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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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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澜吐吐舌头说:“我这不在母亲大人的监护之下玩的火吗?”
  妈妈笑着说了一声:“调皮。”
  杨澜的蓖麻种植告一段落,但杨澜的心里却悄悄的留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努力了总会有收获的,这也是杨澜走进电视以后屡次被证明的一种人生真理。
  据科学研究证明。人生的12岁,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女孩子的性格一般偏向于外向,男孩子偏向于内向。过了12岁,女孩子的羞涩会逐渐的成为主导性格,而男孩子则侧重于发展阳刚的外向。
  杨澜长大了。虽然12岁还是一个孩子,但对于女孩子来说,在这个年龄段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杨澜好像是突然之间丢失了顽皮,羞涩在一夜之间让杨澜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妈妈看到杨澜的变化笑说着:“我们的澜澜长大了。”
  羞涩是女孩子的天性,当羞涩回归杨澜以后,杨澜的外表是文静了,但内心的个性、独立依然在野性的田野里狂奔。杨澜的名字注定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名字,杨澜也注定是一个不能不有所追求的女孩子。这点好像与杨澜爸爸妈妈最初的想法有了一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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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卡带来的人生启迪(1)

  杨澜在北京的父母身边生活是幸福的。
  回到北京之后,杨澜就开始融进这个和睦温馨的家庭里,每天晚上爸爸都会给杨澜讲故事,然后告诉杨澜故事的道理。从“狼来了”的故事里,杨澜知道了诚实的重要,从“东郭先生”里,杨澜知道了愚昧的危害,从“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里,杨澜知道了坚韧的道理。
  杨澜的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外出,每次回来都会给杨澜带一些小玩意,从那个时代所有孩子都玩过的“万花筒”到小女孩喜欢带的发卡,有时候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有时候也是一件稀罕的学习用具,这一切都给了杨澜快乐的记忆。那时候因为小,杨澜并不知道这就是幸福的一种表现方式。
  因为离家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一家人都特别珍惜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家人团聚的时光,都是在笑声与惬意中度过的。杨澜的爸爸妈妈永远都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与杨澜进行交流。爸爸虽然严厉,但绝对不会用呵斥的态度或者是强硬的语气来跟杨澜对话,妈妈虽然和蔼可亲,对杨澜呵护有加,但也绝对不会纵容杨澜的娇气。这样的幸福家庭里没有争执、没有吵闹、没有呵斥,也没有霸权,民主在这个家庭里最早的体现出了人性的魅力。这种民主让杨澜养成了一种遇到任何事情,自己都可以做主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杨澜走出学校大门走进社会以后成功的有力保证。
  杨澜为自己拥有这样温馨的家而感到幸福,也为自己有这样的爸爸妈妈而骄傲。这样的家庭让杨澜从小就一直保持着阳光的笑容,也许就是这幸福的阳光笑容,让杨澜走过了人生与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巅峰。
  有一次,杨澜的爸爸出差回来,给杨澜带回来一个发卡,那是一个与当时经常见到的塑料发卡不一样的发卡,材质是有机玻璃的。红色的发卡弯曲成一件完美的半圆弧线,在阳光下面散发着一种充满诱惑的红色荧光,杨澜高兴地跳了起来,带上发卡就去找同学玩了。
  在那个红色经典的时代刚刚过去的岁月里,相对来说,物质生活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这样一件非塑料发卡可以相比的高级玩意,很让杨澜心里得意,更重要的一点是,杨澜感觉到了自己兴奋的表情,在爸爸眼里折射出来的幸福光亮。小女孩的心理让杨澜有一种炫耀的梦幻感觉,在同学中间,本来就很漂亮的杨澜更是因为这漂亮少见的装饰发卡而与众不同。终于,有同学提出来,“让我们戴一下可以吗?就戴一小会儿。”杨澜答应了。
  杨澜没有办法不答应。自己心爱的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满足小孩子成就感的行为,更何况,杨澜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与大家同乐,为大家着想。于是,发卡就从杨澜的头上摘下来,传递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手上。当第一个孩子带着发卡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杨澜的笑容也更加的阳光灿烂起来。
  孩子们太多了,每个戴上的人都不舍得取下来,后面没有戴过的孩子心里就开始着急,这样一来,孩子的天性占了上风,在下一个该谁带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于是,在这样的挣来挣去里,发卡牺牲了,红色的发卡在众多的小手里变成了两个。
  小朋友一见发卡断了,马上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一哄而散,只留下了委屈的杨澜。
  杨澜哭了,杨澜蹲下去,一手拿起一半的发卡,好像发卡的毁坏是因为自己的?##旁斐傻模睦镉兄帜诰巍8匾氖牵约焊漳玫降男陌铮姑挥泄惶炀驼庋倩盗恕?/p》杨澜哭着回到家,跟爸爸讲事情的经过。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对杨澜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想让你的朋友来分享你的快乐,但人太多,于是就发生了点意外。没有关系,我会帮你把发卡修理好的。”
  “真的?”杨澜睁大了眼睛,不相信爸爸能做到。
  “当然是真的了。”杨澜爸爸很肯定的回答着。
  “不能骗人,爸爸说过骗人不是好孩子。”杨澜还是怀疑着爸爸的能力,继续说:“拉钩?”爸爸说:“好,拉钩就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大人与孩子的童声二重唱就这样在黄昏的房间里打开了快乐的帷幕,剩下来的就是杨澜在一种怀疑里看着爸爸。
  杨澜看到爸爸把发卡的两边放在一起,拿出一小瓶胶水,小心的涂抹在发卡的两个断面上,然后用嘴轻轻地吹着,很快,两面的胶水就干了。杨澜爸爸把两个断面小心的放在一起,用两只手用力的挤压着两边。哈哈,终于发卡黏合在了一起,又能用了。
  但杨澜只高兴了一小会儿就又不高兴了。原来,胶水虽然“愈合”了发卡的身体,但中间还是留下了难看的疤痕。那是胶水在黏接时的痕迹。杨澜不明白为什么一件好好的东西,一旦坏了,再黏合起来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呢?
  爸爸看着杨澜一脸的疑问,就说:“你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发卡再也不能复原了是吗?”杨澜点点头,不说话,又快流泪的样子。爸爸说:“坏了以后,我们只能修理,既然坏了,当然就会有裂痕,裂痕是永远无法修复的,所以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地去做到最好,因为做错了以后,我们虽然有机会去改正,但已经不能跟以前一样了,知道吗?”杨澜很懂事地点点头,但还是沉浸在一种心酸里。
  

发卡带来的人生启迪(2)
杨澜看着这难看的发卡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妈妈说:“让我们来给这发卡打扮一下吧。”杨澜看着妈妈拿出剪刀,在一条丝绸废料上这样修剪一下,那样再修剪一下,又用线把几片丝绸缝合在一起,再用手修整了几下。“啊!”杨澜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杨澜不敢相信,妈妈竟然给自己做了一朵漂亮的大绢花,还把这朵花固定在了发卡上,遮住了发卡上的裂纹。杨澜一见高兴极了,她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发卡可比刚买回来的时候漂亮多了。
  杨澜开心地搂着妈妈的脖子,用劲地亲着妈妈的脸,一连声地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妈妈说:“有时候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有时候好事能变成坏事,关键看你怎么去做。你看,发卡坏了,但现在又好了,更漂亮了。”
  在杨澜点头表示明白的时候,爸爸接着说:“遇到事情我们不能哭,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自己动脑子,动手,解决了问题,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

第四节 丑小鸭长成白天鹅
虽然杨澜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但杨澜的内心并不轻松。从上学开始,杨澜的爸爸妈妈就没有过多地过问过杨澜的课业情况,但是杨澜有一种不服输的毅力。这种毅力和坚韧让杨澜在以后的电视生涯里收获颇丰,但也让杨澜心里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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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个性的诞生

  人在一生的经历中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有些是因为不知道珍惜,错过了才发现自己的不该,有些是因为疏忽了亲情的呵护,走过了才发现,那时候的亲情已经不可能再用现在的亲情来替代,还有些只是因为随意的惯性释然,才使自己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时间的独处里突然的出现,让你感到一种无法触及的揪心与不安。
  就像生命里开过的那些花儿一样,当你身在花中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去留意花儿为你开出的娇艳,也无心去深嗅花儿为你酝酿的芬芳。当你有一天突然发现那些生命中绽放的花儿对你是多么重要的时候,已经事过境迁了,你已经永远地轮回在一个再也找不回来最初的那缕清香的空间里了。遗憾永远都只能成为遗憾。
  对于杨澜,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给予期望。有人说,不成功的父母希望孩子能成功,因为孩子身上有父母的梦想,孩子是父母圆梦的最后希望。反过来成功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辛苦,更多的是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在一个相对和谐、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生活环境里,幸福地度过平稳的一生。杨澜的父母就是这样。
  所以,杨澜从小过的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生活的压力,也没有父母望子成龙的逼迫利诱。
  1983年至1986年,杨澜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中学时代的心理特征是一种渴望飞翔、渴望独立、渴望摆脱父母约束,自己去争取自由自在的时期,杨澜也一样。
  那时候,杨澜已经开始在同学中有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杨澜人长得漂亮,是当时的校花,也不仅仅是因为杨澜成绩优秀,一直让同学羡慕,更主要的是因为杨澜的“韧性”。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让杨澜在同学中出了名。
  只要是杨澜认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她。
  韧性与独立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反应。独立的人一定有韧性的根基,韧性的人一定有独立性格的前提。独立与韧性相辅相成而又各不相同,这种韧性在青春期的杨澜身上成为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叛逆。
  可能是杨澜的爸爸妈妈最初对杨澜的教育过于宽容了?还是杨澜的爸爸妈妈觉得在一定的社会常识与生活经验的前提下,可以让孩子去接受锻炼?反正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里,杨澜的独立性格有了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空间为杨澜的以后打下了基础,也让杨澜从小就养成了聆听别人的意见,但最后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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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妈妈擀面条

  中学时期,杨澜的妈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家务都不能做,这样家务就落在了杨澜的身上。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澜感觉到自己长大成人了。虽然家务只是简单的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原来就学过的事情,但现在跟原来毕竟不一样了。
  原来都是帮妈妈做一点,偶尔的才会连续做家务,现在不同了。现在爸爸妈妈开始把杨澜当作大人一样看待了。如果说原来杨澜的爸爸妈妈是在心理上像对待朋友一样的来把杨澜当作大人的话,现在却是在实际生活里让杨澜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扫地、洗床单、买菜、做饭,甚至是换煤气这样的体力活,都成了杨澜开始需要操持的一部分。这样过早的家务劳动,培养了杨澜的独立个性,这个外向与内向合二为一的中学生,开始在父母的呵护下撑开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一天,杨澜的妈妈突然说,想吃点手擀面,虽然杨澜的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但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面食也逐渐成为了家里的主食。
  对于南方家庭里长大的杨澜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杨澜知道,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是先和面,然后再用擀面杖来擀面,把面擀好以后,仔细地折叠在一起,再用刀切出面条来。这些杨澜都看过,真要做起来,还是闹了笑话。
  那天下午一进家,就问:“妈,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妈妈说:“我想吃点手擀面,可是你不会做啊。”
  杨澜说:“不会做怕什么呢,我还不会学吗?”
  妈妈笑着说:“哪里能一学就会啊。”
  杨澜说,“还不是和面,擀面,切条,下锅。看也看会了。”说着杨澜就开始把面舀到面盆里,用水和起来。
  和面是个巧劲,水要一点一点地加,杨澜不知道,放一点进去,觉得不够,再放一点进去,还是觉得面干。杨澜不知道,应该是一边加水,一边把面揉成团的,当杨澜发现手一进去,竟然快成面糊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求教于妈妈。
  杨澜带着满身的干面粉,那是舀面时碰上的,带着两手的面,那是水太多了,黏在手上的,问妈妈:“妈,我这是怎么了?面那么软!”
  妈妈笑着说:“你再放点面进去吧,慢慢的揉成团,现在是水太多了。”杨澜答应着就要走。妈妈又说:“你的盆也用干面粉擦一下。”
  在妈妈的指导下,杨澜终于把面和好了,也知道了,会和面的人最后应该是“手光,面光,盆光”,这样的“三光政策”。
  面和好以后,还要醒一段时间,这样的面才均匀,吃着也好吃。杨澜就这样让妈妈体会到了自己的一种孝心。
  爸爸妈妈为了培养杨澜的决断能力,每次家里有事情的时候,都要询问杨澜的意见,给杨澜充分的发言权利,有时候爸爸不在家,杨澜就在妈妈的监护之下开始“独断专行”任意的行使着家庭内部的权利。比如,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什么蔬菜调补了,家里需要添置什么物件了等等,都有杨澜的建议。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还没有提倡什么素质教育,更没有哪个家庭会给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言权和决策权,但杨澜的爸爸妈妈好像一开始就给了杨澜为整个家庭拿主意的权利。这在杨澜以后的事业发展上,充分体现了杨澜爸爸妈妈的先见之明。从小给孩子一个独立、自强的个性,比给孩子金山,银山都强。在今天,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父母的必修课,而杨澜的爸爸妈妈却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实施着这个计划。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个性的独立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就是让杨澜更早地开始融入社会,承担起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责任。坏的一面却是,杨澜开始在这个叛逆的年龄上无意中伤害了母亲。这事到今天都让杨澜觉得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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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是无心的

  有一年,杨澜的爸爸出国访问,家里只有杨澜和妈妈两个人,因为学习紧张,杨澜开始选择了住进学校。
  爸爸出国,杨澜住校。这样一折腾,杨澜是舒畅了,但家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了,所以杨澜妈妈很希望杨澜能够在家住。对于这件事,杨澜没有妥协,没有听妈妈的话。虽然杨澜在家庭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但青春期的叛逆需要的不只是发言权,而是摆脱父母视线后的自由自在,强烈渴望独立的性格让杨澜忽略了妈妈的关心。杨澜开始在自己划定的天地里飞翔了。
  有天周末,杨澜回到家里,看到了妈妈,并未想多停留,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因为周末有活动。她只是回家拿换洗的衣服,拿完就要走的。这时候,妈妈说话了:“澜澜,你要出去?”
  杨澜回头看着妈妈说:“是啊,有个活动,怎么了?”
  妈妈说:“没有什么。”
  杨澜说:“那我走了。”说完,杨澜随便拿起几件干净衣服,装进行囊,然后就跟妈妈打了招呼就走了。
  后来杨澜知道妈妈当时流泪了,但没有让杨澜看到。
  每次杨澜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愧疚,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年少无知,因为那时候自己对母爱的疏忽,更因为无心的过错,心有歉意。
  杨澜说:“其实我很想对妈妈说一声对不起,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母亲这两个字太过于厚重,厚重到你用任何的字样来表示歉意,都会在母亲这两个字里消失得无声无息,就好像一滴水想冲淡大海的苦涩一样,孩子给母亲的永远都是忧伤中的幸福,而母亲给孩子的永远都是宽容中的回忆。
  我想如果我妈妈看到这里,一定会说上面的故事是我现在产生的幻觉。在母亲的记忆里,永远都是一种满足的幸福,而不会留下任何能够伤害母亲与孩子之间感情的记忆。这就是中国善良的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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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早恋的青春时节

  早恋是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词汇对于中学生来说,不亚于毒蛇猛兽,谁要是被这个词汇定性,几乎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谁就彻底被定性了,大学与你无缘。所以早恋就成为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的专用名词。
  对于杨澜这样优秀的好孩子来说,早恋是不可想象的,早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杨澜早恋了,别说老师不相信,就是杨澜自己,可能都不会相信。
  托尔斯泰说:“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
  杨澜在青春期怎么会没有一点心思呢?《童年》里的歌词就成了杨澜与众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孩子逃避现实的方式和情感幻想的唯一寄托,不同的是“隔壁班里的那个女孩”这句歌词里的主角,换成了“隔壁班里的那个男孩”,被这些重点保护的学生整天地挂在了嘴上,成为当时校园里徘徊在禁区边缘的风景。
  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天性中的羞涩,再加上学习的压力,老师的教诲,社会的教化这些原因吧,杨澜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只是在心里幻想着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在青春初次绽放的年龄走入自己的视线,在不该幻想爱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里的梦。这样就可以在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的背后,隐藏着一点不为大人所知的心事。
  杨澜笑着说:“那时候,其实也特别希望有男孩子追自己,哪怕是不成功的一次也好,或者是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一次也好啊,但没有,一次也没有过。这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青春期的遗憾。”
  送纸条,是那时男同学悄悄表达自己好感的唯一方式,如果哪个男生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就会在下课的时候把写着“我在某某地方等你”之类的小纸条放进该女生的桌子里,这就是传纸条。有的男生很大胆,甚至会写出“我想跟你好”的句子。女孩子接到这些纸条最初都是主动地交给了老师,于是该男生就会被老师不点名的批评,情节严重的,就会被点名批评。被处理的垂头丧气,侥幸逃脱的私下里幸灾乐祸。
  但杨澜从来没有接到过一次这样的纸条。所以,那张充满着诱惑的神秘小纸条,竟让杨澜到现在都觉得亲切,就是因为杨澜中学时期,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张。
  后来早恋成为一种学校问题以后,女孩子反而不上报了。于是纸条就成了女孩子骄傲的证据被积攒着。有些女孩子3年下来纸条摞成山,唯独杨澜门庭冷落,有时候偶尔有张纸条在课本里出现,也不是“在什么地方等你”或者是“咱们好吧”的几个字,而是,“第几页的题怎么做啊?”,“或者第几题的答案是什么啊?”书写格式竟然规矩的没有一点破绽,严谨的可以赶上政府的公文了。
  没有人送纸条最后竟然成了杨澜的一块心病了。杨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接过一个夹带着情感色彩的纸条呢?没有这白色的纸条,青春期的色彩就少了一份鲜艳,青春期的梦幻就会少很多希望。
  很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杨澜笑着责备她的男同学们,“你们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想到给我写纸条呢?”结果这个疑问一被提起,男同学们就睁大了吃惊的眼睛,每个人都是一脸沮丧的样子,一个个不停地埋怨着自己,然后矛头直接指向杨澜,“这要问问你自己了。你那时候学习那么好,每天是一身正气,扔了课本拿起的还是课本,老师呵护着,同学仰慕着,校长表扬着,整个一水泼不进,我们一见就觉得没戏,谁还敢去碰钉子啊。”
  这就是杨澜中学时代的特写。
  虽然杨澜做人大方,模样出众,处理事情果断,又广结人缘,但在青春期诱惑这个阶段里,杨澜却是情感经历上真正的“孤家寡人”。
  

第一节 梦幻开始的地方
如果说,中学时代是我们选择方向的时代,那么大学时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4年的学习生涯里学有所成,并有所选择。杨澜的大学生活好像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又求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没有就业的困惑,更没有人生该有的烦恼,这样的生活应该让杨澜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心里编织的梦

  走进大学校门的杨澜已经戴上了眼镜,那是高中三年的“恩赐”。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学生来说,眼镜几乎是学习好的一种证明,更是一种自己加上去的、学校认可的学习证书。好像没有眼镜的提携,大学的校门就不会被敲开一样。杨澜既然是个好学生,当然就不会不戴眼镜;杨澜既然是个好学生,当然也不会考不上大学。
  高中时代的稚气还没有蜕尽,成人的生活开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虽然只有18岁,但进入大学,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是让杨澜找到了成人的感觉,那时候的杨澜走路都觉得神气,不是因为考上大学,而是因为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虽然在杨澜爸爸妈妈的眼里,杨澜还是一个孩子。
  走进大学的杨澜,还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那时候刚从懵懂的高中时代,进入一个大学时代,对于杨澜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杨澜需要在新的环境里悄悄地调整自己,放松自己,给自己一个学习中的休假,在大学的轻松与惬意里慢慢地充实自己。那时候的杨澜还没有想过自己的以后,更没有着急想给自己找一个定位,那都是4年大学以后的事情了,现在还不着急,何必着急的像一个等待出嫁的姑娘一样,着急的要给自己的未来或者是余生选择一个走上了就再也无法退出的旅程呢?
  那时候杨澜还不知道自己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之后会选择电视,这个与自己的英语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更不要说是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了。那时候企业这个特殊的名词对杨澜一定是相当陌生的。虽然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私人企业,但约定俗成的观念,还是让杨澜想着毕业后找一个国营单位,做一个教师或者是其他什么稳定的工作,这样的人生才是爸爸妈妈希望看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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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时不懂爱情

  人生永远都充满着不可预知。既然人生不可预知,就索性什么也不想了,就索性在大学的天地里自由的翱翔一回吧。于是顺其自然的,杨澜恋爱了。
  社会的定义有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在没有进入大学以前,不管你年纪有多大,只要你有了思念的对象,只要你的思念为人所知,早恋就会无情地给你一顶大帽子,压的人无法呼吸,至于你是不是能撑起来,那就是你个人的事情。一旦进入大学的门槛,即便你只有18岁,或者是再小一点16岁,你的恋爱都是“合法”的。因为你成人了,因为你是大学生。好像大学生的身份就是一个成人与孩子的界线一样,在界线外,你就是个孩子,早恋是不允许的,在界线内,你就是个大人,你可以恋爱了。
  于是,杨澜在18岁进入大学的第一年,补充了在中学时期没有出现过的重要课程,对于18岁的年龄来说,这份迟到的爱情填补了中学时代的空白,虽然是在大学里的爱情,但对于18岁的年龄来说,还是应该分类在青春期时代。
  这次爱情虽然很短暂,从开始到结束,好像也就是喝一杯茶水的时间,但毕竟填补了杨澜在20岁之前没有恋爱过的经历。这种爱情课程的即时补充对于杨澜来说,虽然有点晚,但还是很及时的。青春因为这次经历而变得圆满与精彩,虽然这次爱情在杨澜的记忆深处只留下了一个符号式的名词,恋爱,但毕竟也是一种生命里的一种过程,让杨澜在20岁之前按时答完了人生该有的试卷。
  杨澜的宿舍里住有5个女生,这5个女生都是在中学时期受到各自学校精心呵护的宝贝,都是带着青春期的遗憾走进外国语学院校园的。于是,恋爱的功课,就在他们进入大学一年级的业余时间里,分别给他们5个人上了一课。不同的是,杨澜的课上的最晚,结束的时间却最早。就像启明星的短暂一样,只是提醒着人们,天要亮了。
  杨澜说:“那时候,同宿舍的4个女生都分别接到了情书,我还记得当第一封情书飞进我们宿舍的时候,大家出去撮了一顿,因为心里高兴。后来陆续地又来了第二封,第三封。这样姐妹们陆续地开始出去约会了,只有我没有接到情书,搞的我那时候特别自卑。”
  就是因为这事,后来杨澜还写了封信给自己中学的班主任。杨澜心中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她们都有了恋爱的经历,而我没有呢?难道我比别人差吗?
  杨澜在信里对她的班主任这样诉苦:您认为我是不是在哪些方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男孩子给我写情书?
  善解人意的班主任很快就回了信,她在信里对杨澜说,“你挺好的,不用着急,情感上的事情还是顺其自然。你会遇到一个让你用一生来等待的人。”
  就这样,杨澜开始了等待。后来有一个男生给杨澜写了第一封情书,杨澜就开始进入了爱情的角色。其实,那时候杨澜还什么都不懂呢。
  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等待的过程。从我们出生开始就一直在等待中度过。有的人等待得急躁,有的人等待得充实,不同的等待心理决定了一个人的宿命。
  有人说,机遇永远都眷顾有准备的人。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
  杨澜的等待其实就是一种准备。当青春期的诱惑在杨澜面前招摇的时候,杨澜虽然有梦想,但知道这时候自己还只能等待,当杨澜可以接受诱惑的时候,杨澜的老师告诉杨澜,你只要耐心等待。于是,当主持人的角色给杨澜一个新的定位的时候,杨澜已经开始在等待中整装待发了,当出国留学的愿望向杨澜招手的时候,杨澜已经可以轻装上阵了,当阳光为杨澜打开一扇新的门窗,杨澜已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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