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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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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为消除农民怕政策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的一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碍，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 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常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是奇迹，确切地讲，这个奇迹就是在5个中央一号文件期间发生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国庆节那天，当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时，北京市农民的*队伍，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7个红色大字的巨型标语牌，由东向西，昂首阔步，走向检阅台，顿时广场上掌声、笑声经久不息，人们齐声欢呼：中央一号文件好！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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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1）
◎倪振良
一、风云人物1992年初春，当代风云人物*来到了阔别8年的深圳。
百花颔首，千树起舞，座座高楼绽开了笑脸。
1月20日早上，国贸大厦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挤满了愉悦的人群。*一行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坐观光电梯，徐徐登向53层旋转厅。
一夜城满眼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彩色的人潮。
进了国贸大厦制高点，坐在缓缓旋转的环形大厅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看到的是立体的活动着的一尊尊巨雕，一幅幅彩图。多姿多彩的现代化楼宇，一幢幢、一群群、一片片，汇成了楼的山、楼的海、楼的森林，其间绿荫浓覆、人影憧憧。
仿佛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镇上除了破旧的平房外，只有几座旧楼，人口也不过两三万。多处是乱石、水沟，还有出没在水草间的青蛙、水蛇……转眼间，这里崛起了一座现代化锦城，已有两三百万人口，数千栋大楼，十几万辆汽车，还有纵横交错、数不胜数的林荫大道。
记得8年前，*第一次踏上深圳滚烫的热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到处是来往的推土机，起落的起重机，灰色的脚手架。透过这一切，*看到了深圳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欣然命笔道：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次离开深圳后的第二个月，即1984年3月，在*提议下，*中央便作出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决定。
中华民族奋进的航道已经开通，风帆已经扬起，定然驶向成功的彼岸。1988年6月初，*在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兴致勃勃地说：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这个再造香港的构想，其实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已在深圳率先实施了。经12年奋争，12年拼搏，深圳已建起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已看到了第二个香港的雏形，已显示出了它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面的香港，早已租给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它的兴旺与繁荣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50年代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东南亚的一些华裔资本家将数百亿美元存入香港，香港的经济便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那时至今，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而深圳特区，刚创办12年，它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高出了26个百分点，难怪香港人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
且看今日的深圳，在80平方公里新城内已建成9个工业区、50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还建成了大型机场、大型铁路客站和8个港口码头、4个陆路口岸，300多公里市区通路。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辉煌的事实：12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深圳的经济效益，深圳的社会风尚，都要比香港高出一筹：
啊，深圳，不是香港，胜似香港，大海可作镜，高山可作证！
面对这一番情景，作为创办深圳特区的倡导者*，精神矍铄，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他的目光注视着深圳市领导，语重心长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2）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讲一百年，动摇不得。
*一字一顿重复着这样一番话，是那样郑重，那样坚毅。这位久经磨砺，年近九旬的老人，似乎在给十几亿中国公民指点着赖以生存与奋争的道路，又似乎是在解剖着中国革命苦涩、曲折而又十分恢弘的历史……三起三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在其中就经历了三个大起大落。
*第一次受打击是在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突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安乐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谁料到，33年后，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又被发配到了江西，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日出而去，步行去一里路外的拖拉机厂接受劳动改造；日落而归，”闭门思过“。寒风侵骨，冷雨敲窗，多少战争年代里为国捐躯的战友、英烈的形象在他面前闪过。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在苦苦思索：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究竟该怎么搞？
70年代初，*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中国似乎有了转机，*结束了3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是在1973年。到了1975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一伙大搞什么评法反儒批周公，把矛头指向病中的周恩来；紧接着又来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硬是又把*打下去。
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1976年10月，它终于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七八月间，*第三次重上政治舞台，恢复了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才略过人、力挽狂澜的*肩上。
历史的转折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10多亿公民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公民的生活尚在贫困线上徘徊。难道中国向来就那么穷吗？不。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与中国并驾齐驱；到了70年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也就在六七十年代，正当中国这条巨龙被无休止的运动、斗争折腾得精疲力竭、回天乏术的时候，在中国的周围出现了群龙腾飞的局面，与中国大陆同祖、同根、同一文化圈的香港、台湾等，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雄辩的事实告诫我们：疯狂的口号喊不出高速度，无休止的斗争斗不出”灿烂的经济之果“，得赶快悬崖勒马，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心工作必须要来个根本的转变，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
经济建设怎么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勒紧裤带，蛮干苦干？殊不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时，世界已在拥抱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了；当我们闭门高喊要解放全人类时，人类已经登临月球，飞向宇宙了。当今的中国，只有革除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扫除一切阻挡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彻底解放生产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腾飞。只有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高科技；同时，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市场，让中国汇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洪流，才有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3）
于是，经*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足够的勇气、胆略，还需要必要的试验田、排头兵。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等乡村开始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搞活，该选择哪里做”排头兵“、”试验场“？
*浏览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形的中国地图，渐渐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了南方……二、二十年怀胎中国的南方，连着大海，向着东南亚。
自从140多年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后，有多少洋人洋货从这里拥进华夏；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漂向海外，走向世界。
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桎梏的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与干劲，投身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事业。
可叹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轮，在剧烈的政治风浪中颠簸震荡，失去了多少赖以腾飞的良机，将多少极其宝贵的岁月付诸滚滚浊浪！
坐失良机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震动世界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英勇气概。太平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高涨了起来。
这个时候，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办工厂、开商店，随之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即向*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到南方来了。陶铸忙招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了珠江畔的毛主席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抽着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与掌舵者，还没有迈出祖国的南大门，也没有去过港、澳、台，缺乏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
广东的官员则兴致勃勃：”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毛泽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还是默然地抽着烟。
半个小时后，当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扑向大海的游艇时，才若有所思地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立即呈送给了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提到最高决策层商讨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广东省委在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杳无音信。
第二年春天始，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折腾下来，已是20余年过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4）
打开国门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制造十年*的祸首们已经覆没，*又开始重新工作。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国应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忙着组织出国考察访问代表团。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他先后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管国家进出口方面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我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让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4月初就前往港澳了。
5月初，谷牧副总理则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显示着中国这头雄狮觉醒了，正重振雄风，向世界走来，那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都以相当的规格和极高的礼仪，接待着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经济考察团，我考察团成员则认认真真座谈、询问、参观、考察。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从设计部门到生产车间，大多是那样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一座座厂房是那样整洁、规范，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位先生、小姐操作着电脑，控制着各个生产程序，崭新的成品便源源不断而出。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在这琳琅满目的国际市场上，世界各大国家的商品几乎都有，中国货也有，但大多是摆在最廉价的柜台里，而且居多是中国最好的上海货。这怎么不使目睹这一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西欧诸国给考察团员留下的印象与感触是极深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西德崇尚信誉，注重高效、优质的生产；英国恪守规矩；法国讲究艺术；瑞士恬静、富有；丹麦活跃兴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风俗，沿袭、发展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塑造着不同的素养、性格。所见所闻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感触最深的还是现代化科学技术与严密的经营管理带来的高效率与高速度。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与笔者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5）
说干就干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谷牧从西欧返回前几天回到了北京。谷牧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该组写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西欧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宝安等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宝安、珠海在行动，赶到头里的要算是我驻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到了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样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先念副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与谷牧副总理作了认真研究，马上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远在香港的袁庚，接到通知，赶忙登上了直飞北京的班机。
三、中南海决策直飞北京的银燕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初春季节，海湾雾多，舷窗外一片茫茫。飞机在雾海中穿行、升腾。
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的心潮，随着那机窗外的云雾滚滚翻卷……冲破束缚见了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谷牧副总理，该说些什么呢？袁庚接触招商局的工作还不到半年。开始是根据港澳工委的意见，交通部部长叶飞派外事局局长袁庚去香港招商局作调查研究。作了2个多月的调研后，袁庚代交通部党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重要批示。10月18日，袁庚奉命从交通部外事局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为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这就急需合适的地方，袁庚四处奔走，八方寻觅，终于看中了香港一个微型的小岛，想把它买下来。一问价钱，不禁望而却步了：把香港招商局百年来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出去，也买不下这一块地方。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6）
是啊，香港万商云集，寸土寸金。连大海中也在填土造房，哪里还能买到廉价的地皮？！
怎么办？驻港的中资机构，难道就这样被困死在香港，无所作为了吗？倏然，他想起了对面的宝安县，能不能在那里辟块地方，搞个招商的工业区呢？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中央要改革开放，不妨先去看看。
游子还乡袁庚是宝安县人，阔别故土已有几十年了。过了罗湖桥，就是宝安的县城深圳，70年代末的深圳，依旧只有几栋旧楼，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
深圳，又名鹏城。从飞机上鸟瞰深圳全景，左右两边有两个伸向大海的半岛，酷似展翅南飞的大鹏的两翼，其左翼是蛇口，右翼是大鹏半岛。袁庚的故乡就在大鹏半岛，三四十年代，袁庚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参加了抗日游击东江纵队，担任了联络处处长，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杀得日寇大败，一直杀到香港，与英国少将一起接受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袁庚又随东江纵队，投入解放战争，参加淮海战役，担任炮兵团长，又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家乡宝安县的战斗。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为了山河的光复、民众的解放，多少战友、英烈血染热土，为国捐躯。袁庚算是幸运者，盼到了全国解放，盼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可当他驱车返回别离二三十年的大鹏半岛时，不禁怔住了：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许多都找不到了，仔细一打听，他们早已远走他乡，移居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了。解放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5000多人了。岁月流逝，人去房空，还是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是那几处住宅群，那几排小平房，而且已破旧不堪了。同样在这二三十年里，对面香港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入夜，香港灯光灿烂，这里却是一片漆黑；对面沸腾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这里冷冷清清，万籁俱寂。
面对这一情景，老革命袁庚的心在颤抖：中华儿女当年用血肉换来的江山，后来为什么一个个离它而去，远走他乡？贫穷与落后，能说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闭关自守，穷干、蛮干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设我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商局是大陆驻港的唯一有经济实力的中资企业，该率先到深圳来”吃螃蟹“，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深圳南头以南有个半岛，形似蛇头，又名蛇口，那边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又靠近深圳西丽湖的水源，在那里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招收内地的劳动力来做工，为民造福，为国增收，那该多好！返回香港，袁庚恰遇刚从西德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部长叶飞，他俩想到了一起，谈到了一起。离港返京时，叶飞取道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专门洽谈驻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问题。
广东省与交通部两方负责人的思路又一拍即合。是啊，早在20余年前，广东省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打过类似的报告，谁料如石沉大海；而今，中国与世界都在呼唤改革开放，广东省地处南疆，面向大洋，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机不可失，该尽快把国门打开！
广东省、交通部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就在当月下旬接到了中央主要领导接见面议的通知。在这应召赴京的途中，袁庚怎么能不心潮滚滚、满怀憧憬呢？ 。。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7）
中央点头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
北京中南海。
谷牧副总理健步向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处走去。
进了办公室，谷牧一直走到先念办公桌前，轻声说：”他们都到了。“在埋头批阅文件的李副主席这才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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