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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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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凝视地球的光芒（下）
我总指望哈雷…波普彗星象手电筒一样在太空中闪光。在我五个月的太空旅行中彗星一直伴随着我。作为一个太空旅行同伴，或许部分是因为它的忠实可靠，我渐渐将它看作我的一位朋友。
有趣的是，我与哈雷…波普彗星的熟稔来自与一个小镇电台接线员的建议。在“和平”号空间站掠过新大陆时，我与一个加拿大小镇的接线员进行了短短三十秒钟的交谈，他告诉我，处于像我这种太空中的有利位置，如果不向窗外看一看彗星将是一种罪过。我抱歉地解释自己十分忙碌，在“和平”号空间站上一有空闲，我就会拍摄位于日光中的地球。当飞船运行到地球背面的时候，我就忙着做其他指定的科学性工作。他坚持说那不过是借口。我更加觉得抱歉，只得以承诺我将会寻找彗星来结束话题。另外，我告诉他，我能看见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从西部袭来，他最好在壁炉里生上火。
我遵守诺言寻找哈雷…波普彗星。从宇宙中，我看到了比我曾经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看到的多得多的星星——整个天空几乎繁星紧簇。坦白地说，要不是知道彗星的赤纬，或者至少是彗星位于天空哪个象限，仅靠向窗外漫无目的地搜索，找到彗星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我第一次看见哈雷…波普彗星的时候惊喜得张大了嘴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那不可能是它！它太亮了，太醒目了。也许那是被最后一道阳光照亮的一堆宇宙残骸？”
但是那宇宙残骸具有彗星经典的泪形形状。我抓起我的双筒望远镜。我这双习惯了黑夜的眼睛，差点被眼前的强光弄瞎。我心中充满了敬畏，惊诧得再也辨不清方向。
在太空中的五个月使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学者。后来航天飞机成员来“和平”号空间站接我，我很快就成了他们从亚特兰蒂斯号的顶窗向外张望时的资料来源。新来的机组同伴会问我：“杰瑞，雅典是在那里，还是在下一个海湾？”一般情况下，我知道答案。
另一方面，我得事先下定决心，不被那些星星与星座的名称所困扰。我只是凝望宇宙，用一个有条不紊的大脑，去品味星星的形状与排列，直到久而久之，与它们变得熟悉为止。结果，我不能向你指出天狼星，却能指出那“南天里出奇明亮的星”。凝望星空，注视并欣赏它的美丽，成了我晚上入睡之前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宇航员卡尔·萨根曾说星空之外还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在太空里，用肉眼能看到比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多三倍数量的星星。但是如此巨大的星星数量仍没能接近十亿。萨根似乎有点夸张。
萨根去世后两年，宇航员将太空望远镜对准了天空的黑暗部分，并在接下去的100周运行中连续不断地对这一黑暗区域进行观察。他们越是从近处看天空中的这一部分，他们就发现越多的星系。根据这一发现，推测整个天空，宇航员们得出结论，不是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而是百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十亿颗星星。看上去萨根还低估了宇宙的大小！
这个数字使人脑为之胆怯。我不禁自惭形秽。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个特殊的斑点。只要想到百万亿个星系，就让我比站在大峡谷北部边缘向下眺望万丈深渊还要害怕。关于百万亿个星系的想法是如此地令人无法抵抗，所以上床前我尽量避免想起它，因为我会变得过于激动、兴奋，脑子里存着如此巨大的宇宙而无法入睡。我确信，只看着星星，不去给它们分类或想它们的名字，是种正确的办法。
符合地球观察研究的要求，我提前两天拍完了所有一万张照片。当亚特兰蒂斯号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着陆时，我将整整六箱胶卷拖上航天飞机，让它带回地球。坦白地说，我将这些胶卷视作傲人的财富。
回到地球以后，我焦虑地等待工作的结果。我竭尽全力拍摄了那些照片，并且明白在那一万张照片中，有些是从地球外围第一次拍摄的地区和现象。在空间站上，我不能冲洗胶卷。因此我得不到任何有关照片质量的反馈。我在暗箱里装卸胶卷是否正确，一路上我是否犯了其他什么技术性错误？焦距正确吗？测量正确吗？布局怎么样？最麻烦的，也是超乎我的控制的，经受了五个月的辐射胶卷有没有损坏？当我接到美国宇航局照片冲洗、分类与保管负责专家的电话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通话相当幽默。专家告诉我，他们将照片数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我带回来的照片比我当初带到“和平”号空间站上的胶卷还多！
我一开始对这位迷惑的美国宇航局专家开玩笑说，有个外星人不断地敲门硬要留下需要的新胶卷。然后我解释说，当我清理“和平”号空间站内控制面板后的过滤器时，偶然发现了一卷未用过的胶卷，极可能是以前空间站的某个居住者留下的。我认为，如果其他因素的干扰，可以分析出胶卷长时间在太空中被损坏的程度。最理想的情况是，我有些曝光还算合适。
疑惑解除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对胶卷质量的评判。
“照片看起来棒极了！射线破坏如果有，也是极少。焦距与曝光都很好。杰瑞，干得棒极了！”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考虑到我找到并拍摄的额外的胶卷，任务是超出百分之百地完成。有一天，我能编一本一万张照片的影集。
16。彻底的孤立（上）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1996年元旦，就在我去“和平”号空间站的前一年，我没有定什么新年计划，而是决心当我在俄罗斯受训的时候，对相当于在空间站上逗留的宝贵时间要极度敏感。我希望对自己来年要在空间站上呆多长时间心中有个数。
一月。这个月像爬一样慢。一月大多数阴沉的日子里，莫斯科天空的太阳是那么的低，我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目睹日出和日落。二月是同样的昏黄苍白。我身上维生素D的水平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日子在我整天对“和平”号空间站的技术操作学习与俄语学习中缓缓度过。三月，我已受够了冬天，可是俄罗斯的冬天还是顽固不去。四月，我收好了极度磨损的越野滑雪器材，准备来年再用。直到五月末，我确信，土地解冻后尚有足够的时间给俄国人往邻近的夏天住所的地里种植土豆和甜菜。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在这段时间里，我看着我的儿子，约翰，从一个无能的，完全依赖大人的，常常尖叫，在夜里不断醒来的婴儿，奇迹般地长成一个会爬、会笑、渴望刺激的孩子。他的喃喃声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成长。但我将不能呆在他的身边。
而凯瑟琳正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小利宁杰。她怀孕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不能陪着她。我想到了她将独自去就诊，做超声波时没有我在身边。我不能取笑她见长的腰围和突如其来的好胃口。
我将会错过感受孩子的第一次踢打。
离开地球、离开他们的日子，将会是一段漫长难耐的时期。
隔离与受限对我而言，并非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我在美国海军服役已将近20年。在此期间，我曾坐船出海，在城市规模大小的航空母舰上生活。但我也曾乘坐狭长的巡洋舰在地中海里穿梭，跳上平底登陆船，既而进入太平洋中令人生厌的随时备战的美国潜艇，甚至悄悄下水进入康乃狄克海岸的带有核弹道导弹BOOMER的潜艇。我曾是印度洋中一个方圆三英里的马蹄形珊瑚岛迪戈加西亚岛上惟一的内科医生。这个岛上有一个临时机场，一些临时军营和一个小诊所。
礁湖里寄生着大量的印度洋鲨鱼，但那里的水下通气管却相当不错。到处长满了香蕉树和可可树，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船只遇难的水手。
我还得研究与长期隔离生活有关的心理问题。在圣地亚哥的海军健康研究中心，我的办公室与一位研究隔离生活的世界顶级专家——宫得森医生相邻。他半退休，看起来有些像教授，一生都在研究在南极过冬的科学家与海军支援部队的精神反应。很多人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世隔绝的生活。许多人精神崩溃，有的甚至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启发性工作为预期与尽可能地防止宇航员在长期的宇宙飞行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提供了视角。
根据心理测验，并经过在南极多年收集的数据证实，宫得森医生设计了一种预言哪种人能很好地适应隔离环境的方法。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谈起，过去在类似的隔离环境中的经历，是将来在其他环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言者。当我入选成为一名宇航员时，他告诉我，我的学术背景、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征，都使我成为这份工作的合格人选。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到我将会离开地球超过十天这一标准任务期限。然而，我记住了关于我能承受和平站上隔离生活的评语，并当作某种暗示。
另外，我也关注老一辈探险者的经历，他们在类似环境下隔离的时间比我将离开地球的时间要长得多。面对早期航海的危险以及惟恐从地球边缘掉下去的忧虑，他们仍勇敢地出海去寻找新大陆。既然他们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
完成太空使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技术和人力。那是些极其昂贵的工程。抵达“和平”号空间站的火箭，连同火箭中的宇航员都必须在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表现得丝毫不差。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技师们，不停地测量“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组成部件的温度、压力与运行状态，以确保在系统全面瘫痪以前，探察出所有设备中的毛病。同样地，一组医学专家——飞行外科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医生——持续地监视着身处遥远的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尽力避免他们出现人体机能的故障。
当我觉得自己准备好除了两个同伴之外，在完全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生活与工作时，我仍为自己大大低估了在一个远离地球、远离人间的环境中生存的压力而大吃一惊。隔离在任何方面都达到了极至。这是生活在珊瑚岛上或是潜艇中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不禁疑惑老一辈的水手是如何忍受海上孤单的生活的，我应该用什么策略来想像人们在南极越冬的经历，这些都得不到合理的答案。
我们被隔绝了。所有责任都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科学家们耗费数年时间设计的实验，依靠我去正确地实行它们。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再没有进一步的帮助，没有建议，也没有快速的答复。必须由我及时作出决定。实验与关键性的修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连续几个月，我看着两张同样的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谈话内容变得陈旧。我们发现对早已说过的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没有新的消息。家人和朋友都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却触摸不到的遥远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吮入脱水食物。
“和平”号空间站的环控与生保系统，即设计来维持居住环境的系统，不定时地运作。无法呼叫修理员，无法运进修理部件；全凭我们的智慧支撑。任何时候，我们三人中都必须有一个人掌握处理任何事务的技能和知识。
任何错误都是不堪设想的。在空间站类似压力锅的环境中，在这个机械系统整日频频瘫痪的地方，处于压力之下并承受着远大责任的沉重负担的人，也很容易瘫痪。
一开始我就明白，如果想使自己的身体在任务结束时还完好无损并能有效运作，调整自己就十分重要。我常记起约翰分别？时的忠告：“杰瑞，你惨了。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越好。记住，一切终将结束。”
事情总会到头的，有一天我能再次和家人在一起休息，变得无忧无虑，正是这种想法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忍受远离地球的生活。我发现，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即便这个结束有数月之遥，我还是能产生智力上与情感上的毅力去将工作干好。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明白心理上应作何种预期。南极科学考察与北极探险，在任务进行到一半时，动机都发生了一种自然偏向。然而，根据这些事例，在任务接近末尾的时候，动机与动力反而会复活。
凭借这一知识，我力图避免中期的萎靡。我知道我必须抵制这些天然倾向，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孜孜不倦地工作，以避免工作中的任何疏漏与无效。不管自己乐不乐意，每天我都要锻炼两次来维持体力与保持情绪稳定。每次跑步时，双脚踩在踏板上，我常常会闭上眼睛，暂时忘掉“和平”号空间站，想像着地球上的美景。只要可能，我都会尽量准时上床。
我知道，在这个每天日出日落15次的地方，如果希望自己到第五个月时仍像一开始那样状态良好，就得尽力维持自己的生物钟与自然生理节奏。我绝不能患上失眠症，乱了生活规律——我的工作需要我白天保持高度的警觉。我对保持自己的健康状况——体力上的、智力上的、精神上的，意志坚决。我无法承受身体的一次抛锚，一次停滞。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必须在个人挫败感刚一出现就努力转变。如果有觉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大胆地说出来。
出于自我服务，或许听起来有些矛盾，出于胜利完成任务和使我们的机组变成乐观的队伍，我必须照顾好自己。我必须站稳了。
完成工作以及来自工作的成就感激励着我前进。在“和平”号空间站那个百废待兴的时刻，在一切设备都似乎同时停止运行的时候，莫斯科控制中心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停止所有美国科学研究项目的工作，用全部的时间来帮助修理。我知道，我的回答必然会加深他们对机组成员关系不佳，我独自干自己的工作的怀疑——但这是个正确的答复。我告诉在莫斯科的美国宇航局的部队，这个计划不能接受。我已经为达到目标努力工作了那么久，绝不能因为接下去的困难时期而轻言放弃。我告诉他们继续安排科研工作，我会尽可能多地参与修理工作。
其实，我早已参与修理工作与空间站的维持工作。我们挤在一起，互相帮助。我早上5点钟起床，在闹钟响叫醒同伴以前，我能往熔铁炉中加一些金属样本——它们的加工需要三至六小时。然后，我能与同伴一起工作，直到取出这批样本，加工下一批样本。瓦西里早就知道，我不是仅在必要时才会施以援手，所以他很愿意让我帮忙。地球控制中心不明白的是，为了工作的效率，任务是必须各自完成的——空间站上每个成员都完成自己最在行的工作。
我早就自愿干了许多粗活——清洁滤过器，将垃圾装包，踩扁金属食物罐头，以便在送入前进号垃圾车之前，减小它们的体积。这样，瓦西里与萨沙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其他的工作。
既然萨沙已经与例如氧气发生器这样的特殊零件打了三个月的交道，现在已经是飞船上的专家，那么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没什么意义。另外，一次有一个人挤入控制面板后头去处理这庞大的设备就足够了——这本不是两人干的工作。
莫斯科的主管人员也不太明白，所有的空间站成员获得成就感，是从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花时间求生，而是在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工作当中。不管日子有多么艰苦，我都能使瓦西里轻松起来，我告诉他——带着模仿的口吻，似乎我在向海军上将汇报——“齐巴列耶夫将军，我们还活着，我又加工了三种有价值的金属样本。”他在祝我晚安之前，经常这么回答：“太空中又一个好日子。”
16。彻底的孤立（下）
四月，拖延许久的装着慰问包裹的前进号补给船的到达——尽管原定计划中有两艘，而在我前三个月的旅程中以及以后整段时期里我只看见这惟一一艘补给船——像一支士气增高剂。
家人被应允给我们每个人寄来鞋盒大小的一包食物。前进号补给船一抵达，我们就迅速地卸下设备与修理部件，找寻那些包裹。一旦找到，我们就大声咀嚼着由前进号运来的新鲜苹果，各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溜进空间站一个隐秘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翻阅盒子里的东西。
凯瑟琳与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一起挑选物品。她知道我想看看约翰长大了多少，变化了多少，因此装进了很多照片。他看上去大了许多，还像从前一样快乐顽皮。我想，没有什么能像骨肉亲情，让人一会儿觉得高兴，一会儿又觉得悲伤。一阵突如其来的孤独感与愧疚感——因为我没有在他的身边——淹没了我。
已经是四月份，但是情人节的心形糖果仍散得到处都是。我爱你。你是我的。生日卡也送来了，大多写着：“42岁生日快乐，老伙计。”1月16日的时候我已经庆贺过生日，当时航天飞机仍然对接着坞。全部成员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并吹起了考虑周到的玛莎·伊温斯带来的可充气的塑料生日蛋糕。
很明显，有人让宇航员志愿班的新成员署名沙丁鱼，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介绍了自己，并装入了个人的照片，以便我认识他们。朋友、家人以及未来宇航员们的关心，温暖了我的心。
凯瑟琳还放进了胎儿的第一批照片。我喜出望外，急切地将这张超声波底片举到头顶的灯下，仔细寻找男孩的明显特征。我看见了脑袋、脚和手。但没有躯干的照片。凯瑟琳还是不想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她一定要求产科医生，只给他的医生丈夫，挑出无法辨别性别的照片。
我继续翻寻包裹，发现20张描绘家乡密歇根州周围地区的明信片。我想像着，从家乡伊斯特波因特到吃火鸡的弗兰肯默斯到堆雪人的马凯特。我发现自己并不仅仅读一月份有关亚特兰蒂斯号发射的新闻剪报，而且还有剪报背后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在极度缺乏地球上的信息的情况下，我阅读着分类广告边的佛罗里达四个月前的天气预报。我几乎想要一份对折价的比萨饼。
在一次空中访问中，我回答某个提问说最想吃的一种食物是椒盐卷饼。也许这是因为在太空中，水分都涌向脑袋，身体相对脱水（相对于地球的标准），所以特别想吃带盐份的食物。
无论如何，我极度地想念着椒盐卷饼；不出所料的是，包裹里塞了满满一包。
不幸的是，椒盐卷饼没能很好地经受住运送到“和平”号空间站的漫漫旅程。虽然卷饼已经碎得面目全非，我还是决心无论变成什么样都全部吃掉。但我一打开包，成百上千的碎饼块、饼屑和盐粒就会撒在船舱里。不过没关系，我将卷饼的袋子放进一个拉链包里。我能小心翼翼地把一些卷饼碎块从里面的包挤到外边的拉链包，然后，靠近电扇的滤过器，微微打开拉链包的口，像鱼一样将卷饼吞下去。极少数侧漏的饼屑与盐粒会被滤过器吸收。吃几块饼需要花费很大工夫，但这些尽管不太新鲜的卷饼物有所值。这些终于是地球食物！
另外，包裹里占多数的是一些我特别要求的物品：补充的世界地图，一本日历，一些记号笔。我用日历和笔明显地标出航天飞机送我回家以前还剩下的天数。
包裹里还有一些名人物品。在得知我是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后，前教练沃尔弗林在一顶黄蓝相间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帽子上亲笔签名，并特地将它寄来给我。尽管美国宇航局通过俄罗斯将一个曲棍球的冰球放在包裹里，某位俄罗斯的曲棍球球迷还是将那个带有底特律红翅膀队队长史蒂夫·伊泽曼签名的冰球拿走了。我尽量使自己不为这个丢失的冰球而难过，我劝解自己，实际上，大部分红翅膀队的成员，原来都是俄罗斯运动员，后来才加入美国球队。
我猜想那个拿走冰球的人，极可能是一个曲棍球的狂热球迷，只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我回到地球以后，伊泽曼把一顶带签名的红翅膀队的帽子给我，将其作为那个丢失的冰球的补偿。
我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但我想说，在几个月的隔离之后，情感已经变得不加修饰与溢于言表。当我念着朋友与家人在一月份航天飞机发射时在3乘5大小的卡片上写下的几百行话语，自始至终泣不成声。通常的内容是，发射看起来令人敬畏，他们以我为荣，他们都在为我加油，为我祈祷。我确信他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绝对想像不到这些简单的言语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不会让他们，让美国海军，让我的国家失望。
并排放在约翰的照片与那些3乘5的卡片边上的是凯瑟琳写好并封口的信，那是慰问包裹中我最喜欢的东西。就像一个16岁的初恋的男孩，直到飞行结束，我每天都将那些信读上一遍又一遍。
美国宇航局的心理学家事先计划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消遣。举个例子，他们将十部电影完完整整地与航天飞机一起发射。电影录制在8毫米的录影带上，可以通过装有特殊接头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来观看。尽管看电影是个好主意，我却从来没有时间看任何一部。每天干完工作，我已经筋疲力尽，眼睛已累得不能在电脑屏幕前坐上两个小时了。
但我着实读了几本书，每晚临睡前在睡觉的墙上翻几页。《忍耐》这本书描写了一群想要穿越南极洲的探险者的经历。冬天刚至，他们的船就撞上了冰块。他们靠吃海豹肉，几个月住在雪洞里，才活了下来。
在太空中读这本书，使我真正体会到谚语“团结不畏苦难”，“一切都是相对的”中的睿智，。永远不变的脱水食物，历时数月的90度的高温，两星期穿同样的衣服，与日复一日地躺在又冷又黑的雪洞里相比，似乎并不那么糟糕。我还能够漂浮。我能向窗外眺望。我确信一定有人至少试图来接我，带我回家。他们的境遇，使我摆正视角，每晚都闭上眼睛默默祈祷。
心理支援小组还装入了各种能在我的电脑上运行的光盘。一个光盘名为“伟大的演讲”，摘录了教育家、政治家和军队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部分原因是能够听到除了阀们、机械和线路之外的人类讲话的声音，使人觉得精神焕发，它成了我最喜欢的一张光盘。演说家提到了人类的伟大、人类的成就与对更高目标的追求。这种激情帮助我摆脱日常琐事去欣赏自己的事业：征服宇宙。
偶尔，莫斯科控制中心会接通与俄罗斯显要人物的通讯，我通过无线电与教宗阿列克西斯二世，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对话。他似乎对太空有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关于我们“从天堂看到奇观”的问题。他很吃惊我会说俄语。我则惊异于他的平易近人。我享受着谈话的乐趣，并相信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的祷告，并帮助他可能鼓舞我们做的事。
消遣的另一极端是我们在“和平”号上的“特殊药品”。“和平”号空间站有一个装满酒的壁橱。每次检查我新到的宇航服，我都会发现衣袖里分别秘藏了一瓶白兰地与一瓶威士忌。当瓦西里和萨沙热情地敬酒时，我总是礼貌地谢绝。尽管我很尊敬俄国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空间站做他们喜欢的事的权利，我还是严格遵守美国宇航局关于工作期间不能喝酒的规定。
说句实话，不去管什么美国宇航局的规定，就算不用对任何突发事件都随时做到百分之百的预备，我也不会喝酒。我不参与他们，瓦西里和萨沙并不生气，因为我们的供应量是有限的。这里与星城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不论是在早上十点，还是在桑拿时，或是在社交聚会上，如果我拒绝人们用伏特加的敬酒，我就会或多或少地被排斥。一个很明显看不惯我如此不合群的俄国人，宣布“利宁杰从不合群。他似乎不愿介入。他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祝酒人”，给予了我他所认为的最大程度的贬低。
比实实在在的电影、书籍和其他消遣更重要的是，美国宇航局有人在关心我们，同情我们，并且理解，至少像不在现场的人应该做到地那样理解我们隔离的深刻意义。他们在努力使我们活得愉快。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很多。
我也有自己的娱乐消遣。我最大的爱好是眺望窗外，凝视星空和地球。但我也喜欢玩太空版的“潜入吓人”。
“和平”号是一艘黑暗嘈杂的飞船。因为有许多烧坏的灯泡，荧光灯不够亮，电力供应也不足以使所有的照明设备工作。电扇转动与机械运作制造了永无休止的嗡嗡嗡的背景音乐。这儿没有吱呀作响的地板，也没有拖沓的脚步声。
无声无息地漂过一个太空舱的距离，我就能接近一位同伴，我可以趁他尚未发现时，靠得很近。我会耐心地漂浮着直到他转过身来。当他直喘粗气并向后挥动手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吓了他一跳。
我对自己恶作剧的企图会表现出全然无辜的样子，我会假装提一个问题，很感谢得到了答案，然后飞走。直到那时，我才会忍不住笑出来。
回想起来，也许隔离生活真的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我的心理并非一点没有变化。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上）
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
自从四月份前进号补给飞船到达之后，我们花了两星期卸下船上满载的补给品与修理部件。
卸货是件特别费力的工作，因为任何东西，包括从食品金属罐到电冰箱大小的机械设备都被螺栓拴在飞船内的钢铁格子架上。格子架能保证起飞过程中所有物品的安全，并且使其在飞行过程中也不会移动位置。如果沉重的物品移动，飞船的重心也会改变。相应地，飞船就无法按预期的方式对推进器作出反应。
我们用一把可调节的扳手来卸掉这些螺栓。在清单上列出日后使用的物品后，我们将这些工具运到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空间保存起来。因为“和平”号上缺乏其他可利用的空间，我们经常将工具捆起来放到基础舱的地板上，正巧摆在经常使用的控制面板的前面。如果“和平”号是一艘小船，那么空间站早就会因为超载而沉没了。
当我们清空了前进号，就开始反向装载过程，将抛锚的设备与垃圾装入飞船里。垃圾被塞进空金属食品罐头里，罐头就放回到前进号几天前我们卸下装满脱水食品的罐头的同一地方。
前进号变成了我们的垃圾车。
我们努力根据地球上的指导，将“和平”号过量的垃圾，装到前进号飞船上。因为地球上的人员要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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