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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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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是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使用，以在全军得到统一。
为此，他亲自负责，掌握军事术语兴废统一的研究，使凡改变和新起用的军事术语都具有可靠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
刘伯承亲自修改了一些关系重大的军用名词，如把“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战车”改为“坦克”，“冲锋”改为“冲击”，“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等等。
有时他为了确定一个军事术语的兴废，往往摆满一桌子中外书籍和字典，反复推敲，再三思考，并找来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后才能定下来。
他还指示有关业务部门在办理这项工作时，要严肃慎重，讲究科学性。
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同时，亟须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我军光荣的战斗传统。
他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成我军自己的条令。
刘伯承有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好作风，这些意见也很快地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这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他为此出了大力。
在刘伯承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主张的第二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与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学院加了一个文件：《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训词》。
曾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刘伯承，对于如何反教条主义有精当的见解。
在195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
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
就此，他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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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6）
现代国防需要知识。
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信末，他署名之后写道：“1956年1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这是刘伯承在上海治病期间写的，足见他多么关心要正确地反教条主义。
1957年3月上旬，原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经南京军事学院领导批准，受上海市领导机关的邀请，去作上甘岭战役报告。
崔建功看望刘院长时，老院长问了他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情况，又问了：“上甘岭你们四十五师守了多少天，伤亡了多少人，有什么经验。
”他一一作了回答，病中的刘伯承听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
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么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
到了战场上，就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所以，教条不教条是在用，而不在教。”
这位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把刘院长对于军事理论如何实现的精辟见解，做了准确的记录：“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
哪一本军事书不讲争取主动，但到时候则因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有些人却陷于被动。
如进攻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但有时候却做不到。
防御要重点防守，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有些人往往感到这里重要那里也重要，形成分兵把口，这就叫不能灵活运用原则。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毛主席运用得最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所以，教条不教条，主要不在先生，而在学生。”
刘院长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崔建功进一步懂得了军事理论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正确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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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1）
真知出高策1959年4月，刘伯承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
刘伯承十分看重小组长这份工作，亲自动手给中央军委写报告。
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深入研究和具体建议。
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的建议仅供军委和三个总部决策时参考。
而事实上，他的真知灼见，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在实际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完满的胜利，刘伯承的具体建议，既及时又对整个战役有指导意义。
这时他已经70岁了，可是他对自卫反击战全过程的关注和投入同14年前他指挥淮海决战时一样的精心周密。
早在5月，刘伯承向总后勤部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
在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
又特别嘱咐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中旬，印军对中国领土不断侵犯，刘伯承又几次提出详尽的意见。
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注意运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他特别强调“全部文章要做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0日至19日，刘伯承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
我最担心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有好战术。”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粉碎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进攻，速战速决，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的阴谋，博得了世界舆论的称赞。
刘伯承参与指挥这次作战，他分析印军防御配置“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特点，提出了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对于战役全过程取得胜利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编外参谋”自称的刘伯承，依然干劲足，作风细，意见精。
凡是他所到过的东北、福建等国防要地，对国防建设他都有切切实实的重要建议，而人们听了他的话总有很大的启发。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堪称名将，战绩辉煌，战术精当。
他把刘伯承自己认为“随便谈谈”的一席话，认认真真地作了《一次谈话纪要》。
皮定钧像许多人一样，爱听刘伯承的教导，从中能学到比书本上还要多的东西，特别是对工作有具体的指导意见。
这份皮定钧亲自动手整理的《纪要》，是刘伯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真实写照：“1965年1月5日上午，我去看望刘元帅的病情时，刘元帅讲了如何做工事和保持强大的预备队两个问题。
此材料系事后根据记忆整理。
由于谈话时只有我们两个在场，又没有记录，如有错误之处，由我负责。
皮定钧。”
“刘元帅说：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筑城教范都全部讲完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这是矛盾的统一。
不消灭敌人是保不住自己的，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才能保存自己，你们要把它具体运用到防御阵地的建设中去。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什么时候都主张要有强大的战略、战役预备队，他主张以四倍到六倍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就是要保持强大的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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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2）
渡长江时，国民党只剩下残余部队100多万人，我军的力量已占了绝对优势，开头只准备第三野战军过江，后来怕力量单薄把第二野战军也加上去，同时实施渡江战役。
毛主席说：我还有个大预备队没有用，就是第四野战军。
这样强大的预备队是敌人无法抗拒的。
刘元帅说：1960年我到福建厦门时，看到你们的坑道打得太长，气眼（指坑道口）打得太少，不便机动，有事时走不上来，这是很危险的。
在原子条件下作战，坑道的气眼要多，有事好走上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重庆有一条防空坑道被日本飞机炸塌了，死了许多人，光拖死尸就拖了好几天，主要的问题是气眼太少了，想走也走不上来。
日本关东军在黑河地区防御时，被苏军放水淹死了好多，主要也是路少了，走不上来。
日本自称的远东新马奇诺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
日本所以投降得这样快，主要是日本关东军没有起到战略上抗击苏军的作用。
防御是被动的，不管你采取什么积极的手段，防御总是被动的。
单纯依靠工事来防御是不能持久的，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时间长了，攻击的办法也就多了，终究是要被突破的。
不管什么样的防御工事，都只能在敌人炮火准备时和远距离时起到作用，真正的决战是在外边打，不是在坑道里面打。
等到敌人靠拢来，真正的决战就是几分钟解决问题。
我看你们的坑道虽多，但外面的作战工事还少了一点，仗主要在外面打。
什么防御都要有预备队。
要是没有预备队，防御是不能持久的。
没有预备队，就没有决战的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是劣势装备，但有强大的战略、战役、战术预备队，所以能抗住‘联合国军’的攻势。
红军在江西苏区时，前几次反‘围剿’都有大预备队，结果都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但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主张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我们天天和外国人（指李德）吵嘴，就是没有预备队，结果反‘围剿’失败了，害得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
解放战争末期，我军进军大西南时，国民党残余部队躲在四川悬崖陡壁的半山腰石洞里顽抗，开始我们没办法整掉他，因为只有一条路，敌人用机关枪封锁，就没上去。
后来想到个办法，一面派人在山顶上用绳子往上吊炸药，一面在对面的山上指挥，喊‘左点、右点、上点、下点’，等炸药正好吊到敌人的洞口时，一爆炸，就叫敌人都‘坐飞机’去了。
这样时间长了，慢慢就被消灭光了。
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突不破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时间长了，终究是要被突破的，要被整掉的。
只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才能避免这个危险。”
当谈到福建沿海一线的支撑点阵地建设和每个守备连配一个民兵连担任阵地防御时，刘元帅说：“这些方面你们现在已经注意了，并采取了措施，这很好。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突不破的防线。
人民武装（民兵）这个强大的预备队，是任何敌人都不可比拟的。”
最后刘元帅说，今天所讲的问题是同志间见面随便谈谈的，一切工作安排都要按军委的正式指示去办。
（作者注：最后的一句嘱咐，突出地显示刘伯承对组织领导的尊重，指明他本人的话仅是意见不具有指示作用，而实际上他的“随便谈谈”至少可同指示一样含有权威性，因为他的话学术性强，又有针对性，而且便于操作实现，情理具备。
不然皮定钧不会如此地重视。
刘伯承对古今中外兵法研究的高度成就，不但深为解放军将领所心服口服，并且连敌方将领中也有其认真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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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3）
如像从解放战争初期一直到淮海战役同刘邓部队作战的国民党嫡系主力十二兵团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在日记里是这样写道：“我军指挥官能力低劣，实非陈毅与刘伯承可比。”
“堡子口之役，###向西北撤退，而我向东南追击；前小茴店之役，###分向西北与东北撤退，而我向西南追击。
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
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之对手哉！”“‘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追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
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无怪乎以劣势装备，而迭次挫折我国军也。
反观我国军将领之肯研究学术者，能有几人？稍有一二有名之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
“再阅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上部的《前言》，深觉其见解高明，非时下将领所可比拟。
”“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觉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
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
这说明了刘伯承在作战上和军事学术上都战胜了敌人，当然作战和学术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相互联系，就是刘伯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实现，也是他反对的“瞎实际”和“空理论”所创造的成果。
温故而创新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1985年1月）一书。
其中收录了刘伯承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
五次反“围剿”时期，由于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刘伯承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重新当上总参谋长的他参加了遵义会议。
由经历了一下一上的直接体验的刘伯承来写这一份历史事件的实况，那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这篇文章对遵义会议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进行了如实的评价，他又为党史军史完成了一桩重要工程。
刘伯承指出：“从宁都会议（1932年10月）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
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做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做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做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
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
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做法……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
长征开始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
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刘伯承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交锋作了翔实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
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
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
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
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4）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
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我兵不足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我兵仍不足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我兵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30余万，我兵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我兵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
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
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
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10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
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些意见概要如下：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
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
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
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他，牵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5）
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
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
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
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
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近苏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
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8—10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存实力。
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惶失措。
正因为惊惶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10月16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
全军8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30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15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1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6）
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
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
12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
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3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
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惶失措的退却逃跑。
跑到遵义时，85万多红军剩下3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拼，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做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
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
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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