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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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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贰Ｋ扔型跞沃氐闹甘荆灿兄醒胫饕涸鹑说呐尽Ｋ婧螅渡轿魅毡ā返刃挛诺ノ患醋橹恼露园不湛勾笈小Ｕ庥倘绺崭掌鸩降呐┐甯母锿断乱豢胖匕跽ǖ讶嗣钦闪耍鹨黄炻摇０不铡⒑幽鲜椎逼涑澹艹寤髯畲螅敌邪阶椤交У纳佣荚萃４焊翰チ恕：幽鲜∥谝皇榧橇踅芰⒓锤舷禄憧富幔龉ぷ鳌０不帐∥谝皇榧峭蚶锛钡妹盎穑诙炀透度嗣袢毡ā纷鼙嗉ㄎ按虺ね镜缁疤嵋饧０不帐〕氐厍前交У氖挤⑶�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决定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势。而中央农口主要负责人却从中作梗，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由他们修改审定，说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语，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终究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4）
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责任制问题大家认识分歧大，为避免出现一家独鸣，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等听取汇报后，要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嘉山县视察的万里通电话，查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纪要始终未直接表态。座谈会的秀才们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终于被中央批准印发了，它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争论暂时平息，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投入论战。
三、农村改革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新旧思想相互撞击。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虽有松动，但包产到户尚未获得正式认可，人们思想不定，心有余悸。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1979年国庆前夕，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我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个“绝不能”的要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权利”；“绝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三中全会的《草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次《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灵活地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和缓。《决定》最后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中央红头文件，它就是著名的37号文件。
正当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为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一年，一大批一年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5）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火燃起了。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和新闻系统、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部分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话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中另一个问题，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二月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辞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三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 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6）
*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同志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定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四、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完善领导班子，果断停止农业学大寨活动，万里受命进京主管农业工作，在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下，中央75号文件几经周折终于出台，农村政策上开了口子，包产到户首次获准在中央文件上落“户”，但其性质和身份仍不明包产到户尽管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地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2倍多。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人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处处都有。当时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党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在农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同样有“方向”、“路线”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的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这些情况都被中国改革巨人*看在眼里，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他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这真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这一期间，陈云同志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7）
为统一全党思想，6月19日*给万里并转*写了《关于当前农村改革问题的一封信》，介绍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要求国家农委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立即组织农村调查，秋后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个明确说法，有领导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华国锋、陈永贵、王任重等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由*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清除农村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京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尚有分歧，但阻力大为减少。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翻阅历年的中央文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1978年到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户口。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在斗争中不断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步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五、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实践，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中央总结推广农村改革经验，首次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明确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长期争论告一结束，农村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1980年，我国农村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全国统计，共有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这一年农村政策好，人勤劳，大灾之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居然高达31822万吨，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更为明显，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了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从1955年…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8）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新气象。
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的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不富，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当地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领导人中仍有市场，有一个省的领导竟在干部会上公开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不希望你们进去，但你们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仍借口维护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精神，继续或明或暗地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到农业部党组会上指名道姓地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待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万里这番讲话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已经离开农口领导职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的王任重同志依然没有转变思想。王任重同志具有较高的理论、领导水平，”*“中遭”四人帮“*，但复出工作后，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始终跟不上时代步伐，坚持”左“的观点。在中央一次会上，他当着政治局常委的面，执意要求将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公开信印发全党讨论，遭到反对。会后，总书记*即委托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同王任重交谈，表示如仍坚持印发公开信，拟将中央领导对他的批评意见一并印发。王无奈表示作罢。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之深之大，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可以大搞；反对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赞成者说，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耗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发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认为有必要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长达万字，共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9）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热烈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作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样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由此，农村改革骏马就在神州大地急速奔驰了。
六、从1982年…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列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拓宽。农民高兴，农村稳定。5个中央一号文件，名副其实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行动指南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工作干部的士气，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问题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为各行各业令人尊重、羡慕的产业，农村干部和农民都引以自豪，长期潜存的积极性迸发了，形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底，全国农村喜气洋洋：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了。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10）
文件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区市书记在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通过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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