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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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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纽约的莘莘学子
再次回归校园的杨澜开始体会到一种全新的学习生活，在纽约的日日夜夜里，杨澜体会着一种全新的学习乐趣。这是一个属于电视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与电视有关；这是一个属于杨澜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让杨澜感觉到惊喜。杨澜在两年的时间里打开了视野的窗口，搭建出了属于自己的电视平台。这一切难道都与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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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可惜现在的快节奏时代，我们既不温故也不知新。因为现代人缺少时间，时间对现代人来说，有点太少了，少的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书，别说学习新的知识，就是巩固过去的所学我们都没有时间。现代人太浮躁，以前我们都说“举一反三”，现在的人都是“举一为三”，浮躁的人、浮躁的心、浮躁的事情在浮躁的进行。于是，学习，被有心人列为人生中的计划。杨澜到纽约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杨澜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杨澜知道学习的机会难得，杨澜知道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珍惜，在两年的时间里，杨澜几乎是在用自己的一种方式来挤压时间，好像杨澜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了两半来使用。为了尽可能多的掌握知识，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一下子选了18个学分的课程。这个学分超过了一般学生应该选修的12个学分，一个简单的比例，多了50％。
杨澜是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杨澜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杨澜想，既然是学习，就要给自己最大的空间，让自己的学习潜力发挥到极点。这样一来，杨澜在一个学期的四个月里，就没有了休息的时间。
杨澜不是在学校的教室里上课，就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如果不在这两个地方，那杨澜一定是在去这两个地方的路上。如果说杨澜在外国语学院的学习是一种游戏的话，那在纽约的学习就是一场生死较量的格斗。杨澜在学习上的求知欲望以对自己近乎残忍的方式展开。听杨澜说自己在纽约学习的一段，你会觉得呼吸困难，无法想象杨澜是怎么熬过来的。
毅力、坚韧，杨澜的个性成就了杨澜的一切。
期末考试的前夕，杨澜面临着压力，如果说选择18个学分只是一种内心强烈的求知欲望偶尔做出的不理智行为，那考试就必须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
首先是三篇论文，每篇论文都需要在20页以上，论点、论据虽然是现成的，但还是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图书馆成了杨澜的第二个住处。需要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时间是两周。还有3个小时的当堂考试，那时候杨澜感觉自己都快疯了。每天只能勉强到不足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杨澜感觉那阵子没有时间的概念，好像刚到纽约的那天需要倒时差一样，不同的是，杨澜的这次倒时差是两个星期的14天。
中国有句老话，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杨澜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这次考试再次证明了杨澜的实力，也证明了杨澜做什么都能做到很好。在全部考试的科目里，除了一门功课得B＋以外，其他的考试科目杨澜都拿到了最优秀的A。
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中间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但这个成绩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杨澜在这个学期里不但拿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应该拿到的12分，还额外多拿了6分，从生意经的角度来看，杨澜这次的学习赚了。
寻找完美的主持人
既然是来学习，就该有学习的方向，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是国际传媒专业。而杨澜之所以选择这个与自己的电视主持经历有关系，但杨澜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会让自己在几年以后选择开创阳光文化。
因为在国内主持的经历，杨澜对主持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很有兴趣，但在哥伦比亚的图书馆里，杨澜却只找到一本《采访的艺术》好像与主持有点关系，其他的就再也没有了。对任何事情都要刨根问底儿的杨澜这次也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主持人的叫法已经很多年了，作为艺术的一种，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著作或者是书籍，但现在却没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杨澜心中有了疑问，一种深入研究主持艺术的想法在心里产生，既然自己是做这个学问的，那就该清楚的认识这个职业，明白这个职业。
杨澜开始查阅美国主持人诞生前后的所有文字，做了大量的笔记，对主持人的历史杨澜这样记录着：美国的电视主持人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一类是喜剧演员出身负责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的主持人被，称为“Host”。20世纪50年代末的主持人主要在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里以公正的形象出现，这些主持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一定的知识修养，以中年演员为主。20世纪60年代，电视出现了大量的谈话节目，新闻记者和演员分别以亲和力和谈吐幽默给了主持人新的定位。20世纪70年代，因为电视节目的泛滥，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各不相同，这时候的主持人一般都不卑不亢，喜欢提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来刺激观众的观看欲望。主持人的台词开始有专人撰写，但因为很多是现场采访，即兴的问题很多，有时候根据现场需要，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所以对主持人要求比较高。这样的历史让杨澜有了一个疑问，主持有艺术吗？或者说，主持人的职业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职业吗？
杨澜觉得，从美国主持人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这些人层次参差不起，有时候插科打诨，说着提前写好的台词，甚至很多人都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所以，杨澜觉得，在美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持人”这一职业。
也许杨澜是对的，也许杨澜有点片面。如果仅仅是从主持人来自于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或者是需要台词提示来定义，可能有点过于武断。毕竟话剧的演出到现在也需要有台词提示人员的参与。这里不是讨论杨澜的结论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澜的有心和杨澜治学的态度。
对于主持人，杨澜有自己的想法，杨澜觉得，一个主持人，应该站在节目的高度上去参与到节目中去，而不是简单的背台词，然后翻译成自己的白话，用一些语气词来把节目承上启下地串联起来，好像一根缝纫的线一样。
语气的把握、语言的分寸、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运用等等经常说的一切专业术语和要求，对于主持人来说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持人本身所应该具备的涵养素质、文化层次、知识阅历等等人文精神上的内涵对节目的支持，主持人的气质要符合节目的气质，主持人的所作所为要符合节目的需求。
杨澜觉得，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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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那半尺厚的雪
纽约的雪与北京的雪还是有着不同的区别，人相似，境不同，便多了几分新奇。古人说，“境由心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杨澜起床后一掀窗帘，大街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银白色，在没有太阳的天空下面反射着晃眼的豪光，天空中飘散着鹅毛似的雪片。这让杨澜想起白玉兰在早春微寒的阳光下开放的样子，也让杨澜想起远在中国的父母。
那时候杨澜还是一个孩子，每年的冬天，当杨澜的妈妈用一声“下雪了”的惊喜把杨澜从热被窝里“勾引”起来的时候，白雪带来的寒冷就因为杨澜这急匆匆的起床，开门，出屋的动作而不在寒冷。没有生命的白雪因为杨澜的欣喜而好像有了生命。
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因为下雪，干枯的枝条竟然好像萌发出了白嫩嫩的苞芽，龟裂的树干上竟然也留下了雪的痕迹，让白色与黑色交织在一起。杨澜会很快地先走到树下，往树身上用力一撞，于是，就有树上做客的积雪争先恐后地飘落下来，好像接受了杨澜的邀请。这个时候，往往是身后妈妈的一声充满爱意的呵斥。于是，杨澜一脸顽皮的嬉笑便温暖了因白雪的袭击而寒冷了一夜的楼前空地。
堆雪人、打雪仗的游戏永远的留在了杨澜童年的幸福记忆里，儿时的那些把戏虽然深刻到每次想起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但长大后的杨澜更多的还是选择了行走的方式。是因为母亲雪天里的那份呵护再也无法还原童年的欣喜？还是因为童年时的那种纯真留下的美丽，在杨澜的内心留下了不敢再次奢望的距离？杨澜说：“每次下雪的时候，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我就很开心了。”
雪虽然是不同的，但杨澜的心情在有雪的日子里永远都是相同的。只要有雪，杨澜的心情就永远都是最好的状态。杨澜还没有出门就能想象出雪地的柔软和洁白，就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走出纽约的家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杨澜睁不开眼睛。围巾的上面开始开满白色的雪花，层层叠叠，大衣上的不同部位开始有了雪的埋伏，随着你的走动，有些飘落成伞兵的缩影，有些依然守候着你的眷顾。有些雪花很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用牺牲自己的代价给你一份湿润和清凉，让杨澜领悟出，在干燥的冬天也有湿润，也有希望。融化的雪成为水，滋润着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灵。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少有喜欢下雪的。因为下雪意味着交通的堵塞，交通堵塞意味着上班的迟到。所以和所有任何下雪的一个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
让杨澜印象深刻的关于迟到的事件来自于给杨澜上课的教授。从教授的话里杨澜知道了迟到在纽约这个城市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借口能够站住脚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依托。
教授的讲述很简单。对于做电影电视这一行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有次下雪的时候，杨澜有一位同学迟到了20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的回答丝毫不留情面，“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
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意味着谋财害命。古人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说法，可以说是“时间就是金钱”的鼻祖吧。对于电视出身的杨澜来说，杨澜清楚地知道，迟到的分量与含义。想到这儿，杨澜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半尺厚的雪让所有的人都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步的踉踉跄跄让速度明显地不如往常。大街上到处是频频看表的人们，满脸的焦虑，估计十有###已经登上了迟到的名单。
迟到在美国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杨澜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28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
迟到给杨澜上了一堂课，那就是，迟到意味着再优秀的人才也会被淘汰。因为迟到让优秀就有了水分，所以，杨澜不会迟到，杨澜也不允许自己迟到。迟到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放任，迟到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残忍。对于放任和残忍的概念，杨澜并不陌生，所以杨澜不会让自己迟到，哪怕一次也不行。因为人生不允许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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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门前雪
临街的面包店每天7点开门，很多上班的人们都在这里购买咖啡和面包圈，这样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赶时间了。此时，咖啡和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充满着诱惑的魅力，但却好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娇嫩，其实咖啡和面包圈还是和往常一样，不一样的是人群的心理变化，因为雪，因为迟到改变了所有人的心情。所有低头缩颈的人只在路过面包店的时候才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毫不迟疑的追赶着时间。只有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才会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享受，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坚持，用毅力和饥饿抗争。
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这是不情愿下的自愿。铲完之后，还要在雪堆上撒一把盐，这样可以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杨澜一直很奇怪，在中国也有这样铲雪的自发活动，但雪堆更多的是用铁锹堆在树的根部做成雪人的形状，让雪慢慢的融化。而在纽约，却是用盐。在北京只有路面行人走车的地方才用到这个特殊的化学方式。也许就因为这里是纽约？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是美国？
今年的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剧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当所有的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好在迟到的雪里赢得时间的时候，却忘记了，雪化后的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但这点忧虑好像只是杨澜的一厢情愿，纽约人可不管这些，因为在这里迟到才是应该关注的话题，其他的似乎就没人操心了。
看着慢慢融化的冰雪，杨澜想起北京，想起自己的家。若是在北京，一定到处都是雪人了。黑煤球的眼睛，胡萝卜插出的鼻子，在雪的天空下，或神气活现，或开心傻笑，因为制作雪人“艺术”之人的心情不同而不同着。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的人们，急着吆五喝六地出门，不是急着打雪仗，就是开心地滑雪橇，更有跟杨澜一样拥有平和心情的人，享受着踩上松松雪地后的感觉和那种可以让急躁的心回归自然的宁静与平和的声音。也有善意的恶作剧者偷偷地躲在某一棵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
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
人生其实就是在赶路。有的人赶得急促，有的人赶得随意，有的人赶得慵懒，有的人赶得平和。杨澜在这样的雪地里赶路，感悟着雪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区别。
大雪明显妨碍了生活在纽约的人们。纽约人不会去感激雪的美丽，尽管雪的温柔是那样的轻盈，雪的湿润是那样的温情，整个纽约的这天，应该会有跟杨澜一样的国人吧，用充满诗意的眼睛去欢迎这些充当天使信物的雪花吧。
纽约地铁里的乞讨者
在纽约，大多数上班的人都会选择坐地铁，地铁通常可以保证时间的准确。因为下雪的原因，乘地铁的人比平时多了许多。地铁站好像成了暂时避难所，所有把雪看成侵略的人们都像溃败后的士兵一样，匆匆地躲避进来，好像一进来就再也不用回到雪的怀抱里去一样。进来的人很着急地往里面挤，为的是争取时间的充裕，也因为可以暂时地躲开大雪，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坏天气。于是本以脏乱出名的纽约地铁就更加的让人过目不忘了。
地铁车站里人越聚越多，行乞的人也多起来。杨澜感觉很奇怪，来乞讨的人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这让杨澜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遍地都是黄金的纽约竟然有这样的族群，这让杨澜在心里对纽约两个字有了新的想法。“天堂或者地狱”可能往往就在你不经意的一念之间吧。
很少有人会理睬这些乞讨者，就像今天的中国街头也生存着大量这些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人员，恶劣的天气是他们的有力武器。他们重复着相同的台词，以职业性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可怜身世或者是凄凉故事，来换取同情援助下的施舍。
就像国人看习惯了职业乞讨人的本质一样，纽约的看客一样不会理会这些人，虽然这些职业的乞讨人在继续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的台词，但纽约人还是该看报纸的继续看他们的报纸，或者是该聊天的继续在聊天，只有很少一些像杨澜一样的人内心才泛滥着同情。
通常乞丐们会很知趣地走开，并不多做无谓的纠缠。但乞丐们能用阅人无数的眼睛看穿那些真正的善良与同情。于是，杨澜就经常成为一群又一群乞讨者伸手的对象。来自礼仪之邦的杨澜就在这样的给与不给里时常挣扎。不给，善良不同意，给了心有不甘。因为就在杨澜每次乘坐的地铁车厢里，就贴着针对乞丐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
这就使杨澜开始感到十分为难。当杨澜在几次赞助过后用采访的心情来询问这些乞讨者的时候，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杨澜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当又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杨澜面前时，杨澜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冲行乞者摇了摇头。因为杨澜昨天已经做过一次“慈善大使”了，如果天天这样见乞丐就给，就会给杨澜自己增加一个固定开支项目，这对求学美国的杨澜来说，不是好事情。但杨澜还是希望他能从别处得到一点钱，那个时候的杨澜只能用善良给他们一点祝福。
如果说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少的话，那一定缺少一样东西，缺少的是善良，如果说这个世界什么都缺少的话，那一定不缺少一样东西，不缺少的还是善良。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善良的存在，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就是在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因为，心存善良，就是菩萨。
杨澜在多年以后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就是一种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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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杨澜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关系不错的同学和老师。杨澜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包括做事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同样，他们在杨澜身上也见识到了这个来自神秘东方的女性所展示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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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间的性情（1）
纽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把几乎所有国家的人聚积在一起的城市吧。杨澜的同学虽然还没有多到每个国家一个的程度，但从地域上划分的话，却是覆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纬度和经度范围里的精英。美国人当然是占据了大多数，其他的欧洲人、亚洲人、澳洲人、除了南极洲没有同学外，其他地方的都有。这些人带来了各自的风俗习惯，说话的地方口音，甚至是服装文化，让杨澜大开眼界。
在杨澜的班里有个说西班牙语的同学，叫胡里奥，这个人特别喜欢跳舞，任何一个舞会，只要有他的出现，就经常的会一跳一个晚上。这是个听到音乐就会扭动身体的小伙子，虽然英语不是很流利。
杨澜觉得胡里奥特别有意思，有时候说话着急了，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母语说出来。这样一来，大家就会在英语的对话里突然出现听不明白的时候，那就是“小胡”着急的时候。每次杨澜见到“小胡”一着急就蹦出来西班牙语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母语”这个词汇，那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语言。杨澜觉得文化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就像血缘一样，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那是生命里的一个印记，是文化里的一种沉淀。
中国的文化让杨澜在纽约的学校里一直保持着低调，好人缘让杨澜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于是杨澜的好说话就成了大家对杨澜尊重的一种方式，但杨澜内在的张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爆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修养有时候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同样充满着迷人的智慧和震撼他人的魅力。
纽约是个有钱人和有才华的人聚集的地方，在杨澜的班上就有很多来自有钱家庭的子弟，这些人缺少中国式的礼教约束，个性的张扬让他们往往自我感觉良好。杨澜平时对于这些同学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就对谁有什么看法，但有时候杨澜在替别人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让大家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杨澜这样美丽温顺的女人也会发火。
杨澜有个同学杰斯立说话就很霸道，艺术的个性与气质让杰斯立在跟大家合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或不愉快。这些插曲并不影响同学们之间的情感和友谊，但有时候却是这样的小插曲让大家见识了杨澜的性情。
有一次拍摄一个电影作业，杰斯立的分工是导演。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的气势。杨澜的中国特性让她觉得不需要争执什么，虽然杰斯立说话霸道，可是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更何况大家又是同学，又都是为一个电影作业合作的，就处处忍让着，为的是可以出最好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想法，让杰斯立开始说话肆无忌惮并有点盛气凌人了，这些大家就开始“反抗”了。
讨论分镜头剧本时，杰斯立表现得很武断，也很自以为是，别人的意见自己不听，还经常的打断别人的意见，同组的一个女孩子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她反驳着说：“杰斯，我们大家是在讨论，不是给你一个人打工。”
杰斯立也毫不示弱，有点蛮横地对玛丽亚吼叫着：“你懂什么？我的意见是最好的！”并转过头来问杨澜：“不是吗，杨？”可能他觉得在这些人中间，只有杨澜好说话吧。
东方的典雅在杨澜身上再次展现出迷人的魅力。杨澜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意见到底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人赞成，关键是看对片子有没有帮助。毕竟镜头是为主题服务的。如果不能为主题服务，我觉得是画蛇添足！另外，我觉得你应该注意绅士风度，你刚才对玛丽亚说话的方式和声音与您的身份有点不太协调。”
杨澜的不卑不亢让杰斯立感觉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没有想到杨澜会这样来对待自己，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很难堪，唯一的同盟者或者说是支持者竟然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睿智心态，并给自己了一个闷棍，他受不了了。
“什么？你什么意思？”杰斯开始烦躁起来。他没有想到平时温柔谦和的杨澜竟然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并谴责了他的失礼。
他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对这句话，杨澜显示出了一个成熟电视人的大度和中国气质所带来的内在的涵养，她说：“你会明白的，因为你的想法不能为电影服务，当你的所作所为不能为艺术锦上添花的时候，你就是在浪费胶片，就是在走弯路。对于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我不在意，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修养和人格魅力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的对一个女士说话吧？”
一直没说话的另一个同学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你以为就你懂抽象？我们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
晚上，杨澜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并告诉杨澜说，他已经跟其他同学道歉了，希望大家都能原谅他。最后杰斯很真诚地对杨澜说：“谢谢你。谢谢你们。”
杨澜的同学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在与杨澜的学习生活里表现着不同的精神世界。佛上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杨澜的这些同学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不同的世界，杨澜在跟他们共同学习的时候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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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间的性情（2）
比如上面的杰斯，杨澜后来就经常向他请教抽象电影问题。
不同的人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人生启迪，杨澜在自己的同学身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这让杨澜开始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杨澜的另一个同学安德烈，带给杨澜的知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计划，特别是影视制作上的前期预算，这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因为安德烈在制作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常常的发生资金不够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他家有钱，所以，做电影作业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计划，你想这样来做电视能不超支吗？
安德烈的父亲是个医生，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私人医院，家里很有钱。因为有钱，所以安德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预算规划。他在做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很浪费胶片，学校给的有限费用根本不够他折腾，常常是还没有开始，就没有胶片了，于是就只能自己买，反正家里有钱。有困难的同学，他也经常来救急，让杨澜感觉到同学之间的情意。但杨澜从安德烈身上同时也看到了，做一个制片人一定要有计划，不然做电影是会透支的。
还有因为喜爱电影而抛弃优越工作的蒂姆，他让杨澜感觉到喜欢一样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弃所有的。杨澜觉得，她这些同学，有什么就说什么，性情像孩子，不像有些人总是有什么却不说什么，很多话都压在心里，城府很深，不容易接触。跟这些同学在一起，杨澜觉得轻松惬意。大家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好像从来没有过艺术上的争执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里，杨澜怎么能不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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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人格魅力
杨澜的那些大学老师也给杨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用一种人际关系来真实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美国读书的700多个日子里，一些老师对杨澜的关照，也让杨澜在心存感激的时候，对他们念念不忘。毕竟杨澜在这里的所学所知最后让杨澜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人。让杨澜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很长时间外交官的一个人，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他教授的课程是“现代外交”。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穿便装上课的教授很多，但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没有穿过一次，每节课他都西服革履，一丝不苟，上课时的说话也是字斟句酌，不露一点破绽。如果不认识的学生走进来，一定想不到这是课堂，可能会以为是外交官的演讲呢。这样的严谨给杨澜留下深刻印象，也使杨澜意识到，服饰对一个人的仪表有多重要。
虽然麦特劳克教授服装规整，语言严谨，但他的课却很生动，他总会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法，让大家意识到外交上的一些小细节的重要性。他讲过一个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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