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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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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不如说是古拉格（俄罗斯集中营），对于疲倦的游客来说，歇列梅切伏是个不令人高兴的地方。站在看起来三队中最短的一队人员面前，面对着海关关员，我数到面前的40人时，由于感到太失望，而不愿继续往下数。
盯着航道，我看到拿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站在海关哨岗上。士兵们统一着灰绿色制服，穿着直没膝盖的大的黑色防雪靴。单调的制服上点缀着共产主义的徽章：红星，斧头和镰刀。
看起来士兵不喜欢新世界的格局，决定公然反对新俄罗斯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旗，以及双鹰盾形的自由徽章。
当我的美国海军军官身份证塞在口袋里时，我感到好像站在人群里执行任务。我抬头向黑色的天花板望去，注意到仅有五六支灯泡在亮着，每只灯泡没有被固定。我紧握凯瑟琳的手，试图使她平静，两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护照，一个面无表情的海关调查员给我们盖章，然后我们站在另一队里等候了一小时，为我们丢失的行李挂失。
欢迎来到俄罗斯。
后来我们了解到，有美国官方通行证的美国人的行李在这里经常丢失。有些人很仔细地拿走它，然后在第二天，由于有“夜间保管行李”的服务而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付费，否则你将不会再看到你的内衣。在随后的旅程中，我们进出歇列梅切伏机场经常会受到相似的或更糟的待遇。
事实上，为了通行，我曾经被迫付200美元的“惩罚费”，一名穿着不合体的男子（不是穿着调查员的制服）告诉我，我的签证上的印章盖得位置不太对，这需要花200美元来修改。
他们否认这样的事实：是俄罗斯海关调查员首先往签证上盖戳的。
我解释我是为了合作的空间飞行计划而来此训练的美国宇航员，“200美元”的收费依旧没有减少。星城俄罗斯将军通过电话呼吁这件事，机场工作人员也对此置之不理。显然，机场的运作不受军队的控制。即使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通过电话直接与调查员解释，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的行为显然不是政府所允许的，他根本不理他们，他想得到200美元，他告诉我，你可以用信用卡付罚款。
离开前的两分钟，我感到特别气愤，但没有办法。我做了让步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匆忙地被带到一个黑房间，这里有四五名黑手党成员或者先前的克格勃成员或者其他什么人接受我的用信用卡付的被勒索的钱。这是些长得高大，表情多疑的人，看起来都有把我带出去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人，手提电视摄像机，径直走到在机场的某些人旁边，告诉他或她可以登机了。
这次事件促使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俄罗斯想加入文明世界，他们最好平等地对待在他们国家的西方客人。我对这封信能否产生影响表示怀疑。
4。在星城居住（中）
最后我们终于从海关走出来了，两手空空，我们受到接我们到星城的俄罗斯司机的欢迎。美国宇航局固定雇用他来接送宇航员以及运送他们的工具。他不说英语，我的五周的俄语学习派上了用场。我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叫埃芬以及他的工作与空间研究工作有关。因此，别无选择，我把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了这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没有行李，然后我们踩着没脚深的积雪向他的Chevy Astro行李车走去。俄罗斯冬季的凉风使我更加清醒，给我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可是乘车5分钟后，车中加热器散发的热量，使我不愿再与司机攀谈，经过21个小时的无睡眠旅行之后，我睡着了，一小时后，我被埃芬叫醒，他护送我和凯瑟琳来到住：三层楼内中的一套公寓，被称之为Prophylactorium的不引人注意的长方形建筑物。
我们在12小时后醒来，全身感到湿漉漉的，尽管现在已是冬季，但是房间像一个桑拿室，房间里暖气管道上没有自动调温装置或阀门来控制温度。显然，每个房间从暖气管道上获得了同样的热量，如果房间位于管道的开始附近，那么，这个房间会获得更多的热量。我起床后打开窗户来调节室内的温度。
这激起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看了看四周，住所由一个卧室，起居室和浴室三部分组成。房子的装备华而不实，但足够用。浴室看起来像一个公用浴室，墙和地面上铺着水蓝色方形瓷砖，瓷砖之间的成排的灰浆看起来很脏。建筑物在70年代用美国人的钱建成。在第一次俄罗斯…美国共同的空间冒险阿波罗…联盟号计划中作为美国宇航员的住处。从那时起，建筑物和房子的陈设品就没有维修过。
在夏天，甚至冬天刚来临时，这里是蚊子寄生的场所，由于窗户上没有纱窗，因此尽管夏天很热，我们晚上睡觉时窗户也得关着，可是我们仍受到像俯冲炸弹似的蚊子的攻击。一晚上我至少起床三次发动反攻击。我预备了一只蝇拍，靠着头顶的临时的无法控制的灯光，我能够定位然后对持续在我耳朵旁发出嗡嗡声的令人讨厌的蚊子发起攻击。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蚊子聚集密度大的地方是在建筑物的暗渠里，而不是建筑物的外面。因此我们决定打开窗户以希望蚊子能飞出去。最终，我们求助于用蚊帐悬垂在我们的床上，以避免睡眠时受到蚊子的攻击。
整个星城和莫斯科地区的居民只讲俄语，甚至我的语言老师也不讲英语，如果我使用俄语词汇遇到障碍时，她不时地不加思索地说出英语单词。在俄罗斯商店的标志是用俄语手写的。
然而，商品的价格标签上不是用卢布标价，而是用美元标价。因为在几乎正常情况下，卢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我刚到时，1美元换五千卢布），老板用稳定的美元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在结帐柜台，美元价格再换算成卢布价格，最后用卢布付款。这种方式对售货员来说比较方便，因为不必改变日常用品的价格标签。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使靠着养老金生活的人很伤心，他们一生的积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变得不值钱了。对于我和凯瑟琳来说，用美元标出的价格是惟一熟悉的事。
大多数星城的居民拥挤在一间公寓里。丈夫、妻子以及子女居住在一起。按照俄罗斯的标准，我们的公寓被认为是宽敞和奢侈的，可是我并不满意，我对此抱怨。我们被许诺可以暂住在西方式样的双层楼公寓里。已经由美国宇航局投资的双层楼公寓，本来应该在我们到达以前准备好。但是像在俄罗斯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答应下来的事情经常不能兑现。几周过后，紧接着是几个月，我们看到新住宅的建设速度进展得很慢。
凯瑟琳的预产期临近了，但她的生活条件却没有什么改善，我们抗争着这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天。我们的抱怨声更强烈了。美国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劝告我们说，俄罗斯的医疗设施达不到西方的水平，凯瑟琳应该回到美国去分娩。凯瑟琳是个有韧性的、勇敢的天使，她很焦急，并且对要做妈妈很关心。当她在航空公司所允许的孕妇乘机的最后时刻启程前往休斯顿时，我们所希望的住处还没有得到解决。我由于训练太忙而不能陪同她。在怀孕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同宇航员埃伦·贝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呆在休斯顿，在期望的预产期之前的几天，我将去休斯顿同她呆在一起。
在俄罗斯建筑师和星城的官员的多次借口和耽搁后，我最终说，除非能为我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一个宽大的住房，否则在孩子出生后我将不回来。双层楼公寓终于完工了。过了七个月，在凯瑟琳平安地返回后，我们搬进了新居。
同俄罗斯建筑师打交道令人感到受挫折的事使我们认识到两个现实问题。首先，为产品和服务设施的付费，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保证服务设施和产品能够交付使用，仅仅在大量的失败的尝试后，美国宇航局的部长们才发现了这个事实。更糟的事情是为即将建成的国际空间站而购买的俄罗斯制造的服务舱。当美国代理人到工厂去观看“几乎完成”的太空舱时——预定在一年前——他们发现仅是一个空壳。他们也发现资金已经用完了（一些人说资金流入了俄罗斯空间官员和将军的腰包，他们在星城建造了价值50万美元的别墅。）
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和平”号管理部门看起来最好用不情愿的情绪去面对俄罗斯人。为什么钱已付而双层楼公寓没建造？没有问题。训练工具没有提供吗？不用担心，我们的宇航员能通过别的途径得到。美国宇航局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使得在星城训练的宇航员们感到他们被抛弃了，没有人，甚至我们中间的人，似乎能想要使我们的训练和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一些。
星城的宇航员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开拓者，这里将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此训练的宇航员没人相信，美国宇航局似乎有人关心这件事，即增加附属设施以确保在我后面的宇航员生活得更好。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是一个过渡计划，主要为以后与俄罗斯建立共同的国际空间站而做准备工作。将来许多宇航员将不得不在星城受训。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开始对不足进行改进呢？
也许在休斯顿的管理者们曾经试图改进，但是失败了。也许某些人推翻了早期的所谓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更多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真正地去太空探测，俄罗斯人从没有真正地去实现太空探测。我们仅仅需要保持订约。星城的宇航员们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困境所在，即需要提高的是如何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但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我们的努力，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受挫折感。
4。在星城居住（下）
当我最终迁入新居时感到令人惊喜，婴儿室内装有有栏小床和石椅。我给凯瑟琳发了一些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新居已经准备好了。无论何时，当一些人从国家宇航局来到星城时，他们将留下一箱一次性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休斯顿的凯瑟琳和埃伦·贝克确信我们已为婴儿做好了准备，一次性的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俄罗斯并不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婴儿房间开始充满俄罗斯童话和故事书以及凯瑟琳的俄罗斯女友用来作为礼物所送的儿童玩具熊。
婴儿出生前的几天我飞回了休斯顿。我曾经接生过五六十名婴儿，但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身骨肉。我焦急地想成为一名父亲。
一名漂亮的男孩踢着叫着来到了人世间。凯瑟琳看起来非常高兴，我们感到很幸福。
一天后，我邀请宇航员瓦列里·科尔尊到医院探望凯瑟琳，并向他炫耀了我们的儿子。我和他将一起到“和平”号上飞行。瓦列里曾在休斯顿为美国自然科学进行训练。他发现邀请探视有些不合常规——在俄罗斯，当母亲分娩后的一两周内，除父亲外的其他男人很少去探视母亲和新生儿。我使他确信，凯瑟琳不太注重这些。瓦列里看到我们的孩子时感到很兴奋，并且给我孩子命名提供了许多名字。从瓦季姆到弗拉达米尔，当然包括瓦列里。但是凯瑟琳谢绝了他的选择，并且决定给孩子取与医院相同的名字即圣·约翰。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新生男婴约翰离开了医院。
我呆在休斯顿两周后，不得不返回俄罗斯。在约翰六周的健康检查后，凯瑟琳也回到了俄罗斯。作为带着小孩18小时的飞行的慰问，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见到可爱的婴儿时，背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挥手让凯瑟琳站在了旅客队伍的前面。
尽管我们的新居让我们有好的睡眠，两层楼公寓让我们同星城本地居民分开住，这些本地人可能对我们住星城里最好的房子而感到不满。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不炫耀。仅邀请亲切的俄罗斯朋友来拜访和偶尔一块吃晚饭。我的训练计划以及新生儿的情况要求我们自己过独立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的两层楼公寓的邻居，英…美宇航员迈克·福阿莱一家负责提供不同的食品，他作为宇航员也是我的后援，最终是我的“和平”号飞行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很爱交际，比我们更看得开美国和俄罗斯合作的前景问题。福阿莱夫妇举办大型聚会，经常邀请在星城附近的三四十名不太熟悉的俄罗斯人参加。
迈克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他一定得到更高的指示，我们的计划不是做好自然科学或提高我们的太空操作的技能，而是刺激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胃口对俄罗斯进行外交援助。（如果为了钱你能得到一些东西，好，在任何情况下，钱会给俄罗斯人。所以必须有私人侦探报告把钱从总统和副总统送到国家宇航局的管理者才行。）
不幸地是，许多俄罗斯人对居住在星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美国人并没有热衷于合作的态度，因为他们拥挤地居住在一个公寓里。当福阿莱夫妇离开星城去过圣诞节时，他们的公寓遭到洗劫。人们不仅偷走了物品，而且室内装饰品也遭到了破坏，食物被从冰箱中取出，任其自由腐烂，蜡烛的蜡油滴到地毯上，厕所被堵塞，球状物堵塞了下水管道。抢劫者熟悉房间的布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财物，他们想让美国人离开。在俄罗斯我们完成我们的计划之后，迈克告诉我，他的最大的失望是，尽管他尽力做好，但在星城里从没有真正地感到被俄罗斯人友好地对待过。我证明，好交际的、对人友好的迈克·福阿莱做出的是他的客观的推断。
非法进入民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美国航天局购买的Astro车中的两辆在Prohylactorium楼房外面一夜之间被偷了。车放在星城的大墙里面并且有士兵站岗。奇怪的是，这个事件被休斯顿的计划管理者们平静地接受了。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对偷盗做认真的调查。我们得到的批示是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不久将买回替代车，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星城的宇航员来说，我们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自从国家宇航局管理部门看起来更关心缓和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的不友好的事件，而不关心所申请的问题。我被卷入传闻中了，从俄罗斯听到的谣言传到美国有时比我找到一部电话更快。我要求允许在公寓里放一支枪，尽管我自己并没拥有一支枪，我想允许这件事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的公寓安装了报警器，不许发给我们枪。谣言说俄罗斯的黑手党已被牵涉到偷车案中。一周内，美国宇航局买了两部新商标的雪佛兰的Astro车。
尽管生活在此看起来并不容易，尽管有俯冲轰炸似的蚊子，尽管杂货店有空的货架，尽管一些俄罗斯人对我们所表现的矛盾心理，我和凯瑟琳在星城还是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这里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不必为了得到一加仑牛奶而跳到车上以及并没有50个电视频道供选择。
生活很朴素，小车、电视和购物中心并没有占据我们的快乐时光。我们发现周围有一个供小孩闲逛的场所，一个可以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场所，作为父母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的孩子美丽而高雅。我们在树林里走很长的路，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面对面地与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交谈，花在打电话上的时间很少。
凯瑟琳比我更好交际、友好，她交了一些俄罗斯的终身朋友。她补偿了我的无力，她找到了在我训练时间的家庭之外的更多的空暇时间，而且与俄罗斯人营造了有意义的联系。她是极优秀的外交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我们之间的许多隔阂已减少，我发现对俄罗斯人的许多误解已澄清了。同时我想许多俄罗斯人对美国人的误解也会得到澄清。
我们多次到莫斯科作短途旅行。我们如此彻底地考察莫斯科地区，以致于我不关心是否我在余生中看到另外的博物馆或者美术画廊或者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塔尖。我已喝惯了罗宋汤，我对已了解了俄罗斯很满意——不是一名游客的肤浅的了解，而是真正地了解了她的挫折、奋斗、以及她的美丽。我发现俄罗斯人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比我们更关心家庭、朋友、和平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成为他们的客人是一种特权。
5。俄罗斯风格的训练（上）
在训练中，太空舱停止旋转而且离心机开始减速，我感到我的脸正在恢复原状，像堆积的砖头压在我胸部的疼痛的感觉正在消失，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正常。
为了工作，我将从我的住处步行五分钟，到星城外墙内的一个四周有围墙的训练中心。进入有模拟装置和教室的内部场所，我必须向大门口站岗的士兵出示我的宇航员培训卡，这些程序真使我感到有点烦躁。
在这块地的周围有易摧毁的混凝土障碍墙，四周有洞，从门口任何人均可进出，而在训练中心内部，也不需要额外的安全保证。在俄罗斯，典型的不合理的曾经使俄罗斯人感到窒息的官僚作风以及多疑症仍然存在而且在部队里表现还很明显。为了表示对这种不合理行为的轻视，我故意在通过时不出示我的培训卡。令人讨厌和面无表情的士兵认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有时不为难我们，而让我们通行。
训练中心由四五个大的，不显眼的三层建筑物组成。到了夏天，蒲公英在未开垦的草地上处处开花，我想野草也被当作花来看待了。我从没有太靠近任何一所建筑物，因为每个人都会闻到花粉而打喷嚏，我担心砖随时有可能从其中的一个易摧毁的建筑物上落下来。
进入教室时，我向坐在门厅旁边的玻璃哨岗上的另一名士兵挥手。夏天在建筑物内经常感到太热，在冬天，或者太冷或者闷热，走廊里通常很黑，我看着大厅的外面以便借助窗户的亮光走进去。通常，我会在通过坏地板时，踢倒一块疏松的有点白的绿地板布。
教室内的装饰与60年代建造的美国的学校相似。木桌整齐成排地放着，教室前面是一块黑板，我的教官们希望我在每堂课前擦黑板，这里没有视听教学的工具和计算机。
在建筑物内的盥洗间设施也比较原始，从没有见过卫生纸。幸运时，我可能在悬挂在厕所墙上的金属的篮子内发现一些撕开的报纸，残余的报纸不能被厕所的水正常地冲走。最终我找到了“外国人的浴室”。法国受训的宇航员们，几年前就要求一个文明的盥洗室。随后，奋力穿过一套风雪路，我将使用这个盥洗室。在这里的橱柜里，我甚至藏好了一些卫生纸。
在此我想补充说，俄罗斯的大多数公共盥洗间同我见过的世界上其他的一样糟糕，令人作呕。当参观莫斯科时，我们发现知道一些意识上可以接受的盥洗间的位置比发现红场广场显得更重要。
当用英语讲授学习材料时，学习航空学、技术系统学以及火箭科学概论变得很困难，但用俄语学习同样的学科简直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空间任务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事实上，被选派的航天飞机任务的成员们至少在一起经过一年的特别任务训练，而训练通常发生在指派宇航员已经学习航天飞机系统的课程至少两年后。然而，我能够利用我过去的经验和了解到的美国太空体系的知识和操作（在俄罗斯，物理和飞行力学的原理与世界上公认的原理几乎没有区别）。学习用外国语讲授的技术性材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我在宇航员候选人训练期间时，我倾听的是美国工程师们嘎嘎地连续几小时讲授有关航天飞机体系知识，相反，现在我将倾听的是俄罗斯专家们枯燥无味的课程，作为增加的难度是，首先我在试图演绎出技术系统在事实上如何工作之前，将破译俄罗斯单词的含义，我发现自己的行为好像一个语言侦探家，为了解而把单词拼凑到一起。凭借先前的学科知识而联系一两个已理解的词组，我试图弄懂所讨论的话题的意思。
我的惟一救世主是教室内悬挂在教官旁边黑板上的一张过期的、手工绘制的工程图表。对工程师和宇航员来说，线路图、管道阀门系统以及计算机逻辑图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许多一个接一个人的讲演中，我想把教官所说的以及墙上悬挂的图表所表示完全弄懂。图表本身已经过时，可是演讲也是如此。图表所描述仅是“和平”号的最初结构，在空间站11年的存在时间里并没有做太多的修改。大多数教官们看起来好像在教授尤里·加加林时代的学科，他们并没有跟上“和平”号改变的步伐。而且我有这样的印象，我对所描述的材料的理解几乎与演讲者无关，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预先录音重复逐字播放，用这种方式进行演讲，这正如他们在十年前所做的一样。
通过与我接受的所有训练课来比较，给我印象最深的困难是，它是没有手稿和讲义的，所有的材料口头讲授，所有的考试是口头测试。过去是缺少纸张，现在缺少复印机，导致训练材料的不足。而且，一定程度上教官们认识到他们工作的保密性，侧重于讲授系统知识或者空间站的组成。记录这些信息，他们将失去在市场上的地位。
对于像我自己这样无外语经验的学生来说，学习空间系统不会比听完全用俄语讲课更困难的事情了，在经过一上午的语言训练，紧接着是连续的下午技术课后，我感到筋疲力尽。确实我在下午4∶00到6∶00这段时间学得很少，尽管做白日梦还是装出倾听的样子。我许多次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
一天中惟一的解脱时间是每天安排在宇航员体育馆中的两小时体能训练，体育馆是老式建筑但很宽敞，里面有一个游泳池、桑拿室、按摩治疗室和一个塞满从东欧进口的体重秤的小货仓，一个独立的濒临崩溃的建筑物里容纳了一个小体育馆，过去主要用在室内踢足球和打羽毛球。给我指派的是一名从事海军心理状态方面的抽烟的45岁年龄的前运动员教练。他的这种姿态不是影响他自身，而是我。
我喜欢健美训练。在游泳池里往返游泳使我精神爽快。我从事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羽毛球，并且发现它很好。我通过了室内足球赛。偶尔，我们在球场的桦树边进行户外网球训练。经过良好的练习之后，奥尔加女士的强有力的按摩真是太舒服了。
但是，这是宇航员的体能训练，渲染得超过了单单的运动。虽然我从没看到一名俄国宇航员在此测试，但是所有去太空的外国宇航员们每月必须接受体能健康测试，然而俄国宇航员们可以坐在桑拿室里，有时由在星城的陆军上校或将军陪同，陆军上校和将军通常偷带一瓶伏特加酒作为他们的“测试”！我得完成我的健康测试。计时跑，记时游泳，直立，引体向上，闭紧双眼用一只脚保持平衡。坐住，在平衡木上计时的腿伸展。当医生留意心电图时，我在固定的自行车上踩踏板。
作为一名运动员，我不介意测试。事实上，我更希望他们坐在进行桑拿的屋里喝伏特加酒，我所关心的是一些有关训练的时间安排。
我们从跳跃床开始训练，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哦！你想让我做旋转吗？是的，没问题。接下来在空中翻筋斗怎样？难道你确信我不会扭伤脖颈吗？在空中翻筋斗、旋转、坐下；为了使身体能满足空间飞行的需要，要求学会一整套舞蹈系列。虽然我从没有真正看到在跳跃床上所做的空中翻筋斗将帮助我适应空间生活。但是我感到像回到童年一样玩耍。在完成翻筋斗后，我总是想：我想知道我的安那波利斯的老朋友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敢打赌，他们中间没有人会在几年内学会在跳跃床上翻筋斗！
接下来进行的是把自己捆在一个圆形的环内的旋转训练，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房间变得模糊为止。从高处俯冲潜水以及从低处后翻然后落入太浅的游泳池内，池水四溅！这都是为了太空的训练！
在一系列旋转座椅的训练期间，我在椅子上画线，因为不仅在旋转期间每个人感到恶心，而且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会给人留下迟钝的头痛。我由于太忙而且有太多的挑战，所以不能让疼痛的大脑加上负担。作为一系列安排的椅子折磨活动，在理论上，每个人将降低对运动呕吐的敏感度。结束标志是旋转时不呕吐。
国家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得出结论，这种训练，几年前在国家宇航局的第一批宇航员之间曾有过相似的训练形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影响那些因空间训练而不适的人。我告诉我的教练这个事实。我解释说：我已经到过太空而且在任何时候感觉良好，为什么不安排更多的有趣的网球赛呢？他面露疑态，无论何时他邀请我去上旋转课，我都坚决说：“不，谢谢！”最终他拿我没办法。
我同意参加离心机训练，美国宇航局已经为它付了费，我认为我应该做好。系在长臂的一端，当太空舱围绕环形建筑物作长弧形转动时，我被用带子牢牢地捆扎在座位上。随着对地速度的增加，我旋转得越来越快，重力主要感到作用在从胸部到背部。因此在持续让血液流回大脑时，我的心脏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我有时对视觉模糊没感觉，或当乘坐海军喷气式飞机时，偶尔感到暂时性的失去知觉，这里对地速度主要来自从头到脚的方向。当对地速度不断增加时，我感到我的脸被拉平，皮肤朝着耳朵方向拉紧。
我手里有一个控制停止的扳机。只要我持续按住扳机，训练将持续进行。如果我失去意识或者我的身体无气力时，我将松开夹子。停止按扳机，这将使电路断开，从而使离心机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太空舱本身，放在支架的末端，当它旋转时，做一个无序的运动。之后不久，太空舱停止旋转而且离心机开始减速，我感到我的脸正在恢复原状，像堆积的砖头压在我胸部的疼痛的感觉正在消失，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正常。完全停止后，一名技术人员打开太空舱的门，松开我座位上的安全带，我走出太空舱，感觉脚步有些不稳定，面部红润，当医生从胸部拿开心电图的引线，我向他撒了谎，我说我感觉良好。他告诉我，我的心电图自动记录结果完全正常，测试通过了。我感到宽慰，我感觉的胸部不适并不是一个心脏问题。我推断疼痛也许是由一些肋软骨炎引起的，肋骨和胸骨的连接部分在压力的作用下扭曲变形了。
在太空中，我从没感到不适过，在“和平”号的五个月里，我从没吃任何药，包括阿斯匹林。尽管在俄罗斯没有接受在椅子上旋转和呕吐过，我也做得很好。也许是跳跃床帮助了我。
听到在星城受训的每名宇航员的求助后，国家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署的官员们最终派遣一些美国教练，以此来帮助写一些翻译的，手写的材料。教练们倾听我们的呼吁声后，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紧接着来到俄罗斯。
俄罗斯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俄罗斯教官的合作下，美国教练提供帮助解决训练手册，他们将用双语格式编写建议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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