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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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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号变成了我们的垃圾车。
我们努力根据地球上的指导，将“和平”号过量的垃圾，装到前进号飞船上。因为地球上的人员要估计飞船的新重心，前进号里沉重物品的摆放方法尤为重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将大块的物品固定在格子架上，防止它们在飞船推进时发生移动。按要求的方式装载是很困难的。格子架是为那些运到空间站的物品而专门制造的，并不适合我们从太空运回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不仅如此，因为任何东西在太空中都处于漂浮状态，所以将物品紧紧塞入有限的空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控制中心对什么东西应该运回来不断地改变主意，这进一步使我们的工作复杂化。他们经常事后诸葛亮，认为一个旧的磨损的部件以后某天可能用来修配另一设备，因此还要留在空间站上。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地球上专家们希望卸装的部分已经被拧上螺栓，放在另外五个大件机器之后。我们开始害怕地球上打来的电话。他们这种制订不了正确计划的无能，浪费着我们的时间。我们以为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艘冰冷、潮湿、充满恶臭的飞船，而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我们终于塞进了最后一点垃圾，盖上了舱口盖。一旦舱口盖的密封封条符合标准，我们就拧松了将前进号双重固定在“和平”号的船坞圈上的螺栓。随后，地面控制中心命令——通过无线电信号传到飞船——打开最后的弹簧锁。前进号从空间站飞了出去。
在“和平”号空间站里，我们能够感到飞船从空间站弹开脱离时的后坐力。当前进号飞离我们的时候，我从靠近船坞圈的一个小舷窗里看到，它的推进器喷出短暂的、零星的火光。我目送着它，直到飞船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黑色的太空中。
理所当然地，控制中心会进一步通过无线电向前进号传送命令，指导飞船点燃其反推进器并减速。前进号会微微减速，但仍是以惊人的速度，重新进入大气层。飞船越是陷入厚厚的大气层，受到的摩擦力越大。摩擦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前进号没有配备任何的防热瓦片或隔离措施，因此将会在离子火球中销毁。我希望飞船有一个可喜的摆脱。
对任何处于地球背光面的人来说，前进号的返回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但在我们位于太空中的人看来，假定我们处在一个使我们能看见飞船分解的轨道位置，火球就像一颗被发射出去的明星，不是在我们上方移动，而是在我们下面——在空间站和下方的地球之间移动。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就在我目睹前进号消失在黑色的太空中的一周以后，俄罗斯地面控制中心通知我们这艘前进号将在“和平”号空间站再次对接。我们都以为执行了标准程序，前进号垃圾车已经不存在了。很明显，我们错了。前进号正独立飞行，没有被命令返回地球。
让使用过的前进号再次对接的原因使我们困惑。使用过的前进号里装的东西——腐烂的垃圾和损坏的设备——对我们毫无用处。飞船里肯定臭气熏天。我们几乎惧怕它的返回，怕地面上的人再让我们重新安置里面的东西。结果，控制人员向我们保证，我们不用打开舱口盖，再次对接，只是为了试验一种新式对接方法。
正规情况下，俄罗斯前进号补给飞船无人驾驶，装满来自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宇宙飞船发射场的物资。从外观上看，飞船很象载人的联盟号飞船，但是里面原本是三个宇航员的沙发位置与配套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空间已让位给更多的工具。发射时间有具体规定，以便飞船进入正确的弹道来中途截阻“和平”号空间站。所有命令都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传送到前进号的电脑上，飞船完全由自动控制。前进号接近“和平”号的最后阶段，装在前进号前端的用于会合和对接的设备会对准目标，此目标是固定地装在“和平”号空间站的港口附近。
当前进号开始会合与对接程序的时候，地面监测着飞船的各个系统，以确保所有的部分运作正常。对接系统，即过程，完全自动，仅对地面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命令负责。控制者们密切注视，一旦前进号发生差错，就立即中止对接程序。如果发生故障，就使用手动候补系统。因为前进号是无人驾驶的，所以需要有人在飞船之外操纵飞行。指定的驾驶员是驻扎在“和平”号空间站里的一名宇航员，他能遥控指挥前进号进入港口。
为了使一切顺利，宇航员必须拥有视觉信息。“和平”号里安装的黑白袖珍监视器将提供视觉线索。屏幕上出现的影象是由安装在逐渐靠近的前进号飞船前端的照相机中转而来的。换句话说，尽管宇航员人在空间站的内部，从监视器上看到的图象却反映了他坐在逐步靠近的飞船上所看到的东西。
除了这个录象图象，宇航员还要站在一块袖珍前进号飞船控制板前面。控制板反映了前进号上各系统的状况，例如油箱压力和推进器的状态。控制板上还安装了类似喷气式战斗机里的操纵杆。需要两个操纵杆是因为，飞船不同于喷气式飞机，可以在任何方向飞行——向前、向后，甚至侧飞。第二个操纵杆使宇航员能够多方向地驾驶飞船。
通过推拉这两根操纵杆，就产生了指令并经过无线电波从“和平”号传送到前进号的电脑上。飞船对这些遥控输入的信息作出的反应与宇航员在船上驾驶的反应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瓦西里抵达空间站时，因为航道偏差而被迫使联盟号脱离“和平”号的那一次，已经使用了类似的船上候补系统。
但是在这次体现对标准程序有重大变更的行动中，地球方面要求我们将候补系统当作使前进号进入空间站的首要方式。这个非正规方式的原理由下文可知。
尽管自动对接系统经过证实是可靠的，它在建造时却增加了每艘前进号补给飞船的重量和花费。正因为如此，俄国人希望将来发射时可以没有这个系统。为了增强自信，他们作了谨慎计划，首先在一次非关键性的对接中试验手动候补系统的有效性。因为使用过的前进号已经满载垃圾，就算我们不能使其对接，损失也很小，而如果一艘新前进号不能对接，重要设备不能送到空间站，那么或许整个空间站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有些道理。如果自动对接系统可以取消，就可以增加相等大小的货物。因为火箭需要巨大推进力，将任何东西送入地球轨道都是很昂贵的，所以每节省一磅的设备就能增加一磅的有用物资。但隐藏在突然不再使用过去十年都证明卓有成效的对接系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这个系统代价不菲。它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乌克兰制造的。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太空项目不再是合作者，而是俄罗斯太空项目的竞争者。乌克兰人，厌倦了资金拖欠与空白支票，要求每个新的自动对接系统都用硬通货支付。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几近破产。显然，如果俄罗斯能不再使用自动对接系统，就能节省资金。
尽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都是极富价值的目标，地球方面却没有估计到，或者有意忽略，两个都处于每小时17500英里高速运行中的飞船要对接，是十分危险的工作。不幸的是，从“和平”号上手动控制的对接系统，虽然是个良好的候补系统，却从未被当成首选的对接系统来设计。
冒险的行为需要有经过证明的可靠的系统来配合。当设计一个对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且其失败会危及船上成员生命的系统时，飞船工程师们通常不仅要求所有的部分都可靠，还要求有所富余。一旦有一个部件出现故障，手边必须有能够立即联机工作的部件。尽管没有一个机械系统能被认为完全可靠，陈旧且磨损的“和平”号空间站的系统却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太可靠。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冗余，主要是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实际上，手动候补系统原本身是一个冗余系统——在基础自动对接系统故障的情况下联机工作。因此手动系统不存在冗余。
举例来说，在宇宙飞船上，大多数关键性体系都有三冗余来确保更大的安全。如果一个部分发生故障，另一个部分接替，如果它也出现故障，再有一个接替。然而，“和平”号空间站上的候补手动对接系统，则完全是没有冗余的系统。有了冗余系统，我们最多只会犯些小错，从而避免灾难。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我们没办法精确地判断满载物品的前进号的重心位置，尤其是在经常变更的装载计划的指导下。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将设备固定，格子架却在很多时候与奇形怪状的设备不符。当推进器点火时，物品将会移动。
最后，候补对接系统被设计成向“和平”号上的宇航员提供仅够用来成功扭正前进号的弹道的感官数据，如果接近对接最后阶段时——飞船靠近空间站时，基本系统发生故障的话。这就是说，该系统被设计成近距离候补系统，而从未试图被用作远距离驾驶前进号的系统。要安全完成这项任务，就迫切需要更好的感官信息，尤其是测距离和接近速度，即使这些信息不是最本质的。“和平”号上则没有这样的设备。
例如，当飞船与“和平”号对接时，飞船控制者从三个独立的不同的来源——同样使用冗余原则来提高安全度，得到距离与接近速度两个标准。飞船控制者利用这一信息来更好地估计两个飞船之间的相对位置，并迅速判断飞船是否正在以既定速度相互接近。如果出现失衡状态，接近就被中止，直到找出故障所在为止。
但是，提供给“和平”号控制者的接近速度信息，从没有用于手控前进号的对接和启动候补系统的。相反地，宇航员要控制前进号的接近与对接，就必须通过在录像屏幕上观测“和平”号的相对大小来估计前进号飞船的速度。如果“和平”号的影像增大，飞船就飞得更近。如果影像增大的速度超过前一分钟，那么接近的速度则在加快。为保证效率，宇航员在没有任何客观信息证实的情况下，必须目不转睛。
说句实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仅仅使用容易出现故障的手动系统来操纵满载垃圾的前进号进行惊人对接，变得极端危险。作为机组成员，我们在这一次执行复杂任务的飞行之前，没有在一起受训过。我们必须完成它，要取得成功，还得靠点运气。
计划对接的那天上午，早已厌倦旅程并天天数着日子的瓦西里，看起来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很早起床，刮脸，梳头，甚至换上了干净的工作服。他有点像“和平”号的指挥官，充满自信，受够了枯燥生活的压抑——今天就像一个军队飞行员要表现他的飞行技巧。当我早餐咽下热乎乎的罗宋汤时，看见他站在新建的袖珍前进号控制面板边，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控制钮，直到确信一切正常为止。我看出瓦西里很珍视这一时刻，并努力使自己在这个场合脱颖而出。今天将是他大显身手的日子，我猜想如果那一刻我们是在地球上，他的步子也一定比平时更轻快。
早晨，我们在开传统的、友善的玩笑时，他简略地告诉我，我将被安排在晶体舱的窗边。我将带上无线电耳机，随时告诉他，我看到的飞船接近过程中的失常现象。我给予他美国海军上级的相同待遇，尽管这与我们正式的朋友关系不符，我能看出他很欣赏我将他视作即将开始的行动的领导人。
我想这也是我刮刮脸、换上最干净的企鹅似的塑料外套的好日子。在空间站上度过许多混乱的日子之后，我十分珍视由这个特殊的日子带来的全新的井井有条的状态与整支队伍的活力。在刮完脸、拍挺很久以前就超过规定长度的头发之后，我短促有力地向瓦西里报告，我将会到达指定位置，并在结晶舱的最末端担负向外嘹望的职责。
当我离开时，另一个成员，萨沙早已在指定岗位上了。作为第二重嘹望哨，他离瓦西里很近，将在基础舱与邻近的量子Ⅰ舱的窗户间移动。他会根据自己最能看清接近的前进号的地点来调整位置——这个地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把握估计。
瓦西里自己则弯腰站在基础舱控制中心的电视监测器前面。他周围全是常规的和平号警报控制板，他只全神贯注于新建的前进号对接控制板。另一方面，他用手触摸着操纵控制杆。
显然，重新回到驾驶室他感觉良好，仿佛安坐在正准备出击的米格战斗机里。他进入了自己的天地，也许最重要的是，又找回了自己。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中）
我脑海里闪过我们曾经是怎样沦落到几近奴隶的地位的——总是受制于地球方面的吩咐与电话。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从飞行一开始就拒绝由地球方面来分分秒秒地决定我的日程。
也许因为在俄罗斯长大，瓦西里和萨沙从小就学会即使毫无意义也要随波逐流，所以从没有抵抗。他们经常受地球方面的鼓动，在疯狂的状态下工作，生活没有节制。尽管他们在空间站呆的日子比我短，看上去却很憔悴疲倦。
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瓦西里看上去更像从前信心十足的自己。他重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由他负责这一行动，更是因为在接近与对接的过程中，我们将脱离能够与地球联系的区域，他将拥有凭借自己所见来执行任务的权威。我能感受到他沉醉于由自己驾驶飞船的想法之中。他能真正地指挥一次，至少在短时间内，他可以不必受制于地球控制者们的心血来潮。
俄罗斯的地面主管者们通过无线电向飞船传达命令，推动前进号向我们靠近。当我们经过俄罗斯地面天线，处于无线电通讯带时，他们告诉我们前进号上一切正常，前进号正与我们会合。他们祝我们好运。
一旦启动并朝着与“和平”号碰撞的过程发展，前进号将越过地球的无线电控制地带，实际上是自主飞行。只有等飞船更接近，我们才能试着控制它。
瓦西里站在控制面板后面，脚趾卷缩在脚掌之下，紧贴着地面，以此来保持镇定。从他那个位置，他看不清空间站任何一扇窗户外面的情景，因此，他只能依靠身前的电视图像以及由我和萨沙报告他的前进号的视觉图像。离瓦西里最近的窗在8英尺处——基础舱地板上的一个小舷窗。
作为嘹望员，我和萨沙开始观测天空，寻找接近的飞船。尽管我能够看见下方地球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奇景象，我却找不到前进号的踪迹。萨沙也报告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瓦西里希望在录像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照相机拍摄的“和平”号空间站的图像。事与愿违的是，屏幕除了静电干扰之外仍旧是一片空白。时间每过一分，瓦西里就焦虑一分，他利用耳机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询问我和萨沙，是否发现什么。他要求我们时刻警惕，因为前进号“确实在靠近”，并且告诉我们他的监测器上仍没有动静。尽管我从“和平”号的一个窗户移动到另一个窗户，还是没有发现接近的飞船。我们都开始担心了。
更多时间过去了。出于某种原因，我的耳机再也听不到瓦西里和萨沙的声音。由于“和平”号的内部通讯系统容易出故障是出了名的，寂静似乎也不适合我们周围紧张的环境，所以我怀疑是自己的无线电耳机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瓦西里与萨沙的信号，我也仍然没有发现接近的前进号，我飞回基础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令人惊慌的一幕。
瓦西里在他的控制台与地板上最近的射击孔大小的窗户间来来回回发疯似的飞来飞去。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瓦西里从窗口冲回他的控制台，一把抓住操纵杆。他猛拉操纵杆的时候，脸上布满了汗珠。几乎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的毫无把握与脑子里闪现的念头：“我看不见自己在做什么，我看不见飞船对我的操纵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必须采取措施。我必须点燃刹车器，否则我们肯定会撞上。”
瓦西里移动操纵杆，近似盲目地点燃了高速靠近的飞船上的反向推进器。然后，他向萨沙大叫：“有用吗？减速了吗？方向改变了吗？”
瓦西里一瞥见我就大喊：“准备弃船，到联盟号里去！”然后，他又飞回窗口看看自己最后的举动对基本失控的飞船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飞到一扇与萨沙和瓦西里的窗朝着同一方向的窗，正巧看见前进号尖叫着与我们交错。相撞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直觉告诉我打起精神迎接冲击。我咬紧牙关，屏住呼吸，祈祷飞船能够交错而过。尽管前进号已经从窗户边缘的视线消失，我却能迅速作出反应，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前进号一定已经与基础舱擦肩而过了。
秒针也像走得特别慢。第一秒，没有冲击。我想象着前进号的位置应该在那里——正飞向一个科学舱。我继续屏住呼吸，第二秒钟像走不到头。没有金属碾磨的声音，没有漏气的声音，耳朵里没有随之而来的爆裂的声音，空间站也没有随之翻滚。每过几分之几秒——在我脑中，时间就算不是以百分之几来计算，也是以十分之几来计算——我感觉到，前进号已经奇迹般地穿过太空舱和突出的太阳能帆板，现在正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离我们而去。我顿感释然，松了一口气。
像我一样，瓦西里和萨沙目睹了前进号飞速经过空间站的情形。很明显，他们也以为前进号会撞上“和平”号。当确定飞船已经从“和平”号上安全越过时，我看见瓦西里终于松开那口憋了太久的气。他跌坐在地上，筋疲力尽。
我觉得自己像处在一条宽大的公路上，有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想从公路挤到交通拥挤的高速公路上来。同时，我乘坐的另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正准备向右驶出高速公路。两辆车差点相撞。结果，想要进入的车被迫离开，早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则被迫继续行驶下去。驾驶员不再去管自己究竟驶到了公路的何处。能活下来已经值得庆幸了。
回想发生的一切，瓦西里告诉我，在前进号飞过的整个过程中，他被迫依靠的视觉信息的录像屏幕上传送给他的满是静电干扰的小点。瓦西里从没有从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的图像。
没有视觉帮助，就算是目不转睛，想要确定两艘飞船的距离、接近速度，以及最后的相遇，是绝不可能的。瓦西里感觉到前进号正与“和平”号接近，于是离开控制位置，飞到8英尺以外的窗口，想与萨沙一起观察。透过在空间站地板上的这扇窗，瓦西里拼命想要确定正在靠近的前进号的位置。结果，他看见一艘飞船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和平”号，且看上去要与我们正面撞击。瓦西里飞回控制台，在信息输入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假想，冒险地启动了前进号的刹车推进器。
惟一能使瓦西里确定自己做得正确与否的方法是呼叫萨沙。他询问萨沙，前进号对他的最后举动有什么反应。对萨沙而言，正确描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一个三维空间里，没有相对的参考点来计算物体接近时的速度，描述一个光速飞行的物体，不是一项能即兴完成的工作。没有参照点，“右”、“左”、“上”或“下”都失去了意义。
结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瓦西里被迫在控制台与萨沙所在的窗口之间来回移动，亲自观察前进号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一瞥所见，瓦西里必须迅速地估计他输入数据之后推进器会有什么反应，然后计划下一步行动。紧接着他得飞回控制台，发挥急智，再次点燃推进器。没有持续的视觉信息反馈，瓦西里不得不在窗口与控制台之间飞来飞去——处境真是可怕。
灾难过去了，瓦西里大汗淋漓，全然不像早上活泼有力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似乎随时都会崩溃。我们怀疑地摇着头，当我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安静。在感谢上帝让我们活下来，并回想当时自己所处的糟到极点的环境之后，瓦西里变得暴跳如雷。
“想让我怎么做？”他咆哮着，“我在录像监视器上什么也没看到！它接近我们时速度太快了。我阻止不了它！它没有撞上我们，我们真是万幸！”他大叫着，狂乱地挥舞着手臂，这些都可以理解。他看着我，我感觉到他需要一些安慰，或者他在寻找的，正是我对他的信任？我安慰他，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处境，并不是他的错。尽管我不能完全确信事情始末如他所说，我还是感激他不让飞船撞上空间站。
当我们接通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时，瓦西里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脖子上的血管突起，几乎快炸裂了，他将一切都发泄在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身上。在通话的7分钟内，他一直在咆哮。
他的激动无可非议，抛掉了外交上的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自己对前进号对接这种念头的看法。他反复质问至少有12遍，几乎带有恳求地面的口吻：“你们究竟想要我怎么做？”“谁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飞船对接？”地面上的主管者们明智地保持沉默，让瓦西里做任何心理学家都提倡的一个被隔离、且刚刚经历一次致命的灾难的人应该做的事：发泄。
在无线电通话结束之后，我体谅地倾听他的不满。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并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身心平衡。发泄无可非议，但危险的是，瓦西里快承受不住了。共同挤在这个狭窄且故障重重的空间站里，任何一个人垮掉，我们都承受不起。
我开始不仅仅是倾听，而是摆出了医生的样子。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这个过程有点像心理治疗学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我保持职业性的超然，因为我知道，尽管我心态很平稳，“和平”号空间站压力锅似的环境很可能会使每个人的神经紧张，包括我的在内。
在前进号几近撞击的事件之后，“和平”号上所有人都很少考虑让另一艘无用的、装满垃圾的货船在空间站对接。另一方面，瓦西里在心底仍是一个俄罗斯的战斗机飞行员，有着造就所有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个性特征：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强烈的自足感和被同辈认同的渴求。简言之，他具备恰当的要素，但是这些特征，尽管对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一个几个月困在空间站，听从一些远离危险地带中心的人发布命令的人来说，并不合适。
他的个性特征使他很难直接告诉地球上的人“我拒绝再以那样的方式让前进号对接”，尽管那是他深信不疑的。了解了这些，我建议或许我能帮助向美国宇航局驻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代表团发送一个信息。我将会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船员，对上一次的对接试验很不高兴，除非地球上的人仔细检查程序，想出有极大改进的对接方法，否则我们对将来再执行这样的对接，都会感到不安。
瓦西里和萨沙都同意这个方法。考虑到瓦西里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作为一名船上内科医生兼朋友的角色，这个办法很有帮助。我能保护瓦西里不受由内部心理紊乱造成的额外压力的伤害，而对这种紊乱，他已经抗争许久。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船上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多的对接程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是不是初始轨道动力太大？是不是前进号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启动刹车推进器，也不可能阻止其运动，及时让飞船停下来？为什么我们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只是静电小点；是前进号上的照相机出故障了，还是给我们中转信号的无线电发报机坏了，或是监视器本身的毛病？我们在“和平”号上对这些没有深入研究，但地面上的人通过观察由飞船传送下去的遥感数据，可能会有足够的数据来得出结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有从地球上收到任何有关撞击的可能原因的进一步信息，我询问在俄罗斯的美国宇航局的代表。我重复瓦西里的请求——这仅仅是一个请求，而不是命令——我们不想重复类似对接的尝试，直到有群知识渊博的人，或者是美国…俄罗斯的联合安全小组，对整个程序都密切关注，且认定其安全性。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瞥见的前进号快速向我们飞来的情况作出的判断，我们与一艘快速向我们冲来的飞船非常接近，几乎相撞。我的口气有些卤莽，我想让美国宇航局的队员相信，“和平”号上不再需要有挑战性的行动来增添我们生活的趣味。
对美国宇航局给我的答复，我目瞪口呆。
大致地说，他们的反应十分冷淡。“哦，我们听说对接试验出了一点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的细节信息。你希望我们去调查一下吗？”吃惊之余，我强烈敦促我的支援部队去调查这件事，并且告诉他们，一旦控制中心决定重复对接程序，一定要尽快地通知我，因为我要在这样的决定付诸行动之前，提出我的看法。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才知道对这一事件，俄罗斯人是怎样将美国宇航局的“合作伙伴”蒙在鼓里的。返回后的几个星期，我向汇集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专家汇报了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任务情况。听完我的汇报，三位工程师走过来对我说，在这次差点遇险的前进号的对接过程中，他们被莫斯科的任务控制工作缠住了。他们的任务是利用地球基地的传感器追踪对接。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下）
当前进号与“和平”号的会合与对接行动即将展开时，这些工程师接到他们的俄罗斯合作者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通知说对接已被推迟，也许要到下一个轨道周期。在休斯顿的工程师与他们莫斯科的合作伙伴第一次电话联系之后90分钟，俄罗斯人又打电话给美国宇航局的合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对接已经被取消了。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对接实际上已经尝试过，结果差点儿相撞。直到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这些工程师们才第一次明白对接尝试已经进行过。当从我的汇报中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他们都吓呆了。
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其中的失败，比如满足粮食配给的农业，登上月球的太空计划和不引起环境灾难又提供充足产品的工业总是因为害怕暴露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缺陷秘而不宣。过去，国际新闻界也被隔绝在黑暗中。前共产党发行的报纸真理报，通常会修改发难的文章，或干脆不刊登那些坏消息。
今天，那种###的传统仍在持续，甚至明显延伸到太空中俄罗斯的美国合作伙伴身上。
“和平”号空间站是“共产主义的光荣”——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残留物。现在几乎全靠其他国家资金支持，提供了俄罗斯计划所必须的硬通货，为俄罗斯企图保持空间计划的继续进行。失败就做不成好交易。在前进号差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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