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2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打下一座城市就奔另一座，别说大城市，连中等城市都未住过。我们是主力，主力就意味着多打仗啊。这次在武汉担任卫戍任务，一待就是一个多月，那可真有点土包子进城的味道，又是南方的大城市，北方人看什么都觉得稀罕。至于权力，配合地下党转入公开活动，协同掌握铁路、通信、交通、警察部门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治安，发动工矿企业迅速解决粮食和水电供应等，那权力不但大着哩，而且几乎没有管不到的地方。
几天后，上级通报来了，表扬几句，就说我们在执行群众纪律中过于拘谨、呆板了，连送来的开水也不喝，水是可以喝的。
群众自己烧的开水，用水壶提来，用水桶挑来，当然是可以喝的，这道理我们还不明白吗？可四野有个入城纪律十二条，大家反复学习，都背下来了，其中第六条规定：“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须谢绝。”这白开水不算什么，却也属于“人民的慰劳”呀。


现在想想，什么叫“秋毫无犯”？
翟文清老人说：
进武汉当晚，我们睡在街头，在江汉关那儿。第二天分到住处了，是汉口“文明监狱”。大家开玩笑，说好不容易进了回大城市，先当“花子”（东北人称乞丐为“花子”、“要饭花子”）睡大街，又当“犯人”住牢房。
在路边屋檐下，附近还有个操场，选块高点、干爽的地方，枕着背包，抱着枪就睡了。许多市民拉我们进屋去睡，我们再三解释，说上级有规定，不准借住和租用民房，打扰老百姓，那样我们就犯错误了。
张仲先老人说：
我们营部住在个烟草公司院里，好像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给我们腾出几间房子。几个管事的见了我们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大军”、“欢迎”，那心里其实是又烦又怕，恨不得我们立马就走才好。
旁边有个游乐园，跳舞的，赌博的，卖淫的，乌烟瘴气，真是个花花世界。3连一个班在那儿执勤，妓女挑逗咱们的战士，都被赶走了。后来3连被军里授予“遵守纪律模范连”。
在电影院看场电影，进去时观众都起立鼓掌欢迎，一会儿就都躲着我们了。怎么回事儿呀？原来是我们身上汗味儿太大了。行军打仗，下场雨算洗个澡，那人都臭了，可自己闻不出来呀。赶紧洗澡，这也是军人形象呀，一个个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的。

在汉口的用“118师”番号，到武昌的用在东北时的“7师”番号，虚张声势，兵力不够，任务很重。那也不闲着，有空就清除垃圾。北平解放后，到处是垃圾，有的胡同口都堆满了，国民党哪还有心思管这种事儿呀。武汉也是一样，天越来越热，那个味儿呀。
听说我们要走了，烟草公司几个管事的都跑来了，说“大军真是仁义之师呀”，“从未见过像大军这样的军队呀”。
还是点头哈腰的，那话却变得真诚了。
翟文清老人说：
休整期间，我们住在一户有钱人家的厢房。那家一个老先生，60岁左右，穿件黑府绸衫，摇把大蒲扇。见我进去，赶紧起身让座，让家人沏茶。我说我们住在你家，打扰你了。唠了一会儿，他说不瞒你说，我原来是国军，当过师长，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抗战结束，就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又道：像我这样的人，贵党贵军将会如何处置呀？
我说：你打过鬼子，于国家、民族是有功之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支援大军南下，愿意为国家效力，不管什么人，共产党都会欢迎的。
他说：国民党腐败，我拥护共产党。
湖南国民党复员军人特别多，这些人对我们有顾虑，地主则害怕打土豪。当时四野有个电报通知，讲部队进入新区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分地主土地、粮食、浮财，只肃清土匪，打击政治上特别反动的恶霸地主，要努力发展生产。我们就宣传这个。那时部队走到哪就宣传到哪，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宗旨、纪律。
在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算是见到了什么叫“穷得穿不上裤子”。许多青年男女都光着膀子，只在腰间围块破布，有的用树皮的纤维编织起来遮挡着，年纪大点的就光溜溜的。在东北也见到穿不上裤子的，少，在炕上围个破被不出门。五指山那人就光着身子在地里干活，往山下扛毛竹，黑黢黢的，吓你一跳，赶紧扭过脸去。
不用号召，大家都捐衣服，叫“解包袱”。干部战士都有个小包袱，包两件换洗衣服。老百姓就说大军发衣服了，这村那寨的都来了。除了身上穿的都给他们了，连包袱皮也给了，那也不解决问题呀。海南岛解放后缴获不少服装，大家说快给五指山老乡送去吧。
在海南岛，只要有老百姓，你就渴不着，老乡给你送水、送椰子。开头咱们不知道那椰子是什么，也不会弄。老乡背后别个弯刀，嗖嗖爬上树去弄下来，那弯刀像表演戏法似的，没等你看明白，那椰子已经砍好捧给你了。晚上行军，追击敌人，休息睡着了。老乡来了，摸脑袋，摸到咱们军帽上的五角星，身边给你放些椰子。摸到的是圆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圆帽徽，那弯刀就照脖子砍下去了，像砍椰子似的。
杜博老人说：
广西战役结束后，我们39军北上河南，路过衡阳车家桥镇时，正是1950年春节。上级指示要和地方联欢，我主持会，镇长讲话，一口一个“我们的毛主席”，特别自豪。湖南人知道毛主席是湖南人，说他们是毛主席的老乡，更要听毛主席的话，更要支持、热爱解放军。
在湖北买粮买菜，一些地方缺斤短两。湖南没这事。在广西追歼白崇禧，有10多天是在苗族区，1块钢洋买满满两担子莴笋、油菜，3块钢洋能买一头猪。咱们不懂当地市价，给5块钢洋，他们连说带比画，又把两块钢洋还给你。
苗族人让国民党欺负怕了，见我们来了，牛角号呜呜一吹，那人都跑上山躲起来。咱们不抢东西不抓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就不怕了。开头给钱，他们把钢洋吹一口，拿到耳边去听，看看是不是假的。后来也不试了，知道咱们不会骗他们。
王志建老人说：
刚到湘西剿匪时，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老百姓害怕，都跑了。
村子空了，我们住下。各家东西能不碰的尽量不碰，有的人家跑得匆忙，鸡呀猪呀牲口没带走，我们给喂，下蛋都收拾起来，放好。走时缸满院净，东西按原样摆好，做饭烧多少柴给多少钱，再留封信，写几句话，用钢洋压在哪儿。老乡大都不识字，看不懂那信，过江后许多地方语言不通，说话不懂，可行动是最好的语言，这种语言谁都懂。
湘西土匪多，国民党特务也多，造谣厉害，把共产党、解放军丑化得青面獠牙，无恶不作。可老百姓看的是实际，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不用你说话，就替你宣传了。叶萌庭老人说：
广西风俗，谁家生孩子，就在窗外挂块红布，告诫外人不要打扰、进去。我们刚到广西时，路边人家都挂着红布，好像家家户户都在生孩子，就是不欢迎你。广西那地方，白崇禧经营几十年，国民党和桂系宣传的那套东西，把老百姓那脑袋灌得满满的。咱们经过时，连咳嗽都不大声，情况不紧急就绕过去，宿营地也在村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红布不知不觉间就不见了，说话也听不大懂，反正就是让你进屋去。
离休前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江拥辉，闯关东时是山东1师2团团长。这位自解放战争始，一直为主力部队的主力团长、师长、军长的老人，生前曾对笔者讲过：
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哪有山东人民对子弟兵的那种热情呀。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渴，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挺大个城市见不到几个人影。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江桥炸了，我们就在江对岸，500来米，看得一清二楚。
有人气得骂起来，说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后来明白了，东北土匪多，东北人让土匪祸害怕了，正统观念特别强。他们盼望有支正牌的中国军队，认为那样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国军”是“正牌”，八路军不是，所以就怕你，躲着你。
没有老百姓的支援，那仗还怎么打呀？那时真困难啊，做起来却觉不出什么难的。做这个还觉得多么难，那还是共产党吗？特别是在那些拉锯地区，今天你推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几个来回后，老百姓就明白谁好谁坏了，就知道该跟谁走了。

五、“谁不说俺家乡好”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四野政治部的《部队纪律综合材料》中，称：
部队相当严重的不满新区人民的情绪，加以某些干部认为此种情绪不易解释说服，采取放任态度，甚至予以同情和辩护……由于许多人不满江南的生活，而产生与新区人民若干对立的情绪。
7月11日，15兵团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肖向荣，致电“陈李李并告张袁谢吴谭肖并报野司”①，称：
对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季节特点和生活语言不同（如睡门板住走廊吃大米讲话不懂）说明这都是可以习惯的我们为了革命应该学会南方生活（部队南方人初到北方一样）不应采取厌恶对立态度讲话不懂是中国地大人多的特点应耐心多讲或作手势说清不许开口谩骂现时流行的疾病是普遍的病症不是恶病性传染病只要注意卫生及时治疗并不是严重的不要引起恐惧
仅“正负40度”这一条就够北方人受的了，更不用说疾病、饿饭、言语不通等多管齐下了。在随处可闻的埋怨、牢骚、怪话中，那遥远的黑土地，暖烘烘的南北大炕，香喷喷的小豆大■子饭，还有那翘首盼归的老爹老妈、妻子儿女，也就愈来愈频繁的在这些北方军人的脑海里回闪，耳闻目睹的一切也就愈发得不顺眼了。
杜博老人说：
在广西过了苗族区，进入高山密林，有的还是原始森林，绿树参天，没有人烟。雨也像雾，雾也像雨，10多天没见太阳，浑身没根干丝。那鸟多极了，五颜六色的，也不怕人，好像也没见过人，冲你叫，有的伸手就能抓着。
当时一些人说这破地方还要它干什么？老天爷都不瞅一眼，国民党也不要，一根人毛没有，让我们来受这份洋罪！
一个饿着肚子的人，见到这些鸟呀兽的，就是本能地想把它们填进肚子里。而对于我们这些在深山老林里钻了10多天的官兵来说，除了荒山野岭没什么意思外，那人也实在是累坏了。那时那人缺乏环境、生态意识，领土、主权意识却是有的。在平津南下前，进行南方气候地理、风土人情教育，就包含一种“热爱祖国，热爱南方”教育。那时好像没有明确提出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儿。而过江后，随着困难越来越多，这种教育也就每日每时的越来越具体化了。
我跟大家讲，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可我们要想想，前进一步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多少土地和人民的解放啊。我们在东北打了3年，又从松花江打到这里，多少同志牺牲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呀，每一步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呀。
我说，有的同志张口闭口就是“这破地方”，有人还说毛主席、林总让我们去哪儿打仗不行，让我们到“这破地方”来。同志们哪，如果有人说你家乡那儿是“破地方”，你会怎么想？谁都说自己家乡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有自己家乡好，那就不对了。咱们国家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穷有富，有冷有热，刚到东北时，有的南方同志不也冻死、冻伤了吗？有人会说冻死、热死一个样，可咱们现在中暑的得病的不是越来越少了吗？东西南北，各有长短，时间长了适应了，有感情了，就会明白祖国到处都是好地方。离休前为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的吴瑞刚老人，南下时是45军军务科长，闯关东时是冀热辽27旅31团2营教导员。
老人说：
到东北后，行军有人唱小调：
人人都说东北好，
到了东北知道了。
装备没装到，
城市没住好，
跑到山沟里来了；
高粱米饭吃不饱，
冻得实在受不了。
……
有的干部就喊：别唱了，闭嘴！
我说别唱了对，可不能让人闭嘴，要让人讲话，要讲道理。出关动员时，我也讲过东北多么好、多么好，可这话没错。东北工业发达，工厂多，矿山多，楼房多，铁路多，公路多，电灯、电话多，东北不好么？动员时还讲到东北接收日军装备，许多部队是徒手出关的，后来苏联红军不让咱们拿了，“装备没装到”是事实。可咱们是军人，从敌人手里夺呀，把敌人的枪炮夺过来，那城市、铁路，还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都是我们的了。
至于“冻得实在受不了”，我说我也一样有些受不了。可咱们大都是河北人，比比山东来的八路军，特别是苏北来的新四军，人家南方人也没唱小调，咱们唱这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
我们45军河北人多，闯关东时80％是河北人，南下时基本也是这么个比例。
王志建老人说：
我们47军东北人多，占80％左右。10纵刚成立时，许多团是从县大队、保安团升级为主力的。一个团，除了干部，战士几乎全是一个县的人。像420团，基本都是吉林榆树县人。南下时，大都是班排长了，个别还有连级的。
大军南下，当然要进行“爱南方”教育了。可以说，这话是讲了一路的。江南休整期间，这当然也是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党的威信高，干部以身作则，讲话大家就信服。一些人虽然牢骚、怪话不断，行军打仗可不耽误。
你们在执行南进的途中，特别是最近恰遇天气热的时期，你们所受的辛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广大的人民都知道的。你们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前进着，是在忍饥受渴的情形下前进着，是在疾病的侵袭下前进着，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和河川阻隔的条件下前进着，是在睡眠不足、异常疲劳的情形下前进着。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没有害怕困难，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你们鼓足了勇气，咬紧了牙关，忍受了和忍受着困难。你们坚决执行上级所给的任务，坚决遵守了群众纪律，并在一遇见敌人的时候，你们如猛虎一样去扑灭敌人。你们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称赞和钦佩的。
许多老人都谈到休整期间，听到、看到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肖克等四野首长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对其中那些印象深刻的排比句，有人还能断断续续说出几句。
老人们都说，那时那人听到上级首长几句暖心窝子的话，那可真是感动、激动、受鼓舞啊，指哪打哪，头拱地也得完成任务。


十七章　走遍中国


一、脚是最宝贵的

赵兴元老人说：
正常行军，以团为单位，营与营间距1里左右，连与连在山地以看得见为准。中间一次大休息，吃顿饭，10里左右一次小休息，解个溲，整理一下装具。一般一天行军60里至80里，急行军不低于120里，强行军就没准了。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最后一天，一天一夜跑了280里。我是光脚进的小董圩，没鞋了，就是有鞋也顾不上换了，那脚也没知觉了。
从武汉南下时，战士每人背7至9天粮食，不低于15斤，体力好的可以多背。连排干部背大洋，每人几十上百块。国民党完蛋了，钱也不中用了，咱们那钱新区群众还不大认，就现大洋好使。那一路买粮买菜，就用现大洋了。
一支步枪6斤半，冲锋枪稍重点，100发子弹10来斤，4颗手榴弹有5斤，一个背包七八斤。一个班有一半人有炸药包，或是爆破筒，炸药包和自制的爆破筒重量不等，一般10来斤，重的20多斤，还有更重的，根据爆破目标绑制。有人还有水壶、锹镐什么的。再加上米袋子，得多少斤？
那时有句话，叫“是兵不是兵，背上五十斤”。
机炮连负重就更大了。一挺重机枪，一人扛架子，一人扛枪身，几个人背弹药，都在70斤左右。轻机枪和60炮，都不低于60斤。
最累的还是班长和连里干部。
翟文清老人说：
我个子不高，但挺壮实，当班长帮同志们扛枪、背背包没问题。苦了那些体质差的，自己就不大行了，还得帮助别人，可你当班长就得多付出呀。
负重大，操心更多。行军路上，全班十几个人都得留心、瞅到。在东北是怕冻伤，谁脸上、耳朵白了、肿了、起斑块了。飘风扬雪的，不知不觉就冻坏了。在南方是怕中暑，谁晃晃悠悠地跌倒了，那就不大好办了。有人要强，有人觉得没事，硬挺着，你得及早发现，采取措施，报告连里。在东北进入阵地了，一会儿就得喊“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光喊不行，还得一个个都看到。行军累呀，有人倒那儿就睡着了，不把他拉起来，活动活动，那人就冻坏了。在南方，特别是到了广西，谁离队解个溲，班长都得多瞅几眼，或者干脆在那儿等着。不然，他要是睡那儿了，掉队了，那人可能就没了。那地方那人野，用弯刀钩住你脖子，让你脱光衣服，有时是又要衣服又要命。
到了宿营地就更忙了。行军途中休息，班长喊“空空脚”，把背包放地上，再把双脚放背包上躺着，让血液循环得快些。到宿营地，人仰面倒在墙根下，把双脚支到墙上，或是放到什么高地方，同时烧水准备洗脚。在南方还要先喝碗淡盐水。程序是空脚、洗脚，然后吃饭、睡觉。许多时候是什么心思也没了，就想睡觉，这个弄醒了，那个又睡着了。班长、副班长和党员骨干就给洗，脚上打泡了还得给弄泡。
越是苦累，越得眼到嘴到，脚到手到。一眼未到，出个事儿，你就手忙脚乱去吧。
那时一个班，党员至少不低于3个。我当班长最多时9个党员，党员多，作用大，班长当得就不那么操心费力。
每连编制一个挑夫，4个连干，每人可有8斤东西由挑夫挑着。营干正营一人一匹马，副营俩人一匹马，可以轮换着骑，又能驮些东西。这算是有点“特权”了吧，那身上的东西却经常比战士的还多。
行军中喊声“排长出列”，连排干部就聚到一起了，边走边开会。有时研究敌情，有时各排汇报情况，有时总结昨晚在驻地执行群众纪律情况，有时是介绍前面宿营地民俗风情。需要向下边传达、交代的，排长回到队列后就安排了。
班长操心的那些事情，连长、指导员都要给予关注，特别是那种班长新、骨干少的班。无论新老，对模范作用好、体质差的班长，要帮他减负，不能让他累垮了。比如借谈话的机会，走在队尾，把他的枪或什么拿过来扛一阵子。对重点人物，像脚上打泡的、有病的、和班长闹别扭了的，前面快到谁的家乡了，要随时与之谈话。
一天行军100里，连长、指导员就要多出十里八里的。到了宿营地，连长带上几个班排长到村外看地形，设卡放哨，一旦出现敌情如何战斗，得心中有数。副连长管后勤，赶紧去伙房抓他那一摊子。指导员、副指导员各家各户转，向房东表示谢意，同时检查群众纪律，督促大家烫脚，还要向营里汇报一天情况。大家都休息了，连长和指导员再碰个头，把明天的行军路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一下。


王志建老人说：
毛主席问他的卫士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
那时打仗就怕腿脚受伤。截肢的不用说了，一瘸一拐的跟不上队伍了，在部队的革命也就“成功”了，到地方去吧。
我负过几次伤，都不重，有一次却把我吓坏了。
南下时，干部发双水靴，没见过，挺稀罕。宜沙战役期间总下雨，这回派上用场了。那靴子有点小，左小脚趾头磨起个泡，也没在意。那时谁脚上没打过泡呀？谁知泡破了就发炎了，烂糊糊的肿得有大脚趾头粗了。要是布鞋就没这事儿了，那靴子不透气，天热，脚出汗，连闷带沤，那发炎还不快吗？
我对营部医生说，把那烂肉都割掉，再包紧点，反正得让我穿上鞋，能走路就行。实在不行，就把它割掉，不然继续烂下去，这只脚废了，我不就废了吗？他说没麻药了，我说那也得割。他说够呛，我说够呛也得呛，反正你得让我能走路。
打泡不怕，就怕发炎。
烫脚、吃饭、睡觉，到了宿营地三件事，宁肯不吃饭，也得烫好脚。走一天那脚都木了，烫得红红的，血液循环开了，解乏，腿肿了还能消肿。那时烧烫脚水用柴，是正式列入经费开支的，南下时每人每天1斤柴钱，在东北好像是2斤。那脚该烫到什么程度，班长、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烫好了，开始弄泡。用针扎两个眼，把水放出来，再把马尾巴穿过去，这样针眼不会封死。然后用火烤，烤硬实了，老皮厚了，再走就不打泡了。泡少，可用烟火烤。东北战士抽烟用烟袋，用那烟袋锅的火烤。泡多那就慢了。东北冬天家家户户都有个火盆，放在炕上，烤泡最方便了。
老兵脚底都厚厚的、硬硬的一层老茧子，要不怎么叫“铁脚板”呢？在平津休整两个多月，少锻炼，那脚养得有些娇贵了，刚补入的新兵和解放战士，就更不行了。南下行军，有的连打泡的占1/3，有的近一半，那可真是强大的“泡兵”。到了宿营地后烫脚、挑泡、穿马尾巴、烤泡，一个连一个小时也忙活不完。
打仗离不开行军，革命就要走路，走路靠脚，脚靠鞋。
追击敌人，轻装，除了枪支弹药，什么都能扔，就是不能扔鞋。
鞋要跟脚，宁大勿小。鞋小了，把黄豆沾湿了塞进去，黄豆见水膨胀，就把鞋撑大了。休息时穿新鞋，行军时穿旧鞋。那时那鞋大都是布鞋，新鞋鞋底硬，麻线头不平，容易磨起泡。途中休息，整理装具，主要是弄那鞋袜，把鞋里沙子倒净，袜子破了也容易打泡。
刚到东北时，发日本军用大头鞋。鬼子那东西挺结实，就是笨，还不抗冻。后来穿乌拉，那时东北人冬天都穿乌拉。那东西冬天才暖乎呢，零下40度趴雪地里，也能抗一阵子，还轻快，绑上草绳子也不滑，就是穿起来太费事。晚上把乌拉草掏出来，弄蓬松了放炕头烘干，第二天再絮进去。东北人三下两下就弄好了，里面平平展展一个窝，那脚放进去可舒服了。咱们那手就比脚还笨了，开头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慢慢的也练出来了。那乌拉草真是好东西，真暖脚啊。

南方总下雨，布鞋吃不开，一双鞋干爽地上能穿一个月，烂泥道两天就完。衡宝战役后，我们47军挺进川东，有的部队光着脚追击。我们营最幸运了，无意中打下一个军需库，里面全是胶鞋。大家乐坏了，背包上，腰带上，有人别了10来双。我们机炮营跑得那么快，那些鞋立功了。
鞠海清老人说：
南方人到东北学穿乌拉，东北人到南方学打草鞋。
先搓麻绳，用麻绳做筋骨，再往上编稻草。那时有空就坐那儿打草鞋，南方兵和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会，教我们。开头那草鞋打得松松垮垮的，走上半天就散架子了，慢慢的就行了。纯稻草的能穿个把星期，叫“礼拜鞋”，用布条编的能穿个把月。行军你看吧，谁屁股上都挂着两三双，那路上破草鞋也甩得到处都是。
在东北发种布鞋，鞋底厚厚的，鞋帮上也用针线纳的，前边两个牛鼻子，东北人叫“傻鞋”，又称“踢倒山”，登山爬砬子可结实了。到南方见水就不行了，大脚趾头几下子就跐出来了。草鞋见水更结实，走田埂不滑，沾泥多了，在水里涮涮又轻快了。
江南休整期间，时间比较充裕，有人那草鞋就打出花了。用各种颜色的布条，横一道红，竖一道绿地编起来，有人还在鞋面上弄个小绒球。那时在驳壳枪上拴块红绸子，号兵在号把上也拴一块，军装洗得发白了穿身上，都是一种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特别是这种草鞋，瞅着美极了。
李如吉老人说：
炮兵要管好自己的两只脚，更要管好马的4个蹄子。炮兵没马寸步难行，那马才是炮兵的两只脚啊。
到了宿营地，遛马、铡草、喂马，把马侍候完了，才能管自己的脚和肚子。睡得再晚，夜里也得起来喂遍马，“马无夜草不肥”呀。
遛马是最重要的，相当于人的烫脚。走了一天，人困马乏，到宿营地了，是最容易松懈的时候，宁可糊弄自己那脚和肚子，也得把马遛好。
在东北走冰河，马蹄子咔咔地踏得冰碴子直飞。南方那石板路就不行，打滑。又下雨趟河的，马蹄子泡软了，马掌（马蹄铁）挂不住，那是马的鞋呀。“马蹄子，马蹄子，看看马蹄子。”干部经常喊，班长也得喊，还得一个个都看到。马掌子磨秃了，或是掉了，马蹄子磨坏了，马拐了，那马就失去战斗力了。没有备用马，少驮一个部件，一门炮就打不响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理论训练班副主任的李捷老人，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是49军144师宣传科干事。
老人说：
行军一天，战斗部队，包括一些机关科股，就是洗脚吃饭睡觉了。宣传科不行，到了宿营地，战斗才刚刚开始。
进屋卸门板，门板不够，就坐在锅台、炕沿、床下，没小凳，就找几块砖头、石头什么的。文印组最好有张桌子，怎么的也得有块门板，得放油印机、刻蜡纸呀。不能这一个、那一个的，那样一人一盏油灯，多费煤油呀。算上文印组，十几个人顶多分4伙，四五个脑袋拱围一盏油灯。第二天再看，一个个脸呀鼻孔呀都是黑的，吐的痰都是黑的。
我分管部队宣传教育。那时首长讲话也不拿稿子，顶多自己列个提纲，也就不用我们写讲话稿。最牵扯精力的是办报。那时军师都有报纸，像我们军是《奋勇报》，我们师是《勇猛报》。写稿、组稿、改稿、编稿、排版、校对、刻钢板，然后油印，你就忙去吧。越打仗越忙，宣传胜利、鼓舞斗志呀。还写传单，出号外，许多重要文章得自己写，再让首长审查。那时许多首长亲自动笔写文章，有的文化不高，净写错别字，写完让你改，那也是学文化呀。营连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当然的通信员，行军打仗，官兵团结，遵纪爱民，什么事儿都写，都是实在事儿，有的写在烟盒背面就给你捎来了。看着报纸一张张印好了，看到战士们看我们的报纸，那才高兴呢。南下过江前轻装，要求那么严，《勇猛报》也每期保留一份，用桐油布包好，走哪背哪。

行军路上，脚下走着，脑子也不能闲着，得琢磨下期报纸怎么办，组些什么稿子，写什么文章，打腹稿。到了宿营地，一熬就是半夜、大半夜。搪瓷缸子盛上饭菜，一手匙，一手笔，趴在那儿连吃带写。困哪，眼皮打架脑袋沉，不知不觉就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