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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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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推进剂余量，以致于航天飞机能够弥补发射稍微滞后而产生的距离，但是余量是很小的。例如，航天飞机发射延迟超过六分钟，也就是说靠着储存的燃料，它将没有能力赶上“和平”号。六分钟的最佳发射时间是固定的，超过六分钟的延迟是不能接受的而且需要重新考虑别的发射日期。这些快速严格的要求需要在发射最佳时间倒计时之前，发射前的检查能够迅速解决一些暴露的技术问题。显然，在最佳发射时机期间倾角和横越大西洋的紧急着陆基地的天气情况能够符合条件也是关键。
很幸运，我们的任务像钟表发条一样运行正常，我们在1月12号的早晨4∶27∶23发射，正如计划的那样准时精确。航天飞机在整个动力飞行状态中无故障，在主发动机关闭时我们被送到空间的指定位置。我们不仅像计划的那样处于空间精确点，而且达到追赶“和平”号的最佳速度。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能够靠定期地点燃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上的一些小的轨道推进器来追赶“和平”号。
在接近“和平”号期间，我们的全体宇航员忙于把亚特兰蒂斯号从一个发射装置改造成一个轨道实验室和输送货物装置。我们打开通向Spacehab舱的舱门，它是一个公共汽车大小的压力舱，安置在有效载荷间，靠通向亚特兰蒂斯号甲板中部的一个密封的管道连接。一旦Spacehab起动，我们将能够进行材料加工，流体物体和最基本的生物实验。我们不停地积极地点火推进器，控制接近“和平”号的距离间隙。尽管相当麻烦，但我们能够做实况采访。
最令人难忘和幽默的采访是我的一名船员约翰·格伦斯菲尔德实施的。约翰作为一名MIT的大学生在波士顿生活了许多年。在波士顿，他在一个修车厂工作，修车厂由两名MIT的毕业生经营，之后从事流行广播节目“Car Talk”（汽车谈话），这种节目形式需要人们提出有关他们的汽车问题和需要修理的问题。
约翰是一个发音清晰的有幽默感、有情调、有乐趣创造感的天体物理学家。在我们发射前，他安排展品的制造商对两个节目主持人作恶作剧。我们在轨道期间“汽车谈话”的制造商把约翰的“电话呼叫”接到深信不疑的两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处。
约翰开始向节目主持人抱怨关于政府制造的确实使他不愉快的汽车。依照约翰的观点，对政府制造汽车的辩解是可怕的气体里程……真正的气体魔鬼。而且，这个特别的汽车在开头的两分钟内极端不稳定（有许多颤动和振动），之后才运行正常，但是在八分钟后进入运行，要命的事情将完全不存在！
“不！”约翰向其中的一名节目主持人的质疑回答道：“加速得很好，非常好。”
在更多的向节目主持人开玩笑后，约翰开始挥动他的手：“不，汽车达到相当高的速度，大约17500英里/小时。”
在这一点上，更加吃惊，现在完全怀疑的节目主持人问：“这是谁？”
仍在操纵着机器但是笑容满面的约翰答道他是在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上的一名宇航员。
在做实验和向波士顿报告之间，我们快速追上“和平”号。登上航天飞机时，我们注射了菌苗。我们的计划是向空间站运送大约六千磅的物资。包括一个一千多磅的美国科学设备，一个二千多磅的俄罗斯提供的货物——食物、衣服和“和平”号修理部件，以及我们将使用的600磅水。
在给亚特兰蒂斯号提供电力的过程中，我们在燃料室里把液态氢和液态氧混合，反应后的副产品是水。一些水用于在航天飞机任务期间个人消耗，多余的水我们通常将排到飞机外面。如果我们到“和平”号，这些水将保留，这种情况下，水将转移到密封的可携带的袋里。每个袋里大约能容纳二十加仑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对接后从航天飞机上把这些水袋从航天飞机上转移到“和平”号上。转移的1600磅水将用在“和平”号上的我以及同事们喝水或者制造氧气——通过对H2O的分解作用再一次产生氧气和氢气。产生的氧气将被宇航员消耗掉；我们将向真空空间排出氢气，它是一种易爆炸气体。
在亚特兰蒂斯号和“和平”号之间，惟一下边的真实的航天飞机和“和平”号之间的协同关系是我们失去一个相当好看的景象。在水转运的期间，当水立即结晶时大风雪将产生。透过航天飞机的侧边窗口看去，这种织物状的结晶非常好看，窗口前经常聚集一群宇航员观看。当然，自从我成为“和平”号上一名主要的饮水员后对我来说，普通的袋子以及水源的转移比观看风雪奇观更重要。
在飞行的第二天，我们开始在远处眺望“和平”号，“吠荷”，海军飞行员大叫着，面向亚特兰蒂斯号指挥官迈克·贝克。当“和平”号的太阳能帆板反射阳光时，空间站首先作为一颗耀眼的星出现。最终，星变得更有特征，飘浮在太空像一个玩具怪物。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和平”号，我们能够看到对称的六个分明的圆柱状的舱。
对接那天，像每一个计划一样，我们移到“和平”号后八海里的一个位置上。从这个位置，我们开始最后接近那个空间站。
“和平”号比我想像的雄伟、壮观、华丽。巨大的尺寸和空间站的复杂性把约翰·格伦斯菲尔德折服了，他先前在加州工学院教天体物理学，观察过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银河系现象，不加思索地惊奇说出：“天哪，杰瑞！你是在冒险吗？看那个东西！”
我点头同意。事实上，它是一个能给人印象深刻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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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百吨的航天飞机对接（中）
在我们前面，“和平”号空间站看来像一个显眼的太空舱的组合体。“和平”号空间站的外形，像六个学校公共汽车钩在一起。好像四辆公共汽车同时向四条路交会点方向行驶。但有一个交叉点。它们碰撞而且缚在一起。彼此有一个合适的角度，这四辆公共汽车成了“和平”号的四个科学舱，分别命名为Priroda（自然），Spektr（光谱），Kvant II（量子II）和Kristall（晶体）。虽然每个舱都有自己独自的特点。（例如，光谱舱有四个耀眼的，金色的太阳能帆板伸出表面，而另外的舱最多有两个太阳能帆板。）它们的表面看来相同。自然舱和光谱舱相对最近才加入到空间复合体中，看起来每个表面是发光的刺眼的金泊、银白色的太阳能帆板，和不易坏的助推棒。另一方面，量子Ⅱ舱和晶体舱已经运行十年了，太阳能帆板已发黄，有推进剂污点散落在上面，太阳能帆板看起来像莫斯科的冬天一样单调乏味，在不整齐的洞里有麻点，这是多年来微小陨石和碎片撞击太阳能帆板的结果。
基础舱的节点是接合点，是这些理论上的公共汽车的碰撞点。如果从天空落下，另一个公共汽车（这个比其余的都大并且“拖”着一个较小的公共汽车）被连接在这个同一位置上。从天而降的公共汽车称之为基础舱，拖着的小公共汽车称之为如量子Ⅰ舱。这两个舱看起来比较旧，是“和平”号的最初成员。
最后，当我们更加移近时，空间站的一些装饰物都能看清。联盟号飞船，德国大众公共汽车大小，被对接在六个打洞的结点中的惟一预留的空的舱口处。遵循同样的想像，当它系上接点时，好像在地下撞上交叉点。一个叫前进号的补给运货飞船，在外表上与联盟号几乎一样是黑色的，被放在Kvant I舱的未端。
虽然所有的空间站的复杂性非常有趣，对于航天飞机指挥官贝克来说惟一要做的是与结晶舱未端对接，这是航天飞机的对接点。早期航天飞机的任务延伸了“和平”号空间站的空间，对接期间，明亮的橙色对接舱加大了航天飞机和“和平”号的距离。明亮橙色的太阳能帆板裹着延伸部分使得我们的目标相对突出。颜色选择不是为了美国人装饰的目的，而是无理的，“这是你停放的地方。”可是由于橙色太阳能帆板在一些俄罗斯仓库有存货，而且为了降低费用，使用它代替制造一个新的太阳能帆板。在任何情况下，发光的橙色不会从视线中消失。
引人注目地是在我们面前的“和平”号已经运行了11年了，我们开始下一个关键阶段的运作。我们必须仔细地在指定地点相遇并且和在轨道上运行的空间站对接。这样做，亚特兰蒂斯号采用依赖于许多传感器系统来实现接近“和平”号的一个控制方法。
事实上，当航天飞机的对接雷达系统自动地开始跟踪空间站，并同时提供距离（到“和平”号的距离）和距离率（接近速度）的信息时，航天飞机向空间站的接近已经开始了。另一个称之为轨道控制传感器（TCS）的系统安装在航天飞机的有效载荷舱里。这个激光装置通过提供距离和接近率的额外数据增补了航天飞机的定位信息。同时，宇航员玛莎·伊温斯使用一个手提的激光器，她通过头顶的窗口瞄准并向“和平”号发信号。她的数据用于证实别的系统提供的距离的接近率参数。
对于在指定的地方相遇这种操作，距离和接近率信息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空间，很难准确判断两物体之间的距离和接近速度。当向黑暗的一无所有空间看时，经常没有近物体或远物体，如果有的话，可以借助它反映别的航天器的情况。没有这种背景，人类的感觉很难准确地定义相对运动。由于误解要求公差很小（每个重量超过一百吨的航天器以声速的25倍移动），因此使用冗余的传感器。内在的冗余，对大多数关键的航天器操作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确保全体宇航员没有被欺骗，确保我们的感觉是正确的。
当玛莎手持激光枪向“和平”号射击时，她看起来像一名在高速公路上巡视的长官。射击并且测出距离和距离率，由于她每次都要击中目标，她几乎眩晕了。她的手动的信息与另外两系统的信息相合，然后传给迈克·贝克，他负责跟踪“和平”号，手工地控制信息有时会出错。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系统传来所有信息，表明主要运动和距离传感器都工作正常。
我们从下面持续靠近“和平”号，也就是说，从空间站下面向上，地球在我们身后，“和平”号在我们前面而且上面。当我们运动到离“和平”号半英里时，迈克·贝克手动地控制。
同时，我正忙于通过一个特殊操纵的超高频广播信息线与“和平”号上的宇航员通话。我给将来的同伴更新信息，讲关于亚特兰蒂斯号的进展情况，我们的距离、距离率和活动。我使他们确信，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间富裕，我给他们描述他们的空间站看起来多么壮观。我们闲谈了一些有关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东西如何移动到他们的行星上。到我宣布只有半英里远时，迈克已经手动控制了。所有次要的谈话终止了，我们都变得严肃起来。
通过安装在亚特兰蒂斯号对接装置中轴照相机上得到的图像，迈克试图保持对接环在“和平”号的中心，由于我们正接近“和平”号的中心，在这位置上他需要做很少的工作。然后，大约30英尺时，迈克必需点燃一些制动推进器。在这个距离上保持亚特兰蒂斯号稳定，迈克等候从地面休斯顿和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发出的信息。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确信亚特兰蒂斯号的所有系统工作正常，而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认为“和平”号保持稳定。
在亚特兰蒂斯号上，我们收到位于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信息，“所有系统正常，继续对接。”从那一刻起，迈克变得极端忙碌。迈克必须在我们接近到达“和平”号的航道中最近的航线内更精确地调整。方位助推器位于亚特兰蒂斯号的前面和后面，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迈克从头顶窗户伸出脖子，抓住位于亚特兰蒂斯号驾驶舱上两个助推器控制棒。每当扭动、推动或者拔出控制棒时，助推器都喷出黄白色的蒸汽。
我们靠得越近，节奏的速度变得越快越不稳定，这给已经担心的事件增加了担心，速度持续增加直到在实际接触之前，迈克在每一秒钟内点燃航天飞机助推器。他操纵为了保持“和平”号对接环排列整齐，通过从中轴照相机上反射到电视机屏幕上的图像，我能够看出他已经成功了。我们按预定轨道飞向“和平”号。
接触！我感到了冲击——温柔的，但确定无疑的。抓紧！机械钩和弹簧锁把“和平”号和我们连在一起。有阻尼吧！靠对接装置中冲击吸收弹簧，在两个巨大空间器之间的运动平静下来。
我们撞击目标很准确。宇航员杰夫·威索夫，弗吉尼亚血统，从Rice大学电力和计算机工程系被选拔出来的宇航员，在对接机械控制面板前飘浮着，验证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他操纵开关和监视着警告灯，如果发生一些故障警告灯会发出信号，杰夫确信我们已经对接完毕，完整地在一起了。紧张消失后，我们接连重击“贝克”的背部，嘉奖他的飞行技巧。对接后我们都很高兴到达“和平”号空间站，两者之间没有一丝裂缝和缺口。我们终于到了。
在每名宇航员能够在亚特兰蒂斯号和“和平”号之间打开多重舱门之前，约翰·格伦斯菲尔德和我必须确信，在两个航天器之间没有漏气。在航天飞机的密封舱和“和平”号的密封舱之间，我们确信稳定的气压作用于各种各样关闭的走廊里，约翰用英语写了一半的检查表，我将用俄语完成另外一半。
在一个令人厌倦的过程里，我与“和平”号成员通话。告诉他们我能在航天飞机内看到的压力读数。在检查完他们自己的读数后，俄罗斯宇航员将给我一个相似的报告，如果读数在定义的误差之内，我们将继续检查下一个舱的密封性。我和约翰用一个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检查表。我们确信我们在亚特兰蒂斯号上的压力读数与俄罗斯人在“和平”号上的压力读数同步。当我和约翰对航天器共同的读数满意时，我向在休斯顿的指挥官们报告结果。同时，“和平”号上的俄罗斯人向莫斯科的指挥官们报告他们的结果。当两个控制中心都认为在两个航天器之间不存在压力泄露或者压力差异时，我们在亚特兰蒂斯号上获得信息，我们将打开通往“和平”号的最后的舱门。
飘浮到舱门Ⅰ时，我能够看到约翰·布莱哈，我将取代的美国宇航员正对着装货口在粗野地笑。尽管舱门仍紧闭着，两边的船员能够互相大叫并且能够被理解。先前完成四次航天飞机任务的一名友好的并且好说话的老宇航员约翰，只是出神地望着我们。当舱门打开的一瞬间，约翰热诚地向我们问好：“欢迎！欢迎到‘和平’号空间站上来！”紧接着是无拘无束的大笑。当我们六个跌跌撞撞通过舱门，与在“和平”号工作的三个人一组居住者，现已完全适应的俄罗斯宇航员动作优美地碰头时，迸发一阵喧嚣。
拥抱、高呼，混合语言讲话，大笑，脚向各个方向摇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九名太空搬运工拥抱并在各个方向飘浮着。在喧闹平静后，我们排在单一的队列（后人的头紧贴着前面人的脚）进入“和平”号。
突然闻到一股怪味道，不是我前面人的脚发出的气味，而是“和平”号本身发出的。一股不寻常的气味，尽管并不是特别令人不舒服，但弥漫在“和平”号所有舱的狭窄管道里。气味有点熟悉。是老祖母地下室的气味吗？或是哪一个老酒窖发霉的味道呢？“和平”号像在洞里一样是灰暗的（“和平”号上的荧光亮度不足以照亮整个空间站），气味与环境相吻合。有人感觉到他正进入另一个王国。
我们最终着陆在基础舱。辅助的光在天花板上摇摆着，光线束对着伸展在舱的远端的美国和俄罗斯国旗。在红、白、蓝背景前，我们为传统的“欢迎到‘和平’号”的记者招待会就位。
我们认为记者招待会是一个必需的恶魔。这特别令人厌烦，因为要求我们解释与俄罗斯人一起以伙伴关系工作是多么伟大，我们相处得多么友好（尽管美国人中只有约翰·布莱哈可能知道）。既然我们没一个人是诗人或哲学家，而是精心选拔出的工程师，测试飞行员，科学家，对描述出创造性的句子显得很不自然。
但是上帝，或者命运，或者是预感东西突然出现挽救了我。突然，“和平”号的主警报铃响了，“和平”号指挥官，看起来比警铃响更窘迫，自己找个借口并且飞向报警面板检查问题的来源。当他疯狂地关掉灯以后，他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仅仅是一个低电压报警，新闻发布会必须等待，直到我们再次充电完毕。随着基础舱变黑，与空间站其余部分像一个洞一样的气氛配合时，新到达的客人中没有人看起来对计划的改变而失望。我向约翰·布莱哈扫了一眼，他给我一个熟悉的表情……难道是“杰瑞，为即将到来的更多的不测做准备吗”。
这可能是我在“和平”号上的要命的几个月里所遭遇的、无休止的、连续不断的主警报铃响的第一次警报。
9。一百吨的航天飞机对接（下）
航天飞机与“和平”号保持对接五天。我们把几乎6000磅的后勤物资转移到空间站。相反，从“和平”号到亚特兰蒂斯号，我们运输了相当于我们转移到“和平”号上几乎三分之一重量的东西，一个有深刻印象的为2000磅的东西。亚特兰蒂斯号将带回到地球上的“和平”号上的东西包括美国返回的科学材料和不能使用的俄罗斯仪器。着陆重量，同亚特兰蒂斯号在下降期间的重心一样有限制，这阻止了航天飞机带回地球更多的重量，而且，出于安全的考虑迫使我们仔细筛选哪些东西能运回去。
我们不能接受有故障的仪器，那将造成航天飞机上的空气有毒的危险。我们不运输不批准航天飞机使用的分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满足航天飞机的安全限制的东西。例如，由于有破损的潜在危险和造成在舱内到处飘浮碎片的可能性的东西（当然，那些碎片最终可进入某人的肺里），在航天飞机里无论何时都要避免破碎的玻璃。“和平”号的规定显然缺少限制，因此在整个空间站内到处都能发现玻璃制品。
在长达11年的使用期内，“和平”号已积攒了大量的额外物资、仪器，坦率地说，它们只是一堆垃圾。从报废的实验室容器和空的水箱到旧的工具和无用的绳索，每件东西都分散、散落、装载在“和平”号上。虽然航天飞机有能力运载其中一些额外物资，帮助环境变好，但“和平”号仍显得很乱。
美国航天飞机上的装卸长是玛莎·伊温斯。她做事令人敬畏，她知道每件东西具体装在航天飞机的什么部位，并且照那样做了。玛莎确保航天飞机上所有要转移的东西移到“和平”号上，并且所有要返回地球的东西将装载到航天飞机上，而且在启程前装载完毕。她要求严格，她要求每件东西必需放在合适的地方。她绝对对“和平”号上的随意放置和混乱而不满。
艰难地到了位于量子I舱端部的“前进”号补给飞船处，她发现了自己被一片混乱的海洋所吞没。量子I舱，仍被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太空舱而大肆宣传，现在被用作一个堆存处。玛莎希望看到高功率的分光计和望远镜来填充天体物理太空舱；她所看到的是一个塞满固体飘浮垃圾袋和坏仪器的太空舱。在太空舱中移 动，把袋子和容器以及有气味的垃圾推开，她试图穿过像海藻床那样的障碍物，但是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不能自拔。我看到她试图移 动，像一条鱼一样，绕着障碍物，但是绕过一个障碍物后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障碍物。最后，她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由原路返回，她回到出发点，她的眼里充满悲伤。她在分解出的垃圾气味中透不过气来。
“杰瑞，你知道是否‘前进’号已经脏乱不堪了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认为是这样。让我帮助你穿过这沼泽地吧。”
玛莎花费了一些时间适应了一个混乱的太空舱的气味和视觉。恢复过来后，她大笑起来，她评价说这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事实——一个天体物理太空舱竟然无用！我们把挡路的飘浮的垃圾袋推开。她开始飞行并为通过脏乱区而战斗。大约到了太空间舱长度的三分之一处，她在障碍物后消失了。因为气味太大了，我撤回到基础舱。
她回来后，我们重新给量子I天体物理太空舱命名为“阁楼”。
通常，空间站像一个老的属于一名古怪隐居者的阁楼，像一个永久的所有事物的救星者，一名很坚强自信的“当它在你近旁时，你决不会了解它”的人。因此，一生积聚了一些旧的和无用的物质。积聚物的混乱状态不是先前空间站工作人员的过错，确切地说也不是当前人员的过错，事实上，当前工作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整理和装载仪器来使“和平”号当前的状况好转。是的，过错是由于多年积聚的忽视以及从“和平”号上移 动物品时不合适的方法所导致的。具体地说，是俄罗斯暴风雪计划的失败（暴风雪是俄罗斯的一种航天飞机）。这让俄罗斯人没有办法从“和平”号上移走物品。
物品能够带来，却不能被带走。“和平”号过于拥挤的状况，同时也使财政紧缺的俄罗斯空间机构对想在“和平”号上做飞行实验的付费的外国研究者说不行。科学仪器被拉来，研究者乘坐一个狭窄的联盟号飞船返回地球后（联盟号返回装置几乎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三个人，更不用说额外的工具了），仪器仍留在“和平”号上，这只能增加“和平”号的混乱。
在对接五天后，航天飞机准备返回。我和约翰·布莱哈交换了位置，约翰成为航天飞机的成员而我接替约翰的位置成为一位在“和平”号上的成员。
当然，离开空间站意味着与空间站脱开，脱开本质上与对接相反。舱门关闭，检查其密封性。随着在对接环上的钩子松开，在对接装置中的弹簧把航天飞机与“和平”号分离。航天飞机开始点燃助推器来移 动得更远些。助推器特别选择以确保航天飞机以正确的方向移 动。但不要使它的废气影响“和平”号空间站和空间站中灵敏的太阳能帆板。
舱门关闭后，我和两名俄罗斯同伴除了眼看着航天飞机远离我们而去外，没有什么可做的。在空间站上，我们都处在自由飘浮模式，这意味着所有的“和平”号的操纵喷气装置关闭（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很少被使用）以避免一些无意地失火。一个无意的失火可能使空间站在不合适的时间里产生扭转，两个运动的航天器脱开是很难完成的。
远离空间站大约400英尺时，亚特兰蒂斯号的导航员布伦特·杰特（他的真实名字）从迈克·贝克手中接过控制键开始环绕“和平”号飞行，在最终启程前环绕两周。
当航天飞机启程时，我拿着我的照相机，在不同窗口移 动，拍摄了一些世界最先进的航天飞机远离“和平”号的绝对惊险的照片。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航天飞机如何在持续振动中飞行。
当亚特兰蒂斯号点燃助推器时，我发现助推器从喷口中发射出大量羽状物，羽状物是螺旋的，眼泪状的，从航天飞机的三个不同的助推器口中喷出，两个在后一个在前。我不停地给航天飞机拍照，把地球作为拍照的背景。我拍了很多胶卷，我知道必须等待五个月后才能看到结果。几乎被航天飞机悬垂在地球上不可置信的景象所折服，我知道如果照片与我看到的相符的话，照片肯定会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我盯着窗外，直到亚特兰蒂斯号在几百里之外看不到为止。随着地球变暗，航天飞机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它的高度允许它能够不停地从太阳获得光线。我最终看到远离的航天飞机像一颗明亮的星星，位置很低，接近黑暗地球的边缘。然后，亚特兰蒂斯号也闪亮地进入黑暗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极度孤独，斜视着窗外，做无效的尝试想再次见到亚特兰蒂斯号和我的宇航员朋友们，但现在亚特兰蒂斯号他们已经远去了。我关闭了窗户的盖子。我在“和平”号上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现在只剩下我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只能靠我们照料自己了，我们远离了家和地球了。
10。在“和平”号上的第一天
从墙上松开自己，墙是我睡觉的场所，缠绕成一个垂直位置（我经常在墙上头脚倒置地睡觉），我将飞向休息室。
我很快地调整了在“和平”号上的日常生活。瓦列里·科尔尊和萨沙·卡列里在我到之前，已经在“和平”号上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离完成他们的旅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经验丰富，已经有计算“返回地球日子”的想法。在他们度过的五个月里，“和平”号相对运行良好；这里没有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没有生命受到威胁的局面出现。日常的修理足以使他们忙碌，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击垮。
瓦列里·格里高里耶维奇·科尔尊是我在星城遇到的所有俄罗斯宇航员中较美国化的人。他四十多岁，面目清秀，他经常用英语说话，经常大笑，有喜欢妇女的倾向，他很符合一个已婚男子的形象且有一个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是前任的军队试飞员，1987年开始与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工作。十年后，他做了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
41岁的阿历克山大·“萨莎”·尤里耶维奇·卡列里，看起来像一名奥马尔·沙里夫，在1987年以一名民用工程师的身份被选拔加入俄罗斯宇航员队伍。在1992年曾在“和平”号上进行他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他表情严肃、说话温柔，但是很友好；他被妇女所羡慕，但他是一名专注的重家庭的男人。
我的前任约翰·布莱哈私下曾告诫我，“和平”号的指挥官瓦列里·科尔尊是一名过分微观的管理者。看起来，瓦列里和约翰在不止一次的事件中顶撞过。这可能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他们从没有一起训练过。事实上，直到飞行前一周，约翰才知道他将与瓦列里一起飞行。当回到星城时约翰曾询问我，“科尔尊是谁？”当俄罗斯宣布最初选定的俄罗斯宇航员由于怀疑心脏有问题而不能飞行时，这使得约翰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而不得不和两名陌生人度过隔离的几个月时光。第二，这是瓦列里的第一次飞行，约翰的第五次飞行。约翰已经指挥过航天飞机任务。瓦列里很可能感觉到不安，甚至感到受威胁。不管什么原因，很显然约翰愿意回家。
幸运地是，我和瓦列里相处得很好。从我的角度说，在飞行之前我就认识瓦列里。我们在模拟装置里训练而且在一起打羽毛球，甚至在莫斯科由我们的家人陪同参加比赛（我经常很难理解玩球背后“隐藏的意义”，我和凯瑟琳至今没有希望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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