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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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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轻重机关枪、山炮、野炮、迫击炮组成的强大火力网，掩护了突击营、尖刀连攻向城里，先头部队突破了小东门，占领了一些工事，站住了脚跟，被佯攻吸引到大东门的敌人急忙转回要向小东门反扑已经来不及了。
嘹亮的冲锋号响起来了，七旅和八旅二十二团一齐向城内发起攻击，赵旅长的指挥所也随之跟进，从发动总攻到攻入城里，仅仅用了四十分钟。
困兽犹斗，东门方向的敌人越集越多，火力也越发强烈，先头部队遇到阻力，敌人正要进行反扑，形势严峻！“占领制高点！”赵兰田高声命令。
部队立即登上城内多处房顶、城墙，以密集的火力封锁街道打击反扑过来的敌人。
街市战又是一场恶仗、硬仗，城里的大街小巷都修筑有掩体工事，敌军凭借密如蛛网的工事，企图顽抗，夺取每一条街巷，都须付出代价。
进入夜战，三纵队的东西两支部队的战斗序列始终没有乱，能以班排为单位，形成小股部队，做到了互相穿插，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协同动作，十分协调。
由东往西攻进的七旅，得到八旅二十二团的投入战斗后，赵旅长及时地兵分三路，两翼沿着城的南北墙攻击前进，掩护主攻部队向城中心推进，把敌人压到十字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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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宿县城截断津浦线（4）
九旅二十五团三营八连高玉岐连长在突破口的争夺战里胳膊负伤，他仍然决心确保城墙的突破口，他和十几名勇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突破口绝不能丢失，即使全连牺牲也绝不后退一步。
在第一次突击中，一名新战士提了一筐手榴弹，冲在最前面负了伤，他躺倒后还使劲地向暗堡扔过去18颗手榴弹。
第二次突击开始，高连长带头喊道：“同志们，全连就剩下我们这十来个人了。
冲上去，为战友报仇！我们要死也只能在城墙上和敌人拼死，绝不能死在城脚下！”高玉岐带伤的胳膊，并不影响他一手提机枪一手扔手榴弹掩护战友。
排长高全城的嘴被炸伤了，处于昏迷状态，喊杀声震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又冲上前去。
战士郭贵礼、魏兴泉两人最先登上了城墙，高连长紧跟在后，指示司号员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
下面的几名战士也一跃而上，高连长立即把全连剩下的14名健儿重新编队，组织起猛烈的火力，控制了突破口。
九连以最快的速度跟随八连，闪电般地登上突破口，协同八连连续地打退了敌人从突破口两侧的反扑。
他们充分发扬白刃格斗的勇猛精神，三营完全占领了突破口和周围有利地形，掌握了主动权。
一营迅速登城，在城门楼上遭到了来自三面之敌的反扑，二连干部全部伤亡，全连打剩下20多人。
三连紧跟二连攻进城内，协同二连战士击退了敌人的三次反扑，连长率领战士直捣敌县政府衙门。
一营营部和一连沿城墙向北，尾敌插向北门。
二营先头四连击退敌人，沿街向东南方向进攻；李富治营长率五、六连向西半城北部发起进攻。
二十五团完成了架桥、突破、巩固突破口任务，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向纵深的道路，并向纵深发起了进攻，虽然伤亡大，可是俘敌500多人，毙敌1000多人，二十五团还是得多失少，合乎刘伯承的战术效益：敌消我长、敌亏我盈。
敢于牺牲，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童旅长的指挥所一再地向东迫近，紧靠主攻部队向战斗纵深发展，第二梯队的二十六团由尹书信团长指挥的3个营，兵分两路，一路沿西大街南侧向东进攻，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
两路攻势锐利，干脆利索地消灭了敌人。
二营张敬民营长仅留下一个加强排坚守南门，他集中使用兵力，带领全营无比迅速地冲向十字路口，首先到达分界线的左侧。
二十六团按时到达十字路口会师点。
尹团长是一位善于捕捉战机的指挥员，把二营留下与友邻部队会师，他又率领一、三营沿南街向南继续发展纵深战斗。
在我主力部队的铁拳打击下，西南城南半部的全部敌人被彻底消灭，俘虏了3000多人，毙敌数百人。
旅预备队八十团又全部入城，很快地歼灭了西半城北部的敌人，俘虏了530多人，毙敌1000多人，缴获山炮、迫击炮、60炮共86门，还有众多的马匹和物资。
到了23时，七、八、九旅在城中心十字街口胜利会师。
一股逃出发电厂的残敌，在强大政治攻势、喊话攻心战下作了俘虏，守敌最高指挥官张绩武和司令部300余人，还据守城西南角的福音堂，企图依托“永久性工事”，以及钟楼居高临下的优势进行顽抗，墙外四辆装甲车不停地以交叉火力封锁了进攻道路。
当政策攻心劝降无效后，16日2时许，十九团发起攻击城头上的山炮阵地，连续炮击命中福音堂钟楼。
八旅工兵连田生贵排长率领爆破小组，先炸毁一辆装甲车，另外三辆慌张逃跑的装甲车掉入沟里，被全部俘获。
田排长立即命令战士调转装甲车上的火器，向福音堂守敌射击。
张绩武慌了手脚，一方面令参谋长韦编少将发电报给徐州“剿总”刘峙总司令，表示“尽力固守，誓与宿县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另一方面，他匆忙带着两个中队往南门逃跑。
攻克宿县城截断津浦线（5）
刚离窝不远，就被十九团五连一班拦头截住，敌人企图钻进就近的两个院子躲藏，机警勇敢的班长李振堂立即发起冲击，解决了后院的40余个敌人；前院的敌人反扑过来时，李振堂早就砸开刚缴获的两箱手榴弹，全班6名健儿连续将手榴弹掷向敌人，把敌人统统逼进房子里，李振堂班冲到门口，高高举起手榴弹，齐声高喊：“缴枪不杀！”两个中队150人，个个举起双手，服服帖帖地作了俘虏。
“我是商丘兵营管理所中尉文书方晓兮。”
满脸抹了锅灰的矮个儿自报身份。
“别胡扯，你是大官儿。”
李振堂责问他。
张绩武无法再伪装下去，韦编已经承认自己是少将参谋长，他只好表明自己是中将司令。
“你的永久性工事，”陈锡联司令员借助于马灯的光亮，看了左腕的美国军用手表对张绩武说，“从发起攻击到抓到你，全过程才10个小时，现在是16日3点钟。
请你这位中将去军官教导团，好好想想你们对人民犯下的血债，人民是怎样恨透你们。
我们解放军是依靠人民，军民血肉相连才打败你们的。”
张绩武一副举止无措的窘态，口口声声答应道：“是，是……”黎明前的寒风加深了他那尴尬的表情。
七、九旅的指挥员来到陈锡联跟前，接着八旅的领导也走过来。
在黎明前的微熹里，彼此相互握手拍肩，高兴了一阵子。
心直口快的猛将、纵队副司令员刘昌义开了腔，激动地说，“我跟着九旅前进，打得太好了，漂亮得很。
我离开太行不到3年，在大别山打游击，我们的这支队伍进步得真快，攻坚战、街市战打出名堂来了。
七、八两旅也都超过纵队的要求。
我学习到许多东西。”
向来不轻易表扬人的刘昌义这一番心里话，使各旅的指挥员特别感到欣慰。
尤其是童国贵的九旅，抗战中是受过刘昌义指挥、带领的部队，勇猛的战斗作风打好了基础，而今天有更顽强的表现，因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誉感，这恰恰是一股难以估量的战斗力。
陈锡联乘干部集中的机会，简要地指示说：“战役就要进入关键阶段，今天黄维兵团要闯进阜阳。
这个敌人第十二兵团，编成才3个月，专门用来对付我中原野战军的，不可轻敌啊。
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主力之一，要认真对待，做好准备。
你们把队伍带到宿县西南，具体位置参谋长有专门安排。
我要求你们赶快接收新兵，消化解放战士，组织上得以充实加强。
至于利用空隙如何整训，另有要求。
力求抓紧时间，突击薄弱环节，尤其是土工作业，要学会筑工事，围困并歼灭敌人。
看谁最顽强，谁就能胜利。
这是一次有关中国命运，革命转折的大决战，包括我在内都要下决心：只能打胜，为了胜利不顾一切。
像陈毅司令员指示的那样：现在同敌人拼，对我最有利，错过了这个良机，子子孙孙会抱怨我们的。
攻克宿县，实现了刘伯承斩断敌人中枢的战略构思，打到了敌人致命点，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
国民党报刊《新闻天地》（第五十三期）不得不承认：“###这一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惟一的补给线，二则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攻下宿县为淮海决战创造了良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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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1）
决心办教育1950年10月，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奉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派遣，到重庆北碚，见到了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信中内容是：中共中央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刘伯承去办学，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让他把西南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军大学。
刘伯承看完信，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中央和聂老总，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龙同志交代一下就走，不久即可到京复命。”
“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一贯主张，刘伯承很坦率地向战友表示：“我年纪老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喽。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10月27日，一架客机徐徐降落在北京西郊飞机场的跑道上。
刘伯承步出机舱，朱总司令热情地向他挥手，他快步走下舷梯，两位大军事家的手紧握到了一起。
三谈定方针刘伯承到了北京，便投入领导陆军大学筹委会的紧张工作。
首先要确定校址，刘伯承偕军训部长等人实地察看了石景山地区和西北郊圆明园遗址，觉得前者投资过大，国力有困难，后者是历史要地，应是教育国人认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迹，都不适宜。
他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兴建一个大型的军事学院要花很多钱。
但为了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战场，就得早日开学。
他建议：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陆大的校址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马上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筹委会的同志赞同这个主张。
依据省钱又能马上开学的两条原则，南京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地方大，设备齐全，把陆大设在南京最为理想。
筹委会同意，中央也批准这个建议。
周恩来非常关心陆大的问题，他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在三次会见中，刘伯承的意见得到了肯定，周恩来的意见都被认真记取并予以落实。
周恩来称赞这位南昌八一起义的老战友：“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刘伯承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的。
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商量交谈中，刘伯承提出几个重要问题。
他建议：将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
鉴于以后陆续要开办海、空军科，为我军现代化培养高级指挥员，以后必定会办起系列军事院校。
这个建议，立即为中央采纳。
周恩来告诉刘伯承等人：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帮助教学工作。
刘伯承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
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
叫专家就超脱了。
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我说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周恩来理解他的心思，深有同感：当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那种武断霸道，瞎指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记忆犹新。
“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毅同志来兼政委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
钟山掌教硕果累累（2）
周恩来的话，引起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干部文化低，只有学到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
这完全同刘伯承长期所实行的文化是干部教育的金钥匙相一致。
刘伯承觉得选调教员非常困难。
如今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其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
周恩来明确表示，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
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情况。
关于起用原国民党军官当军事教员的意见，在淮海决战前刘伯承就提出过：“对蒋军专科军官应该利用，以帮助我们学术的改进。
苏联利用白俄军官是列宁主张的，但以后有些叛变，好多人主张不用白俄军官，但列宁坚决地说：即使叛变，亦要用白俄军官，因叛变总是少数。”
任命原国民党军官担任教员，军事学院许多同志都想不通。
刘伯承耐心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教育大家：古时候赵武灵王都知道以敌为师嘛，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用其所长，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请了被俘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当红校的教员。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时候，也曾让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振汉讲过课。
他要求学员：“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由于正确的政策得以落实，对迅速改变教育训练水平，提高教育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学两件事11月21日夜，刘伯承乘火车赶到南京，投入了建校和教学的准备工作。
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校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
堪称来自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圈子大，班子精。
战争岁月，刘伯承是指挥过无数部队，得心应手的老部下，可谓成千上万。
但这次到南京他只带了几名身边工作人员。
建院所需干部，他只提原则要求，全部通过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统一调配。
他说，军事学院肩负培养全军高级指挥员的重任，建院应集中全军的精华，反映全军的素质。
“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军事学院的领导班子可称精干。
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从1951年建院直到1958年离任。
只由他和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质保障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院党委常委，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一竿子到底，及时、具体、有力，工作效率很高。
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配备起来后，刘伯承专门指示陶汉章重返华北“访贤”，物色旧职军官中确有专长的人来学院任教。
他提出三条标准：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一般经过专门军校；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决心。
陶副部长按此要求物色了一些人，再加上聂荣臻帮助物色的，一共有300多人。
这样，高级系、基本系、函授系、情报系就如期开学了。
对出身旧军队的教员，刘伯承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热情地说：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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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3）
刘院长鼓励他们：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总司令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
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
通过学习和教学实践，他们有相当可观的进步。
开始有少数学员不尊重他们，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
刘院长语重心长地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
同时，刘院长要求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
教员与学员互相尊重，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1951年1月8日，基本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开始上课。
1月15日晨，军事学院举行了盛大壮观的开学典礼。
中央军委发出了祝词。
毛泽东的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的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军委的贺幛，写着：“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代表军委作了讲话。
授旗仪式开始，刘伯承院长身着黄呢军服，精神矍铄，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接过军旗致答词，刘伯承响亮地提出保证说：“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
隆重威武的阅兵式，振奋了全场。
在大会前有人认为此举不必要，还是不搞为好。
但是刘伯承认为：过去我们搞阅兵，一般来说只是为了壮军威，鼓舞军民士气，而现在，必须把它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来认识。
人民解放军必须“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如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军队的协同动作。”
刘伯承的这个独到的创见很快统一了认识，阅兵式展示出相当高的水平。
由此，全院对阅兵式树立了新观点，并且军事学院在北京天安门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中，多次受到赞扬，整齐雄伟的方队首先通过天安门时，观礼台上掌声、赞美声里，包含着对解放军高级指挥员队伍的信任和敬重，同时也领略到刘伯承院长的精心领导。
严实好学风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培养的学员必须德才兼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指挥员必须有忠勇卫国之德，与精通现代武器之才，才能顺利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
要实现这个教学目的，其艰巨性不亚于指挥若干大战役，要做好许多细致踏实的一系列工作。
面对重任，刘伯承投入了全部智慧和精力。
他在拟定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时，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统一军事思想，树立优良学风，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
在施训中，要注意反对两种偏向：第一种是抛弃我们原有的基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另一种是顽固保守，坐井观天，不愿接受现代的军事科学。
他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刘伯承为了带好军事学院的这支教师队伍，他以身作则，亲自给高级指挥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
1952年5月，他用了18天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33万字的讲授提纲，广泛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用红、蓝、黑笔修改了三次。
当时，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学员和教员都来听课，此外来听课的还有华东军区等单位的领导干部。
他讲了足足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引出一个个生动的战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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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4）
学员们望着刘院长明显消瘦了的面庞，从中体察到这课堂费去他多么大的心血，眼眶都不禁为之湿润。
一位教员感动不已，特意向刘院长请教讲课的诀窍。
他如实地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道出了教师劳动的艰辛。
为了使理论学习和预定作业更接近实际，从1951年到1955年，学院共组织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场作业。
这些活动，既统一了思想，又培养和锻炼了学员实际指挥合成军队作战的能力，对部队的教育训练起到重大的作用。
刘伯承堂堂正正，威武端庄的作风，使学员得到高级指挥员应有的庄重形象的教育；1951年6月临淮关大演习，炎夏烈日，他一不戴草帽，二不摇扇子，风纪端正，浑身汗渍，实施指挥。
刘院长严于律己，自然地产生出无形的权威与尊严，大家敬佩他。
战役系的学员，全部是少将以上的指挥员，对他们的培训，刘院长高度重视，周密规划，从难从严。
他对教学人员说：“他们都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掌握局面。
惟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对他们的最大照顾，就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向来重视实战经验的刘伯承，先后两次派出见学团到朝鲜战场。
他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当中。
军事学院成立后两个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高、上级速成科调走了44名学员。
过不多久，他提出再调走50名学员和一些院系的领导干部。
刘伯承积极支援朝鲜战场，并对前方战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的前线来信，刘院长看得十分仔细，并指示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他在按语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
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见学团回到南京，向刘院长汇报：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
一些曾经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刘伯承知道教学能为前线有所帮助，欣慰之余，他仍然把研究朝鲜前线作为自己的专项。
1951年7月1日，他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题为《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他着重讲述了朝鲜前线的成就，并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第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第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第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就这四个要点，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以达到使全院关心、了解朝鲜战场，启发大家在联系实际中充实教学。
此后，刘伯承又组织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
他不以此满足，继而，又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
这种前线与学院的整体合作，战教结合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与现代化对手的作战经验，同时也丰富并充实了学院的教学训练。
由于战教结合方针的彻底施行，学员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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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5）
志愿军某部的领导干部给刘院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的重要意义。
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
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发给他们多种教材讲义各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部队需要学院的教材讲义如此急切，说明学院的教学同部队的实际紧紧结合。
刘伯承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那里重要他就出现在那里。
教材是办军院的一件大事。
他要求编写材料、讲义，一定要内容准确，用语科学，提法恰当，标点符号无误。
他说：“对基本的东西，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
错了，会以讹传讹，后患无穷。”
1954年5月9日，他在致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王文治的信中指出：“各项讲义用术语须一致，而文字须清楚，否则会使人错解、误解，甚至遗害国防！”当时，有许多人不重视军事术语的统一工作，认为这是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对搞这项工作没有兴趣；有的则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和使用军事术语。
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是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使用，以在全军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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