作为盟友都派出人员前去吊唁。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表示希望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中途虽有波折，但最终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苏军也不再进入珍宝岛等地。中苏危机缓和的副产品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2月，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华贸易限制，这使得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中美苏三国关系由此开始新的整合。
　　这次战斗中被美联社、合众社称为“红色巨人”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他剧烈跳动的心令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的双腿有些发软，他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　500多名代表讲述珍宝岛战斗的整个过程。
　　远在沈阳的孙国珍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生是死。4月1日，她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报的中共九大，当她在代表名单中听到孙玉国的名字并最终确信这正是自己的丈夫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肃然站起鼓掌，全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休息时，周恩来提醒他：“你在发言当中毛主席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致敬握手呵！”“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
　　当孙玉国讲到苏军坦克被炸沉在中国内河时，毛泽东又站了起来。孙玉国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孙玉国兴奋地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里坐着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他高呼一句口号，行一个军礼，握一下手。他身材不高，此刻却显得异常高大。
　　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孙玉国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随后，他在全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他的“副”职也随之转正。1973年，孙玉国被直接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1974年，孙玉国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读书班——也就是“四人帮”办的所谓“虎班”。孙玉国在王洪文的亲自授意下，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迷信江青，把王洪文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1日，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按正团职转业，41岁的他被分配到隶属于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的兵工厂担任副厂长。1988~1991年，又先后调任3301厂和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职，他在新的岗位做出了新的成绩。退休时，他心灵的伤口早已愈合。当荣光退去时他才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感觉最好。2002年12月，孙玉国重回珍宝岛为战友扫墓。临走时，他说：“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
　　

1976，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22岁的王青春是河北省青龙县科委的一名干部，1976年7月21日，他从唐山参加完地震工作会议，心急火燎地跑回县里汇报：这次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超越自己的职务权限，提出1976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王青春那本会议笔记本后来成为一份历史见证。青龙县县委于2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冉广岐拍板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要求全县干部必须在26日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个人”。青龙县　“如临大敌”，学生在操场上课、机关在防震棚上班、47万人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县广播台反复播放防震知识，全县一派山雨欲来的临战状态。
　　但，115公里外的唐山还在暴雨之夜酣眠，依然不觉，大震倾城……
　　这场被评定为里氏级、裂度11级的毁灭性大地震，在最初的报道中是里氏8级。青龙县倒塌房屋18万间，却无一人伤亡。可是，临近的唐山市万生灵再也没有从1976年7月28日的睡梦中醒来，除此之外另有万人受伤。
　　1976年是多事之秋，地陷之后，就是天塌。
　　睡在办公室的周启才9月9日凌晨5点再次被汪东兴的电话惊醒。汪东兴要他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汪东兴告诉周启才，通知李鑫也来这里。“那两件封存的文稿”，是周启才和李鑫起草于发生地震的1976年7月，一份是讣告，一份是悼词，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在毛主席住地附近的小路上，周启才见到了正在等他的汪东兴，汪东兴告诉他：“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5点。”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他要周启才快进去。
　　凌晨5点多接到电话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自从1月8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夜间就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杨正泉赶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位副局长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政治局要求当天下午4时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高速而紧张的运转，三位台长、副台长研究这一重大新闻播报的宣传预案、安排出最高规格播报：哀乐6分钟、《国际歌》三遍、如何宣读讣告、《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下午4点整，正在忙着搭建地震棚的中国人都收听到了这则播报——搭建地震棚已是一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下午4点06分路透社播报、4点07分是美联社、4点09分合众社、4点15分法新社。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20多天后的10月初，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悄悄地传递着一句“千万不要往外再传”的话，“四人帮”这个词很快地在人群中嗡嗡地传开。甚至在上海还有人在匆匆忙忙间纠集起一支队伍想去北京支援他们的首领王洪文。这场风波被迅速平息，事实上，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被通知开会，随后被一一逮捕，史称“一举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韩伟与他天津歌舞剧院的同事们激动地上街欢庆游行，这在1976年10月的中国是最为常见的狂欢仪式。游行归来，大家惊喜欢地发现食堂已经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和酒。韩伟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饮酒赋诗。同事们听了马上要他编成歌词。这份歌词被寄到在北京探亲的施光南家里，几天后谱曲完成，施光南这首《祝酒歌》寄给了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李光羲把庆祝胜利的颂歌唱得登峰造极，在《祝酒歌》中，华丽的装饰音歌唱的是“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八亿神州人民全部认同这年10月里的炸雷是一声“春雷”。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6年后的一个拐点，由山呼海啸开始，以大地欢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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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77级”的中国
曙　光
　　万物蛰伏着的初春，万物待醒时的黎明，有清冷的寒意和透彻的暗夜；是清冷不是冰凉，是透彻不是浓黑，都只因为海平面上曙光已现；当阳光穿过清晨的雾霾，光明唤醒了万物，当阳光普照广阔的大地，温暖归于了春天。
　　1977，“77级”的中国
　　2008年3月17日，年仅53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而在此之前的几天里，他所在的辽宁省代表团门口一度挤满了记者。这位共和国的副总理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名知青。
　　1977年8月21日清晨，从北京长安街路过的人们都听到了沿途的高音喇叭里的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入秋后，26岁的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在自已永安里住地不远处，找到一个邮箱，把一个信封上贴有4分钱邮票的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高考前一周，北京起重机厂这些青工拿到了1977年北京市高考考场的最后10个考号。
　　一封信争取来报名资格。政审表上父亲“刘少奇”、母亲“王光美”、本人成份从学生到工农兵占全了，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一律是“众所周知”。这4个字看上去有些情绪，却是事实。10年“文革”，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家庭的。
　　刘源1978年初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录取通知时，中国有万年龄大大小小、已经娶嫁生子的中青年人，也交上了好的###，进大学读书。他们是从1966年至1978年13届积累下的570万中国学生中的幸运儿（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恢复高考时，国家允许78届优秀生报考）。
　　一个非官方的统计表明，当年参加初试人数为1　200万，这个数字与老三届人数相差不多，570万只是最后步入高考考场的数字。这570万人后来有一个大号，叫“77级”。在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人统计过，从1977年至2007年间，高考为国家选材3　600多万人。高考改变了“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1978年3月初，“刘源”们入学报到，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后他们看到了雪白的起跑线。
　　197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如果1976年代表着一代人的逝去，那么1977年就是另一代人的重生，这种重生在李克强于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充分显现。30年前那场高考中的胜出者：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陈平原、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其中一部分人在持续影响着目前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人对文化又产生影响。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冲出“高粱地”的张艺谋，，一路把大红灯笼挂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学者易中天成为一个话题人物；早逝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至今被人念念不忘，他的夫人李银河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观念起着不小的影响。这一切都滥觞于1977年。
　　时值年底，到了该算算“花落知多少”的时候了。1977年国民经济恢复较快，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尽管这一年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损失还是最大程度地被减少了，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　055亿元，超过计划的，比上年增长。
　　由于1976年政治拐点的出现，中国社会生活在经过1977年一年调整后，于1978年元旦，向全世界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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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对话的年代
这一年的8月8日，刚从桃园机场26中队离职的上尉情报官林贤顺听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曾与他共事4年的前同事、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这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经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这位飞过５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　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意实现了！”
　　到黄植诚为止，1946年以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