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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横生博弈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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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者”的策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幸存者》节目以许多有趣的策略博弈为特征。在《幸存者:泰国》的第六集中,由两个小组或两个部落参与的游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失为一个向前展望、倒后推理的好例子。4在两个部落之间的地面插着21支旗,两个部落轮流移走这些旗。每个部落在轮到自己时,可以选择移走1支、2支或3支旗。(这里,0支旗代表放弃移走旗的机会,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一次移走4支或4支以上的旗。)拿走最后1支旗的一组获胜,无论这支旗是最后1支,还是2支或3支旗中的一支。5输了的一组必须淘汰掉自己的一个组员,这样,该组在以后的比赛中的能力就会削弱。事实证明,这次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致命,因为对方部落的一个成员将继续参加比赛,争夺100万美元的最终奖金。因此,找出比赛的正确策略一定非常有价值。
  这两个部落名为Sook Jai和Chuay Gahn,由Sook Jai先行动。它一开始拿走了2支旗,还剩下19支。在继续读下去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Sook Jai部落的成员,你会选择拿走多少支旗?
  把你的选择记下来,然后继续往下读。为了弄明白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并且把正确策略与两个部落实际上采取的策略进行比较,注意两个十分有启迪性的小事件通常很有用。第一个小事件是,在游戏开始前,每个部落都有几分钟时间让成员们讨论。在Chuay Gahn部落的讨论过程中,其中一个成员泰德·罗格斯(Ted Rogers)——一个非裔美国软件开发人员,指出:“最后一轮时,我们必须留给他们4支旗。”这是正确的:如果Sook Jai部落面临着4支旗,他们只能移去1支、2支或者3支旗,与此相对应,Chuay Gahn部落在最后一轮中分别移去剩下的3支、2支或1支旗,最终Chuay Gahn部落在游戏中取胜。实际上,Chuay Gahn部落确实得到并正确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面临6支旗时,他们拿走了2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有启发性的小事件。在前一轮,就在Sook Jai从剩下的9支旗中拿走3支返回后,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斯伊·安(Shii Ann)——一个好辩的、能言善道的、很为自己的分析能力感到自豪的参赛者,突然意识到:“如果Chuay Gahn现在取走2支旗,我们就糟了。”所以,Sook Jai刚才的行动其实是错误的。他们本应该怎样做呢?
  斯伊·安或者Sook Jai部落的其他成员本来应该像泰德·罗格斯那样推理,除了实践在下一轮给对方部落留下4支旗这一逻辑推理之外。你怎样才能确保在下一轮时给对方留下4支旗呢?方法是在前一轮中给对方留下8支旗!当对方在8支旗中取走3支、2支或1支时,接下来轮到你时,你再相应地取走3支、2支或1支,按计划给对方留下4支旗。所以,Sook Jai本来可以只在剩下的9支旗中取走1支,从而扭转局面。虽然斯伊·安的分析能力很强,但为时已晚!或许泰德·罗格斯有着更好的分析洞察力。但确实是这样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更复杂的树(3)
Sook Jai怎么会在前一轮面临9支旗呢? 因为Chuay Gahn在前一轮中从剩下的11支旗中取走了2支。泰德·罗格斯的推理本来应该再倒后一步。Chuay Gahn本来可以取走3支旗,留给Sook Jai 8支旗,这样,Sook Jai就会面临输掉比赛的局面。
  同样的推理可以再倒后一步。为了给对方部落留下8支旗,你必须在前一轮给对方留下12支旗;要达到这个目的,你还必须在前一轮的前一轮给对方留下16支旗,在前一轮的前一轮的前一轮给对方留下20支旗。所以,Sook Jai本来应该在游戏开始时只取走1支旗,而不是实际上取走的2支。这样的话,Sook Jai就可以在连续几轮中分别给Chuay Gahn留下20支、16支……4支旗,确保取胜。
  是不是在所有博弈中,先行者总是能确保取胜呢?不是。如果在旗子游戏中,开始时的旗子是20支而不是21支,那么后行者一定获胜。另外,在一些博弈中,比如3×3的连环游戏,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通过正确的策略确保打成平手。
  这两个核心人物的命运也很有趣。斯伊·安在下一集时又一次严重判断失误,并因此出局,在16个参赛者中排名第10。泰德显得更加冷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有技巧,他在倒数第五集时出局。现在来考虑一下Chuay Gahn部落在第一轮应该选择多少支旗。他们面临着19支旗。如果他们当时充分地利用了倒后推理的逻辑,他们就本应该取走3支旗,给Sook Jai留下16支旗,也就踏上了必胜之路。在比赛中局,无论对方在哪一个点犯了错误时,接下来轮到的那个部落都可以抓住主动权,从而获胜。但是很遗憾,Chuay Gahn也没有很完美地玩好这个游戏。
  下面的表格对博弈的每个决策点上的实际行动和正确行动进行了对比。(“不行动”表示若对手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任何行动选择都必然失败。)你可以看到,除了Chuay Gahn在面临着13支旗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之外,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而当时Chuay Gahn一定是偶然选对的,因为在下一轮面临11支旗时,他们本应该取走3支旗,却只取走了2支。部落移动前旗子数拿走的旗子数获胜应取走的旗子数Sook Jai2121Chuay Gahn1923Sook Jai1721Chuay Gahn1513Sook Jai1412Chuay Gahn1311Sook Jai121不移动Chuay Gahn1123Sook Jai931Chuay Gahn622Sook Jai43不移动Chuay Gahn111
  在你苛刻评价这两个部落之前,你必须意识到,即使学会怎样玩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弈,也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我们已经在课堂上让各组学生玩过这个游戏,结果发现,常青藤联盟的一年级学生需要玩三次甚至四次后才能进行完整的推理,并且从第一步行动开始就一直采取正确的策略。(顺便问一下,当时我们叫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多少支旗?你是如何推理的?)顺便提一句,人们似乎通过观察别人玩博弈比自己玩博弈学得更快;也许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观察者比作为一个参与者更容易把游戏看做一个整体,并冷静地对其进行推理。
  为了加深你对推理逻辑的理解,我们给你提供了我们的第一个“健身之旅”——你可以练习一下这些问题,以此磨炼你对策略思维的运用技能。答案请参阅本书健身之旅题解。
  既然你已通过这些练习而深受鼓舞,那我们就继续来考察整个博弈课堂中普遍存在的策略问题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更复杂的树(4)
博弈何以能完全逆推可解?
  21支旗博弈的一个特殊性质有助于该博弈完全可解,那就是它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不论是某些自然的机会元素,还是其他参与者的行动和能力,或者是他们的实际行动,都不具有不确定性。这似乎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但仍需要详细阐述。
  首先,在博弈的任何一个决策点处,当轮到一个部落行动时,该部落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还剩下多少支旗。而在许多博弈中,存在一些纯偶然的元素,这些元素是自然产生的或者由概率之神决定。例如,在许多卡片游戏中,当一个玩家做出选择时,他并不确定其他人手中持有的是什么牌,虽然其他人先前的举动可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他可以据此推断他们手中的牌。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我们的例子和分析将会涉及一些包含这种自然机会元素的博弈。
  第二,当一个部落做出选择时,它清楚地知道对方部落的目标,那就是最终取胜。而查理·布朗也本应知道露西喜欢看到他仰面跌倒。在很多简单的游戏或体育比赛中,参与者也能清楚地知道对手或对手们的目的。但是在商界、政界以及社交活动中的博弈未必如此。在这样的博弈中,参与者的动机是自私和利他、关注正义或公平、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等的复杂混合体。为了弄清其他参与者将在博弈中随后的决策点处做出何种选择,有必要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存在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权衡这些目标。但你几乎永远都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必须做有根据的猜测。你不可以假定对方有着和你一样的偏好,或者是像假设的“理性人”那样行动,你必须真正地考虑他们的处境。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并不容易,而且你的情绪卷入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常常使情况变得更复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以及本书的不同要点中,继续讨论这种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对于其他参与者动机的不确定性问题,向客观的第三方(策略顾问)索取建议可能对你会有所帮助。
  最后,在许多博弈中,参与者必然面临关于其他参与者选择的不确定性;为了将这种不确定性区别于机会的自然方面,如牌的分发次序或者球在不光滑的表面上反弹的方向,我们有时候把这种不确定性称为策略不确定性。21支旗博弈中不存在策略不确定性,因为每个部落都能看到并清楚地知道对方之前的行动。但是在很多博弈中,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或者由于轮换的速度太快,参与者无法看清对方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然后再据此做出反应。足球守门员在面对罚球时,必须在不知道射门员会把球踢向哪个方向的情况下,决定向左移还是向右移;一个优秀的射门员会一直隐藏自己的意图,直到最后一微秒,而那时守门员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网球和其他运动中的发球和传球。在密封投标拍卖中,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在不知道其他投标人选择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在很多博弈中,参与者们同时行动,而不是按预先规定的次序行动。在这样的博弈中,选择自己行动的思维方法不同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要难于像21支旗这样的序贯行动博弈中的纯粹的倒后推理方法;每个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其他参与者是在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而且反过来也在考虑他自己在想什么,等等。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考虑的例子将阐述同时行动博弈的推理和解决方法。但是,在本章,我们只集中讨论序贯行动博弈,比如21支旗博弈,以及我们后面将讨论的更复杂的象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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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真的是用倒后推理来求解博弈吗?(1)
沿着博弈树倒后推理是分析和求解序贯行动博弈的正确方法。那些既没有明确地这样做也没有直觉这样做的人,实际上是在损害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应该读一读我们的书,或者聘请一位策略顾问。但那只是对倒后推理理论的一个咨询性或规范性的运用。该理论是否跟大多数科学理论一样,有着更普遍的解释价值或者积极价值呢?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在实际参与博弈时,得到正确的结果?从事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这两个新奇有趣的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试验,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看起来最具破坏力的批判来自最后通牒博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谈判博弈:只有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提议。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提议者”A,另一个是“回应者”B,还有一笔钱100美元。博弈开始时,参与者A先提出一个两人分割100美元的方案。然后参与者B决定是否同意A的提议。如果B同意,就实施这一提议,然后每个人将获得A提议的份额的钱,博弈结束;如果B不同意,那么两个人都将一无所获,博弈结束。
  暂时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A,你会提议怎样分配100美元?
  现在考虑一下,如果两位参与者是传统经济理论观点下的“理性人”,即,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自身利益,且总能找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优策略,那么博弈会怎样进行下去?提议者A会这样想:“无论我提议怎样分,B都只能在接受提议或一无所获之间进行选择。(这个博弈是一次性博弈,因此B没有理由建立一种强硬的声誉;或者在将来的B可能成为提议者的博弈中,对A的行动针锋相对;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无论我的提议是什么,B都会接受。我可以给B尽可能少的钱,使自己得到最好的结果,例如只给他1美分,如果1美分是博弈规则所允许的最低金额的话。”因此,A一定会提议给B这一最低金额,而B只能选择接受。
  这一论证是无须画出博弈树来进行树逻辑分析的另一个例子。再停下来想想。如果你是B,你会接受1美分吗?
  关于这个博弈,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的实验。6通常情况下,实验者让24个左右的受试者聚集在一起,并让他们随机组对。每一对都要指定一个提议者和一个回应者,然后进行一次博弈。接着再次随机组成新的组合,重新博弈。通常,参与者们不知道他们会在博弈中和谁组对。因此,虽然实验者能从同一个群体的同一种试验得到几个不同的观察结果,但其中并不存在足以影响人们行为持续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个一般性框架内,实验者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条件来分析这些条件对结果的影响。
  你对自己作为提议者和回应者应该怎样行动的内省,可能已让你认识到,这个博弈的实际结果应该与上述的理论预测结果不同。的确,它们之间有差异,而且通常差异很大。给予回应者的金额随着提议者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实际提议1美分或1美元,或者低于总金额10%的情况非常罕见。平均提议金额(一半提议者提议的金额比这个金额少,一半的提议者提议的比这个金额多)在总金额的40%~50%之间;很多实验中,50∶50的分割比例是唯一最常见的提议。给予回应者少于总金额20%的提议被拒绝的概率是50%。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们真的是用倒后推理来求解博弈吗?(2)
非理性与关注他人的理性
  为什么提议者会给回应者相当大的份额呢?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提议者可能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倒后推理。第二,除了尽可能赢得更多的纯粹自私的欲望之外,提议者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动机;比如他们倾向于利他的选择行动,或者关心公平问题。第三,他们可能担心回应者会拒绝较低的金额。
  不可能是第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博弈中,倒后推理的逻辑实在太简单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参与者有可能无法完全地或正确地进行必要的估算,尤其是当参与者初次参与这个博弈时,就像我们在21支旗博弈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最后通牒博弈实在太简单了,即使对初次接触的参与者来说也是一样。所以,一定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原因,或者两者兼备。
  早期的最后通牒实验得出的结果倾向于第三个原因。事实上,哈佛大学的艾尔·罗斯(Al Roth)及其合作者发现,如果大多数受试者的拒绝临界值一定,提议者将会选择使获取更大份额的可能性与遭到拒绝的风险达到最优平衡的提议。这表明,提议者身上具有明显的传统意义的理性。
  然而,我们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可能性的区分,得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为了区分利他主义和策略主义,我们使用该博弈的一个变种做了一些实验,该变种称为*者博弈。在*者博弈中,提议者独自决定怎么分割这笔钱;而对手(回应者)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言权。结果是,*者博弈中提议者分给回应者的平均金额大大小于最后通牒博弈中他们所提供的平均金额,但他们分给回应者的金额又明显大于零。因此,上述两个解释都有其道理。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的行为既有慷慨的一面,也有策略性的一面。
  慷慨的一面是出于利他主义还是出于对公平的关注?上述两个解释是所谓的人们关心他人的偏好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个实验的另外一个变种也有助于把这两个可能性区分开来。在之前的基本博弈中,受试者先随机组对,然后通过一种随机的方式指定提议者和回应者,例如通过抛硬币的方式。这可能使参与者有一种公平或公正的感觉。为了抛却这种感觉,该实验的一个变种通过举行一场初赛来指定受试者的角色,例如一个常识测试,然后指定获胜者为提议者。这会使提议者有一种权力感,导致他们给回应者的金额平均减少了10%。然而,平均金额仍远远大于零,这表明,在提议者的思维中有一种利他主义的元素。要记住,他们并不知道回应者的身份,因此,这一定是一种普遍的利他意识,而不是一种只关心个人福利的意识。
  个人偏好实验的第三个变种也是可能的:奉献可能会受羞耻感的驱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杰森·达纳(Jason Dana)、耶鲁管理学院的黛莉安·凯恩(Daylian Cain)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洛宾·道斯(Robyn Dawes)用如下的*者博弈变种,做了一项实验。7实验者要求*者对10美元进行分配。在*者做出分配决定之后,还没有把钱交给回应者之前,*者得到了如下提议:你可以得到9美元,而对方将一无所获,并且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曾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大多数*者都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宁愿放弃1美元,来确保对方永远不知道他们有多贪婪。(一个利他的人会更愿意给自己留9美元,把1美元给对方,而不是给自己留9美元,却让对方一无所获。)甚至当*者只能拿到3美元时,为了让对方一无所知,他也宁愿拿走这点儿钱。这就像为了避免给乞丐一点儿施舍,而花大笔钱穿过别的街道那样。

人们真的是用倒后推理来求解博弈吗?(3)
观察一下这些实验的两个要点。第一,它们都遵循科学的标准方法:通过设计合适的变种实验来检验理论假说。人们在这里提及几个主要变种。第二,在社会科学中,多个原因通常同时存在,每个原因都能解释同一个现象的一部分。假设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接受其中一个假设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所有假设。
  现在,考虑一下回应者的行为。在知道接下来的提议额可能甚至更少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会拒绝这个提议呢?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不可能是想要建立一个强硬谈判者的声誉,以便在以后的博弈中或其他分割博弈中得到较好的结果。同一对参与者不会重复地博弈,并且以后的搭档也不会获得参与者以往的行为记录。即使建立声誉的动机是隐含地表现出来的,它也必须采取更深刻的形式:回应者遵循了某个一般的行动规则,而无须在各种情况下都进行仔细的思考和算计。这种形式一定是一种直觉的行动,或者是一个情感驱动的回应。而这也的确是事实。在实验研究新诞生的一个分支领域——神经经济学中,当受试者做出各种经济决策时,实验者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N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扫描了他们的大脑活动。当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在该情形下进行时,实验者发现,当提议者的提议越来越不公平时,回应者的前脑岛(anterior insula)也越来越活跃。由于前脑岛对情绪(如生气、厌恶)敏感,所以它有助于解释回应者为什么会拒绝不平等的提议。相反,当接受不平等的提议时,回应者左边的前额皮质会更加活跃,这表明他在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在做自己厌恶的事和获得更多金钱之间进行权衡。8
  许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家们)认为,虽然在实验室实验中,回应者可能会拒绝实验室提供的微小总额的微小份额,但在现实世界中,利益总额通常大得多,回应者再拒绝微小的份额就非常不可能了。为了检验这一说法,人们改在几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做这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在这些国家,实验金额相当于参与者几个月的收入。拒绝的可能性确实变得微乎其微了,但是提议者却没有明显变得更加吝啬。对于提议者而言,遭到拒绝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了,比他们的行为给回应者带来的后果还要严重,因此,担心遭到拒绝的提议者可能会更加谨慎地行事。
  虽然一些行为可以通过本能、荷尔蒙或者大脑中的情感得到部分解释,但有些行为随着文化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在不同国家所做的实验中,实验者发现,关于怎样的提议才算合理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中的差别度高达10%,但是像侵略性或强硬性这样的性质,不同的文化中的差异较小。只有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明显的不同:在秘鲁亚马孙河畔的马奇根加部落(Machiguenga),提议者提供的份额很小(平均为26%),却只有一个提议遭到了拒绝。人类学家解释说,那是因为马奇根加人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他们和社会隔离,而且没有什么分享准则。与此相反,在两个国家中,提议额超过了50%;这两个国家有一种习俗,那就是当一个人好运降临时,他会十分慷慨地赠予其他人,而接受者有义务在将来更慷慨地给予回报。这个准则或习惯似乎也影响了这个实验,虽然参与者们并不知道他们将要把钱给谁或者谁将要把钱给他们。9
  

公平和利他主义的演化(1)
从这些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以及类似最后通牒博弈的其他实验的结果中,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基于每个参与者都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假设,运用倒后推理理论所得到的结果与实验结果大相径庭。正确的倒后推理和自私自利,哪一个是错误的假设?或者是否有一个组合?它们暗示了什么?
  我们首先考虑倒后推理假设。在《幸存者》节目中的21支旗博弈中,我们看到,参与者没能正确地或彻底地进行倒后推理。但那是他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甚至在当时,他们的讨论也显示出了短暂的正确推理。我们的课堂实验表明,学生们在玩或看别人玩这个博弈三四次之后,便学会了彻底的倒后推理。许多实验不可避免地或者基本上是有意地选择那些初次接触博弈的人作为受试者,这些人在博弈中的行动通常也是学习这个博弈的过程。现实的商界、政界和专业体育比赛中,人们对他们参与的博弈十分有经验。我们希望参与者们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不论是利用推理,还是依靠训练出来的本能,他们都能采取大体正确的策略。对于一些稍微复杂的博弈,有策略意识的参与者可以使用电脑或聘用顾问来进行推理;这种做法虽然比较少见,但一定很快就会推广开来。因此,我们相信,倒后推理仍然是我们分析这类博弈以及预测其结果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将在特定背景下对第一步分析做出必要的修改,我们必须认识到初学者可能会犯错误,而且某些博弈可能会变得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独立解决。
  我们认为,从这些实验性研究中得到的更重要的教训是,人们在选择时,除了考虑自身利益之外,还会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和偏好。这使我们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在进行博弈论分析时,我们还应当考虑参与者对公平或利他主义的关注。“行为博弈论延续了理性假设,而不是抛弃了理性假设。”10
  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动机,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决策制定和策略互动的理解。而且这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在博弈论的前沿研究中,正日益将平等、利他主义及类似的动机纳入参与者的目标(甚至还包括参与人对奖励或惩罚那些遵守或违背这些规范的参与者的“第二轮”关注)。11
  但我们的推理却不应就此停步;我们应再前进一步,考虑一下为什么利他主义和公平动机,以及对违反规范者的生气或厌恶感,对人们会有如此强烈的影响?这把我们带入了思辨的王国,不过我们在演化心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些向其成员灌输公平主义和利他主义准则的集团,比那些由纯粹自私的个人组成的集团更少发生内部冲突。因此,他们的集体行动更容易取得成功,例如提供有利于全体成员的商品,或者保护公共资源。而且,在解决内部冲突时,他们花费的努力和资源也要少得多。结果是,无论是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与其他没有类似准则的集团竞争时,它们都会做得更好。换句话说,某种公平和利他的措施,可能具有演化的生存价值。
  拒绝不公平提议的某个生物学证据来自特里·伯纳姆(Terry Burnham)做的实验。12在他的最后通牒博弈版本中,利益总额是40美元,受试者都是哈佛大学的男研究生。分割者只有两个选择:给对方25美元,自己保留15美元;或者给对方5美元,自己保留35美元。对于那些只提供5美元的提议,有20个学生接受了提议,6个学生拒绝了提议,结果自己和分割者都一无所获。现在,来看一句点睛之笔。结果证明,拒绝提议的那6个人的睾丸激素比那些接受提议的人高50%。就睾丸激素与身体状况和攻击性相联系这一点来说,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基因联系,可以解释演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费斯(Robert Trivers)所谓的“道德攻击性”的演化优势。

公平和利他主义的演化(2)
除了潜在的基因联系,社会团体在传递社会准则时还会采用非基因方式,即对家中婴儿和学校中的孩子的教育过程及社会化过程。我们通常能看到家长和老师教育易受影响的孩子们关心他人、与人分享和友善的重要性;其中一些教诲无疑会一直牢牢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影响他们一生的行为。
  最后,我们想指出,公平动机和利他主义都有其局限性。一个社会的长期进步和成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改变。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有个人主义观念以及向社会准则和传统观念挑战的意愿;因为自私自利通常伴随着这些性格特征。我们需要正确地权衡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
  非常复杂的树
  当有了一点倒后推理的经验后,大家会发现,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很多策略局势都可以遵循“树逻辑”加以处理,而不必专门画出博弈树来进行分析。其他许多中等复杂的博弈可以通过越来越完善的专门电脑软件包来处理。但对于像象棋这样的复杂博弈,想通过倒后推理完全求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而言,象棋是一个理想的可以通过倒后推理加以解决的序贯行动博弈。13在这个博弈中:参与者交替行动;参与者之前的所有行动都是可观察且无法撤销的;局势和参与者动机没有不确定性。如果相同的局势重复出现,比赛就算平局,这一规则确保比赛能在有限次行动后结束。我们可以从最末端那个决策点(或者终点)开始倒后推理。然而,理论和实践完全是两码事。据估计,象棋中的决策点总共大约有10120个,也就是1后面加120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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