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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舳嗌俸鲜剩俊毙煜壬�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长些的马腿中间上下画了两条印。印制中，徐先生不时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修改得简直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可惜，很矛盾。用这种方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给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术。”
　　自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大获成功后，荣宝斋没有停步，继续在木版水印名画上努力，步步迭升。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大小不同规格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又成功地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完成后，把原作和木版水印画放在一起，难分轩轾，连白石老人也说：“分不清，分不了。”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故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靠“徐、齐起家”之说。其实，好多名家的画作也早就被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如吴作人的《鹰击长空》、《金鱼》，黄胄的《新疆舞》，吴冠中的《故乡》等等。
　　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工艺要复杂得多。虽也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饾版”套印，却与笺纸等一般套印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力求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其工艺程序包括勾画、刻板、刷印三个过程：一、勾画：由画师先分版分色，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刻在一套木版内，画面上有几种色彩即定成并做出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用墨线勾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并要求把画面深浅浓淡的层次和笔墨情趣如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要求勾画者有相当的国画修养，甚至自己也是画家。二、刻板：刻者先将勾好的透明纸反贴在较坚硬的木版上，参照原作，细心领会作者作画用意、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技艺、神韵雕刻在木版上。这也要求刻者在国画上有相当的修养，还须刻工精湛。三、刷印：各分版刻成后，根据原作的纸、墨、色等用料和神韵，依次逐版套印成画。这和传统的木刻水印的各种画作没有大区别，但印的是名家名画，与一般的套印年画不同，要求刷印者也要掌握一定的绘画技巧，在充分了解勾描、刻板工艺后，再用刷印技艺，以轻重有别的手法，追摹原作风貌，传达原作精神。荣宝斋店堂中高悬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木版水印的精品画作，就是经过这三个程序制作出来的，最后再精心装裱。
　　他们在当代画家的名作的印制上硕果累累，但觉得不能仅此而已。当时画作价格不高，再大量木版水印，售价更便宜，对繁荣国画创作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们就把目光移向著名的古画精品上。这类作品流传在世上很少，往往被收藏家或博物馆珍藏，一般爱好者难得一见。若能选择一些古代名画使其木版水印化，而使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悬挂在堂中，那是极有意义的。早在徐悲鸿先生在世时，鉴于他们在木刻水印画作上的突破性成就，曾建议他们刻印制作任伯年的作品，更促进了他们复制古代名画的决心和信心。
　　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楼阁》，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制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品作为国宾礼物赠送。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步前进，由小而大，由单幅而巨幅名作，步步迭进。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等。20世纪80年代，则以相当精力进行中国大型著名古画的木版水印化，先后有《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成功问世。这三幅巨画的木版水印可不简单，不可能像当年初制徐悲鸿的《奔马》那样，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都是反复研究捉摸，费时费工，刻板几千块，刷印几千道，历时数载才成功面世。
　　

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3）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顾闳中作。顾是南唐李后主李煜在位时的画院画师，擅画人物，《韩熙载夜宴图》全卷包括五段，有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以及当时的屏风、床帐、桌椅和饮宴器皿等，如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豪华挥霍生活。画作全部用青绿、朱砂、赤金等重彩敷色，显示出宫廷画的华贵豪奢。在技巧上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关于此画还流传有一个故事：韩熙载是南唐大臣，和李煜在政见上有所不合，引起李后主的猜疑，遂命顾去韩府看看，顾回来画了一幅画，表明韩就是饮宴享乐，没什么政治打算，去掉了李后主的猜疑，化解了君臣矛盾，彼此你作你的词，我喝我的酒，最后把南唐江山拱手让北宋赵匡胤灭掉。可是顾闳中为后世留下一幅传世名作。
　　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此画，历时八年，雕刻木版1667块，印制时使用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色。由技艺精湛的技师陈临斋临摹勾描，张延洲刻版，孙连旺刷印——人们看到这惊世的作品，不能不言及为其费尽心血的制作人。此作只印了30幅，供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此画出色地复制印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木版水印画的新发展。
　　《韩熙载夜宴图》的复制成功，促使荣宝斋向复制又一部中国古代巨作，唐人张萱绘、宋徽宗赵佶临摹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进军。此画原件已是国宝，在复制前还要再一次临摹，由溥雪斋先生高足冯惠莲女士临摹于20世纪60年代。临摹本的气韵、线条、色彩效果完全能与原本媲美，是冯氏临摹生涯中的铭心绝品。为了追求临摹品形神双具，与具体描绘细节一点儿不走样，有时竟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髻，反复修改多次，废寝忘食在所不计。摹本的成功为木版水印的勾、刻、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描择套由著名人物画家李伯实先生担任，他将此幅画分勾出500套版样。因画面上的人物服饰、马身、鞍鞯，多为繁密而细腻的图纹，且间有断裂或脱落，在勾描时必须反映出这种残损而又含蓄自然的原有效果，才能在刻印之后，重现古典作品的风韵。李先生巧运妙笔闯过了第二道难关，但未及全部竣稿而离休，再由木印大家之女方工接续完成。负责雕版的张延洲，已有《韩熙载夜宴图》雕版的成功经验，再次以刀代笔，将此卷的各种曲折、粗细、刚柔不同形态的线条，雕镌于坚硬的黄杨木上。刻板过程中，也要反复审读原画，对照原作进行修琢，力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原作的笔墨情趣，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特征。张先生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刀笔如一地进行雕版再现的创造性劳动。印者王玉良经验丰富，持木版刷印有年，擅印绢本，曾独自印制《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后印《虢国夫人游春图》，历时数年，敷色印染，实非易事。如画中那匹雄健的黑色骅骝，色深而又滋润，墨色还有变化。他据原本的敷色特点，先掸印赭色，再印以掺着花青、胭脂、藤黄的深墨，反复压印，直至酷似原作。画面的人物眉眼、服装纹饰、鞍具马尾的线条，俱呈织细而又柔韧的状态。刻在木版上的线条，有的细如头发，如何印出与原作一致的效果，王玉良凭手感，以绘画用笔掸色的手法，创造性地进行布色，获得逼真、乱真于原作的艺术效果。
　　此画的木版水印件，1992年春正式面世，若从临摹原本算起，几位修养精深的专家倾注全力，前后断断续续历时二十多年，终于以木版水印复制出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荣宝斋自此件起，重大作品的复制性创造，专门设置了整体策划和责任编辑的职务。此画由孙树梅担任此职。取得成功经验后，孙氏又用之于宋代传之千古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木版水印的复制上，担任责任编辑和设计。
　　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是盖世奇珍、画中瑰宝。更为少见的是这是一幅超长卷民间风俗画：高厘米；长厘米，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用印，后幅有金、元、明13家题记，印记90方，另半印6方。此画原为清宫收藏的珍品。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时，将此画携出，后藏于长春伪满宫内。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势力作鸟兽散，此画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物一度散失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发现《清明上河图》，将其收回。1954年文化部将此画调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重新揭裱，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之后将这幅名画长卷交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出版，就提上了日程。
　　荣宝斋组成了一个技术力量最强的班子。勾描是魏惠兰、萧刚，刻版是张进申、苏志生、崇德福，印刷是徐新友，装裱是贾双凤，装帧是王学春。从他们当时的工作照片看，男士穿的还是的卡中山服，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人员年龄都在50岁左右，显然是荣宝斋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技术骨干。此卷的题跋部分只选用了原来13家中的最主要的两家复制。共雕刻木版2150块，历时七年多。长卷著名古画《清明上河图》，以十分逼真、传神于原作的巨画，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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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4）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著名画作享名于世，为国内外的人们敬服。其实他们从1945年试制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起，到古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的非凡成功，时间不过50年，而且主要在新中国、国营后取得的；不断的努力艺术实践和探索，终于使他们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版水印，攀登上过去不太敢想象的艺术高峰，进而以超凡的作品走向世界！
　　

精工装裱施绝技　极度破损能复原
中国的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当然是决定性的。但好花还需绿叶扶，一幅水平不算太突出的书画，若好好装裱一下，立时能抬色不少。
　　装裱字画是琉璃厂的主业之一。虽没有人统计过，总不会少于几十家。在街面上，在胡同里，在土地祠等庙里，都有裱画作坊。人家也有字号：某某斋、某某居、某某山房，很漂亮。
　　裱画业也是少年时三年零一节学徒，这与琉璃厂其他行业一样，只不过这行更苦更累挣钱不多，虽然有不少人身怀绝技。看看他们吃的就明白：一年四季是窝头，还“长吃菠菜，老吃韭菜”。但还要加个“了”字，长了老了才吃，那时菜的价钱便宜；肉只能逢年过节才有。有个笑话：裱画铺里伙食苦，吃块豆腐都很难得。有一次吃熬豆腐，一个徒工猛吃，有人劝他给别人留点，他低头一边吃一边说：“别拦我，豆腐就是我的命！”后来过节吃炖肉，他又猛搂狠吃。师兄弟问他：“豆腐不是你的命吗？今天怎么不抢了？”他回答：“我今儿见了肉，就不要‘命’了！”
　　过去裱画铺、乐器铺、小器作、冥衣铺、帖套作、修旧书的装订作坊里，有绝招的能人不少，可是他们挣的要比琉璃厂其他行业少，尊重他们的只有真正了解他们并有求于他们那手技术的人。这种情况在北京解放后开始有所改变。
　　荣宝斋作为专营字画、南纸、木版水印者，装裱是他们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来荣宝斋内就有相当强大的字画装裱班子。事业在迅速发展，他们对字画装裱力量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在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一炮打响后，只靠召回店铺困难时不得已离柜回家的老师傅，一时仍难敷需要。1956年三大改造，成立了宣武区裱画合作社，改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这些琉璃厂的裱画好手，合作社的裱画案子还没捂热，1959年就被荣宝斋整个儿给端了过来，组建成实力雄厚、北京首屈一指的装裱车间，由裱画圣手张贵桐率领一批老哥们，带着年轻的新手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张贵桐从小在琉璃厂随裱画名家赵翰章学徒，后来先后在融古山房、修本堂等处耍手艺，技术精湛，名气日起，参加荣宝斋工作后任裱画车间主任，出色地完成了好多重大任务。不仅如此，原来荣宝斋外加工的锦匣、装帧等好手，也趁机“收编”进来。
　　扩大生产车间，房子不够，尽量收购左邻右舍的房子，以至好宅子，做生产用房。紧挨荣宝斋的西琉璃87号，是韵古斋韩少慈先生的产业，两个磨砖对缝的上等大四合院，原来租给参局子，荣宝斋要收购，最后由今还健在的韩少慈先生的令郎韩廉夫先生出面办了卖房手续，参局子关张搬走，荣宝斋进行了改建，扩大了生产。后来荣宝斋把东西两侧的房子陆续收用，扩大营业和生产面积。三大改造和私房国家经租后，商店合并，原房和原私人住宅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荣宝斋扩大用房就方便多了。所以它在60年代“文革”中，很快扩展到西琉璃厂半条街。
　　大量房子归了荣宝斋，对他们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影响扩大上非常有利，荣宝斋进展步伐之快是惊人的。还就装裱车间说，不仅承担着难以数计的日常新古书画的大量装裱工作，还在努力拯救抢修损毁已十分严重的古代经典书画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例如，唐代绢本《女娲图》，因年代久远，已损毁到一触即破的地步，他们运用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毫无损伤地装裱成幅，并使色彩稳固。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原秘藏于塑佛腹中，年代久远，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发现时就无法展观。由李振东等人抢修，使用了冲洗旧书画的传统工艺，成功地一点一点揭开了这部900年前的著名经卷，再作装裱，恢复原貌。另一幅明代绢本长卷，已酥裂破碎，无法展观此画，经李振东、李伯实（他还是木版水印的勾描大家）等三人修复、装裱，他们经过拼对、冲洗、托裱、全色后，原作的人物体姿丝毫不走样地呈现在绢本上。更驰名远扬的是，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千百年来经过好多名家装裱，才得以保存至今。
　　在以前的一次装裱中，由于画卷过长，画面上舟车、桥梁、市肆、街道密集，裱画师给接错了段落，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荣宝斋复制此画，张贵桐重新装裱，发现有匹驴少了一条腿，经过仔细查找，在画中另个地方找到了这条腿，才把画接顺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也是张设计装裱的。
　　经荣宝斋修复的损坏程度不一的历代名书画，数以千计，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贡献之大，实难言表。这些平时并不露面的我国著名装裱大师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刘焕章等，埋头苦干，不断突破，把中国装裱艺术推上一个高峰。
　　

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1）
出售当代名家精品字画，一直是50年来荣宝斋的一个主要业务内容。建国后，从老一辈的齐白石、徐悲鸿、于非闇、陈半丁、刘海粟，到王雪涛、关山月、潘天寿、石鲁、黄胄、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中国一流书画家的精品，大多挂在荣宝斋待价而沽。今天依然如故，只不过又一批书画新人的佳作，也进了荣宝斋。荣宝斋不是随便什么人的书画都能进去卖的，那是一种高等级、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艺术界、书画界以至社会的承认。挂在荣宝斋里的待卖的书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不要门票的精品书画展览。
　　过去荣宝斋和琉璃厂其他南纸店，有为书画家“挂笔单”的传统。这跟古玩字画店收、售字画是不同的。笔单是文人撰写文章、鬻字卖画的价目表，即润笔的收费标准。标准多由本人或友好拟定，订出各种不同规格的书画、文章的润例。明码标价，顾客选择定货，书画家按时交件，店家按例收取一至两成费用，是中介性质。收买、出售字画的古玩铺，字画已成为商品，通过收和卖赚取利润，这利润有大有小，甚至也许“打”了眼，“漏”了货，视赝为真，或把真当赝，都可能赔大钱，严重的能把铺子拖垮。
　　挂笔单是书画家自选某家南纸店为他收件、付件和收取润例即笔墨费，这也是南纸店的一项业务。南纸店不仅可在润例上提成，还可推销纸绢、笔墨、绘彩、印色等货物。据说为书画家公开挂笔单，还是荣宝斋首任经理庄虎臣在清末民初时的开创，又由其弟子、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发展起来的，使荣宝斋和近代书画家结成深厚的翰墨缘。其他南纸店也有这项业务，但不如荣宝斋做得好。这项业务开展好了，既有利可图，又可和书画界的上层人物结交，扩大本店的知名度。但真做好了也不那么容易。
　　清末民初时，有不少是清朝遗老，当过状元、进士、翰林、尚书、侍郎，或是在民国接着做大官，他们书法好，绘画艺术高超，卸任无事，以书画古玩消遣，不以鬻字、卖画为生，却要表示自己宦游归来，“两袖清风”，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有的遗老笔墨丹青、金石篆刻的技艺超众，而生活确实陷入困境，需要一些笔墨钱，挂笔单以谋生。有的官大字画又好，脾气派头也随之而大，难伺候。当过清末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以挂笔单挡住许多求字者，不仅润例极高，还不出“双款”，令人望而却步。
　　也有隐居不求名利、不肯同流合污之士，擅书画篆刻，清高博才，如魏旭东、寿石工、陆和九、祝椿年等人，他们的润例人们较易接受。做过一任甘肃省长的清末翰林潘龄皋，真是清贫如洗，一直以卖字为生。
　　庄虎臣、王仁山通过挂笔单，与当代书画家、篆刻家用不同的方法交往。同时还通过挂笔单、展销书画，帮助穷困的书画家、篆刻家推销作品，为宦海归来者，脸上贴金，还为卸任的大官僚挡了求书求画人的驾，免去笔墨应酬之烦，而荣宝斋也出了名、赚了钱。
　　书画家成名，有不少是通过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书画，向社会推荐而逐步出名的，齐白石、张大千是为典型。20世纪20年代，齐、张还不怎么有名声，王仁山深知齐、张作品不凡，努力将他们推荐给社会。张大千的十二扇山水通画屏风，展放在荣宝斋前厅；齐白石的作品挂在明显处，通过挂笔单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张、齐声名大起后，仍不忘与荣宝斋和王仁山结下的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前，琉璃厂的南纸字画店大多沿用老例。1956年改造后，琉璃厂的古玩铺合并为文物商店。过去个人以卖字画为生者也被组织起来，同时对古玩、字画的收和售都有所限制，基本上取消了“挂笔单”的传统，且不准私人间买卖字画，包括自己的作品。当代书画家的字画只能由荣宝斋收。价格有规定，不高，按尺计；而后由他们标价出售。门市出售价和画家收入价往往能差十几倍，但只有这条路，别路不通，否则就是“犯错误”。通过这样的方式，荣宝斋收、售了大量当代精品书画。更因为他们是开放单位，可以向外国人出售，当然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样的经营已由传统的南纸店步入古玩字画店，而又有所不同：经营有相当的垄断性。
　　以“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荣宝斋付出的工价是每字1～2元，它的门市标价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气的已“落实政策”的国画家的作品，每尺付价最高不到20元，四尺画作，画家卖给荣宝斋，所得不到百元，此画出售价往往在千元上下。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人为悖反，反而促进了书画、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购买者也逐渐谙熟此道，托人直接找到书画、篆刻家当面订货讲价。这不是荣宝斋经营之过，而是僵化的体制、“左”的观念的桎梏。他们不能不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文物盗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职务权力横行琉璃厂，曾给荣宝斋用左手题了一块匾，他们敢不挂在门前显著的地位吗？“文革”一结束，这块匾立即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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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2）
好多领导人在书画文物上有修养，常和荣宝斋有来往，偶有购买，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报》领导人、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冤逝的邓拓同志，酷爱书画，有相当的修养，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画，那时这些东西价钱很便宜，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但碰到价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涩了。1962年，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潇湘竹石图》来京求售，暂住在荣宝斋。因为现存的苏氏书法已经很少，画更少，一些人认为此画是赝品，荣宝斋没有收购。邓拓听说并看过后，认为确为宋画，上有26人题跋，其中有明代状元杨慎写的很长的一段竹枝词。邓拓决心购买，对方索价2万元，这实使邓拓难以承受。经朋友努力斡旋，售价降至5000元。邓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的身份，请荣宝斋暂垫5000元，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而邓拓的藏画中，不乏倪赞、徐渭、石涛、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郑板桥、华岩等人的名画。若是他凭北京市委的主管书记强来，荣宝斋也不敢怎么着，邓拓是绝不会这么干的。而康生是经常这么干！邓拓还收购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此画早被文物部门认定是赝品，他反复考证后证明是真作，从而挽救了这幅珍品。邓拓费尽心血收藏的古画名画精品大部分捐献给国家，其他收藏最后还是毁在抄家的红卫兵手中。
　　荣宝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收藏近现代名人书画和文房珍玩。1960年国家拨专款15万元，用于荣宝斋收购艺术珍品收藏用。这就使他们大有周转余地。在“文革”前，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较多，尤其在东北。溥仪的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他们从清宫中偷带出来的文物珍宝包括字画，在逃跑中流落民间不少。后来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东北寻找收购，还真能收到好东西。20世纪60年代，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幅已经破损的古书法作品，包在包袱里到荣宝斋问要不要？收购人员一看，是米芾《苕溪诗》残部，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东北。”这幅字怎么来的？“捡的，多少年了，再搁就全烂了，所以上北京问问。”收购人员商量后给价千元左右。这孩子喜出望外，没想到这幅残破了的字竟值这么多钱，马上点头答应，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们再研究，觉得此件书法杰作够国家一级文物，价钱给定低了点，应该再给这孩子补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处去找，他已经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准确，没法子找到。这个故事说明荣宝斋作为国营商店，收购文物不蒙人、作风好。
　　荣宝斋这几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贵文物，这是不能也不应公开的机密。我从一本《荣宝斋新记50周年》的纪念册上，看到他们“经年积累的典藏”一节中公开发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图片，有明代的毛笔、笔架、明清古墨，钱大昕刻铭的梅花端砚，陈师曾刻铭的破荷砚，赵芝谦刻铭的雕凤随形歙砚，清卢葵生制、金农刻铭的漆砂砚，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大铜墨盒，各种红木镶银丝，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水盂和镶玉，镶象牙的铜水勺，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清世袭罔替和硕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的各重945克的田黄大对章，各种田黄石、鸡血石、白芙蓉石、寿山石的造型奇特、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柯九思的楷书《老人星赋》长卷，沈周的《恋容川色图》，文征明的《东皋图》，盛懋的《清溪鱼者》，吕纪的《双鹤图》，徐渭（文长）的《行书五言诗》，归昌世的《竹石图》，仇英的《松溪高士》，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华岩的《昭君出塞图》，李方膺的《风竹》，朱耷《凫鹰鱼雁四条屏》，刘彦冲的《水木明瑟》，赵之谦的《瓯中物产》，石涛的《山麓听泉图》，任颐的《渔樵耕读四屏》，邓石如的《隶书八屏》，郑板桥的《竹兰图》，吴昌硕的《红梅图》，黄宾虹的《山水册页选》，齐白石的《福寿图》、《朱梅图》、《借山吟馆》，徐悲鸿的《天马图》，傅抱石的《蜀江图》，潘天寿的《映日》，李可染的《奇峰深壑图》。图列的仅是他们所藏珍品的极少部分，已让人美不胜收、拍案叫绝。
　　几十年来，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各种门类的艺术珍品达数千件，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这些藏品除了供专业人员观摩学习研究外，还经常在国内外举办多次各种大型展览，把中国古代、近现代的著名书画大家的精品之作，介绍给广大的海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画艺术的爱好者，扩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荣宝斋内　能人辈出
荣宝斋本来是一家业务范围有限的南纸店。虽然它历史悠久，货品精上，但在清朝中后期，它的地位和影响不如它的西边斜对门清秘阁南纸店。那时阁臣巨宦下朝回家（汉臣都住在北京的外城，内城住旗人，满汉分居），常顺路到琉璃厂小歇，落脚处常是清秘阁。这里门前设有搁官轿处，官员们在铺子里脱去官服，换上便装，喝茶休息后，就开始了他们在琉璃厂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的浏览品玩活动，当然免不了选购一些喜欢之物。清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有学问，对金石文物、旧书字画十分内行。清秘阁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又有这批大佬们光顾支持，理应兴旺发达，远胜于在它之后的荣宝斋（松竹斋且不论，其地位也在清秘阁之后）。进入20世纪后，荣宝斋的经营理念更新，发展步伐加快，在南纸业中后来居上，佳作迭出，声名鹊起，这与自1926年就担任荣宝斋经理的王仁山的努力、劳绩、开拓分不开。
　　据今仍完整留存的荣宝斋1898～1948年“万金老账”上记载：荣宝斋1894年开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