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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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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开创
挥 手
轻轻地挥手致意,告别的远不只“西天的云彩”,还有在经历之后,以坦然心胸面对的过往,和天安门前沸腾的人群,以及人群后四万万人民的目光。
1949,开创
1949年10月1日,新华社国际部26岁的编辑组组长李慎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从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到晚上群众欢庆的海洋,极度兴奋的7个小时里,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脑海里只剩下一句话“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然而另一位才子准确地表达出了李慎之胸中无法述说的澎湃。《人民日报》从11月20日起开始陆续发表了胡风长达4 600行的颂赞《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于10月1日15时毛泽东主席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这是一个新的纪元,中华民族从跪着死到站着生。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同一时刻听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对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来说,这句在收音机过度杂音下的宣告听起来甚至是尖锐和刺耳的。这些天来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与夫人宋美龄的一次越洋通话,宋美龄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飞往美国请求杜鲁门总统的援助,至今还在美国,得到的只是礼节性的话语和“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那台收音机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蒋介石又在巨大的噪声中听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事实上,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已发到中南海。就在随之而来的10月3日,中苏建交。
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剩下的三个月中,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有25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与17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当然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和兄弟,即使是蒋介石从前的战友、国民党###李济深,现在也站在毛泽东的身边。观礼台上这样的身影还不少。这不仅使蒋介石心中不安,就连毛泽东20多年的诗友柳亚子也无法理解。被毛泽东安排住在颐和园的柳亚子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表达他的不满,以至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给他带去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亚子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没有共产党人的胸襟和韬略,他不明白新政协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前国民党人,因此给自己徒增烦恼。
1949年10月,中国北方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但南中国还没有晴朗。湖南盘踞着白崇禧,广东也没有彻底解放,西南各省市如四川、云贵等最后的攻坚战正在开仗,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因此属于旧的时间体系里的人,坚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共产党不过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至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共产党人只能是0分。这也是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0月份物价在上半年持续上涨的基础上又猛烈上涨,所以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其实,稳定物价与发展经济也是中央政府此后几十年里再三遇到的问题。
一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几乎每一件新举都能震惊世界。11月21日晚8时许,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行动,公安部长罗瑞卿根据当天上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下达命令。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夜之间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454名妓院管理者被集中起来,1 29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此后,这些女子被送入“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等8个教养所,医治性病、转变思想、学习生产生活技能,弃旧从良成为健康的、靠劳动吃饭的人。上海等城市也效仿北京的改造经验,对妓女进行了从良教育。中国大陆在几年内全部消灭了娼妓制度。整个国际社会都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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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家国梦
毛岸英,为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正满28岁。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他曾在苏联学习长达10年之久,1946年回国后,在华北等地搞过土改,参加过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1949年又调中央社会部任俄语翻译。但无论担任哪种职务,他的真实身份始终被严格保密。
就在5月1日这天,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开始正式实行了。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婚姻的基本模式: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毛岸英是在1949年秋天结的婚,那时妻子刘思齐刚满18周岁。本来他希望婚礼能在1949年春天进行,但父亲毛泽东不同意,理由之一便是当时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方能结婚(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延续了这样的规定)。婚礼那天,毛岸英身穿一套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标准制服,新娘穿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裤子半新不旧,脚上的方口布鞋则是母亲张文秋新买给她的嫁妆。宾客都带了些小纪念品来,唯有朱德送的东西价值最高,是他自己一块戴了几年的日本手表。婚宴极其简单,但因为新娘是山东人,毛泽东特意安排一半是山东菜,一半是湖南菜,“恋乡思土,不欺公道”。
5月25日,毛岸英受毛泽东委托,到长沙为外祖母向振熙老太太的八十寿辰祝寿。随后他又去了老家韶山,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回京后,他向毛泽东讲起这趟行程中的见闻:“咱们家乡太穷了,有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听说还有的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回乡前,毛泽东给了毛岸英一些钱,但毛岸英发现,“这家给5元,那家给10元,简直像往大海里撒盐”。有个叫毛贻泉的乡亲找到毛岸英,说30年前毛泽东借他100块大洋未还。此时毛岸英已两手空空,只好找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求援,向他借钱替父亲还了债。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从6月30日起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的柴成文将军,后来这样描述那一天的情形:“火热的夏夜,朝鲜半岛上空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西太平洋卷起的狂风暴雨,笼罩着朝鲜半岛三千里锦绣江山。暴雨过后,茫茫白雾填满了天空。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浩淼无垠的海面上,荡起层层涟漪,金色而美丽的早晨即将来临——时值1950年6月25日,当地时间凌晨4点钟,然而,与黎明一同降临朝鲜半岛上的,却是一场惊动世界的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宣布参战。
在从湖南回京的火车上,毛岸英听到了列车播音员朗读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6月28日发表的声明,对美国参战予以强烈谴责。但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出兵的打算,人们的生活依然照着既有的轨迹运行。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转折,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毛岸英的生活随即因为这个决定而永久性地改变了。10月14日下午,他去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刘思齐,告诉她自己将去东北出差。实际上,他刚向毛泽东提出了入朝参战的要求,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这时,外界尚无人知晓抗美援朝的决策,京城气象还是一派祥和。毛岸英是蹬着自行车离开医院的,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路灯因为电力不足所发出的昏暗的光在秋风中显出一丝寒意。
毛岸英是11月25日牺牲的,他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美军飞机的燃烧弹将他所在的木板房化成灰烬。事后,依据一块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毛泽东要到1951年的1月2日才知道消息,刘思齐则被瞒了长达两年之久。得知儿子牺牲时,毛泽东抽了两根烟,对着窗外吟了首北周诗人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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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天下民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
1955年,董存瑞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广为流传,他的事迹被军人当做思想范本,他的精神成为爱国题材。他的名字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但是,还有一位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比董存瑞还要光辉高大,受到每个年轻人甚至孩子的崇拜、敬仰,他是一个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保尔?柯察金。事实上,保尔早已被当成自家人,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年初,山西机器厂装配车间前,一块鼓动板上挂着几个颗粒饱满的金黄色大玉米穗,旁边的桌子上陈列着蘑菇、核仁、桃仁,这是晋城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给工人的礼物。汾阳县西阳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厂里工人来信说:“我们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产的水车浇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亩产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临汾机械修造厂工人李瑞德在洪赵县北段乡临走时,社员们给他披红插花,他兴奋地说:“农民这样热爱工人,今后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4月,新疆天山脚下来了一支由9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特殊队伍,她们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不知谁在哼唱着《南泥湾》。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军,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般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陈毅将军曾说过:“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仅仅5年后,这支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还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29国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亲身经历者司徒眉生(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着疑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在冷眼旁观,殖民主义者的造谣惑众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有些国家在大会发言中居然对中国造谣中伤和进行攻击”,而“大会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这次清查共触及2 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岁的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风彻底平反是在33年之后的1988年6月,而胡风已于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顾准在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进入40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让我充分地领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然而,胡风在这一年是无法做到了,而顾准本人在两年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据北大中文系54级的张元勋回忆,当时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北大诗社成员、中文系的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做最后校对,而后签字付印。她还在后来创刊的《红楼》第2期(1957年3月1日)的《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1958,“诗意”乌托邦
激 情
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兴。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 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 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 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 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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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了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 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 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1963,凋谢与“大写”
《李慧娘》的成功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飘飘然的春风得意。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意气贯长虹,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伸自己拙见,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快人心,伸正义,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出戏描写南宋末年因赞叹忧国拯民的太学生裴舜卿“美哉少年!壮哉少年!”而被奸相贾似道杀害的侍妾李慧娘的幽魂解救裴舜卿于危难之际,又大骂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故事。
然而,这一年的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3月16日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报告指出《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这些助长迷信,毒害少儿心灵,妨碍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署名“梁璧辉”。“梁璧辉”者,“两笔挥”也,指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春桥。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而之前自称没有鬼魂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大反鬼戏、旧戏。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他点名批判、诬陷《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强令孟超“停职反省”。1966年,演出《李慧娘》的单位——北方昆曲剧院宣布解散。
事隔4年后,即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我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
而文艺界的噩梦正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的。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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