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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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绩、开拓分不开。
　　据今仍完整留存的荣宝斋1898～1948年“万金老账”上记载：荣宝斋1894年开张后，1898年投入周转资金3000两白银，由老“铺长”（经理）主持经营30年，累计获利98243两白银。老铺长庄虎臣过世，由本号之徒胡少堂代理三年，经营不得法，业务每况愈下，胡“不堪此任，辞退出号”。“刻有本号之徒王仁山，老成持重，万金可靠，今托中友人聘请王仁山接充荣宝斋南纸店铺长之职……”。听说这里面有一段人事矛盾斗争：胡少堂当上代理铺长后，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容不下能力出众、深孚众望的师兄弟王仁山，把他排挤出号，自己却把荣宝斋搞得一塌糊涂。东家“张德善堂”（过去一个富裕的人或家族常以堂号为代称，经营处理各种产业以至财产分配，这个堂号有法律权利，却不等同于企业字号），把胡某辞退，礼聘王仁山回来，1926年出任第二任经理。
　　在他的主持下，荣宝斋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各地开设分号，总体规模扩大了四五倍，并与北京和外地的古玩业，合作得很好。又率先在1950年就实行了公私合营，进一步又实现了国营。他一直担任副经理，很好地协助经理侯恺，兢兢业业经营建设新荣宝斋。
　　1950年，从解放区来的、只有30岁左右的侯恺，出任公私合营、很快就国营的荣宝斋经理，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1984年离休，把大半辈子的心血都贡献给了荣宝斋。他团结广大职工，包括不少身怀绝技的技师能人，把一个比较老派的书画南纸店，发展建设成一个以书画为中心，包括文房四宝、篆刻印泥等各种新老艺术品的收售、复制、修复、装帧、收藏的新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型企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侯、王二位是今天新荣宝斋的奠基人，又把它一步步推向前进，致有今天的发展规模。
　　在侯恺之后，又由蔡金鹏、龚如甲、郜宗远继任经理，把前人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逐步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客观上也使荣宝斋的发展如虎添翼，仅从1978年到1997年20年间，他们逐年在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比利时、丹麦、匈牙利举行过45次大型展览，包括荣宝斋秘藏珍品、木版水印精品和中国多位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精选作品展览。在北京还举行了日本画家村田茂树的中国风情画展，北京、东京、南京的三京书法展，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等。年年皆有，岁岁不缺。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荣宝斋调整了企业经营策略，在坚持传统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稳步地在相关领域扩大经营。在1993年创办了荣兴文化艺术发展公司，经营名人字画、端砚古陶、古钱古印、翠玉牙雕、古旧钟表、剪纸泥人等几千个品种。1994年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已成功地举行了多次拍卖会，拍卖品涉及中国书画，古董家具，陶瓷玉器，中国油画、版画、雕塑等多种收藏领域，努力将现代企业发展模式与百年老店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树立“荣宝”品牌。此外还有工艺美术服务部，装饰工程公司，广告艺术公司等所属企业，活跃在传统文化品市场中。
　　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拥有出众的各种人才，技艺高超，人品端正，而又善动脑筋，敢于进取。荣宝斋这半个世纪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发展，人才积累、能人众多是个重要的原因。荣宝斋内任何一个品种、部门，几乎都拥有在本行业内最突出的人才。前面介绍的木版水印、装裱、装帧、书画鉴定、珂罗版印刷各车间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本行的绝对专家。他们大多有很高的美术修养，能书善画会篆刻，在荣宝斋中，不通书法绘画，难于立足吃这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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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1）
标题上所说的几项文化产品在今天的琉璃厂都有经营，常常在字画店、书店中又有纸笔墨砚，以至胡琴、二胡，街上的一些摊贩也是这么卖。货物的品质不怎么样，价格却不菲，经营处所显得杂乱，就是个别挂牌的名店，货品也是这样安排，经营者也不大内行，故有人戏称之为“文化杂货店”。
　　至少在六十多年前不是这样：各店铺都有自己的专营，质量有保证，价格较合理，易为人接受。
　　　　关于徽墨
　　在东琉璃厂，有好几家有名的分别经营湖笔或徽墨的店铺。如专卖徽墨的、出自皖南徽州的胡开文、老胡开文的北京分店。他们的经营者都是徽墨产地的安徽绩溪人。总店在皖南，分店遍布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及安徽的安庆、合肥、歙县、屯溪等城市。北京的胡开文在姚江会馆夹道路口，门面不大，橱窗中陈列有徽墨精品，包括红色和其他颜色的色墨，有的装在锦盒中，墨上的图案花纹很漂亮，都描着金。经理胡宗楷，与先父是熟友，略年长，留着小胡子，一口安徽腔。至于他们的业务似乎不如在其东、位于东南园把口路南的老胡开文。
　　胡开文徽墨庄是安徽绩溪人胡天注创业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取南京贡院匾额“天开文运”的居中两字“开文”为店名，（不是以人名为店名，这点连中央电视台的《国宝档案》都说错了。）至道光末年已居江南徽墨四大家之一。1911年在北京开老胡开文分号，货源全部来自绩溪老厂。1914年它的徽墨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胡开文和老胡开文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不大清楚，是否像北京的王麻子和老王麻子剪刀店一样，全用王麻子作字号，却是各有各的东家；也许原是一家，后来分家单立户，全用“胡开文”的字号。两个胡开文的经理有同于旧书、古玩铺的掌柜，不过不是领东，而是由总店派遣到各地主持分店经营，这点又与新书业相近。
　　老胡开文、胡开文卖的徽墨在运输途中难免有磕碰的碎墨，就不能按块卖了，有人练字专门去买碎墨，几角钱可以买一大堆，里头真有好墨。我和也住在绩溪会馆的胡适之先生的堂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胡文立，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同学。先父与老胡开文的经理曹根泰为莫逆，因之我们写字课的笔墨从没花过钱：到老胡开文去拿，打开装碎墨的麻袋自己挑，专挑上等好墨，毛笔也顺手白拿了。老胡开文专请了几个师傅制笔，临窗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木案子，几个师傅，有的还戴着老花镜，在那里用一支金属工具捋笔毛，挑出毛中的“贼毛”。每次去拿着好碎墨，写大字的寸楷、中楷羊毫和写小字的五紫三羊、鸡狼毫等一大堆回来，一分钱不花。我们用的是徽墨、“徽笔”。戴月轩在老胡开文斜对门路北，人家是真正的湖笔。
　　用墨块就要使砚台兑水研墨，用不完的墨汁，就灌铜墨盒。据记载，琉璃厂有好几个专卖铜墨盒的铺子。我见到的最有名的是西琉璃厂路南、擅长铜刻的张樾承开的同古堂，这已在前面古旧书邃雅斋一文中提及。另外，在西琉璃厂东口路南、富晋书社东侧有个两间门面的“两明斋”，专卖铜墨盒，大小各种形状的都有，大的有边长半尺以上的，小的有一寸见方、见圆、专写小楷用的；还有长方形、圆形、菱形、月牙斧形的等，造型多样，工艺精细，绿色铜刻，或字或画。店堂不算小，陈列的全是大小各种铜墨盒，锃亮反光，金碧辉煌。这些也都是供给普通人使用的，价钱不太贵，每逢开学，两明斋的买卖很好，买铜墨盒的大多是比较富裕一点的学生。可是没有见写琉璃厂的文章书籍中，提到过这个很大气的两明斋墨盒店，也就是只有同古堂，没有两明斋。东琉璃厂还有文宝斋、兴文阁、大德阁、聚龙号等墨盒铺，似乎都不如西琉璃厂这两家有名气。今天旧铜墨盒进了文物市场，稍好一点的索价以百元计。
　　西琉璃厂东口往北没几步，在南新华街上就是一得阁墨汁厂。今天一得阁的办公地点还在那里，只是周围被高楼包围了。那时使墨汁写字还不普遍，还有就是有不太好闻的味。用砚台研出的好墨是清香耐闻。不过使用墨汁还是方便。一得阁墨汁厂是个老字号，开业也是清朝中期，创业者也是个落第的举人，墨汁还是好用，所以发展起来了，中间倒了几次手。到民国时期，一得阁的老板是徐洁斌伯伯，创业的举人可不姓徐。举人开博古斋古玩铺、一得阁墨汁厂还贴文化的边，而王致和臭豆腐最初设厂制作于琉璃厂东口的延寿寺街，据说这王致和也是个落第的举人开的，与文化似乎就不大贴边了。
　　一得阁墨汁厂与我家是邻居，我们院子中的北房东房连接着他们的院子，徐大爷的女儿、儿子，又与我们姐弟是师大一附小同学，我小时候常到他们院子中玩，就是没见过墨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不如王致和的臭豆腐，我小时候每去延寿寺街，总要趴在王致和生产作坊的窗户外面，从破了的窗户纸洞中看驴拉磨磨豆子，做出豆腐切小块，就是上料封坛是在后院看不见。可是，我却真见过老胡开文的徽墨制作的工艺流程。
　　　。　想看书来

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2）
那是1983年秋，我去安徽绩溪参加全国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老胡开文（当然是已经国营了）的生产厂就在绩溪。大会安排有一项是参观制墨车间。徽墨中有一名品叫“黄山松烟”，真是名副其实：取黄山的松树针，放在一个类似烤鸭炉那样的炉灶，上面有烟囱，松针在灶中燃烧，却不让它燃烧充分，只要它不断产生烟雾就成，铁皮制造的炉顶和烟囱上，挂满了黑色的“松烟子”，把它刮下来就是制墨的原料。再加上各种配料包括香料和带黏性的液体，把黑色松烟子揉成像面团一样滋润的墨团，然后将其分别摁入各种木制的墨模子中，有如做月饼、芸豆糕那样，磕出来各种造型的墨块，晾干，再用金粉液对墨上的品名、图案花纹描金，就完成了。墨的品位高低，在于黄山上的松树的针叶的品位高低，还有烘烧松针的火候，产生烟挂的色彩程度，加工墨团的配料揉匀也很重要。至于造型，那比较简单，主要看模子。绩溪、歙县的老胡开文门市部卖的各种徽墨造型非常漂亮，远胜于我在北京所见，甚至有全描金的墨龟、墨青蛙，这显然是陈列品而不是实用的。价钱不贵，都是几元钱，那个墨金龟才3元，我买了好几个，还有其他品种造型的，10元一块的就非常好了，花几十元买了一大堆，要不是还要去黄山，我还要买呢，留着送朋友，是个雅举——这些墨大多送光了，只留下少量图案造型别致的几块。这些墨要是在当时修建一新的琉璃厂买，价钱要差不少倍，还不一定有这么精美的造型。有一例可佐证：1990年后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与我有几十年友谊的安徽省徽剧团进京演出，送给我一方以不高的出厂价买的歙砚，而同等品质的歙砚在琉璃厂的文房四宝堂，标价几千元。
　　在绩溪、歙县，我以少年时与北京的老胡开文几家徽墨店较熟悉，跟人家“套瓷”，他们热情又客气，向我介绍了不少知识，其中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屯溪的老胡开文的库房中，发现了一套36块的圆明园全景的墨模子，非常精致。要是以上等徽墨制此36块墨，拼成圆明园全景，将有极大的文物收藏价值。可惜我无缘得睹，也不知今天此36块套墨制成与否？
　　琉璃厂卖的徽墨，主要为使用。有年份的古墨、好墨，就成了古玩文物，由古玩铺经营，那主要是收藏而不是实用。1960年前后，琉璃厂的古玩门市部中，还有一些古墨卖，不贵，我的一个朋友爱这些，买了点，现在可了不起了。墨还能消炎止血，我手中本还有一点老胡开文的有年头的好墨，整的碎的都有，后来全配了药了。现在您要用“京墨”这味药，连同仁堂全没有。而小孩子闹腮腺炎，用好墨涂在肿大发炎处，有特效，我们小时候有体验。
　　　　关于湖笔
　　徽墨店铺的变化不大，湖笔店铺则有兴衰更替。早年享有盛誉的有李自实、李玉田、胡魁章、贺莲青，之后有戴月轩、李福寿——毛笔店铺大多是以人名为店名。李福寿制的恐怕应属于京笔，琉璃厂原本没有这一号，1956年三大改造，把毛笔行业集中组成北京制笔厂，占了唐宋时的古刹延寿寺做车间，生产李福寿牌毛笔，在琉璃厂还用“李福寿”之名开设了门店。
　　卖毛笔的李自实、李玉田、胡魁章不知是否还存在？我是没有留下记忆的。贺莲青、青莲阁有，位于东琉璃厂中间路北、胡开文徽墨的对面；戴月轩在其东，与老胡开文斜对门。还有虞云和、李尧臣、葑正泰湖笔店，名气不大。
　　贺莲青与戴月轩是师徒关系，都是浙江湖州人。戴月轩从师贺莲青，出师后再帮师若干年，而后离柜自开铺子。贺莲青、戴月轩师徒的湖笔店同处一条街，且相隔不远。
　　我小时候，先父带我到这两个店中都去过。贺莲青是店老客稀、一片萧条，有点日薄西山之感。好像老贺莲青已不在，是个老婆婆主事。父亲对她很恭敬，让我按南方规矩叫“婆婆”——祖母。到戴月轩就不同了，这里春意盎然，正值盛期，有股上升的劲头。父亲和戴月轩很熟，是很好的朋友，让我叫戴伯伯。他身材不高，年龄比我父亲要大九岁，很和气。
　　戴月轩，浙江湖洲人，1893年生，1905年12岁时进京入贺莲青学徒，后自立为号，匾额据说是徐世昌题的，已迷失。现在的牌匾是陈半丁写的。半丁老人是绍兴籍，年长于戴月轩，是浙江同乡，过世已几十年，此匾亦有相当历史了。戴月轩逝于1963年。他的铺子中，也是朝南窗户下设有木案，几位师傅坐在那里择笔锋中的杂毛。陈列摆的全是各种毛笔，大小俱全。叶祖孚先生有文详细记述：“戴月轩前店后作坊，后面的四合院也是住家。笔工每天在临街的南窗下捡毛制笔……制笔的功夫在捡毛，能把废毛剔去，好毛留着，撮在一起，其中还有几根用作‘锋’的，即是好笔。一根好笔能用好几年，就是因为毛好。戴月轩还能代客修理毛笔，即书画家把用残了的笔送去，由他们设法添上几根好毛，就又可用了。现在一般商店卖的毛笔，大抵像刷子，绝没有戴月轩所做的那种好笔。戴月轩笔好，当然利润也高一些。从前他从湖州购进的小楷羊毫一封100支，现洋一块三四角钱，经他捡毛后卖两角一支，每支笔净赚一角八。”说得很好，只是“前店后住家”不确。戴家住在延寿寺街笤帚胡同一所四合院，与后来迁居于此的韩少慈相隔不远，韩、戴兄弟称，戴称韩七哥，孩子叫七大爷。这里我去过多次，也这么叫。
　　

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3）
据说戴月轩著有《笔谱》一书，详细记述了他的制笔经验。
　　戴月轩这个字号，在公私合营后一度曾保留，“文革”中又予以取消，改成北京卡片商店。现在戴月轩的匾额重新挂起，门店油饰一新。可是里面货物很杂，与琉璃厂各店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色。
　　　　关于碑帖
　　人们练写毛笔字，都要临帖。从描红模子学会执笔、舔笔、用墨、描写后，就要临帖练字了。字帖哪里都有的卖，不外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大多是石印、铅印的，实用性很强。把这几种帖写好，再练行楷等，久之字写得就不太难看了。
　　这只是初步。要想升堂入室，就要进一步下苦功，临摹研究著名的书法碑帖了。
　　琉璃厂的碑帖铺出售的各种名碑的拓片（本）真迹，供研究、临写、收藏用，真有罕见的珍品。严格地说，碑帖与实用性的笔墨字帖不同，它应该属于文物范畴，好的碑帖拓本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何况其中还有不属于书法的石像、金文拓本。清末民初百多年来，琉璃厂有好多家有名的碑帖铺，如隶古斋、德古斋、聚古堂、尊汉阁、庆云堂等老字号，后来还有观复斋。二十多年前琉璃厂街道重修后，保留的名店字号，庆云堂和观复斋都在其列。
　　庆云堂是陕西郃阳人杨姓开设于清朝末年的，据说匾额是李鸿章题的，可是在琉璃厂的名匾录中，却没有这块匾，不知确也不确。清末民初时，琉璃厂的著名碑帖铺不少，这与当时金石青铜器居古玩的主流地位相适应。庆云堂的经营在众多碑帖铺中并不太突出。自从1930年以后，张彦生来到庆云堂，经营大有起色，一直繁荣到今天。
　　张彦生，原名国林，1901年生于河北省吴桥县，1915年来到琉璃厂已开设了60多年的著名的隶古斋碑帖店学徒。他有心有灵气又用功，没用多久就学会了拓、裱和辨认、收售碑帖的业务。他以年轻的后进之身，先后拜访并请教了宝熙、汪大燮、梁启超、李盛铎、徐森玉、罗雪堂、方药雨、于右任、龚心铭、陈淮生、朱幼堂、张伯英等收藏鉴赏碑帖的大方家，因此在鉴别碑帖的真伪、源流等传世知识上大有长进。1931年，他离开了居停16年的隶古斋，要开新铺子。资金、人员、开拓都要从头开始。他巧妙地借用了老字号庆云堂的名义，独立经营碑帖业务，类似于今天的租赁经营。他跑遍了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四川、上海、广州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各地名家收藏的相当不少的珍品，充实了庆云堂的货源。他在遍布全国的奔走中，结识了在书法、碑帖方面有高深修养的吴荩臣、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大家，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渊博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张彦生任北京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采购部主任；同时还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身材修长的他，还不时出现在庆云堂门市部，热情地接待顾客，耐心回答客人的提问。顾客在他的指导下，大都能挑选到满意的碑帖笔墨。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1963年起，在《文物》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论文；还把自己所见善本碑帖加以整理，编撰成《善本碑帖录》一书出版。张彦生1982年逝世，享年81岁。他与琉璃厂的旧书、古玩、篆刻的名家郭纪森、魏广洲、孙会元、魏长青等，都是年龄相近、卓有成就的一辈人。
　　琉璃厂重修后，庆云堂迁到琉璃厂西街，好多人来此购买碑帖，日本书法家更是这里的常客。为方便日本客人，店里配备了懂日语的人。日本书法家雨野雪村专门题写了“庆云留光”匾额相赠。据说，国家图书馆建成后，金石部的金石碑帖拓本资料有不少是通过庆云堂收集到的。
　　观复斋开业较晚，出资人是铜刻大家、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的老板张樾丞，1930年开张，地点就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把口西侧，紧挨着也是张樾丞出资、1925年开张的邃雅斋旧书铺。两个铺子共三间门面，门脸格局一样。观复斋最早称墨印簃碑帖店，又叫敦古谊碑帖店，时间都不长，后来改称观复斋，并请张伯英题了匾。这个铺子可以说是张樾丞为他五弟张杰丞开的。张杰丞1911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富华阁学徒，熟悉碑帖、端砚等业务。观复斋就由他主持。
　　1956年，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三个皆是张樾丞出资的买卖都公私合营了。后两个字号被保留下来，都有发展；同古堂的字号没了。张樾丞昆仲都已作古了，樾丞的长子早亡，次子幼丞、孙效丞继承祖业，以篆刻名于世。张效丞在已从旧址西移的今天的观复斋等处挂篆刻笔单，有相当名气。
　　

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4）
　　关于乐器
　　在琉璃厂，乐器当然是指民族乐器。百多年来，这里有过许多家民族乐器店铺，还称不上前店后厂，干脆就是制作的作坊，边做边售。乐器铺大多在东琉璃厂，连火神庙里也有。大多以掌柜的名字称店名，掌柜的就是制作好手，带着几个徒弟、伙计，有两间屋子就干起来，等主顾上门。胡琴、二胡、南胡、板胡、大擂、琵琶、月琴、秦琴、大小阮、笙管笛萧都有，举凡拉的、弹的、吹的、打的各种民族乐器大多是自产自销，有的也需要“过行”，即从经营略有别的同行匀货卖或干脆荐到专营此种乐器的店铺去买，如精致的铜质乐器和打击乐器等。
　　到70年前我记事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乐器店有三家，两家专做和卖京剧用的京胡和京二胡，另一家是乐器全活。前者是史善朋和竹兰轩，后者是文盛斋。他们之间其实还有着师父门人和过行挂名的关系。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
　　文盛斋乐器铺位于东琉璃厂与小沙土园把角。两三间屋子就是车间作坊，掌柜的、伙计、徒弟都是手不停挥，忙着干活。有一些成品可以当时挑选买走，这大多是一般的货，如二胡等；要好的特殊的得另讲价定做。这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民族乐器店，东琉璃厂很多乐器铺，像火神庙里的文兴斋、以人名为店名的马良正胡琴铺、施子云胡琴店的掌柜都出自文盛斋门下，而后再往下传，传了几代。
　　很受京剧内外行赏识的“史善朋竹琴社”，也是以人名为店名，位于东琉璃厂信远斋斜对门路北，两间门面门市带车间，后面住家。史善朋是马良正的大弟子，也就是文盛斋的再传弟子，手艺好，二十几岁就离开师门，另开了买卖。我童年时，史善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长方脸，白白净净，膀大腰圆，手里的活儿非常漂亮，赢得京剧内行的一片赞誉，这是很难得的。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与史善朋在20世纪30年代，因研究制琴和不断改进而成为莫逆之交。胡琴的音响脆亮，而程砚秋的唱腔又幽咽婉转、沉郁多变，一般的胡琴在音色上与之风格不相谐。周找史多次反复研究试验，例如，试用过改云母片代替蛇皮蒙筒，改变琴筒的尺寸，将之放大或缩小，寻找合适的音色，终于试制出音色比较宽厚、适合程派演唱特色的胡琴，流传使用至今，而二位研究试制者早已作古了。
　　史善朋终日忙碌不停地干，活儿压着，冬天一件旧棉袄，夏天干脆光脊梁。他总脸上带着微笑，周围街坊的人缘很好。他手艺那么好，但光靠耍手艺做胡琴卖，还是挣不了多少钱，照样要吃窝头。他有六子两女，男孩小名大多以“狗”叫之，名字“贱”好养活。他们比我略小，是我小时的玩伴。但这个时间不长，几个孩子就子继父业了，都没有怎么念书，到年岁就从父亲学制琴，在家学徒。一点儿没有因为是少掌柜的而有丝毫特殊，反而要求更严，挨揍也是家常便饭。哥儿几个学得一手好制琴手艺，1956年三大改造时，他们跟着父亲一起进了乐器厂，转瞬几十年过去了。2001年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上重新设立开放，尽管难与往日相比，我还是每年必去，还约上三五少年挚友，踏旧寻故。有一年在靠近臧家桥的南新华街路东的一个小门上，看到挂着一块“史善朋竹琴社”的木匾，虽不是当年原匾，突然也有“他乡遇故交”之感。“史善朋竹琴社”的匾，当年是张伯英题写的，裱好了装镜框，挂在门前，这种用书法原件挂匾也是琉璃厂的“独一处”。我不顾冒昧，推门而入，一位比我略年轻些的老者迎上前来。我得知对方姓史后，劈头就是一句：“你是几狗？”那位已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忽闻有人问他们弟兄的小名，不由一愣，料是多年的熟人：“我是老大。您是……啊，会文堂的胡大哥！”随即来了个洋礼，紧紧拥抱。这才落座献茶，叫过他的儿女介绍：“这是琉璃厂的胡大爷。我们是发小儿！”
　　我们聊了彼此的经历，他是从乐器厂退休，但是制作胡琴的家传独门技术并没放下，“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不能在我们弟兄手里给弄丢了。”他的屋里挂满了新旧的胡琴，可见他率领着儿子还在干。当然还是用史善朋的旗号。他们是史的儿子和独门技术继承人。“史善朋”这个品牌，乐器厂一直没使用。“史善朋”的胡琴在京剧内行和爱好者中威望很高，史家后人制出的胡琴仍具有相当水平。至于当年那块张伯英题写的“纸匾”，家里一直收藏到“文革”，因害怕，给烧了。
　　史善朋的胡琴今日的价值是很高的，我的一个同庚朋友、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的南京某大学教授刘元震，从中学时就爱拉胡琴。1951年，他的在汇丰银行工作、非常喜欢京剧的父亲，带他到琉璃厂的史善朋处，以旧人民币25万元（折合今天25元，当时能买60斤盛芳螃蟹；两幅齐白石的四尺立轴，那时东西便宜）买了一把胡琴，这个价钱在当时是不低的，胡琴的质量也很好。他一直用到今天，中间重蒙过不少次琴筒蛇皮，都是找史善朋，1956年后则到乐器厂，也找史家的人给换。2004年，他回京探亲，随身还带着50多年须臾不离身的胡琴。他不知见到哪位“狗”爷，鉴定出这把琴确实是他父亲亲手制作的精品，愿以两万元回收，请刘先生割爱，把胡琴让给他们收藏。这把琴跟了老刘大半辈子，他实在舍不得。史家兄弟不好强求，但表示既然是老爷子当年的正经作品，今后有什么小毛病我们负责修理，让这把好胡琴流传下去，永能使用。
　　

琉璃厂的湖笔徽墨　碑帖琴棋（5）
但是当年史善朋带着儿子徒弟终日苦干，收入并不多，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棉袄。到乐器厂后工资也不会高，混个温饱。他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作为民族乐器的京胡，价钱直线上升，一把将就拉的琴，至少一千多块，还要有内行熟人给沙里淘金，史善朋的胡琴几乎成了文物！
　　另一家专卖京胡的店，是东琉璃厂西口往南一点的竹兰轩。这是以给晚年谭鑫培伴奏过、后专任梅兰芳琴师的徐兰沅先生的名义开的。徐先生在京剧界辈分很高，是梅兰芳的长辈，也是胡琴泰斗、为谭鑫培伴奏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先生之后最出色的琴师，人们尊称他为京胡圣手。“七七事变”后梅兰芳先避居香港，后在上海蓄须明志，坚持不为日伪演出。以徐先生的名位，他也不会给一般人伴奏，而暂时归隐在家。在抗战八年中，徐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广播电台讲解梅兰芳唱腔，再就是经营他的竹兰轩。
　　竹兰轩门面不大，好像就一间，没有制作，就是销售，门旁有橱窗，悬挂着做好的胡琴和几幅大照片，都是徐兰沅先生在挑琴筒、琴杆、指导制作时的留影。徐先生住在琉璃厂之西的永光寺东街靠北路西，非常精致的磨砖对缝的几个院子的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